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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史学 | 杨存堂（柳植）：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
杨存堂，笔名柳植，男，1934年11月29日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的苏联史学家。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的教学、研究。曾给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讲授过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等课程多门，曾获校教学质量优秀奖。主要研究苏联史和史学理论，曾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陕西师大学报》等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曾任中国苏联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史学会副会长。
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
杨存堂（柳植）
人们对它进行研究至今也有七十余年了。历史研究向来是无止境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材料不断地被发现，新的方法和新的手段不断地产生和使用;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进步。所以，十月革命的历史同往古一切影响过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变一样，至今仍为广大政治家和史学家所重视、所乐道，仍然是人们不断探索的领域。
笔者想从一个新角度对十月革命史做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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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事物和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十月革命表现和存在的形式是特殊的。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独具特殊斗争形式和特点的伟大革命运动。
就俄国本身的特点来说：第一，沙皇俄国是一个后起的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极富侵略扩张的野心。第二，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残暴的封建专制政治紧密结合是沙皇俄国的立国支柱。第三，1861年以后，虽有资本主义在少数地区的迅速发展，而广大农村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剥削。沙皇俄国是一个把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同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以及残酷的民族压迫交织在一起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第四，19世纪中叶以来的俄国启蒙思想家不像上一世纪法、德两国的启蒙思想家只是资本主义的先驱，而是已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注重实际革命行动的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者。第五，俄国的资产阶级比较软弱，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俄国的无产阶级却较早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担负起了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沙皇俄国所具有的这些特点都与十月革命胜利有密切关系。
就时间条件来说，十月革命正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年。俄国是这次战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争的主要参战国。战争大大地削弱了沙皇的统治力量，为遭受严重的战争磨难的俄国人民篇供了一个大好时机。而且，战争使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受到很大的消耗，但仍处于胜负未决的时刻，他们既不可能联合起来，更不敢单独来反对俄国革命。十月革命正遇上了这样一个幸运时机。因此，俄国革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国的产物。
就十月革命的本身来说，它有三大突出的特点：第一，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是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十月革命是把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月革命发生不久，列宁在寄回国内的第一封《远方来信》中就说：”这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1917年3月1日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根据在瑞士得到的有限材料来看，已经结束了。这第一阶段想必不会是我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1]在列宁回国以后提出的《四月提纲》里就明确地写上了：”当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2]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共产曲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时，把从二月到十月的革命通称为”俄国的第二次革命”。[3]
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己经完成。但是，二月革命产生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权。3月2日，成立了以格·叶·李沃夫为总理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在临时政府脱胎之前实际上已经诞生了另一个政权组织—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2月27日晚上，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举行了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了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第二天，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了《告彼得格勒和全国居民书》，号召人民团结在苏维埃周围，把管理全部地方事务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3月1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改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就在这一夭，苏维埃发布了《给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第一号命令》，规定军队在政治行动中服从苏维埃，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和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情况下才予以执行。当时还没有临时政府，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临时政府的前身，也就是说，首都军队的实权完全掌握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还实行了逮捕旧政权代表、释放政治犯等革命措施，还组织了民兵。因此，临时政府虽具有政府的形式，也得到一些国家的承认，但它没有实力，只有依靠苏维埃的支持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苏维埃虽不具有政府的形式，但它却掌握着实际权力。苏维埃是二月革命中产生的体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机关。就这一点来说，二月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
不能把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从性质和进程上截然分开。二月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开端和准备，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发展和结果。没有二月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苏维埃掌握了实权，使俄国变成世界上当时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这就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放手宣传自己的理论和盆张、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面目、不断抨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立场、深入实际地教育和组织群众，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十月革命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取得胜利的。就政权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完全转到苏维埃手中这一点来说，由二月到十月，完全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因此，从二月到十月，是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这是十月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工人运动同”农民战争”相结合。1919年，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集中分析了俄国革命容易取得胜利的原因：“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4]1923年1月，列宁又一次总结说：“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次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象马克思……在1856年……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5]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同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是两仲不同性质的革命，但是在特殊的时间与特殊的地点却独特盛结合起来。迫使俄国工农走上革命道路，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战争和面包。面包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打倒战争”、“打倒地主的土地私有制”是动员俄国工农一连两次推翻旧政权的共同口号。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具体过程中，城市中的工人运动和农村中的农民运动造成了革命形势，而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即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则具体地表现为工人的总罢工、武装起义和士兵的转向革命，而且士兵由反革命的帮凶转变为革命的力量，对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因此，工人运动和士兵起义的结合也就是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结合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十月革命的第二个显著的特点。
第三，和平合法的斗争同武装起义相结合。过去，有个时期总是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典范，后来又有人说十月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只抓住了十月革命斗争形式的一个侧面。二月革命前后只有八天时间，先发生工人罢工和和平示威，而后才发展为武装起义。二月革命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几个月的和平合法斗争，争取了群众，争取了首都的卫戍部队，为十月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武装起义只用很短时间，几乎没有流血便取得了胜利。十月武装起义也是在合法斗争的外衣掩护下进行的。领导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战斗司令部——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就是一个合法组织。还在1919年的时候，列宁为驳斥社荟党人散布的“布尔什维克相信暴力万能”的谰言，就对十月革命这一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在有些条件下，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有些条件下，暴力却不能产生任何效果。”在十月革命中，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这种暴力，这种革命暴力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群众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了；第二，因为敌人即资产阶级经过2月至10月这一漫长的政治时期已经象春水冲击下的冰块，摇摇晃晃，站不住脚了，它已经外强中干了。”[6]列宁认为，没有这些条件，十月的暴力革命不能轻易获得胜利。这又是十月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
十月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样造成的呢？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却在比较落后的俄国首先胜利。多年来，苏联的许多学者都试图对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但是，由于他们总是摆脱不了“决定论”和实证论的影响，总是生硬地套用“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死公式，不是人为地拔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说什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在国内实现社会主义创造了客观条件;就是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说什么十月革命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表现。
列宁从来没有作出如上这些论断。二月革命以后，列宁离开瑞士回国前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还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7]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多次指出：我们首先开始了“在世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困难的军事战略情况”。[8]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是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达，而是由于它特别软弱和落后。这确是一个既深刻又发人深思的分析。如果同意这个符合事实的分析，当然就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来概括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了。
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四月会议上，李可夫认为，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列宁指出，李可夫的观点不对，他说人们常常根据以上前提作出这样的结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但是他们忘记了：战争使俄国处于特殊的境地。在列宁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中最后写道：“工人群众有责任帮助农民群众找到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出路”。列宁解释说：最后几个字是决议的关键。“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跳跃，而是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实际出路。”[9]1917年秋天，也就是十月武装起义的前一个月，列宁针对俄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写了一本《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小册子，指出出路只有一条，实现社会主义。1923年1月，在病中的列宁又进一步批评那些认为俄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的人，他说：“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间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10]从列宁的这些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俄国人民所做出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十月革命所表现出的特殊性是历史的选择性造成的。
写到这里，自然就要简略地说几句什么是历史的选择性？所谓历史的选择性是说：历史不是注定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总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在种种抉择中作出选择，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历史的选择性乃是人的自觉的选择能力的具体表现，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历史创造性的具体体现。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总的趋势，但具体的道路和进程不是单一的，而是曲折的也是多样的。人们常常会出现在十字路口，面临种种抉择，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经常存在着几种可供选择的道路，不同的人总是作出不同的选择。人类历史实际上是在选择中发展。
1917年俄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并非列宁等人一时的冲动。自19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科学化以后，社会主义就成为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家追求和向往的最高理想。俄国的启蒙思想家研究过它，民粹主义革命家向往过它，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由于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更为尖锐。当时，不仅是列宁，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交战国都发展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国民生产和分配消费品。列宁由此得到启发，提出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就是1917年列宁选择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用选择论来解释十月革命的历史，会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十月革命中的武装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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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创造的，参加创造历史的人都参与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在多层次中进行，而且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十月革命就是俄国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选择、而且是各种选择互相斗争和互相冲突的结果。
马克思在分析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以后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马克思的这段话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十月革命的历史。如前所说，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下，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所作出的一种选择。这个条件当然不是人民自己选定的。不过对人民来说是一种条件，对沙皇来说也曾是一种选择。
俄国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M·H·波克罗夫斯基曾经说过：“假如要找战争的直接罪人，可以不用在柏林甚至伦敦找，应该在彼得格勒找。尼古拉二世便是断送千百万人命于世界大战的首魁。”当然，不能说尼古拉二世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祸首，但他确是祸首之一。尼古拉二世之所以热衷于战争，终于选择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一方面，是要继承俄国不断向外扩张的传统国策，他要占领君士坦丁堡，控制黑海两海峡，夺取加里西亚和阿尔明尼亚，把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的国家完全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战争来消灭国内的革命运动。尼古拉二世的内务大臣普列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尼古拉二世进行日俄战争就是企图利用一场战争的取胜来“防止革命”。[12]虽然1905一1907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被镇压了，但俄国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消失，革命危机依然存在。1910年以后，工人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潮。1914年的夏天，俄国大有1905年的形势。因此，尽管俄国还未准备好，尼古拉二世就急急忙忙地发布了总动员令，加入了战争。在一次大臣会议上，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援弓旧俄战争的教训时指出：可能“在新的战争结束之后骚乱重起”。[13]但是，执拗的沙皇并不动摇。
沙皇选择了战争，就使俄国各个阶级和各个政党面临新的抉择。俄国资产阶级希望从战争中进行新的掠夺和从新的订货中牟取暴利。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民主党的首领米留可夫在杜马会议上宣称：“只有战争才能彻底解决我们若干世纪以来的民族任务：通向自由海洋的出海口。”[14]这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1916年1月1日的杜马例会中，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谴责宫廷的演说。但是，他的义愤仅仅在于沙皇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而并不反对战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十月党人号召支持政府，它的首领古契柯夫等还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竭力为战争效力。孟什维克在开始时对战争持反对态度，后来大多数人很快就滑到护国派立场上去了。多数社会革命党人也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战争，并且勇敢地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战争的第二年俄国的经济和军队的士气就崩溃了。战争使千百万人流血牺牲，到1915年年底，俄军伤亡已达350万人之多。战争也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工业破坏，运输瘫痪，农业减产，粮食奇缺，加上物价飞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选择革命。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一次完全由人民群众自己选择的大革命，其主要表现为：
一，二月革命并非一次有计划的起义造成的结果。这次革命是由首都彼得格勒个别工厂因厂主宣布歇业而引起工人罢工开始，到第二天，即公历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俄历2月23周)，即发展为全市性的罢工和群众性的示威。就在这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局和被得格勒委员会举行分析形势的会议，当时并未觉察到这就是革命的开始。苏汉诺夫后来在《革命札记》中也谈到，儿乎谁也没有把2月23日在彼得格勒发生的事当作革命的开始。据弗·米·晋季诺夫在《二月革命的日子里》一文中说，在2月26日晚上，也就是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一天晚上，在克伦斯基的官邸举行了几个左派社会集团和组织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崩得、劳动团的代表，也有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在这个会议上大家对形势的认识不一，并未作出重大决定。[15]然而，彼得格勒的革命形势恰恰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这一天，由于彼得格勒军区的军队对示威群众开枪，引起巴甫洛夫刃后备营四连士兵起义。第二天，首都工人武装起义，沃伦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立陶宛团的士兵转到革命一边。工人和起义士兵夺取了兵工厂，占领了火车站，捣毁了全城各警察局，把警察一网打尽。起义群众涌向监狱，释放政治犯，并逮捕了沙皇大臣。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群众起义已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才宣布接管政权。
二，二月革命最大的政治成果是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而苏维埃完全是群众自发建立的。列宁就说过：“二月革命时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动的、自发的建立，再现了1905年的经验。”[16]“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17]据明茨院士统计，1917年3月，全国共建立了600多个苏维埃。同1905年相比，二月革命中出现的苏维埃不仅数量大，而且“已经成了整个俄国的中心”，成了工农的政权机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建立也反映了一种群众运动的自发性。2月27日，起义群众从监狱中释放出军事工业委员会中的工人团的代表，并同他们一起到了塔夫利达宫，在革命群众的推动下，工人团的领导人库·安·格沃兹杰夫和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代表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等组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当晚举行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上孟什维克齐赫泽之所以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劳动派分子亚、费·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群众中有些名气。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是孟什维克杜马党团领导人，克伦斯基是为连纳事件辩护的著名律师。布尔什维克的施略普尼柯夫和扎鲁茨基当选为委员，是因为他们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一流领导人，在群众中也没有齐赫泽和克伦斯基等影响大。
三，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明确指出，二月革命中“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18]所谓“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就是说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夺取政权的重要，也没有采取有力的组织手段。列宁的分析事实上已经指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二月革命缺乏领导。可是从三十年代以后，苏联的官方厉史著作中一再强调，二月革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他们举出的唯一根据，就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发表的《告俄国全体公民宣言》。这个宣言在1917年3月5日《真理报》上刊登时，说它是2月26日发表的。后来，《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就以这个日子断定，布尔什维克领导了二月革命。1956年，苏联历史学家э·H·布尔扎洛夫在《历史问题》第四、第八期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论述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一4月的策略。经他考证，这个宣言是2月28日发表的。根据是宣言的起草人之一B·尤卡罗夫和俄国局负责人之一施略普尼柯夫1923年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上的回忆。他们俩都说宣言是27日起草，28日修改后发表在当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第一期附录中。[19]而苏维埃《消息报》确实是28日创刊的。
苏联史学家形成了一种成见：谁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谁就是异端。历史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以上事实说明二月革命是人民的自发选择。其实，列宁在第一封《远方来信》中就说，二月革命是“料想不到”的”奇迹”。这次革命的“万能的导演”，“强有力的加速者”，“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20]
二月革命的结果，使统治俄国长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寿终正寝。革命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不会长久保持下去。人民由于忍受不了战争的沉重灾难才群起革命，而革命并未带来和平。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不断发表将同协约国一起对同盟国继续作战直至胜利的谈话。对于关系到全体人民面包问题的农民的土地问题，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在其农业部长领导下的最高土地委员会，仅为立宪会议作准备，而立宪会议又被推到遥远的未来，实际上是在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正在奔驰中的俄国这辆大车又出现在十字路口。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又面临新的抉择。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和政治派别很快都采取各自的立场，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十月党人的领导者米·弗·罗将柯是国家杜马主席。二月革命中沙皇下令解散杜马以后，罗将柯召开杜马非正式会议，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暂行新政府职能。杜马临时委员会力图阻止革命，拯救君主制，曾派十月党的另一领导人亚·伊·古契可夫和舒利金前往大本营，渴见尼古拉二世，劝其让位给太子。罗将柯还企图继续保持军官对士兵群众的控制。临时政府成立后，古契柯夫参加了政府。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已失去意义，但它仍继续存在。十月党人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罗将柯在5月还召开杜马临时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并通过了一项威胁农民夺取土地会带来歉收的决议。
标榜民主和自由的立宪民主党实际上十足地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落后性。它一方面企图实现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另一方面还妄图阻止革命。米留可夫在3月3日还坚持要有“惯性政权的象征”，只有临时政府，没有君主，乃是一只破船，将在人民骚动中沉没。[21]名曰立宪民主党，但对召开立宪会议却缺乏信心，害怕在人民意志高涨的情况下自己在选举中得不到多数，因此，迟迟不决定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的日期。它们唯一的希望是继续进行战争。米留可夫把这个意思表达得最明确：“也许正是由于战争，我们还能勉强保持着这一切，如果没有战争，一切会很快垮台。”[22]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口头上答应解决，骨子里却反对解决。担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的盛加略夫就坚决反对农民自己夺取土地，极力诬蔑这种作法是“越轨行为”。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二月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力量远比布尔什维克大。列宁说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他们自己则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俄国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现在进行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能为遥远的未来实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因此，二月革命中工农群众虽然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推上了握有实权的苏维埃领导岗位，但他们却拱手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自己退到了合法的反对党地位：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对临时政府进行监督。名曰监督，由于他们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支持。到了临时政府发生了第一次危机以后，他们便抛弃了不参加政府的立场，而做上了政府的部长。对于战争的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头目们只一般地表示反对，他们仅仅局限于向帝国主义政府发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呼吁。其实，支持临时政府也就是支持战争。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也是把希望寄托在立宪会议上。社会革命党自称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党，一再提出“土地社会化”的纲领。这个党的领导人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都做过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但在他们的部长任上不仅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还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
在新的抉择面前，布尔什维克作出了什么选择呢？
当时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于2月28日提出了建立临时政府的口号，但对苏维埃的重要意义并未认识清楚。临时政府成立后，俄国局就指出，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利益的机关，建议为争取临时革命政府展开斗争。同时继续坚持“打倒战争”的口号，指出临时政府继续坚持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但是，俄国局并没有提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反映了主持俄国局工作的莫洛托夫、施略普尼柯夫等的不够成熟。
3月12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加入了《真理报》编辑部。他们把以前的组织不放在眼里，把《真理报》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党报的编辑方向引上了自己的轨迹。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临时政府和革命社会主义力量》一文中，提出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23]在3月15日发表的《不要秘密外交》的文章中少宣传半护国主义路线。他写道，当前的口号应当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立刻就关于停止世界战争的方式开始谈判。他反对瓦解军队，主张有组织地结束战争。只要没有缔结和约，“人民就必须坚守岗位，以子弹回敬子弹，以炮弹回敬炮弹”。[24]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论战争》一文中，基本上重复了加米涅夫的某些观点。他反对“打倒战争”的口号。斯大林认为出路在于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25]在另一篇《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文章中，只号召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加强苏维埃，并未提出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和把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列宁回国以前，3月28日至4月2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还召开了一次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会议讨论了战争、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以及组织革命力量同反革命作斗争等问题。会上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少数人公开支持临时政府并主张保卫革命以抵御外敌。莫洛托夫等认为临时政府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建议不给它以任何信任。加米涅夫持调和态度，借机把他的观点塞进决议。会议还讨论了同孟什维克的联合问题。这说明，在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党内也不统一，也存在着不同的选择。
侨居在瑞士的列宁，在收到关于二月革命的最初消息以后，就提出了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问题。列宁给国内同志写了五封《远方来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4月4日，他一回到彼得格勒就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首先抓住了关系俄国局势关键的战争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对待战争问题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列宁认为，要结束战争只有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才提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实行政权的上述转变。也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处于少数地位，所以党的任务是向群众作耐心的宣传解释工作，宣传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在土地间题上，列宁坚持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并且立即采取一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
显然，列宁的方案抓住了俄国问题的要害，是诸多选择中最正确的选择。十月革命就是在列宁方针指导下取得胜利的。
列宁接见俄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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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宿命论。革命要有客观条件，更重要的还要有主观条件。俄国落后，世界上落后的国家何止俄国一国。战争引起了革命，但德国、奥匈帝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打了败仗，战争给这两个帝国的人民带来的灾难不谓不重，为什么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却都失败了呢？可见，光有革命形势，甚至也发动了革命，能不能胜利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笔者认为，这就要看各派政治力量作了怎样的选择，这些选择又是怎样互相冲突和斗争的。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抓住了整个链条的主要环节：战争问题和土地问题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战胜了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党内某些人的错误选择，结果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几方面的选择构成另外一种格局，恐怕十月革命不会那么顺利，至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和很少流血。列宁以高度锐敏的眼光、敏捷的思维、坚定的必胜信念、灵活巧妙的策略手段、善于识别人的眼力和团结人的胸怀以及非凡的革命胆略，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其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列宁的理论、方针策略和胆略决定的。列宁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敢于在革命浪潮中独树一帜。列宁刚一回国就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的族席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纲领。据B·查列日斯基的回忆，列宁的提纲给彼得格勒的工作人员的印象，象一颗爆炸的炸弹。[26]当时列宁的提纲不仅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遭到孟什维克的反对，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当场站起来维护列宁观点的只有亚·米·柯仑泰。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讨论列宁的提纲时，加米涅夫坚持“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社会的”，“党如接受列宁的提纲，就将交成宣传员小组”。[27]斯大林维护加米涅夫的立场，声称列宁的提纲是略图，没有事实，不能令人满意。[28]加米涅夫4月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29]列宁毫不气馁，在党的各种会议上顽强地、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原理和论点，逐渐取得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这种情况在准备武装起义的前夕同样发生过。当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地位以后，革命形势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临时政府准备放弃彼得格勒以换取援助来扼杀革命。住在芬兰的列宁给党中央写信，建议举行武装起义。9月15日中央讨论列宁建议时，加米涅夫要求否决列宁的建议。加米涅夫的提议虽未通过，但中央委员会也没有积极支持列宁。列宁不得不多次向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党组织写信，恳切陈述“危机成熟”的种种标志，并一再警告：革命完全处在决定性关头，“拖延就是犯罪”。10月初，列宁秘密回到彼得格勒，亲自参加了10月10日和16日的两次中央会议。他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批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的反对意见，终于使党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列宁不仅有坚定的必胜信念，坚强的毅力和斗争意志，而且灵活巧妙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原则。当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的反动面目还未认清，对它抱有轻信态度，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占据着苏维埃的多数，而临时政府又没有用暴力镇压群众的能力的情况下，列宁主张革命的和平发展方针，充分利用二月革命所开创的有利条件，尽量使政权通过合法斗争转到苏维埃手中。所以，在条件还未成熟时，列宁反对过早地提出“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5月份，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通过了掌握权力的决议，列宁认为采取这一行动为时尚早，帮助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7月初，由于临时政府背着人民在前线发动进攻而遭至失败，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武装游行示威，当时很可能发展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列宁从全国的局势考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这说明，列宁是十分注意把握斗争的策略和时机的。只要有一线希望能使革命和平发展，他都不轻易放过。9月初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他又重提政权和平转变的问题。甚至同意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掌权，领导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可以不参加政府。但是，一旦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他最坚决，毫不妥协。革命总是一大批人的集体创造。一个能把革命引向胜利的领袖，必然善于识别人、团结人，特别是能够善于发现和找到那些在关键时刻起重大作用的人。从4月到10月，列宁教育、帮助和团结了许多有才能的人，并把他们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就拿托洛茨基来说，自1903年同列宁分道扬镳以后，他们之间发生过多次争论。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系列接近列宁观点的言论，以后又坚决支持列宁的路线。列宁不念前嫌亲自同托洛茨基所在的区联派进行谈判，吸收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事实证明，列宁这一行动是十分英明的。托洛茨基及区联派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在十月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托洛茨基，如果说十月武装起义的政治领导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那么十月武装起义具体实践的指挥者就是托洛茨基及其领导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承认历史的规律性不等于相信宿命论。不能把历史的必然性说成不可避免性。必然性是指历史的内在联系，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事物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其发展前途才成为不可避免的。因此，十月革命的诸多客观因素加上列宁的正确选择和正确领导才使这场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当时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这位十月革命的设计大师所以能够身体力行，也还有不少偶然的机遇起作用。二月革命发生后，列宁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立即回国。在战争的环境下，怎样才能安全到达？列宁设想过几种回国的方案。后来通过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普拉滕同德国驻瑞士公使交涉，达成了俄国侨民经过德国回国的协议。这是一个大胆而有很大风险的计划。德国是敌国，既有敌人失信的危险，又要冒俄国工人不理解的风险。列宁通过德国比较顺利地回国，·就为自己争取到非常必要的宝贵时间。如果取道英国肯定4月初回不来。当时帕·波·阿克里罗、德·马尔托夫就试图不经德国而临时改为取道英国回国的方案，结果直到4月中还打电报说：“取道英国回俄国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的托洛茨基取道英国回国，就被英国当局拘留，一直到5月才回来。如果列宁不能回国，或者回国晚了，国内的情况、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情况都会有一定的变化，列宁还能不能发挥象他后来发挥的作用，就很难断定了。人们常说，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也造就时代。“1917”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只给俄国造就了一个列宁。如果不是列宁，至少俄国的面貌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己选择的大革命。十月革命是列宁在人民选择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种新的选择，是一次有计划的革命。由于列宁的选择同人民群众的选择完全一致，尽管这一选择同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的选择相冲突，但斗争的结果还是列宁的选择取得了胜利。这说明人民的选择是历史选择的基础。不能用机械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去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历史是在选择中发展的。历史的选择性是历史规律性的重要内容。
武装保卫苏维埃
注释：
[1]《远方来信》,《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卷,第9页。这里说的第一次革命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第一次革命。
[2]《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卷,第114页。
[3]《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卷,第9页。俄国第一次革命指1905一1907年的革命。
[4]《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卷,第294页。
[5]《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卷,第371页。
[6]《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卷,第37页。
[7]《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卷,第90页。
[8]《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卷,第136页。
[9]《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卷,第444、438页。
[10]《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卷,第371页。
[1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12] 诺索夫:《苏联简史》第1卷,第415页。
[13] 孙成木等:《俄国史简编》(下),第402页。
[14] 叶·季·切尔缅斯基:《苏联史(帝国主义时期)》1974年莫斯科版,第512页。
[15] 弗·晋季诺夫:《二月革命的日子》,见德·马宁:《克伦斯基等目睹的1917年俄国革命》。
[16][17]《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卷,第1、4页。
[18]《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卷,第114页。
[19] э·H·布尔扎洛夫:《论布尔什维克1917年3一4月的策略》,《历史问题》1956年第4期。
[20]《远方来信》,《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卷,第9、11页。
[21] 转引自德·阿宁:《克伦斯基等目睹下的俄国1917年革命》,第110一111页。
[22] 同上书,第163页。
[23][24]《真理报》1917年第8、9号。
[25]《论战争》,《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9页。
[26]《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3年第1期,第156页。
[27][28] 转引自布尔扎洛夫的上述文章。
[29] 转引自《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卷,第144页。
文章来源/《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材料整理/沈鑫
责任编辑/王晨
审核/刘韦辰
指导老师/胡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