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商国君：散忆常兄

散忆常兄

商国君

常金仓师兄撒手人寰、驾鹤西游，倏忽之间，已将近一年。世事无恒，人生无常；哀之则潸然涕下，奋之则时不我待。人乎，情感抉择，古今皆游于二者之间，盖莫能真正超越其境者也。

2011年11月20日晚，突然接到福建师大王晓德学兄电话，他哽咽着说：“我们邀请常兄来讲学，他、他却突然意外发病，走了！”我惊愕异常，不敢相信，竟然自语般连着说了几句：“真的吗？真的吗！是真的吗？”他长叹一声说：“常兄真的走了。”随之言及对后事的安排。我当即答应拟前去送常兄最后一程，并且马上订购了往返机票。然而，我依然有些心存侥幸，希望这不是真的，并且得到证明。于是，我给在福建师大工作的巴新生师兄打电话，他向我详细叙述回顾了与常兄在一起的相关情形，不幸的确是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一夜精神恍惚，无法入睡。眼睛一闭，常兄的音容笑貌就如在眼前。清晨起来后，觉得头脑昏晕发胀，一量血压，竟然高达180多。吃完降压药，又过了一段时间，再测，血压依然降不下来。无奈，只好放弃飞往福州，未能当面送别常兄，甚憾！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祝愿常兄：一路走好！希望在天堂中真正能够顺心如意！

我与常兄从相遇、相识到相知，转眼之间已经有二十余年了。往事历历，犹如昨天。

1986年秋季，我有幸考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金景芳先生学研先秦史，攻读硕士学位（吕绍纲先生当时任副所长，并在1988年与金先生同任我们这一级硕士生的指导教师）。我的宿舍是吉大3舍203室。吉林大学是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研究生教学严格按正规计划行事，课程排得满满的，每天仆仆奔波于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宿舍。因为刚入学不久，彼此不熟悉，对左邻右舍相遇仅是点头寒暄而已，常兄也在此之列。但是，又有例外。常兄正好住在我的对门，这样我们点头寒暄的机会就多了一些。开始大家都误以为常兄是“师辈尊长”，所以都对常兄拘谨恭敬有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常兄外在形象的误判：衣着朴素，属于“文革”期间“青紫蓝”类型颜色的延续；身形消瘦，常态下略显驼背；尤其是面色略显黧黑，加之有些谢顶。当年因为研究生较少，我们随同教师一起进行开会和政治学习。发现常兄也在开会和政治学习的行列中，通过询问，才知道我们师属同门，常兄是博士生。虽然知道是同门师兄，但我们硕士生对之还是恭敬有加，执礼甚恭。当年的博士生，属于凤毛麟角，尤其文科类，每年招生数量寥若晨星，在社会的认识和评判中，都属于令人钦佩仰慕的精英人才，几乎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二十余年的历史实践发展，已经用丰硕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此后，我们慢慢开始接触、交往，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常兄和李衡眉师兄同一宿舍，而李兄又担任烟台师院历史系主任，学习、工作两头兼顾，不得不频繁往返。这样一来，常兄一个人的时候居多。于是，我们之间的往来渐渐多了，有时聊得兴起，往往至深夜。常兄纯正的山西口音形成的交流障碍逐渐消弭于无形。吕绍纲先生因为当时家中空间狭小、人多，曾搬到常兄的宿舍，金先生的《周易讲座》就是在此期间整理完成的。而在此期间也曾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佚事。吕先生虽然年长常兄十几岁，因为较胖，不太显老，而常兄则相对显老，于是，偶有不熟悉的客人来访，误以为常兄年长，往往先恭敬的和常兄寒暄握手。此类事后来成为趣谈。而我在和常兄断续交往的二十余年中，几乎未觉得他的容颜有大变化，甚至因为后来慢慢有些发福，反倒觉得似乎年轻了一些。当然，这和生活条件、工作环境、精神状态等等密切相关。

常兄当时读书非常刻苦勤奋，生活极为简朴艰辛，学期内很少回家，甚至都极少上街。伙食上偶尔改善一下，就是打一份当时学生食堂里我们誉之为最硬的菜——六角五分一勺的水煮肉片。以致若干年之后提起，似犹余香尚存。我们彼此偶尔也曾小酌，但一般都是李兄返校之时，他从家里带一些东西。常兄酒力欠佳，但不藏奸；李兄海量，1996年庆祝金先生95华诞，师兄弟们曾一起游览松花湖。席间，他虽然刚刚在美国做完手术不久，仍豪饮如常。惜哉！竟然也是英年早逝。常兄的屋里，除了书籍，就是一摞一摞的分类摘抄卡片。不到一年，他已经明确毕业论文选题，决定以周代礼俗作为研究探索的对象。这是一块硬骨头，关涉面纷繁复杂，但最后还是被常兄如愿啃掉了。在吉林大学的后一年多，因为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有关先秦礼法，我们的选题彼此有某些交叉融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一起切磋探讨的时候多了一些，并且于中获益良多。1989年常兄博士毕业，我硕士毕业。金先生本欲将常兄留校，但因为多种原因，常兄最终选择回到母校——山西师范大学任教。我则到委培单位——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报到。从此，我们分别了七年。期间，我因懒惰，对常兄疏于问候，但间有书信、电话沟通。

我在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工作四年后，因为种种原因，历经曲折艰辛，于1993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王玉哲先生研学先秦史，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瞬间即逝，我因为不欲回哈尔滨原单位，在京津等地方曾联系到若干接收单位，房子、爱人工作安排都较为容易解决，棘手的问题是无法让孩子有一所令人满意的高中入读。曾经询问联系若干京津重点高中，入学费用动辄数万，这在当时不啻于天文数字，我只能望而却步、知难而退。正在我彷徨茫然无助之际，彼时已经调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并任副主任的常兄，电话告知，陕西师范大学欲接收若干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人员，让我不妨试着联系一下。承蒙原校长赵世超先生、原系主任萧正洪先生及当时相关领导之不弃，我方能得以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今历史文化学院）任教至今，并且及时妥善帮助我解决了孩子高中入读，以及爱人工作安排、房子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也使我免除了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新的教学科研工作。由是，我对常兄及当时给予我帮助的诸位领导同仁一直铭感在心。

我和常兄分别七年之后，又重逢于西安，并且还成为陕西师范大学的同事。在一起共事的过程中，常兄在诸多方面曾给予我关怀、提醒、告诫、规劝。

我们全家于1996年8月末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常兄家离我不远，他抽空经常到家里来坐上一会，了解问讯孩子入学后的适应情况以及我爱人工作安排的进展情况等。

我在1997年评聘为副教授。当时硕士生指导教师遴选从本人申请、学校审批、公示到招生的周期为两年。我因为天生惰性，然而在无奈之下自我选择颠沛流离十年之后，好不容易略有安定之感，故常以知足知止自我慰藉。此外，我认为，刚刚到新单位，身份角色的转换正在进行中，知识需要沉淀累积更新，研究方向目标对象需要逐渐明确巩固，因而我在1997年和1998年均没有申请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常兄时任历史系主管科研的副主任，他曾及时提醒并且希望我参与申请，我对之陈述了不欲申请的想法和理由，他也认为如果从不误人子弟的良心底线自我约束预防的角度，缓一缓是可取的。1999年，我依然欲向后推迟申请。这次常兄找到我，坚决不同意我的想法，我仍旧用以前的理由进行推却搪塞。常兄几乎和我发了火，差不多接近声色俱厉，这在我们的交往中是没有过的。他说：谦逊退让是美德，但有时又是缺乏竞争意识和自信的表现；人生是需要终生学习实践，主动自觉持续“充电”确实是应该的，但是也要重视阶段性的进取发展。即使你今年申请，就算是顺利通过，你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预做相应的准备。四年几次“博士后”都应该出站了。这回听我的，报！申请后，有幸顺利通过。于是我从2001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如果没有常兄的督促催逼，我还会缓冲若干年。如是虽有些赶鸭子上架，但是后来经过不断地自我努力调适、充实提高，我自己也认为我还是基本能够胜任的。

我的数年“知青”生活，使我成为“茶、烟、酒”三项全能的“优秀选手”，特别是酒，曾经既能“豪饮”，也曾屡屡“好醉”；尤其是胸无城府、心直口快，不会看眼色，不善判场合，更不懂择对象，虽然是本科中文专业毕业，但是一直被认为“不会说话”；更有甚者，有时嫉恶如仇，事不关己却强出头，自以为应属“侠者”之列，但在聪明人的眼里实属“傻瓜”之举。如是种种，曾经在不同时段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也使我的人生之路倍感坎坷曲折。常兄深知我的这些痼疾，曾经多次语重心长地予以谆谆告诫，殷切提醒我不要重蹈覆辙。其实，我何尝不清楚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并且已经吞下若干次苦果。于是，我也曾屡屡欲自警自戒，要争取“吃一堑，长一智”。然而，正如俗语所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耳顺”将至，依然故我。即便如是，回想起常兄当时的谆谆告诫，我还是非常感激，并深切体悟到“良言一句三冬暖”的实质内涵。

我因为刚到一个新单位，又由于对学校院系各位领导能够在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收留了我，并且较为圆满地为我解决了房子、孩子、妻子的相关事宜，我虽然不善于用语言当面表述感激之情，但是这种感激之情一直是铭刻至今的。因此，我对院系领导安排交代的工作，尽可能都竭尽心力去做好。又因为当时实际需要，我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开始逐渐增加，几年之后的高峰时期竟然达到每周29课时，周一到周日没有空闲的时日。所有的课，都是新开课，从查阅搜集资料、选择提炼组织内容，到形成文字教案，从课前复案再考虑如何组织课堂教学，再虑及在课堂有限时间内，以何种语言、恰当的方式方法教授，以期收到相对满意的教学效果。课后还要反思总结提升改进完善，还要预设可能出现问题的应对预案，以及拓展性答疑解惑等等。这样一来，我有几年的时间基本都被教学占据了，科研上自然受到一些影响，好在当时还算相对年轻，硬挤出一点时间，每年还勉强能够发一篇专业论文。常兄是过来人，对我的状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曾多次提醒告诫我，要学会适当拒绝，要教学科研兼顾，不可偏颇，否则就有可能在以科研成果为主要硬件标准评聘职称的过程中造成遗憾。这道理我的确明白，但是我直至今日仍然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什么都面面俱到的，一方面有所得，另一方面必然会有所失，“兼职”必然分心。正因为如此，我对那些什么都能够敢于“一肩挑”的人，又都能够做得非常“出色”的人，真是由衷地钦佩之至。常兄的提醒告诫不幸而被言中，我为此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当然也有所得，即得到学生们和同事们的认可。所以，自感苦涩中也有些许微甜。

有时我想到哲人所说的格言：人生关键处一生可能只有几步。回顾我曾经走过的坎坷曲折人生之路，何尝不是如此。其实，很多常识大家在理论上都心知肚明，可是一旦需要以此为凭藉而付之于行动之时，却可能难于决断。这时，就都会期盼能够有一个人从旁边真诚地提醒、告诫、规劝，以帮助其增强信心，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在陕西师范大学，常兄对我来说，就是时时不断给我以提醒、告诫、规劝的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我的固执，使他良好的意愿大打折扣。今日思之，仍颇有负疚之感。

2004年初，常兄离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前往地处大连的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任教。此后，我们大多通过电话彼此交流。他只要回西安，每次都会告知我，我们于是就抽空海阔天空地聊一回，偶尔有时也会在与学生们的聚餐中进行。2011年夏初，常兄受社会科学规划办等委托，曾与本校院同仁座谈，征询意见和建议。临行前，我们夫妇第一次邀请常兄在饭店相聚小酌，席间甚欢，各自倾吐了很多肺腑之言。然而做梦都无法想到，这一聚之后，竟成永诀。

常兄的教书育人，为人行事，学术业绩，已经得到业界同仁的一致公认。均感常兄正处于学术厚积薄发的巅峰之际，却突兀溘然辞世，既是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也令业界同仁扼腕唏嘘不已。然而斯人已逝，我们无力回天，只能不情愿面对却又无法回避这既成的残酷事实。逝者长已矣！我们苟活者是否能够有所体悟或反思呢！

2012年8月26日于西安

吉林大学同窗合影（吉林松花湖·1996年）

前排左起：李元、宋立恒、程奇立、舒大刚、商国君；

后排左起：宫长为、黄中业、李衡眉、杨英杰、葛志毅、常先生、吕文郁、廖名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