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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鄂尔多斯地区城址的等级与形制*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程义
編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唐潮》雜誌編輯部主持的微信公眾號『唐潮雜誌』所開設的『西嶽史學』欄目，旨在推廣學院老師的各類學術成果，相關作者包括但不限於已經過世的、退休的、調離的、在崗的教師，以及優秀的往屆和在讀博士、碩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敬請各位學院的師生多多支持，詳情請在後臺留言獲取聯繫。
本文作者為程義先生，曾在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工作數年，後調入蘇州博物館，現任蘇州博物館副館長。本文為作者在西安工作期間的成果，發表於《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08年。感謝程先生授權，引用請以刊物為準。
摘要：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记载，本文对唐代鄂尔多斯地区及周边城市遗址的等级和形制做了初步探讨。该地区城市是以灵夏胜丰四个州级城市为核心的边城城市群。在核心城市之间，呈线装分布着次核心级城市——军城，在军城之下为一般性据点。一般性据点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军事性据点和一般居民点。本地区的城址根据其性质、等级的不同，形制规模差别较大。具体而言，核心城市多具有多重城垣结构，规模最大，一般性城市的形制和内地县级城市接近。但和内地城址相比，边城的形制受礼制的约束较少，在面积、城门设置、街道、防御措施方面有较大的灵活性。这一灵活性是边城特殊功能的要求。
关键词：唐代鄂尔多斯 城址等级形制
引言
古代的鄂尔多斯幅员辽阔，包括今天鄂尔多斯市全境、巴彦淖尔盟后套及宁夏和陕北的一部分，本文所指的就是历史上的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地处战略要冲，向北过黄河越阴山可进入蒙古高原，向南过长城便深入中原腹地，自古就是中原连接北方和西域的重要通道。因此这里历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在这里留下了大大小小数十座古城址，就是这一特殊历史的见证。对于这一地区的唐代军事性城堡，前辈学者岑仲勉[1]、唐长孺[2]、严耕望[3]已经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做了详尽的梳理，今人张广达[4]、侯仁之[5]、王北辰[6]、曹德巴[7]、程存洁[8]、艾冲[9]、王乃昂[10]、穆渭生[11]，王亚勇[12]，樊文礼[13]，赵占魁[14]也对该地区城市从地理、人口、民族、军事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清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前往这一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1841年榆林知府李令熙派何丙勋最早对统万城（即夏州城）进行了考察。据候甬坚考证，著名的学者徐松也曾实地考察过此城，但未留下文字记录。[15]建国后，内蒙、陕西、宁夏三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又相继试掘、调查、发掘了夏州城[16]、胜州城[17]、东受降城[18]、银州城[19]、和林格尔古城[20]、察右中旗园山子唐城[21]、中卫长流水古城[22]等。此外还发掘了几座能够确定鲁州古城[23]、天德军城[24]、灵武城[25]位置的墓葬，并由此推定了附近的一些古城的归属。王乃昂等人最近又对处于“灵夏南境”的六胡州城做了调查和测量。[26]曲英杰曾对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做了较好的梳理，但是偏重于都城，而对地方性城市未作深入探讨，著名的统万城则未予以讨论。[27]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内地城市的布局，对唐胜州城做过简单的复原。[28]显然，前人对该地区的城市研究还十分薄弱。而由于该地区特殊的气候和地广人稀的人口布局，使得唐代城址保存相对完整。本课题组曾经两次前往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对该地的唐代古城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拟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内地隋唐城市考古的已有成果，力图对该地区隋唐城址的等级与形制作一粗疏的探讨。一、鄂尔多斯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北侧分布着一个近似方形的高原，这个高原就是鄂尔多斯高原。黄河由西北东三面把它环绕，南临古长城。目前这里属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广义的鄂尔多斯地区还包括陕西省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等县的长城以北地区。我们所探讨的地理范围，还包括与鄂尔多斯隔黄河相望的地区，包括西面的贺兰山、乌兰布和沙漠，北面阴山以南的河套区，以及东北面的土默特平原，东面的内蒙古清水河县至托克托一带。这一地区的外围，西边有南北向的贺兰山脉，北边为东西向的狼山－阴山－大青山山脉，东边为晋陕大峡谷，南侧为白于山、横山山地以及长城。再加之黄河从西北东三面环绕这一地区，实际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天然防线。由于这里曾经是很多民族的居住地，所以鄂尔多斯地区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名称，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称为“胡地”、“河南地”、“漠南”，明代以后称为“河套”。清初以后也有将黄河以北称为“后套”，黄河以南（今鄂尔多斯地区）称为“前套”。
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导致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与以主匈奴系民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在这里展开了长期激烈的争夺。鄂尔多斯地区在距今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河套人”繁衍生息在鄂尔多斯这块土地上。在这里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非常密集，多达百余处。夏商周时期，据文献记载，当时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游牧部落有猃狁、土方、工方和鬼方等。到春秋时代，以鄂尔多斯地区为根据地的林胡、楼烦直逼赵国北部，后来赵武灵王击败林胡，使楼烦臣服于赵。赵武灵王在鄂尔多斯东北一带设立云中郡、在其北部设九原郡。公元前320年，秦国占领了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秦昭襄王筑长城穿越鄂尔多斯，成为防御匈奴的一条重要防线。战国秦汉时期，匈奴利用鄂尔多斯地区的自然优势发展畜牧业，成为北方民族历史上最强大的“马上行国”，并通过战争、纳贡、婚嫁和亲、关市贸易等形式，与汉族维持了长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公元407年，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在鄂尔多斯西南部建立了“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413年在白城子营建都城统万城。北魏消灭大夏以后，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设立六镇，防御北方民族的入侵。北周继续北魏在此地区的统制，并增置了一些州县。隋唐时期，鄂尔多斯成为由漠北过黄河直通京城长安的门户。隋朝在鄂尔多斯设置榆林郡、五原郡、朔方郡等。唐王朝视鄂尔多斯为“国之北方”、“边之要地”。在鄂尔多斯地区及周边设胜州、丰州、夏州、宥州、灵州和盐州等六州。为了安置归附来自塞外的少数民族，唐朝还在这里设置了以“六胡州”为主的羁縻府州。
二、鄂尔多斯地区城址的空间分布
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于公元672年将今鄂尔多斯地区划入关内道领属，并重新建立了以州县和军城为主体的军政城市体系。唐代在今准格尔旗、东胜市东部设胜州，下辖榆林县、河滨县等县。1963年发现的一方唐代墓志确定这个城址就是唐代的胜州城。这方墓志的主人是“胜州榆林县归宁乡普静里”人，死后葬于“州南一里东西道北五十步”。[29]胜州城城址即今准格尔旗东北部，黄河拐弯处的十二连城遗址。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位于黄河以北的东受降城、中受降城等军事性城堡。东受降城，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本来是汉魏时期的盛乐城，而盛乐城就是和林格尔以北的土城子。这是宝历元年迁址后的东城。原东城在今托克托县大皇城。中受降城，据地志所记的道里与方位，当在今包头西南。[30]一说是今包头敖陶窑子古城。在今伊金霍洛旗南部及乌审旗一带设立夏州都督府管辖相邻的夏绥银三州。夏州城即今陕西靖边县的白城子古城，是本地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的驻地。原属于灵州的宥州一度设置在夏州的辖县长泽。长泽县城即今鄂托克前旗的城川古城，附近的纳林河就是文献中的乌水。王北辰认为著名的契吴山位于今乌审旗以西，今为阿拉陶勒盖（陶勒盖为蒙语，意为山）。而郝继忠认为契吴山位于今陶利镇东南的苏吉山。经过实际考察和文献比对，我们认为契吴山应该就是王北辰确定的阿拉陶勒盖。这里西北侧为大量的小型湖泊密集区，东南为海流兔河、纳林河等河流的发源地，非常符合“临光泽而带清流”的胜景。而苏吉山附近则没有所谓的“广泽”。绥州城位于今绥德县城附近。1966年10月，横山县党岔公社中学在基建中挖出唐代墓志一方。根据志文“从官银州，……遂世居银州。公政死，……迁厝于州南韶山之左”。这就为解决银州城的方位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据戴应新等人的考察，银州城应该就是党岔古城。在今宁夏灵武吴忠一代设灵州都督府，下辖灵、盐、丰等正州，六胡州等羁縻州，以及丰安军、新昌军、定远东城等军事性城堡。后来丰州析出，灵府实际管辖灵盐及其附近地区。开元二十一年后设朔方军节度使于灵州城，辖区基本未变。灵州城位于黄河出峡后分叉的河心岛上，“以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该城城址已经被河水冲毁而无迹可寻。近来在吴忠市利通区在北片区开发建设中，发现东西长3000米、南北宽1500米的唐代墓葬群，根据其中发现的吕氏夫人墓志铭记载，吕氏夫人太和四年七月（公元834年）终于灵州家中，10月14日殡于回乐县东原。而回乐县是灵州城的附郭县，也就是说回乐成就是灵州所在。如此则可以断定唐代灵州城就在吴忠市北利区附近。唐代盐州城就是今陕西省定边县城，盐州的辖县白池县即今盐池县北的北大池古城。丰安军城址据王亚勇考证，在今中宁县石空镇附近。[31]在今乌特拉旗设置丰州都督府管辖丰州、天德军、横塞军、西受降城、中受降城等城市和军事性性城堡。丰州城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附近。天德军城，据一九七六年乌梁素海的东畔出土的唐王逆修墓志可以得到确定。[32]此墓位于现在乌梁素海的东畔，在前、后乌拉山所形成的明岸（安）川西端，墓志铭文中所记载的主人叫王逆修，是唐天德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候。墓铭中记载了他死后“安葬于军南五里”，即天德军城南五里。那么墓北五里，当然就应该是天德军。即天德军城位于原乌梁素海的东岸，现在已经沦为乌梁素海底了。目前这里还有土城子这个地名。而“城子”是河套地区对古代城址的统称，如白城子、烂城子等。天德军是横塞军移到永清栅以后的改名，横塞军位于木喇山，本为可敦城，天宝八年置，十二年废。横塞军的所在地可敦城，据王北辰考证，应该就是今临河市古城乡古城。[33]但是，赵殿魁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赵殿魁认为临河市古城乡古城是景龙二年张仁愿所筑的西受降城，横塞军城则应是临河北约30公里的石兰计古城。[34]赵殿魁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无论从道里、位置来看石兰计古城均符合横塞军的记载。赵殿魁还进一步指出，乌家河乡奋斗一队古城为开元10年张说新筑的西受降城城址。前述各城实际上包含有不同时代的城址，但是通过上述城址地理位置的比定，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河曲城市分布的基本空间格局。该地区的城址是以黄河为依托，紧扼游牧民族南犯的各山口要道。具体而言，灵州及其下属各城主要防范从贺兰山南北两个山口的来敌；丰州各城则主要防范越过狼山、阴山的来敌；胜州各城则主要防范通过大青山各山口的来敌。州城多位于黄河内侧，以利于安全和策应，而军城和戍、关等军事性城堡则直接置于谷口或水源地，以正面迎敌。夏州尽管不是边州，但唐政府实际上把它作为关内道的北部核心城市来对待，它肩负者管理农耕区和游牧区事务的双层身份。因而，它是河套地区的信息、补给、交通中心。（如下图，采自穆渭生论文）
三、 河套的地区城市的类型与等级划分
河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特殊地区的城市类型。在这里既分布有用于居住普通居民的州县城市，也有专门用于居住戍边战士及其家属的军城和完全用于军事防守的军事性堡垒——守捉、城、镇等。按照中国古代礼制的规定，每一级城市有每一级的规模限制。宿白先生根据内地城市的考古发现，结合地方志的记载，对唐代城市的等级做了归纳和总结，他认为：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隋唐城址可分为京城、都城、大型州府城、中型州府城和县城五种类型。[35]其中京城仅有一座，即长安城；都城以洛阳为代表，还包括北都太原、建有江都宫的扬州城、榆林胜州城；大型州府城以幽州城、成都府城、长治潞州城为代表；一般州府城还有大小之别，大型州城以云州城、汾州城为代表；小型州县城以北京顺义县的顺州城为代表。 这一等级体系在本地区同样存在，但是鄂尔多斯地区的城市等级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本地缺乏如长安城和洛阳城那样的全国性都市。尽管宿白先生指出榆林胜州城在隋炀帝时期一度曾设有榆林宫，但唐代并没有在此设都的记载，也没有太多的政治活动，因此它的级别不能和洛阳城同日而语；夏州城曾经是大夏国的都城，因此它的结构会有一些都城的遗制，但也不能作为都级城市来对待；勉强能和东都洛阳和北都太原相提并论的城市是灵武城。灵武城一直是鄂尔多斯地区的军事重镇，曾经是灵州总管府、都督府以及朔方节度使的驻地。并且是河曲四府中人口、军队、马匹最多的城市。“九月甲辰，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发等遣使相继而至灵州者数千人，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请至尊为可汗。”[36]其实这是一次纳降活动，此后灵州城又有受降城之称。为此诗人李益还写下了著名的《夜上受降城闻笛》的诗句。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避乱四川，而肃宗则北上灵武即位，此后依托郭子仪带领的朔方军最后打败叛军，收复长安。因此，灵武虽然只是一个州级城市，而实际上比其他几个州级城市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要高，可以确定为此区最高级别的城市。次级城市以夏州和胜州为代表，大致相当于内地的大型州级城市；再次一级的城市则为丰州，此级行政性城市仅此一座。再次一级则为普通的州县级城市，以六胡州城最具代表性。这一地区城市体系也有不同于内地的地方，那就是为数众多的军事性城堡。这些城堡尽管自成体系，但也和其他行政性城市密切相关。军事性城堡，“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这里分布有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以及相关的栅、关、戍等。这些军事性城堡的等级，文献记载的很少，并且统属、废置也很复杂。大体来讲，除都督府或节度使驻地外，军城的级别最高，城次之，守捉再次之，其余的地位大致相仿。军事性城堡和行政性城市本来互不统属，但从实际的军政事务出发，他们之间尚存在着密切地关联。这种关联通过军事长官兼任地方州郡级长官的形式而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地方城市和纯军事性城堡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军政互补的城市网络群。四 、鄂尔多斯地区城市的形制
鄂尔多斯地区城市的形制，文献缺乏完整的记载，考古发掘和勘查过的城址也多是历次修补的结果。因此，对于这一地区城市的形制只能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互相补充和验证来复原。首先来看已经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城址。这类城址包括：夏州城[37]、胜州城[38]、东受降城[39]、银州城[40]、林格尔古城[41]、察右中旗园山子唐城[42]、中卫长流水古城[43]、以及六胡州城[44]。唐代夏州城旧址位于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据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横山县知县何炳勋复榆林太守徐松统万城故址禀文称：“西至旧相传之白土城，细加相度，在怀远(今横山)城正西九十七里(应为西北)。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头二层城内，仅有瓦砾。其第三层城内南面。西有钟楼，东有鼓楼。鼓楼仅存基址，坚筑白土墩高五、六文，无级可登。其钟楼高十余丈，尚可高眺。……南面列有白土墩七座，亦坚硬如石，似系台楼已塌基址尚存者然。北头有白土坪坡，似为殿址。北城东西两角俱有土墩，想即所谓拐角楼者是。三道城内自东至西不及一里，自南至北约一里有余。”[45]这是历史上对夏州城调查较为仔细的一次。建国后，北京大学地理系侯仁之、陕西省文博单位又对其进行了调查和勘查。调查表明：城址基本在一个平而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一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墙，……两城略呈长方形，系由一道隔墙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北墙在一条直线上，方向113。东城东墙斜行向外，南墙亦是，故北墙与东墙，东墙与南墙的夹角都大于90度。西墙即西城东墙，向南延伸与东城南墙相接。西城较规整，惟西墙有一曲折。东、西城周长与各墙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其东墙长737、西墙774、南墙551、北墙504；西城周长2470，其东墙长692、西墙721、南墙500、北墙557米。王刚等人把现代勘测数据、航测图片与清代何炳勋描述的地形合并，绘出了古代“统万城”的精确剖面图。[46]但是该图把一些大的建筑基址一律标为宫殿，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现实。大夏国被北魏灭亡后，此城相继被隋代、唐代、宋代、西夏所沿用，对此文献记载很清楚，考古发现的遗物也可证明。大夏国的宫殿基址虽然可能会被后代重要建筑所沿用，但象征皇权的宫殿建筑一定会被拆毁。如果需要，则在此重建一些等级较低的建筑物。因此，在无法判明建筑基址年代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知它的性质到底是宫殿还是衙署。但是，根据出土遗物和建筑基址的分布情况，可以肯定，西城是整个城市的中心，应该是大夏国的宫殿区以及后来夏州的最高衙署所在地。东城的修筑年代根据城墙的土色和城内包含物来看，应当基本和西城相当，即大夏时期。但外城的年代，历次报道非常简略，可能是唐代增筑。城的四角置有高大的墩台，城垣上有密集的马面，西城四面各有一门，东城北垣无门，东垣一门，西垣和西城相通，南垣不明。西城的西门外有瓮城结构，其余仅存门址轮廓，结构不明。艾冲先生对三道城的时代作了初步判定，他认为西边小城是汉奢延县城旧址，东边小城是大夏时期增筑部分，统万城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唐代夏州城也是如此。外城是贞元时期为了防御吐蕃而新建的部分，其性质相当于羊马城。隋唐胜州榆林城故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西南约十公里，黄河由西北向东南屈流处的南岸台地上。古城遗址北临黄河，城址西边是一片地势低洼的河滩地。东面和南面，为一望无垠的沙丘地带。该地原属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北部的十二连城公社管辖，该公社就设在古城内的西北部。当地传说，在这里共有九座古城，另外距公社东南约七公里的城坡村，还有三座古城，故合称十二连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面还保留有五座古城。五应城址的分布情况为：一号城位于西南面，与其东边的五号城址相连接。这两座城东西并列，中间仅隔一墙。二、三号城址也是东西并列，位于一号城址的西北角。四号城址位于一号城址内，在二、三号城址的南边。（如下图，采自李作智调查报告）一、五号城址是唐代榆林胜州城。一号城址面积最大，约占全部城址面积的三分之二，南北长1039米，东西857米。一号城址的西北角，被晚期的二、三号城址打破。一号与五号城址合用一条北墙和南墙。北墙保存情况不好，一、五号城的南墙保存基本完整，全长1165米，高15米左右，宽约33米，方向103，平夯筑成。其中属于一号城址的南墙，长857米，在这段南墙的中部有一座南城门。在南门中间，尚残存两个土堆，这迹象表明南城门原来可能有三个城门洞，于南城门外筑有瓮城，城门朝东开。一号城址的东墙，即一、五号城之间的隔墙长1039米，方向10，高约4一6米，宽约30米，中部的豁口可能是城门所在。五号城址的东墙，不呈一条直线，其南边的一段与一、五号城之间的隔墙平行，而靠北边的一段，由东墙的中部开始向东折。东墙全长1019米，高约2米左右，宽22．5米。在这条东墙上，有两座东门。门外均筑有瓮城，瓮城城门朝南开。一、五号城址的各墙上均无马面。四号城址位于二、三号城之南，在一号城址内的西北部。面积较小，呈东西长方形。四号城址的城墙保存情况较差，西墙已无，南北二墙只剩下东边的很少一部分，唯有东墙清楚可见，长165米，高1—2米，平夯筑成。在东墙中间有一豁口，可能是一东门。从四号城址的位量、筑法上看，很象是一号城内的一个附属的子城。
银州城位于今横山县党岔乡党岔村，隔无定河于明代鱼河堡相望，此地位于无定河中游和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上，无定河在其东北二公里处收汇榆溪河后从城东面向南流去。银州城东濒无定河，南临党岔河，北有焰火沟，西为北庄渠沟，而党岔河之南，焰火沟之北，北庄渠沟之西则分别为昭山、冯家山和驻马梁。该城俯视图呈螺号形，由上古城和下古城两部分组成，上古城是一个自然的小山岗，下古城则为一片河旁冲积平地。城墙夯土版筑，残高6—8米，厚9—10米，周长1583．3米：东墙长326．5米，北墙长426米，外面加筑马面四座，长宽各4米。西墙和南墙结合部为弧形，转角不明显，通长830．8米。西面和北面各残留瓮城基址一处，西面瓮城。东和南垣的部分段落早遭破坏，故末弄清城门所在。城东南部地势最低，在党岔河边的城西北角最高，居小山岗的顶端。最低处与最高处高差达70米。现在上下古城之间有一道隔墙，据戴应新等人的研究，这可能是北宋时期所建。根据西北角所出土的大量瓦砾来看，这里应当是衙署所在地。（如下图，采自戴应新调查报告）
内蒙古鄂前旗的城川古城据候仁之等前辈学者的考订，就是夏州长泽县，也就是后来的新宥州的治所。该城址位于城川镇东南约二公里的地方，红柳河的西岸。城址的平面基本呈长方形，南北750米，东西500米。东西南三墙各开一门，门有瓮城。城墙上有高大的马面，城角有墩台，城外有护城河。城内的东北角地势略高，残存瓦砾较多，也许是衙署所在，其他遗迹无法判定。最近王乃昂等人对鄂前旗及其附近的一些唐代古城做了实际测量，并绘制了简单的城址平面图。艾冲和作者在鄂托克前期文化局的支持下对乌兰道崩古城、巴朗庙古城、敖勒召其古城、查干巴拉嘎速古城、奥高特古城、巴彦呼啦呼古城、城川古城做了实际调查。王乃昂等人对城址的位置、平面形状以及马面的判断基本正确，但是对城门的判定推测的成分就相对较多，尚需真正的考古发掘来证实。这些古城大多被定为六胡州州城。[47]（下表、图均采自王乃昂论文）
园山子古城位于乌克兰察布盟察右中旗（原陶林县），在旗人民委员会所在地西北约3.5公里，园山子西山下1公里。古城平面长方形，方向正南北，东西长347，南北长445米。墙基尚存，一般高出现地表约1.5米，从断面看，在地表下埋的约2米多，墙宽约8米。城垣夯筑，夯层厚度平均在12-15厘米。城的四角有比城墙高数倍的土台，可能原筑有角楼。每面城墙外壁，相隔80余米即设一向外凸出的“马面”。在南墙及北墙正中，各有长40余米的一段较他处高且宽的墙垣（高约6米多），也许可能为城门的所在。城内距北墙面百余米处有一台基，东西长50，南北长20米。在其西南20米处又有一半园形台基，长约３５米。在半园形台基东面，可能还有一台基。中卫长流水古城[48]遗址位于村庄西约60米处，尚存断续城垣。城南北长137，东西宽124米，在南垣居中处，残存瓮城，城垣高1-1.5米不等，厚4米。城东南垣外，地表露出用土坯砌造的屋基两处。近南一处长16，宽10米；近北一处长22，宽14米。据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工作者测量，西受降城平面作正方形，边长225米，横塞军城亦作正方形，边长100米。[49]东受降城据李逸友考证，就是托克托县城附近的大皇城。大皇城平面略成长方形，东墙长630米，西墙长620米，北墙长500米，南墙长470米。西城门外发现有瓮城遗迹，西南隅发现有建筑基址和建筑构件。[50]除此之外，在文献里也保留了一些和该地区城址相关的内容。如《元和郡县志》卷四称：“元和八年春，李吉甫云天德军城周长十二里，城墙高四丈，阔一丈四尺。”天宝时期所筑的敬本城据郑虔的《军录》记载“周长达一万八百七十余步，合唐里二十八里多，且城堑深峻。”据《元和郡县志》卷四天德军条记载：“（西受降城）城南面即为水所坏，其子城尤坚牢，量留千人，足得住居。”据此可知西城至少有子城和罗城两重城垣。这些城址大多有瓮城、马面、墩台、月城等防御设施，和内地城市一样，在罗城内用街道把居住区分为不同的“坊”来管理。[51]但是，由于缺乏详细的考古资料，这些坊如何分布，有何特点均不得而知。据前所叙，把鄂尔多斯地区唐代城址的形制特点归纳如下：1、鄂尔多斯地区古城的平面布局有两种形制：一种为东西相连的大小城结构，以夏州、胜州为代表。这类城址均是利用旧有的城址通过扩建或增筑而形成，旧城因为占据了较好的地理位置，所以通常演化为子城，新增部分为罗城。另一种为内嵌式重城结构。此类城址通常是新建而成，没有旧城可以依靠。所以通常把子城置于于罗城之内地势较高的地方，尤其是城垣的西北角，以便于固守一隅。三受降城和六胡州州城就是此类城址的典型。因为没有旧城的束缚，所以这些城址的内部结构和内地唐城的结构非常接近。此区城址的形状受成因的影响较大，新建者多为规则的方形，极个别为长方形，而扩建者则为不规则的方形，城墙的曲折较多。有些城址则受地形的限制明显，而呈不规则状，如银州城。2、该地区城址的规模基本不受治所单位级别的限制，有大于州城的军城，也有大于军城的城和镇戍。这反映了本地区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性要求。本地区的城址大的如敬本城，周围二十八里，几乎和扬州城接近。而天德军城周回十二里，仅是其一少半。夏州城的周长约为十里余，银州城周长约为九里余，胜州周长约八里余，基本和天德军城相仿。城川古城的周长明显小于上述古城，为2500米，约合唐里五里余[52]。园山子古城周长为1584米，合近四里，长流水古城周长522米，合一里余。巴朗庙古城周长2086米，合4里余，乌兰道布古城周长1520米，合3里余，查干巴拉嘎素古城周长2148米，合4里余，奥高特古城周长640米，合一里余，苏里迪古城周长1500米，合3里余，巴彦呼拉呼古城周长1820米，合约4里，北大池古城周长1300米，合3里余。可以断定大型的州城和军城的周长应在九里以上，而普通的州城和县城则在四里上下。横塞军城周长仅400米，尚不足一里，而大名鼎鼎的西受降城周长也不足1000米，合二里余。长流水古城可能属于县级以下的单位的驻地，极有可能是某个关隘或戍，甚至是烽堠的遗迹。3、城门的设置和街道问题。由于受本区城址的保护状况、考古调查的力度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可以确定的城门并不多。但就已有的报道来看，和内地城址的置门方式差别较大。内地城市通常以每墙一门为基本布局，再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各墙的城门个数，但每墙至少要保留一门，而鄂尔多斯地区的小型城址通常可能不足四门。根据夏州城的考古资料显示，东城的北垣无门，西城北垣的城门也有可能不是唐代所开。胜州城五号城址的东墙则开有两门，与其他城址迥然有别。园山子古城则可能仅有南北两个城门。其余诸城中以城川古城最为规整，东西南墙各开一门，北墙无门。城门多有瓮城，这和内地差别也十分明显。与此相关的街道布局也根据城门的多少，有井字形，十字形，甚至有丁字形。但是对此调查和发掘的难度很大，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4、里坊的问题。根据已经发现的几方相关墓志来看，无论是军城还是州县城，均采用了和内地相同的里坊制。根据城市的规模的不同设有数量不等的里坊。如果按照城垣的周长和城门个数来计算，夏州、银州、胜州基本都是16坊之制，相当于大型州府城的规模。[53]城川古城应该是由四条大街将城市分为四坊。其余诸城址应为规模较小的四坊或两坊，甚至仅有一坊。坊的周围按内地的习惯，可能筑有坊墙，坊内再用隔墙分为四个小区。5、防御设施问题。鄂尔多斯地区城址和内地城址相比，放于设施明显增多，每座城市的城门都为瓮城式结构，也就是俗称的拐子城结构，城角筑有高的墩台和角楼，城墙上筑有密集的马面。个别城市为了加强防御还筑有羊马城，如丰安军城[54]，夏州城的外围城垣也属于羊马城。东受降城还在城西门外，筑月城以保护城外的水井。[55]尽管在北魏洛阳城已发现过马面，但这些设施在内地，最早也要到宋代才普遍出现。[56]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06xzs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一，史语所专刊，1986年。[4]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2期，第71－82页。[5]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1期，第35－41页；《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三迁是谣传》，《文物》1976年2期，第66－72页。[6]王北辰：《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集》，学苑出版社1985年。[7]曹德巴：《关于鄂托克前旗境内的古城堡》，1987年鄂前旗文史办打印稿。[8]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第六章，中华书局2002年。[9]艾冲：《唐代都督府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10]王乃昂等：《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3期，第36－46页。 [11]穆渭生：《唐代宥州变迁的军事地理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3期，第29－37页；《唐蕃战争后期盐州军事地理述论》《陕西师大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2期，第39－43页。[12]王亚勇：《丰安军与定远城》，《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6期，第50－52页；《三受降城修筑时间考》，《内蒙古师大学报》1988年3期，第50－52页。[13]樊文礼：《略论唐代的丰州》，《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2期，第18－25页。[14]赵占魁：《内蒙古后套平原古城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4期，第59－65页。这是一篇和王北辰先生商榷的文章，对于确定古城的性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5]候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4期，第87－94页。[16]陕北文物调查组：《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1957年10期，第52－54页。[17]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6年2期，第73－82页。[18]李逸友：《内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第210－21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19]戴应新：《银州城勘测记》，《文物》1980年8期，第62－67页。[2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和林格尔土城子试掘纪要》，《文物》1961年9期，第26－29页。[21]张郁：《内蒙古察右中旗园山子唐代城址》，《考古》1962年11期，第591页。[22]宁笃学：《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古遗址与古墓葬调查》，《考古》1959年7期，第331页。[23]盐池县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43－56。[2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第1－6页。[25]宁夏考古研究所、吴忠市文物管理所：《吴忠西郊唐墓》，第324－325页，文物出版社2006。[26]王乃昂等：《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3期，第36－46页。但是根据艾冲、程义2007年6月对巴彦呼拉呼古城、巴朗庙古城、城川古城的实地踏查，王乃昂等人的报道中推测的成份较大，尤其是关于城门设置的数量问题。[27]曲英杰：《古代城市－隋唐五代城市》，文物出版社2003年。[28]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载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第279－28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29]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6年2期，第73－82页。[30]《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页77。[31]王亚勇：《丰安军与定远城》，《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6期，第50－52页。[32]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第1－6页。[33]王北辰：《内蒙古后套平原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兼考唐西受降城》，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集》，学苑出版社1985年。[34]赵殿魁：《内蒙古后套平原古城考——兼与王北辰先生商榷》，《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4期，第59－65页。[35]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载北京大学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五周年论文集》，第279－28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37]陕西省文管会：《统万城遗址勘查记》，《考古》1981年3期，第225－232页。[38]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文物》1976年2期，第73－82页。[39]李逸友：《内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第210－21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40]戴应新：《银州城勘测记》，《文物》1980年8期，第62－67页。[4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和林格尔土城子试掘纪要》，《文物》1961年9期，第26－29页。[42]张郁：《内蒙古察右中旗园山子唐代城址》，《考古》1962年11期，第591页。[43]宁笃学：《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古遗址与古墓葬调查》，《考古》1959年7期，第331页。[44]王乃昂等：《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3期，第36－6－46页。[45]转引自陕北文物调查组：《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1957年10期，第52－54页。[46]王刚、李小曼、王杰瑜：《统万城复原图考》，《文物世界》2004年6期，第26－28页。[47]王乃昂等：《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3期，第39－46页。[48]宁笃学：《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古遗址与古墓葬调查》，《考古》1959年7期，第331页。[49]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第1－6页。[50]李逸友：《内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第210－217页，1981年。[51]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2002年，第193－194页。[53]此处16坊之制是宿白先生对内地城址分级的标准。[55]李德裕：《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见《全唐文》卷705[56]中国社会科学院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第726－730页。
排版/张钰琪
指导老师/胡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