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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史学 | 王国杰:论中亚东干族的方言特点

唐潮杂志 唐潮杂志 2022-03-20

『西岳史学』栏目简介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源于1944年建立的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系,70余年来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取得了为国内外瞩目的学术成就,涌现出以史念海、黄永年、斯维至、朱本源等为代表的一批成就斐然的史学大家,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一方重镇。《唐潮》杂志现开设『西岳史学』栏目,继承『西岳论坛』之名, 以公众号为平台,重新整理、推送学院教师的优秀学术成果,既为学院学子提供学术研究的指导与帮助,也向学界展示我院深厚的学术底蕴。


【作者简介】 

王国杰,长期从事苏联与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发现东干族第一人。1990年、1993年、2004年曾三次访问俄罗斯和欧亚十几个国家。1988年担任陕西师大教学委员会委员,2004年担任陕西师大首届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2005年《国际战略学》课程,被学生投票选为"全校十佳公选课"(第二名),2006年网上评教,《现代俄罗斯研究》课程全校排名第八。主要研究苏俄史和中亚东干族的历史与文化,曾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西北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国际共运研究》等核心及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译文80多篇,正式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反响,有10篇文章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同时先后获陕西省教委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陕西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奖三等奖各1次。两部专著均获得学校和学院资助。1980年参与编辑出版《苏联历史问题杂志》近10年。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成立大会。1998年始任中国回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2005年任国务院硕士、博士学位点评审通讯评委。





论中亚东干族的方言特点

 

王国杰

【内容提要】 中亚东干族是很有特点的海外华人移民群体,也是中国西部边疆的一个跨界民族。他们是 1862~1877年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幸存者。东干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在境外完整地保留着晚清时期陕甘回民的风俗习惯和方言土语。东干族的语言文字具有多元性、混合性、地域性、寻根性、封闭性和独立性等特点 , 值得大书特书。

【关 键 词】 中亚东干族  方言土语  “方言孤岛”  晚清文明活化石


东干族特指 1877~ 1884年间被迫迁移到中亚七河地区定居的陕甘回族移民群体。俄罗斯人及突厥语民族称他们为“东干人” (意为“ 东岸子人” ) ,他们则自称“ 陕西老回回”。截至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亚东干人口总数已近 12万。他们分别居住在现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28个城乡居民点上,其中营盘、新渠、哨葫芦、米粱川和奥什为其五大中心。

中亚东干族是中国西北回族在境外最大的一个移民群体,他们至今仍保留着晚清时期的一些 生活习俗、方言土语和婚丧嫁娶等习俗,并且把这些东西当成本民族的标志。东干人的这种文化寻根意识难能可贵,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具亲和力,他们在境外所保留的习俗最能体现 100多年前中国回族文化的某些特点。

在东干族的习俗文化里最有特点的当属他们保留下来的方言土语。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志之一。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播工具和思想的载体。一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传播,其未来文化的发展 又要靠它去推动。语言文字就像一面镜子 ,它清晰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各种观念、习俗和信仰。语言反映和涉及到一个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方言的个性特征更为突出,乡音难改,乡音又最能代表一个人的身份,方言也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地域特点、历史积沉和文化传承性。方言土语最具凝聚力和代表性。它是一种根的符号 ,母语的力量。母语是通过吮吸母乳注入人体内的生命密码 , 它通过声带、舌头、齿龈部位及口型的变化传达出来的有声呼吸。作为生命信息载体的母乳所包含着的体温、血统和遗传基因,是世界上任何物品都无法替代的。因此,母语的力量就是母乳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血液的力量和根基的力量。对于那些背井离乡、漂泊海外和身处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方言的这种力量显得更有分量。古人讲的“他乡遇故知”式的人生美事正指的是方言的效果和力量。因此,我们认为方言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凝聚点和代表物,从一个民族的方言土语中我们就能找出他们的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文化取向、思维习惯和民族个性等丰富的内涵。


语言有几个要素: 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按东干学者的说法,东干方言的音调属于陕西四声调和甘肃三声调。东干人说话比较硬,且多用去声。因为清代陕甘两省同时爆发反清起义 ,起义失败前后定居中亚。因此,东干人都自称“陕西老回回”。实际上东干人分两部分: 55% 为陕西籍回民后裔,其他 45% 为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的回民后代。陕西籍东干人的口音与今天陕西关中人的口音没区别,而且还带有此地的方言特有的 一些东西。例如,把“小”说成“碎” ,把“小孩”说成“碎娃” ( suiw a) ,把“ 喝水”说成“ 喝费” ( he fei) ,把“ 下雨”说成“哈雨” ( ha y u) ,把“吓死人了”说成“ 哈死人了” ,把“黄杏”读成“黄横( heng )” ,把“ 鞋袜”说成“孩( hai)袜” ,把“咸菜”说成“ 寒( han)莱” 等等。这些独特的乡音让远在万里之外的陕西人听起来特别亲切。在中亚 ,一跟东干人用陕西关中口语交谈,双方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独特感受。1993年7月,笔者第二次访问营盘时就曾为他们的村史馆写了一副对联,表达了这种感慨: “ 去乡万里情不改 ,出国百年音尚存”。看来东干人确实保留着晚清时期陕西老话,原汁原味没“ 走形” , 正宗地道没改样。



笔者曾两次走访过营盘和新渠(陕西籍回民后代聚居处,有两万多人口)以及甘肃籍回民后代 集中居住处—— 哨葫芦(约 1. 4万人)。据查,他们之间在发音和腔调上没多大区别,只是在词汇上有细小区别。比如 ,陕西籍东干人把舀水的东西叫“瓢” ,甘肃籍东干人叫“马勺子” ; 前者把“ 人死了”说成“ 人殁了” , 后者说“ 人完了” ; 前者叫“铁锤锤” ,后者叫“铁榔头” ; 前者把昨天说成“夜个来” , 后者说“昨个来” ; 前者把照片叫“影图” (把照像叫“ 拓个影图” ) ,后者叫“ 图样” (把照像叫“拓个图样” )等等。造成这种语言现象的一个根源就在于东干人的一个传统观念: “陕西姑娘不对外” ,即陕西籍姑娘非东干小伙不嫁。笔者在哨葫芦见到不少陕西姑娘嫁给甘肃籍小伙子。上百年来东干人之间相互通婚,亲戚套亲戚,故在中亚陕甘方言口音互相融合,口音相近,腔调几乎一致。

词汇是东干方言里最有特点的部分。东干人的词汇丰富多彩,很有表现力。他们把百年前中国西北地区回民土语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语言发展很快。因为他们远离故乡 ,在境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方言孤岛”。换句话说,我国陕西、甘肃人的许多老说法早就变了,而远在中亚的东干人却把百年前陕甘老话都保留下来了。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在中亚所收集到的东干词汇,前边是东干人表述, 后边(括号中)是当今陕甘人的说法。大家读后一定会倍感亲切,同时也会感到趣味无穷:
 

浪去了(指出门散步或串门)

把女子给人了 (把女儿嫁出去了)

凉着了(指感冒了)

衙门(他们至今把政府机关都叫“衙门” )

喝叶子(喝茶)

铺子(至今没“商店”一词)

断给你了 (赠送给你了)

钱庄子(他们不懂“银行”一词)

苹果膏子 (指苹果酱)

眼歪得很(指一个人目光敏锐)

攒劲(指得力、有力 )

耍笑(指开玩笑)

灵虫虫(指脑瓜好用)

缺一根弦(指大脑不好使)

做活去了 (指下地干活或出门上班)

喧一下(指拉闲话)


值得强调的是中亚东干人还使用一些只有陕西关中人所特有的一些词汇和表述。比如 ,把吃馍叫做“馍 ( die  mo )”; 把走神说成“ 买 ( ni e)”;把行为放肆的人叫“二憨子”; 把差一点说成“险乎儿” (例如,“ 险乎儿把我的命要了! ” ) ; 把头叫“ 颡( sa)” (“我一见数学难题颡就大了! ” ) ; 把小孩玩泥巴叫“    ( rua)尿泥” (“他小时候只知道 尿泥, 啥都不会! ” )等等。还有“邪门歪道”、“花里胡哨”、“胡吹冒撂”、“刻立马查”和“旮旯拐角”等等。这些表述让今天陕西人听起来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这些表述听起很土,可仔细玩味却很文气,其中许多表述特具古文气息,且很科学。海外华人很多, 像东干人这样几代乡音不改的却不多见。



在这里我们要探讨一下: 中亚东干人是靠什么把自己的方言保留下来的。须知中亚东干人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失败)被迫移居到一个特殊的地域(由俄罗斯统治下的中亚突厥语民族居住地 )而定居下来的一个特殊移民群体。 东干人所操的陕甘方言无法与人交流。但是第一、二代东干老人坚持讲方言,并将此立为家规族规。就这样几代东干人在没有汉字的情况下(清代回民起义者都是文盲,几代东干人不识汉字) ,硬是靠口口相授把自己的方言土语保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意识到方言就是东干人身份的标志 ,一旦丢了方言,东干人就可能被同化。几代东干人的这种意识就是他们上百年来乡音不改的基本原因和条件

宗教因素及中国回族文化基因是其第二个条件。东干人笃信伊斯兰教 ,他们一直坚持做五时拜功,坚持到清真寺里去做礼拜。据查,在刚过境后的最初 40年里,在中亚七河省平均每 50户东干移民就建有一座清真寺。东干人自觉拿出 4% 的收入上缴清真寺,以维持宗教活动。上百年来东干人一直这样做着。伊斯兰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紧密结合。这就是东干移民群体不散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回族习惯以清真寺为中心建立社区和乡庄。东干人正是继承了这一基因和传统,他们保持了中国回族那种大社会小群体的特殊模式,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东干人都以清真寺为其活动中心。看来群体不散就是保留方言的重要条件。

东干人能把陕甘方言保留上百年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们那种强烈的寻根意识和思乡情感。重视乡土情谊及人际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定居中亚的几代东干人正是继承了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基因。100多年来他们追求的是生有所聚,死有所葬,人心思稳,群体不散。至今他们还把东干族先人们居住地陕西叫做“ 我爷的省”。一位东干族学者就曾对笔者说: “我们这个民族有两个母亲: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养母,中国是我们的生母”。在东干人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些谚语: “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 “宁恋本乡一捻土,不爱他乡万两银” ;“ 官大一品,不压乡党” ;“ 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等等。正是这种乡情观念及寻根情结使得几代东干人把陕甘方言看成是对故土故乡情 感的寄托而保留下来了。



文字是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原因东干人的方言只是一种口语,几代东干人不识汉字,更不会写汉字。其主要原因是当年的西北回族起义者几乎都是文盲。据说 ,陕西籍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手下有两个识字的,但过境后不久就去世了。 因此,确切地说,在 1878~1927年间,东干方言是没有文字的,它只是一种口语。第二代东干人创建东干文字的初衷是为了保留住自己的 文化特色。没有自己的文字就无法把第一代东干人带过去的民间传说、歌谣、谜语及民间小曲都传承下去。须知清代陕甘民间小曲、歌谣极富韵律, 一旦翻译成俄文或突厥文就没有这种韵味力量 了。我们抄录一段东干人中流传的谜面 ,大家体会一下这种韵味: “一个白土圪塔没缝儿,里头夹了个黄杏儿” (谜底: 鸡蛋)。东干人中至今流传着的几段儿歌,也都适合用方言去读: “ 把娃撂到墙缝里,蝎子夹得要命呢; 把娃撂到房上,老鸦叼的铛铛; 把娃撂到河里,两个娃娃捞呢…… ”

东干文字产生于 20世纪 30年代初。倡导创立东干文字的学者就是东干族大文学家、第二代东干人的优秀代表亚塞尔· 什娃子( 1906~1988)。最早是在 1927年,当时苏联普及文化教育,东干族文化工作者和几位俄籍专家运用拉丁文字母创制了一套东干文字母,但是由于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而没有好好推广,使用范围很小。到 1953年,东干族文化界进行文字改革,他们放弃了拉丁字母, 改用俄文字母创制东干文字,与广泛使用的俄语保持一致。我们现在用东干文抄写一段流传在中亚东干人中的老民谣《一对牛》,懂俄语的人能拼出其读音:


借了一对牛,ЖЕЛИ ИИДУНЮ ,

长的门楼高。ЖОНДИ МЫИЛУРГО.

套上犁地去,ТОНШАН ЛИДИ ЧИ,

倒把铧打破。ДОБА ХУАДАПО.

世上的穷人多,ШИШАНДИ ЧУНЖЫНДО,

哪个就像我?НАГЭТЮШЁНВЭ?



东干文字的创制与使用为东干文化的发展至少做出了三大贡献: 一是抢救保留了一大批第一代、第二代东干族老人所知道的儿歌、歌谣和谜语 (东干人叫猜谜); 二是有了本民族的口语文字教科书(用东干文编写中小学课本 ) ; 三是他们编辑出版自己的报纸,叫《东方火星报》,在各东干族乡庄发行传播。东干族是个极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东干人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酸甜苦辣。这些传闻口碑史料若无文字记录,势必被人遗忘,东干族老人为保留中国西北口头文字资料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干人的口头文学创作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几代人所创作的民俗文化成果在原苏联文学宝库 中都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 20年代东干人中流传着一首小曲《南巧担水》,形象地描述了早期东干族妇女在封建夫权压迫下的悲惨生活,再现了百 年前东干族妇女的生活状况。歌词如下 (这段小曲显然是东干人从中国西北地区带到中亚的) ,我们陕西人今天读它也颇有感慨:

一更磨面二更罗,人家睡觉我做活。

早上担水浇菜地,晌午担水步难挪。

婆婆骂我不争气,公公说我不出活。

小叔过来扇耳光,丈夫回来踹几脚!

东干人在有了本民族文字之后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这份报纸创办于 1932年。这一年 3月3日出版了第一期报纸,名叫《东方火星报》,东干文写为: ДУНФАННОЩЫНЬ, 学过俄语的人大致能拼出来。该报纸的主编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化名人什娃子。创办者给报纸起这个名字 ,一为证实他们来自遥远的东方,是东岸子人; 二为表明他们是清朝洗回事件的幸存者,是“星星之火” ,表明他们的顽强生命力与无限的发展前景。开始几年为月刊,印数仅数百份。1957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东干人把报纸更名为《十月的旗》,并改为周刊发行。到 1970年 2月 11日,该报又改名为《苏联回族报》,以正视听。他们认为这个名字最能反映其真正内涵。到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该报又改名为《陕西回族的报》( ШЭНЬСИХУИЗУБАО) , 发行至今。

中亚东干人分布示意图


东干语里有不少外来词。许多东西本民族语无表述,东干人干脆就借用俄语单词或突厥语。例如,把电话叫“杰列封” (俄文ТЕЛЕФОН 的音译) , 把“打电话”说成“ 拧杰列封”。百年前中国西北没有“电话”一词 ,因此东干老话里没有这个词。有些词语是东干人自己新创造的。如把照片叫做“ 影图” ,把照照片叫“拓影图” (这个词组仔细玩味一下挺科学)。他们把学外科的叫“学开肚子”的,把自行车叫做“骑的车子” ,把骑自行车的叫“骑骑的车子”。东干人把“飞机”叫“飞船” ,把火车叫“ 火船”。尽管陕西人现在不用这些词,但仔细一听就能猜出来,因为这些词的构成思路仍是中国式的。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东干文字与方言自身发展的阶段与特点,也了解了东干方言与东干文字对东干文化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其实,东干人的方言文字除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之外,还具有混合性、封闭性和寻根性等特点,这因为社会生活条件对语言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东干语言最主要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东干语言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混合性和多元性。尽管东干人的方言有许多独特的个性 , 且几代东干人为保存自己的方言作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几代东干移民生活在远离故土的中亚, 且分散在中亚 3个国家的 28个城市居民点上,周围都是其他民族。形象地讲 ,他们是中亚大海中的一些方言孤岛。到上世纪 90年代末,吉尔吉斯斯坦有 400万人口,东干人仅不足 4万; 哈萨克斯坦人口为 1 650万,东干人仅 5万多; 乌兹别克斯坦人口 2 300万,东干人仅 3万多。这样东干人为了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必须掌握几种语言,其中俄语是必须学的。东干族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学俄语。因为 70多年来当地报刊、书籍及政府文件全都是用俄语书写的,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吉尔吉斯斯坦仍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100多年来使东干族文化教育普及的正是俄语,因此俄语已成为他们的主要语言。1979年人口普查时 94% 的东干人都能熟练使用东干语和俄语。而据 1970年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近两万东干人普查,其中 95. 4% 的东干人认为东干语为他们的母语, 54. 8% 能熟练使用俄语,有 10. 5% 的人能熟练使用吉尔吉斯语。而对哈萨克斯坦的近 5万东干人调查, 94. 7% 的人讲东干方言, 43. 3% 的人会俄语 ,另外 5% 东干人会熟练使用哈萨克语。

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和多元化,俄语词汇和突厥语词汇在东干语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比如, “电视”( ТЕЛЕВИЗОР )、“ 收录机 ” ( ЗВУКОЗАПИСЬ )、“小汽车” (  МАШИНА  )、“ 少先队” ( ПИОНЕР)、“ 代表” (ДЕПУТАТ) 和“ 党”(ПАРТИЯ )等,这些词全是用俄文表述的, 没有东干文。还有东干人把“现在” (СЕИЧАС)叫做“ 瞎支”。而且 ,在我们与东干人交谈时,常发现东干人喜 欢使 用 俄语 的一 些 插入 语, 如“ 当 然” (КОНЕЧНО )、“现在” (СЕИЧАС )、“已经” (УЖЕ)和“一定” ( ОБЯЗАТЕЛЬНО )等。 据东干学者讲,俄语及突厥语词汇在今天的东干语中约占 15% 的比例。不懂俄语的人与东干人交流常会碰上一些听不懂的地方 ,那就是碰上外来词汇了。

东干方言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其地域性和寻根性。上百年来,几万东干人坚持本民族的方言土语,坚持以方言为本民族的标志,在中亚形成了许多域外陕甘方言区,并且坚持了几代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几代东干人出门讲俄语,进门说方言; 上学说俄语,回家学方言; 出村讲俄语,进村讲方言。130年前,第一代东干族移民经过 15年的转战( 1862~1877) ,总行程近 3万里路,他们财产几乎丢失殆尽,许多亲人也殁在路上了。但他们的方言土语及民俗习惯无论如何是丢不掉的。方言及习俗就成了这批难民随身所携带的惟一财产了。这个宝贵财产就成了东干移民用来维系本移民群体 的生命之根。几代东干人使用各种手段来保留自己的方言,为的就是不让别的民族文化把他们“ 吞没”了。他们上百年来身处异国他乡,却没有被同化,表现出强烈个性特点。

东干方言的第三个特点是其封闭性和独立性。这点首先反映在东干方言对俄语和突厥语的独立性; 其次是对今天陕甘方言的封闭性上。语言发展变化很快。尤其是在社会生活现代化 ,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生活里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新的词汇不断涌现。有人说每过 30年大约会出现 10%的新词。但东干人远离故土  ,百年来与陕甘几乎没联系,对故乡出现的新词汇不了解,也无法与陕甘人们交流,仍沿用百年前的表述。这样,东干方言倒成了晚清时期陕甘文明的活化石。



总之,中亚东干族是中国境外最有特点的一个移民群体,中亚东干人的方言土语又是东干文化里最有特色的部分。东干人如此认真地保留自己的方言土语,无比珍惜自己的母语乡音,这在中国海外移民群体里也是一个突出的典型。研究跨界民族,研究中国方言,应该重视对海外移民群体的方言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新角度。

注:为便于微信阅读,在此删去注释,若欲引用,以原刊为准。


文章来源/《俄罗斯东亚中欧研究》2005年第6期
材料整理/傅亭瑄
责任编辑/包珊珊
审核/张钰琪
指导老师/胡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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