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石晓军：史念海先生癸酉访日记事
史念海先生
左起：史先智、藤善真澄、史先生、日本关西大学校长大西昭南、石晓军
史先生（左二）、曹尔琴（左一）等终南山考察（右一为上官鸿南、后立者为朱士光）
今年（2012）6月24日是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日前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学长为此来函向我索稿，而我也正在想写点儿什么，所以马上就回信允诺撰文。因为我注意到，在迄今为止发表的缅怀史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很少有人涉及1993年（癸酉）10月至12月间史先生应日本关西大学藤善真澄教授之邀，来日本进行学术访问讲学时的具体情况。而癸酉年的这次访日之行是史先生第一次来到日本，因而在史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当具有特别的意义。我当时有幸全程参与了从筹备邀请、成行到史先生在日本两月期间包括演讲、学术考察、参观以及生活安排等方面几乎所有的活动。这两个月也是我自1978年开始作为陕西师大历史系的学生而初识史先生以后，与史先生近距离接触密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从而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借此机会，我想通过回顾先生癸酉访日时期的若干情况，以寄托自己的追思，并为史存证。
关于史先生访问日本期间及前后的情况，由于已是近二十年前之事，许多具体细节都已经比较模糊了，所幸史先生给我的数封信件我都保存着。此外虽然当时没有写日记，但我找到了1992年和1993年的记事本。我在记事本上曾简要地记录了其间的部分重要活动。据此记录并辅之以记忆，或可略窥史先生癸酉年访日的一麟半爪。
史先生在日本访问讲学的时期虽然是1993年下半年的事情，但关西大学酝酿邀请事宜却是早在一年之前的1992年上半年就开始了。
当时我在关西大学的身份已经由访问学者转为读博士学位，在著名东洋史学者大庭脩教授（1927—2002）、藤善真澄教授（1934—）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在几位导师之中，藤善教授除了在隋唐佛教史、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享誉学界之外，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以对《水经注》的研究而著称于世，“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中的《水经注抄》译注（平凡社 1974年）就出自于藤善教授之手。藤善教授很早以来就十分景仰史先生的道德学问，自我到关西大学以后，史先生更成为我与藤善教授之间经常的话题之一。我曾向藤善先生建议说，倘若能邀请史先生来关西大学讲学的话，无疑有助于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来后的翻译以及日常起居安排等方面有我在，尽管可以放心。藤善先生当时多少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史先生当时已年届八十，不知健康状况究竞是否方便出国远行？我虽向藤善先生介绍了史先生做学问一贯坚持的以文献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做法，借以说明史先生身体状况、健康程度远远超出同龄人，但其实我心里对于这一方面也没有底。
大概到了1992年6月前后，藤善教授终于决定向关西大学校方申请次年邀请史先生来校讲学，并委托我先征询一下史先生的意向。7月中旬左右我在给史先生的信中详细地介绍了初步设想及计划，征求史先生的意见。没多久就收到了先生于8月8日写的回信，欣然表示接受邀请，同时提出了讲学的具体课题。我旋即向藤善教授汇报了史先生来信的内容，1992年下半年便进入了具体的邀请准备阶段。
原计划1993年上半年成行，但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国手续还很麻烦，加之当时史先生年事已高，陕西师大规定出远门时须有人陪伴照料等原因，等到真正成行还是花费了不少时日，在这一时期我和史先生之间通信的内容大都是围绕此事。不仅如此，记得1993年8月中旬我回国探亲时还专程到陕西师大史先生家里拜见先生，当面落实一些具体事宜。这是我自1990年离开陕西师大以后第一次见到史先生，在鹤发童颜、精神焕发的先生面前，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畅谈之余并在先生的书房合影留念。返回日本后我立即给藤善先生看了史先生的近照，并转达了史先生的问候，藤善先生这才终于完全放下心来。
经过这样一个准备过程之后，1993年10月9日史先生终于在令媛史先智女士的陪同下由上海乘飞机来到大阪，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访日讲学活动。
根据1993年我的记事本的记录，史先生在日本期间的主要活动日程如下：
1993年10月12日笔者与史先生在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前合影
10月9日（星期六）12点半，史先生和史先智师姐乘MU515航班（上海至大阪）抵达大阪国际机场。尔后，下午先到位于大阪府吹田市千里山校区的关西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入住位于吹田市千里山竹园的关西大学外国研究者宿舍。
10月10日、11日（星期天、体育节）连休。
10月12日（星期二）至15日（星期五），陪同史先生参观关西大学千里山校区、综合图书馆、东西学术研究所、文学部资料室、研究室等。
10月18日（星期一）、19日（星期二）休息。
10月20日（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举办史先生学术报告会。题目：唐长安城外廓城街路的变迁及里坊的设置。地点：东西学术研究所会议室。
10月21日（星期四）下午3点至3点半，关西大学校长大西昭男教授会见史先生。地点：关西大学会馆2楼会客室。
10月24日（星期日），与藤善先生一起陪同史先生游览京都市容（清水寺、祇园等）。
10月30日（星期六），陪同史先生参观1970年大阪世界博览会纪念公园、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
11月3日（星期三），文化节。上午与藤善先生一起陪同史先生参加在京都大学会馆举行的日本东洋史研究会全国大会，下午参观京都二条城、御所；与筑波大学妹尾达彦先生一起喝午茶，商谈史先生顺访筑波大学事；到藤善先生家做客，共进晚餐。
11月8日（星期一）至13日，应筑波大学妹尾达彦先生之邀，史先生访问位于日本关东地区茨城县筑波市的筑波大学以及东京。
11月19日（星期五）第四节课，史先生给关西大学研究生院史学专攻博士生硕士生讲课，题目：中国的运河。地点：研究生院共同研究室。
11月20日（星期六）至21日（星期日），陪同史先生参加京都地理学会活动，参观日本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延历寺（滋贺大学秋山元秀教授陪同）。
11月24日（星期三），史先生举行答谢宴会。
11月27日（星期六），参观奈良相关历史遗迹（东大寺、平城京遗址、奈良国立博物馆等）。
12月1日（星期三）上午10点半，关西大学文学部举办史先生学术报告会。题目：中国的长城。地点：3号馆AV教室。下午6点，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为史先生举办欢送宴会，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大庭脩教授、藤善真澄教授、宫下三郎教授、尾崎实教授以及研究所事务室山口先生、吉田先生、关大国际交流中心土桥先生出席。
12月4日（星期六），史先生观赏日本传统演剧艺术“能乐”。
1993年12月1日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为史先生举行欢送会时的合影（前排坐在史先生两边者分别为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大庭脩教授、藤善真澄教授，后排站立者两端分别是史先智女士和笔者，笔者旁边是尾崎实教授）
12月8日（星期三）13点30分，史先生与先智师姐乘MU516航班（大阪至上海）离开大阪国际机场回国。
上述事项虽然只是我当时的一个大事备忘录，肯定不全面，至于日常生活等方面则完全没有涉及，但据此仍可大致看出史先生在日本期间的一些主要活动轨迹。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史先生仅在关西大学就做了三次演讲，并出席了日本东洋史研究会全国大会、京都地理学会等学术会议；先后访问了位于日本西部的关西大学、滋贺大学，位于日本东部的筑波大学等学校，同时与藤善真澄教授、大庭脩教授、妹尾达彦教授、秋山元秀教授等日本知名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此外还考察了大阪、京都、奈良、东京等地的众多历史遗迹，观赏了日本的传统艺术。这样高密度、高效率的活动安排，即便对当时三十多岁的我来说，一天下来都感到十分疲惫，但时已八十一岁高龄、而且装有心脏起搏器的史先生却始终兴致勃勃、精神抖擞。记得秋山元秀教授开车带我们游览比睿山时，可能是由于连日疲劳，加之山路来回盘旋，大家身体都有些不舒服，连平常从不晕车的我也感到胃里很难受，但史先生却依然谈笑风生，当时就让我既感慨又十分惭愧。这一场景至今仍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现在常常对青年学生说，做学问不仅要有敏锐的心智和踏实的作风，还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二者缺一不可。在这一方面来说，史先生堪称我们的楷模。
史先生不仅精力充沛，心态也很年轻。记得当时先智师姐跟我们说，史先生听说日本的染发剂比较好，就让她去买，说是自己的满头白发看起来不精神。我们听后都哈哈大笑，觉得老先生太可爱了，八十多岁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心态。
在两个月的访日期间，史先生对于日本也有许多点评。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介绍。我听到的最多的有两点：一是赞赏日本干净整洁，人人彬彬有礼，社会井然有序；二是感慨日本各地绿化程度。每到一处，尤其是到了山岳地带，史先生都不由自主地连声感叹：你看人家的植被有多好！当年西安周围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景观！
1978年2月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史先生是系主任，没过多久又兼任了陕西师大副校长，工作十分繁忙，因而在我的印象中很少给我们直接上课。当时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乃是史先生在各种讲话中多次提到的“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才有事业可言”这一源自于顾颉刚先生的座右铭。我从本科时就非常喜欢读史先生的论著，记得大一时最早购入的书籍之一就是1978年5月重印的《河山集》，然而由于我读硕士研究生以及在历史系任教时，专业研究方向均为中日关系史，因而当时与史先生直接接触的机会实际并不多。而在1993年史先生访日讲学整整两个月期间，除了先生去筑波大学访问时我没有陪同前去，以及12月初都参加了，而且史先生的几次讲演以及日常交流时也都是由我来翻译的。因此这两个月几乎可以说是与史先生朝夕相处，成为我平生与史先生接触最多的时期。
通过这两个月的密切接触，使我对史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到史先生不仅道德学问为一代宗师，而且礼贤下士，极重情义。譬如就因为我在先生访日期间略尽做学生的本分，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史先生就始终念念不忘，不仅当时给我赠送了他的主要著作，而且一直到去世之前，史先生每出版新著，包括价格不菲的《西安历史地图集》都要一一送给我，并且每次都郑重地在扉页上签名题字，写上“晓军同志指正”字样。此外，史先生还处处不忘提携后进。先生知道我在中日关系史领域中重点研究隋唐时期，为了给我在国内也提供相应的研究条件，于是又给我寄来了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兼职教授的聘书。这些都令我诚惶诚恐，非常感动。先生的厚爱和勉励，一直成为我鞭策自己的一个动力。
以上所述乃是有关史先生癸酉年访日的一点追忆，遗漏之处或有一些，但窃以为尚可大致反映出当时的情况。谨以此文敬献先生灵前，纪念先生百年诞辰。
2012年2月吉日于日本大阪
（作者为日本姬路独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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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张世林主编：《想念史念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版
责任编辑/黄宇迪
审核/傅亭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