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黄寿成：业师马驰教授如何带我步入学术殿堂

 业师马驰教授于今年5月14日因病去世，作为业师所带的第一届研究生，我十分悲痛，不由得想去追随他学习的点点滴滴。是驰师领我步入学术的殿堂，并开始从事隋唐史学习研究的。

我是1994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追随业师马驰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的，但是我知道驰师的尊姓大名则是早在1980年唐史学会成立大会结束后不久。那天先父黄永年教授让我把一本他撰写的《唐史史料学》讲义送到居住在同一单元四层的高仲杰教授家，当时我很纳闷，因为高教授是从事体育教学科研的，与隋唐史从无关联。我便随口问了一句“高老师不是从事隋唐史研究的？”先父答道：“这是送给他的一位亲戚的。”我于是看了一下讲义封面，先父上面写着“马驰同志指正”[1]（或者是“奉赠马驰同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于是就记住了驰师的尊姓大名。可是由于我生愚钝，入学术殿堂很晚，故此后再与驰师无任何联系，只知驰师当时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是民族史研究，且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

此后的我一直不甘心当一个小工人，于是在1985年先上了西安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后于1992年报考了著名唐史专家牛致功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虽然总成绩在本研究方向的考生中排名第二，可是由于外语成绩太差，名落孙山。当我1994年准备再度报考时，牛致功先生已经退休，先父告诉我马驰老师已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今年已开始接替牛先生招收硕士研究生了，并命我报考驰师的研究生。经过那年初三个寒冷冬天的考试，我的三门专业课分别取得了86、85、84分的奇特成绩，且通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外语也终于过关了。于是在那年的九月我排除一切干扰，毅然放弃校图书馆的工作，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学习，成为驰师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这年入学报到后不久的一天，我与师弟马文军一起去驰师家，正式拜谒业师。当时驰师在寒暄了几句话后，就给我们提出了课外的学习要求，要求我们每人准备两本笔记本写读书日志，并且说每天除了睡觉之外都要记下各个时段在干什么，上了什么课，读了哪些书，包括理发等生活琐事在内，同时又要求我们每一周写一篇读书札记。此后驰师对我们所写的读书日志的要求还不断加码，最初只记读了什么书，后来又要求要写清楚读了那部传世文献的哪一卷哪一篇纪传，哪位学者著述的哪页至哪页，或论文集中的哪一篇论文，再后来还要求在日志中的所读书后附带写点读后感。至于每周的读书札记驰师则认真批改，并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入学术门径太晚，已近37岁，所以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入学之前我也曾练笔写过一篇有关太原起兵的小文，不过现在看来那完全可以戏称为“涂鸦”之作。另外，先父又遵循古训，基本不指导我，以至先母曾数次为指导我学习之事与先父争辩，先父则回道：“我是指导学生的，不是教儿子的。”所以我在就读硕士研究生之前基本上可以说是学术上的“门外汉”，也就是说真正将我领入学术殿堂的恩师确实是业师马驰教授。

至于驰师对我指导学术的一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周末晚上我和文军师弟按惯例一起去驰师家，奉上读书日志和读书札记，驰师先针对我们上周的读书日志评点了一番，然后对我说：你的那篇读书札记我仔细看了，觉得你注意到唐肃宗后期河东军兵变这件事，并做了一些分析是好的，不过你这样写还是不够的，你应该再仔细阅读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看看这在当时是否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再将这篇札记做些修改。我问道：那我下周还要写其他札记吗？驰师说：不用！你就好好修改这篇札记。我回家后又仔细阅读两《唐书》有关传纪、《资治通鉴》等史籍的相关记载，发现处于平定“安史之乱”前线的唐军主力朔方军以及同属于绛州行营的四镇北庭的勤王部队几乎同时也发生了兵变，这让我大为震惊！于是就此问题有做了些分析探讨，认为这是由于唐中央将这些藩镇的统帅更换所致，再次交给了驰师。过了一周，当我们踏入驰师家门时，他又对我说，改得不错！不过你还要在注意当时其他藩镇的节度使有无更换，这是否是唐中央有意而为？有什么意图？于是我再次将这篇札记做了修改，注意到在此前后唐中央确实在有条不紊的全面更换藩镇节度使，将一些担任节度使的地方将领及蕃将调换为中央的文职官员，或是中央系的军事将领，认为这确实是以唐肃宗为首的中央政权有意而为之，当是为了防止出现新的离心力量，避免再次发生“安史之乱”之类叛乱事件之举。至于为何唐肃宗选择在这一时期实施这项措施，则是因为是时唐军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占有优势，“安史之乱”已接近最终平息，因此唐中央有必要防患于未然。而这篇拙文此后又经过数次修改，最终以《唐肃宗时朔方河东兵变事考释》之题目，在我毕业数年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刊发。所以说这篇文章的写作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正因为驰师的循循善诱，悉心指导，才使我真正开始步入学术殿堂，同时又教会了我作为导师如何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指导自己的学生，至今对我来说还有着深远的影响。

再有一件事即是入学后的第二年，那时驰师担任唐史学会的秘书长，除了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之外，学会的日常事务又异常繁忙，还要编辑《唐书论丛》、《中国唐史学会会刊》。其中《中国唐史学会会刊》还要介绍一些学术动态，驰师为了培养锻炼我们，命我编写前一年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动态，可是我当时却从未接触过敦煌学这一研究领域，驰师就拿来了刊载前几年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动态的的刊物，让我照样编写。于是我就到校图书馆的各个阅览室查看相关期刊，[2] 摘出有关敦煌学研究的论文题目，编写出摘要，汇集成稿。而最初一稿我曾受到驰师的批评，驰师并提出修改意见。此后我不断向驰师讨教，经过几易其稿，在驰师的精心修改之下，终于完成这篇敦煌学研究学术动态，并刊发在《唐史学会会刊》中。这件事对我教育意义也很大，既让我了解了敦煌学研究的概况及其国内学者关注的该领域热点问题，又知晓了当时活跃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还有一件事，1996年陕西师范大学接受港台实业家的资助在学生中设立“华藏奖学金”，我请示驰师是否申报，驰师毫不犹豫支持我。可是我犹豫的说：我的成果都与隋唐史专业无关，一篇文章题为《外国银圆在中国的流通》（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是利用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黄丕烈的笔记，考述清人使用外国银圆之事，一是点校的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驰师仍然说“报！”结果我幸运的获得了学校的首届“华藏奖学金”。颁奖仪式结束后，我就兴高采烈地向驰师汇报，业师十分高兴，同时非常严肃地告诫我：“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随即我提出请驰师和师弟师妹一起聚聚，驰师又断然拒绝，接着说道：“虽然你家庭条件好，但是你现在脱产学习，失去了工作，不能全靠父母！获得的奖学金可以买些专业书籍，不要乱花钱！” 通过这件事我既看到了驰师的为人忠厚，毫不期望在金钱上得到回报的优秀品质，同时又学到了驰师如何对待学生的授业之道。所以此后我只有在学业上不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以报答业师的培育指导之恩。

另外，驰师还对学生爱护有加，他不仅在学术上不断指导帮助学生，又时常资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还把时常学生叫到家里吃饭，就连我这个家境不错的“大学生”也有几次不能幸免。还记得有一个师弟由于是辞职来读书的，并且已经有了孩子，夫人收入又偏低，家境十分困难。驰师就不断鼓励哪位师弟坚持学习，还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助他，最终正是由于驰师的关心资助，以及那位师弟的自己不懈的努力，他已经成为国内一所著名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且在专业上很有成就，在国内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可是他一谈到驰师时就感慨的说：如果没有驰师的关心资助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及其学术地位，更没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驰师待我如同父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马门的弟子都由衷地感慨道：正是由于驰师在生活上的关心爱护，在学业上的严格要求，才使我们能够成才，在学术的殿堂中有所作为，在学术研究方面能够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弟子 寿成 泣记

                                            2019年初冬

注释：

[1]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在人们交往中，除对个别德高望重的学者，如我校的史念海先生之外，一般很少用“先生”这一称呼，而是多用“同志”一词，因为“同志”亦有志同道合之意。

[2]当时电子计算机甚少。其检索系统还没有为人广泛知晓，大陆当无期刊检索系统，故此只能人工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