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北朝至隋唐汉文民族石刻文献著录概述

北朝至隋唐汉文民族石刻文献

著录概述

梁雨昕  陈飞飞  李宗俊

金石碑志是史学界重要的宝藏，而不同类别的碑志文辞难于集中，掩映在数量众多的金石文字中，不能有效集中利用，是学界十分遗憾的事。岑仲勉先生五十年前就十分遗憾的喟叹：“近世隋唐石刻，发现极多，唯其多故难于集中不克大量利用以补充史传之弗足，又是别一可惜之事也。”[1] 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国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一个时期，但遗憾的是，该时期的正史文献与宋代以后丰富的史料相比是十分有限，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史料尤其甚少，而与正史文献的窘促相反的是，北朝至隋唐的碑志文献极为丰富。

民族问题乃中古时期的主线，种族和文化乃北朝至隋唐历史研究的关键。要考察民族源流、王统世系、家族传承，掌握完整而系统的资料是前提。碑志中留下了北朝至隋唐各民族人物的丰富信息，综合碑志资料的信息，考察胡汉融合与中古时期边疆经略的日臻兴盛的轨迹与细节、勾勒边疆经略成功经验的线索，无疑对今天边疆学系统的构筑、当代边疆安全理论的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引用碑志以为史料的做法，传统上属于金石学的范畴，其历史却源远流长。王鸣盛曾经指出：“以金石为史料。始于《史记·秦皇纪》、《汉书·郊祀志》，今此则魏收元文，《北史》袭之。金石之学，魏收、郦道元、阚駰等已重之。”[2]至于这种风气之兴起，当推北宋。欧阳修撰著的《集古录》，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作者因感慨于“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三代已来至宝”，然而却遭“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于是撰写《集古录》，期望“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继欧阳修之后，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仿照欧阳修的《集古录》之体例，撰成《金石录》三十卷，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共二千种，上起三代，下迄隋唐五代，所著碑志“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胜任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3]

南宋以后，金石学者间出，但其风之再盛却至清代，受乾嘉学派的推波助澜，主张朴学，利用金石文字研求历史和考订史籍的考据之学很快蔚然成风。当时对于金石文字的重视程度，乾嘉通儒钱大昕曾说过：“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辗转失真，犹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人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4]正是这种学风的熏染和对金石文献价值的珍视，清代各种金石著述蜂拥迭出，但其集大成著作，当推乾隆朝进士王昶的《金石萃编》。是书于嘉庆十年(1805)撰成，全书共一百六十卷，所收资料达一千五百多种，王氏曾遍访各地金石碑刻，对当时新出土新发现的资料以及前人忽视的某些资料加以收集，著录石刻年代上自周秦，下迄宋、辽、金，与前代相比从规模到体例都有大的突破，资料价值极高。

后世仿照其体例的金石书和为其作续、补的著作很多,除王氏《金石萃编未刻稿》三卷,收元碑80种外,还有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三卷，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四卷,王言《金石萃编补略》二卷，陆耀遹《金石续编》二十一卷，陆心源《金石续编》二百卷，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等。

清代金石学成就是巨大的，为后世遗留的金石文献亦极为丰富。但必须指出的是：清代以前的金石碑志的著录许多并不规范，或限于抄写、印刷技术，或因著录者关注的视角及编著目的不同，体例不同，水平亦千差万别。正如岑仲勉先生指出的：“清代金石家不可屈指数，然专金石而兼史者居多，专史而兼金石如钱大昕辈，寥落如晨星也。”[5]

乾嘉学派的考据之风对后世影响极大，瓜瓞绵延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国以至于今，加之这种严谨的学风又与近代西方史学的科学方法相呼应，如与其中同一时期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倡导的重视一手史料的实证学风就非常得相似，也是讲究“一份材料出一份货”。在这种东西方学风的交相辉映与传承影响之下，民国以来，一大批国学大师、史学泰斗相继涌现，如陈寅恪、罗振玉、王国维、岑仲勉、马长寿等等，他们都是利用碑志石刻进行史学研究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墓志碑刻被发现，尤其近四十年来，随着城市的开发，石刻碑志大量出土。由于墓志原石及拓片分散各图书馆、博物馆等地方，一部分还流散于民间，而新的墓志又不断出土，因此对墓志文献的整理工作就显得颇为急切。加之，随着研究的深入，石刻资料的重要性也愈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正是在此背景下，近二十年来可以说是兴起了一股汇编石刻史料的风潮。以断代或以地域为取舍范围的金石著录，或以全国、甚至放眼域外的金石著录，仅涉及北朝隋唐者，今成卷、成册的多达二三百种（据我们初步统计已达308种）。包含边疆民族问题的碑志，迄今出版的著录成果主要是碑志汇编与集释，而且分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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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断代史划分的断代类

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的有：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6]、王壮弘等编撰的《六朝墓志检要》[7]、许宝驯·王壮弘编的《北魏墓志百种》[8]、张伯龄编著《北朝墓志英华》[9]、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10]、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11]、《唐代墓志汇编续集》[12]、吴钢的《全唐文补遗》[13]、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新编》[14]（22册）、蒋文光的《隋•碑志系列丛书》[15]（全20册）、韩理洲的《全隋文补遗》[16]、陈尚君的《全唐文补编》[17]、罗新·叶炜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18]、毛汉光主编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十八册）[19]、王其祎·周晓薇编辑出版的《隋代墓志铭汇考》[20]、毛远明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21]、许雄志·崔学顺编著《新见秦汉魏唐铭刻精选》[22]、韩理洲等辑校编年的《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23]、赵文成等编撰的《新出唐墓志百种》[24]、周阿根的《五代墓志汇考》[25]、王连龙编著的《新见北朝墓志集释》[26]、朱智武的《东晋南朝墓志研究》[27]、王连龙的《新见隋唐墓志集释》[28]、陈尚君的《贞石诠唐》[29]、齐运通·赵力光编著的《北朝墓志百品》[30]等等。这些断代史方面的墓志汇编著作，以时间为序，有利于学者直接集中查找与利用某一时期的碑志资料，而且大多为该领域的专家进行著录，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易受作者研究关注点的影响，容易在取舍过程中有所偏废，尤其拘泥于某一时期，不同领域的资料还是不完整的。同时，整理过程中体例混乱，资料重复收录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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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地域或收藏单位划分的地方类

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西安郊区隋唐墓》[31]、饶宗颐主编的《唐宋墓志 ：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3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整理出版的《千唐志斋藏志》[33]、李希泌编《曲石精庐藏唐墓志》[34]、贵州省博物馆编著的《贵州省墓志选集》[35]、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所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36]、辽宁省博物馆编撰的《北魏墓志二十品》[37]、戴春阳编著的《西北石刻集录》[38]、高文·高成刚主编的《四川历代碑刻》[39]、陈伯泉编著的《江西出土墓志选编》[4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的《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41]、杨少山的《涿州碑铭墓志》[42]、张沛主编的《昭陵碑石》[43]、赵力光编的《鸳鸯七志斋藏石》[44]、李献奇编著《洛阳新获墓志》[45]、郭太松等编辑出版的《河南碑志叙录》[46]、刘景龙·李云昆主编的《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47]、高峡主编的《西安碑林全集》[48]、赵平编的《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49]、王绵厚等编修的《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50]、王霞的《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51]、袁道俊编著的《唐代墓志：南京博物院藏唐代墓志》[52]、赖非的《齐鲁碑刻墓志研究》[5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54]、杨作龙编著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55]、赵君平编著的《邙洛碑志三百种》[56]、荣新江·张志清主编的《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产》[57]、常福江主编的《长治金石萃编（上下）》[58]、余华清·张延皓主编的《陕西碑石精华》[59]、咸阳市渭城区文物管理文员会·张德臣主编的《渭城文物志》[60]、赵力光主编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61]、赵君平等编撰的《河洛墓刻拾零》[62]、桥栋等编著的《洛阳新获墓志续编》[63]、邓本章主编的《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碑刻墓志》[64]、田国富主编的《河间金石遗录》[65]、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碑帖（上下）》[66]、王仲璋主编的《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67]、气贺泽保规编撰的《明大寄讬新收的中国北朝•唐代墓志石刻资料集》[68]、郭玉海等主编的《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69]、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出版《长安新出墓志》[70]、赵君平等编著的《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71]、齐渊编著的《洛阳新见墓志》[72]、李永强·余扶危主编的《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73]、 张乃翥的《龙门区系石刻文萃》[74]、 殷宪的《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75]、潘思源所编的《施蛰存北窗碑帖选粹》[7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组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墓志拓片精选》[77]、戴良佐编著的《西域碑铭录》[78]（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胡戟·荣新江编撰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79]、章国庆撰著的《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80]、齐运通编纂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81]、刘雨茂的《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82]、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胡海帆·汤燕编著的《1996-2012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83]、李家骏主编的《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84]、厉祖浩编的《越窑瓷墓志》[85]、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编著的《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历代墓志卷》[86]、毛阳光·余扶危编撰的《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87]、李玉明·王雅安等编著的《三晋石刻大全》[88]、赵力光编修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89]、吴敏霞主编的《长安碑刻》[9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的《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91]、齐运通等编著《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92]、赵文成·赵君平编辑出版的《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93]、谭淑琴主编的《琬琰流芳—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94]、气贺泽保规·梶山智史合编的《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藏中国洛阳出土唐代墓志史料汇编》[95]、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博物馆编著的《安阳墓志选编》[96]、吴景山从2013年至2016年陆续编修了一套丝绸之路金石丛书，主要有《庆阳金石碑铭菁华》、《崆峒山金石校释》、《安多藏族地区金石录》、《嘉峪关金石校释》、《泾川金石校释》、《白银金石校释》[97]，属于大型地区性金石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刘明等编撰的《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98]、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著《西安新获墓志集萃》[99]、叶炜等编著的《墨香阁藏北朝墓志》[100]、《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101]、刘文编著的《陕西新见隋朝墓志》[102]、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胡海帆·汤燕主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续编）1996—2017》[103]、赵逵夫主编的《陇南金石校录》（全4册）[104]等等。这种以收藏地域或收藏机构为单位的整理方式遗漏少，亦多能让我们对墓志原石的收藏情况等信息有全面、切实的了解，对于全面、系统的整理往往能提供基础性和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但缺点仍在于分散、不集中，不利于文献的全面掌握和综合研究，而且受地方文史工作者文化水平、资金、技术力量的限制，整理成果良莠不齐。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李永强、余扶危主编的《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105]，该书著录标准与前面各书有所不同，集中收录了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500余方，按姓氏笔画结合朝代先后排列，从北魏的于氏，终于唐代的氏族，著录少数民族姓氏90多个。按时间顺序编排，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至元代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时间跨度长达1000余年，包括整个中国中古时期。编著者的意图显然是集中民族墓志，为今后墓志综合研究提供基础信息。正如王素先生在其序言中指出：“近年来，随者中国边疆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我相信本书的出版， 对于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在内的中国民族问题和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都会起到促进作用。”然而该书因只有录文、标点、形制、著录信息，而无图版、介绍、考证，甚至并未给出收录民族人物墓志的标准。而且这种以地域划分取舍标准的做法，收集信息毕竟有限，对于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价值还是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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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时间、广地域的汇编类

以长时间、广地域选取资料，编成较大规模的汇编，使学者对墓志资料有了总体的了解，更加方便应用。具有代表性的如新文丰出版社所编的《石刻史料新编》[106]，全套丛书共4辑100册，收集金石类书籍共1095种，是一次大规模的石刻资料整理工作，尤其是对于金石类书籍进行了系统的汇编整理，颇有学术参考价值。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7]，共100册（不含索引），北朝7册（第3册至10册）收录北魏至隋各类石刻拓本1409种。唐代部分有25册（第11册至第35册为唐代部分），收录唐代各类石刻拓本3000多种；《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08]，共30卷，收隋唐五代墓志拓本五千余种，按收藏地域和单位分为以下九部：《洛阳卷》《河南卷》《陕西卷》《北京卷》（附《辽宁卷》）〈北京大学卷》《河北卷》《山西卷》《江苏山东卷》《新疆卷》这些卷已把现存的绝大多数隋唐五代墓志囊括其中，以图版为主，志文清晰，附有说明文字，对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撰人、书丹人、收藏等情况详为介绍；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修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109]是历代石刻文字史料的汇集，全书共十六册，按时代分为五编，原书编者查阅了现存的千余种的金石志书（包括地方志中的金石志），经过认真对比去重，从中精心辑录出一万五千余篇石刻文献，并附有历代金石学家撰写的考释文字，总计1150万字。所有碑文按朝代排序，利于读者查阅。全书从秦砖汉瓦到碑文墓志，上下两千年，内容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学、科技、民俗、教育、地理等各个方面，堪称大型中国古代史料文献汇编。同时，该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各地域在人物、家族、名胜、重要历史事件等方面的研究和文化开发，极具价值。《新中国出土墓志》[110]是国内第一次对1949年后新出墓志进行最大规模整理出版的一部大型丛书。该书第一期工程10卷、19册出版之后,接连获得国家级大奖,反映了学术界、出版界对该书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整理者水平的认可。该书的价值与意义可归纳为三点:图版清晰,材料完整;释文精当,标点准确;整理规范,翻检方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录的《地方金石志汇编》（共80册）[111]，该书所收录的130余种地方金石志，多出自谙熟乡邦文献的大家名家之手，如缪荃孙、金毓黻、徐世昌等。该类文献在刊刻、保存和流传方面较之地方志，有相当一部分处于抄本稿本状态，即使刊印，亦书品较次，流传甚少，赖各图书馆多年的极力收藏与保护，今辑而刊之，为金石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文献资料。

大型而全面的汇总整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其所取得的价值与意义却是值得的，为文物的保存与整理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工作都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使学者对资料有了总体的了解，更加方便应用。但不足的是，这些成果大多为资料汇总，新旧不分，彼此之间也容易重复抄录，也多没有录文与考释，大多缺少碑志的相关信息，加之内容庞杂，一些新材料或个人所需材料往往掩映在数量巨大而无序的资料中，使用起来不便之处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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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碑志检索目录类

面对数量巨大的墓志，编纂包含信息更为丰富的墓志目录已经非常必要，学界迫切需要一部尽可能收录齐全的墓志资料索引目录。目前学界代表性的成果有杨殿珣编撰的《石刻题跋索引》[112]，为检索历代石刻题跋出处的索引工具书,所收有关石刻题跋目录137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编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历代墓志草目》[113]，对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历代墓志进行了目录整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著《国立中央图书馆墓志拓片目录》[114]，对于台北国立图书馆所藏墓志拓片进行了目录整理。徐自强等编撰的《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115]，该书史料价值极高，收录现藏墓志拓片中整理编目部分共计4638种，包括自汉代至中华民国各个历史时代的传世墓志，为学术界和读者充分利用有关藏品提供了方便。荣丽华主编的《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116]，主要收录了1949-1989年来各地出土的历代墓志，兼及个别新发表的早年出土品等，是一项时间跨度极长的资料整理工作，实属不易。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修《洛阳出土墓志目录》[117]将洛阳地区出土墓志整理成目录，以便查询。日本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编集的《东洋文库所藏中国石刻拓本目录》[118]就是东洋文库所藏约3000件拓本的目录汇集,卷末还附有索引,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撰《洛阳出土墓志目录续编》[119]收录见于近几年著录的洛阳出土墓志1785方，按照墓主葬年时间先后编排，涉及东汉至民国18个历史时期，其中以唐代墓志居多。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集中整理了其馆藏的墓志拓片，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120]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全部墓志拓片，共10194种。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均有，其中唐代为最大宗。日本学者梶山智史的《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121]是集作者数年的研究成果而集结出版的，总结了中国北朝、隋代的墓志的出土地点和收藏场所以及著作情况的目录，共收录的墓志有北朝1211方，隋代716方，合计达到1927方，备受学者瞩目。气贺泽保规则对于唐代的墓志进行了目录整理，先后出版的《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成为学界检索唐代墓志最常用、最便利的工具书，对于推动石刻研究领域的活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17版《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1997，2004年新版加入索引，2009年再出新版增订版，2017年又再次新编出版）[122]分题跋、北图、附考、千唐洛阳、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中国、新编、补遗、补编、地方、其他十二栏分载各个墓志的不同出处，其中新增了补编、地方两栏，2017年版收录资料截止于2015年末，计有唐代墓志12523余方，与梶山智史的目录相承接，成为学界检索北朝至隋唐墓志最常用、最便利的工具书,对于推动石刻研究领域的活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123]是一部编纂谨严、体例精善的拓本目录，提供的信息还包含了志题、志盖、撰书者、出土地点、收藏机构、墓志行款等。若能进一步完善体例，以简注的形式补充每方墓志的考古发掘、志主是否见诸传世文献记载、前人研究等信息，形成一部更为完备的《北朝至隋唐碑志总目》，或能成为便于学者检索的研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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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子数据库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碑志资料的公布流传方式也越来越大众化，电子数据库的建设与利用也是大势所趋。北京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古籍数字图书馆拓片元数据标准，走在了石刻资料数字化前沿。此外，一些图书馆完成初步整理工作，如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1984年就已整理编目出版了《馆藏千唐志斋藏石拓片目录》《馆藏历代墓志目录》；2000年以后，陆续出版发行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之“碑帖菁华”（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beitiejinghua）有元数据 23000余条，影像29000 余幅，北京大学图书馆之“秘籍琳琅”（http://rbdl.calis.edu.cn/aopac/indexold.jsp）有元数据4万多条，影像33000余幅。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北京记忆•燕京金石（http://www.bjmem.com./yjjs/），将北京地区的金石资料进行了整理出版，2009年以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的综合性大型数据库产品《汉籍数字图书馆》（http://www.hanjilibrary.cn/）由多位文、史、哲及技术专家历时十多年精心打造的正规网络出版物，正逐步完成更新建设并部分面世，专设石刻文献库来整理碑志资料，但目前尚未建设完成。浙江大学于2013年开始致力于石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并完成《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http://csid.zju.edu.cn/）发布各种墓志、拓片影像和数据7000余条。该数据库由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制作，将建成全球最完善的墓志数据库和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台湾“国家图书馆”之“金石拓片资料库 ”（http://rarebook.ncl.edu.tw/gold/）目前馆藏金石拓片共6462 件，12462幅。其中以墓志2820件为最多，次为刻石2826件、吉金(金文全形) 771 件，全部数字化。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拓本文字数据库”（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 /takuhon/index.html）数据库分“画像石”和“文字拓本”两类。“画像石”按地域分山东( 一、二) 、江苏、河南、山西、陕西和四川七部分，共457条元数据。“文字拓本”按朝代分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共5050条元数据。该数据库一条元数据对应一幅影像，故有同样数量的影像。日本淑德大学中国石刻拓本（http://www.shukutoku.ac.jp/shisetsu/takuhon/）主要为南北朝碑刻拓片，天放楼汇装，历代碑帖拓本，四川博物馆汉画像砖拓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之“馆藏中国石刻拓片”(Chinese Stone Rubbings Collecion，http://www.lib.berkeley.edu/EAL/stone/index.html）现藏金石拓片4753种，28000余份。拓片年代自明代、清代以迄民国初年，以法帖、青铜器拓片和碑刻为主。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现藏1066种，2465幅拓片，其中936种拓片已数字化。这些碑志资料的电子化工程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大有裨益，方便了学者查询和使用，也有利于信息的公开与传播，实现资源共享，虽然现在还存在所收资料过于陈旧，更新太慢，以及还涉及到一些资料的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都是今后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以上梳理，仅仅是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一些整理和著录，各家注意金石刻辞，搜罗整理往往数十年如一日，增补缺失，厘订正误，对于收集、保存资料，提高资料的利用效率和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嘉惠学林，含辛茹苦，厥功至伟。但各家在整理的过程中因选取的资料范围与采取的体例不一样，对文献整理的效果也不一样，下面介绍几种整理规范而颇具示范性的几种：

其一，毛汉光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24]，每册收一百编墓志，从1984到1994十年间，一共出版了18册，即合计1800编墓志。其所收录，主要是史语所傅斯年收集的拓片，以及台湾中央图书馆的藏品，也收录了大陆新出土的并被发表的墓志（在《唐长安郊区隋唐墓》、《文物》、《考古》等上面发表了的，他就翻拍下来录入），《全唐文》、《全唐文拾遗》以及前人的石刻书籍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等中独有的碑志，他也尽行收入。总共收录墓志五千余张。每篇墓志分四部分，首先是将拓片影印，第二部分是将碑志全文考录成正楷并加上新式标点，第三部分是收录前人的释文，第四部分是附记。附记包括碑志来源；拓片形制；碑志的其他版本来传拓经过；碑主是否另有神道碑、功道碑、行状等；碑主在正史中是否有传；碑主世系（主要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等。可见这套书对于我们的整理研究工作是非常有示范性的。

其二，由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 《汇编》),共收录唐代墓志3607方,辑录范围广泛,数量巨大,涉及唐代的各个时期。《续集》共收录唐代墓志1564方。《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共收录墓志5171方，减去重收的31方，实际共收录5140方墓志。《汇编》结集的最后时间是在1984年, 《续编》截止于1996年以前，体例按年号先后编号排列。这本书的收录也是录全文并加标点，并注明石藏何地、拓本藏何处，拓本中以周绍良自藏为多，无拓本可寻的则注明录自何书，个别伪造的也收入而加注“伪”字。此套书编录精审，为研究者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这一工作本身就是对学术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学术界评价普遍极高，被称“治唐史者必备之书”的。遗憾该书不载拓片，碑志信息不全，不能为为读者提供更为全面、准确的墓志形态 。

其三，王其祎，周晓薇的《隋代墓志铭汇考》[125]，正如作者所言其编之旨趣所在，乃是“悉数统合并系统化编理迄今所能见知之隋代墓志铭的原始文字与拓本资料以及相关信息，更附以前人考跋之 主要和编者校勘之杂识，以期为隋代历史研究的进步援以推力”。本着这样的宗旨，为尽可能完整 、清晰、便利地向学术界提供墓志的史料信息，作者具体做了如下五项整理研究工作：(1) 叙述墓志铭的构成要素。(2)正字录文与标点、断句。(3)集录前人主要研究并做出标点。(4) 附以编著者所做考校。(5 )按照同一规格摄制图版。是著辛德勇先生评论说：“上述各项要素的全面性 ，超越以往所有北朝墓志的汇编考校研究，逐石搜集，逐字辨识，成之洵非易事，编著者需要付出长期艰辛努力，而仅此综合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就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赞誉此书是一部有关隋代墓志的空前杰作……大大超越前此同类著述，当世知见者可以说已经网罗无遗，堪称为一部名副其实的隋朝墓志总集，这种前所未有的完备性，为最大限度地利用隋代墓志研究历史问题，提供了可靠、便捷的支撑，是本书值得称颂的另一显著优点” [126]。

（作者简介：梁雨昕，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陈飞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宗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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