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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岳史学 || 李裕民：论晋学的求实精神
论晋学的求实精神
李裕民
“求实”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在皇帝时代，史官要写皇帝或大臣，分寸很难掌握，好事常常要你夸大，坏事则不是抹平便是缩小。要秉笔直书，得罪了霸道的当权者，轻则贬官，重则会掉脑袋。一般人，在非文字狱时代，写点笔记或野史，危险性不太大，可能要敢写一些，但他们也有缺陷，也会为尊者讳、贤者讳，还要为亲者讳，写到自己或自己的亲友，隐恶扬善，这几乎是很普遍的。再则，由于每个人的所见所闻有一定的局限，有些国家大事及其内幕，不太了解，难免有道听途说的成分，即使想写准确，也很困难。不少人写回忆录时，往往记不清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对于研究者而言，这里且不说那些投机取巧者和混饭吃者，只说真正想求实的人，要做到它，也很困难。一是资料不足，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被有意无意损毁了，二是资料互相矛盾，真伪难分，必须下大力气考证。三是资料不确切，如历代正史，除了本纪注意事情发生的年月日外，各志、传等，大多没有具体月日，有时年份也不清楚。这是受体例的限制，史书需要有可读性，人物不能写成履历表。像沈括这样的大科学家，要纪念他诞生多少周年都很困难，他的生卒年《宋史》和有关资料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历经好几位大专家，多次反复论证，费了整整一个世纪时间，直到最近才搞清楚，可见求实的困难。“求实”难，三晋的学者却偏偏不怕危险、不畏艰难，发扬着最为可贵的求实精神，试看下述几个典型例子。
一、在晋董狐笔
二、司马光的求实与创新
二说不同，究竟谁正确？还需看一下旁证。
《旧五代史》卷117：“车驾至濠州城下。戊子，亲破十八里滩。寨在濠州东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周世宗）令甲士数百人跨驼以济。今上（即赵匡胤）以骑军浮水而渡，遂坡其寨，掳其战舰而回。……乙巳，至泗州，今上乘势麾军，焚郭门，夺月城，帝（周世宗）亲冒矢石以攻其垒。……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将范再遇以其城降。”《旧五代史》所记与《资治通鉴》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史是宋初太祖在位时官修的，只会充分肯定太祖的功劳，不可能去缩小。再看曾公亮《武经总要后集》卷14记载：“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唐人栅于其上，环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帝（周世宗）自攻之，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乗槖驼渉水，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遂抜之。”此书，庆历七年（1047）修成，比《资治通鉴》早三十多年，所载内容全同，说明两者来源是一样的，当都来自宋初王溥所修《周世宗实录》，修实录时，当事人大多健在，不能不尊重事实，这种大事不会胡编捏造。《宋史》本纪当来自《太祖实录》（太宗、真宗都修过），此录专为太祖树碑立传，自然会夸大其事。然而这一夸大，又会和康保裔传发生矛盾，为了避免矛盾，又不得不对康传作加工，《宋史》卷446《康保裔传》中，对他在宋以前事只简单地提一笔：“保裔在周屡立战功。”具体是什么战功，不说。很明显，既然在本纪中已将打十八里滩的功劳全部归于太祖，在《康保裔传》就无法再提了。司马光不取本朝实录，而取《周世宗实录》，实际上揭了《实录》的短，其胆识和见识，非同寻常。司马光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讳本朝皇帝缺点，兹举一例如下：司马光曾计划继《资治通鉴》之后，编本朝历史，他作的《涑水记闻》便是作的史料准备。书中记录他的所见所闻，并一一注明提供资料者的姓名。目的为和官方的记载相互对照，以求真相。值得注意的是，在书中他记录了宋太祖的缺点，卷3条87说：“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一。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状元有争议，竟让二人来一场摔跤比赛，谁胜谁当状元，状元本来是比文才的高低，却以比武解决，实在荒唐。这样的荒唐事，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它充分反映了宋太祖作风粗鲁的一面。此说得自韩钦圣，钦圣名宗彦，其祖父韩亿（972-1044）曾任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三年多（《宋史》卷315本传及《宰辅表》），身居执政的高位，自然能听到一些秘闻，传给儿孙。流传时间长了，难免会有差错。考王嗣宗是开宝八年（975）状元，而赵昌言乃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根本不在同一榜，他不可能和王摔跤。那么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这条材料全是胡说？不能，因为还有一条重要的旁证。同书卷6条154载：王嗣宗很骄傲，看不起种放一家人，种放便毫不客气地揭他老底，说：“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气极，上书攻击种放，从此真宗对种放不再像以前那么恩宠。这说明确实有“手搏状元”之事，只是对手是谁，已记不准，于是加到晚一榜的赵昌言头上，这当是后人传闻中产生的失误。司马光记录这些材料，是为考证史实作原始资料用的，绝不表示他个人完全赞同，这与一般自认为正确才记的书不同。李焘很理解司马光的用心，在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显然对此作过一番考证，最后在注文中引了“手搏状元”之事（见卷76），而不记其对手是谁。南宋初，学者王明清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查了更早的记载，核实其事，在《玉照新志》卷4中说：“宋咸（968-1048）《茂谈录》云：‘……开宝八年廷考，王嗣宗与陈识齐纳赋卷，艺祖命二人角力以争之，而嗣宗胜焉。嗣宗遂居第一，而以识为第二人。’”足以证明，角力确有其事，只是对象是陈识，而不是赵昌言。如果说上述事例，只是给后人看到他在具体历史问题上求实的成果，那么他在体例上的创新，给后人以更大的启示，那就是他独创的“考异”法，也即考据法。为后来的乾嘉考据学派开了先河。他首次在编写大型编年史时使用这一体例，将对同一事的各种不同材料，收集在一起，加以考证，寻求最可信的结论，写入正文。最后将全部考证成果编成一本书《资治通鉴考异》，凡30卷。它是我国第一部历史考据学的著作，此书一诞生，便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南宋两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李焘和李心传都采用这一方法，编成两部不朽的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此外，又有范冲的《神宗实录考异》、吴曾的《春秋考异》、赵希弁的《资治通鉴纲目考异》等。这一方法还被应用到其他领域，出现了朱熹《韩文考异》、宇文绍奕《石林燕语考异》、无名氏《楚辞考异》等书，此外，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有考异十则。清代毕沅沿用司马光的考异法修成的《续资治通鉴》，压倒了所有续修《通鉴》，成为传世名著。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特别值得表彰的一点是，他将史和论分开。他认真考辨事实，一意求实，放弃了执政官不做，从47岁到66岁，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十九年时间，编成了既可靠又生动的大型史书。同时，又以“臣光曰”的方式，从宏观的角度和古为今用的目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家知道，观点从来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倘若和客观事实搅在一起，史书的可信度会降低。现在，司马光使史和论分开记述，就避免了这一缺点，不仅同意司马光观点的人可以读，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可以读，都可以充分利用他的资料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资治通鉴》之所以不朽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与司马迁并称我国历史家的“两司马”的原因所在。三、杨深秀在方志纂修上的求实精神
（作者李裕民，男，1940年生，浙江桐乡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文献学。）
本文原载于《晋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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