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鹤，杨晶晶，刘卓娅：认知障碍老年人语用补偿研究

黄立鹤1，杨晶晶1，刘卓娅1，2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认知健康愈加受到重视。我国认知障碍患病人数总量大，60岁以上老年人的各类认知障碍患病率为6%，其中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患者约983万（Jia et al. 2020）。国际上已加紧开展了各类痴呆症老年人语言障碍问题的研究。

除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层面的障碍外，认知障碍老年人的语用能力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损伤。语用特征分析可进一步提升痴呆症早期诊断的敏感性（Szatloczki et al. 2015），因此认知障碍人群的语用障碍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考察维度包括语用标记、衔接与连贯、话题维护、言语行为、身份意识等。以AD为例，研究发现：患者使用的话轮数量是正常人群的4倍，但话轮长度普遍小于正常群体（Ripich & Terrell 1988）；在话轮结束之后，患者很难继续刚才的话题，表现出对合作原则的违反（Hutchinson & Jensen 1980）；有学者发现，患者的言语行为理解与实施能力损害程度均随病程的发展而增大。例如，在描述图片时，患者总是不由自主地重复某种言语行为（Bayles et al. 1985），言语行为也会发生时空指向错位、场景意识模糊等（Bayles et al. 1985；Ripich，Vertes & Whitehouse 1991）。同时，由于语用交际是多模态行为，认知障碍患者交际经常伴有多模态资源的使用（Asplund，Jansson & Norberg 1995；Magai，Cohen & Gomberg 1996），包括身体姿势、面部表情、接触、谈话者间距以及音高、声调、语速等。这些资源在患者的日常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患者进行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表达（Hubbard，Cook & Tester 2002），出现多模态语用补偿现象（Perkins 2007：175）。虽然已有学者从多模态视角考察了认知障碍患者的语用互动问题（Kontos 2006；Hamilton 2008；Mikesell 2016），但认知障碍老年人在语用交际中的多模态补偿特征和机制究竟如何，尚未开展深入研究。

在临床语用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言语行为的理解与实施是评估语用能力、判定语用障碍的重要范畴与核心指标（Fouly，Bachman & Cziko 1990；Guendouzi，Davis & Maclagan 2015；陈新仁2009；冉永平，李欣芳2017），因此本研究的分析单位确定为言语行为；同时，语用交际是多模态行为，语用障碍存在多模态补偿现象，故本研究秉持多模态分析视角。为研究认知障碍老年人语用补偿现象，本研究主要采用顾曰国（2013）提出的言思情貌整一原则和Perkins（2007）的语用浮现模型（emergentist model of pragmatics）。

言思情貌整一原则认为，在实际人际交往过程中，交际主体是一个个声情并茂、体貌丰富的鲜活完整个体，而不是经过理想化处理的“说话人”。因此，言语行为的实施主体也是独立、完整的个体，其语言、思想、体貌以及情感都参与语力的形成与传递。其中，“言”包含说话人的话语内容、韵律特征以及各种鲜活的语力；“思”主要指说话人的思想，对某人或某物的态度与信念；“情”指说话人的情感；“貌”指代说话时的身体姿势、面部表情等特征。这是本研究对认知障碍老年人进行研究的4个大的视角，可用言己｛…｝、思己｛…｝、情己｛…｝、貌己｛…｝的集合形式来表示概念。若外显性的韵律、表情、动作等特征能够真实反映说话人的内心想法和情感，就符合言思情貌整一原则，否则就与之相违背。根据日常即席话语的实际情景，可总结出7种违背整一原则的情况（详见顾曰国2013），其中与AD患者相关的通常为言思不和、言情不和等情况，即说话人表达出的语言与内心的真实想法产生矛盾或所说语言无法充分表达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并通常会表现出不同于健康老年人的多模态特征。本研究在这4个角度下，再进行细化的概念建模、数据建模和操作分析。

针对语用障碍中的补偿机制，语用浮现模型提供了分析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将语用视为语言系统、认知系统以及感觉运动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信息的传入主要依靠视觉系统与听觉系统，信息的输出可以依赖语音、眼神、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等行为动作。人们的语用表达就是在这3个系统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当其中一个或多个系统受到损伤时，个体在交际过程中对意义进行加工与传输的“选择”就会受到制约，导致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失衡，语用障碍随之浮现。当障碍出现时，大脑就会根据交际需要进行“补偿性调整”，即3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并对受损部位的功能进行补偿。这种补偿分为个体内部和人际之间两个层面，两者往往相互配合与协作。个体内部补偿指说话者自身某一系统功能出现故障而无法用于语言表达时，其他系统会针对这一损伤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当个体内部不足以完成语用补偿时，则需要人际层面的补充，以顺利推进交际活动。

言思情貌整一原则和语用浮现模型在本研究中的关系是：前者为AD患者现场即席语力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证明言语行为的表达是多模态交互过程；后者则提出语用补偿的内在机制，说明了身体姿势、眼神、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非言语要素在言语行为表达中的重要性。上述两个理论为本研究以言语行为为单位、采用多模态视角分析AD患者语用障碍及其补偿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本研究依托自建的老年多模态语料库（Multimodal Corpus of Gerontic Discourse，MCGD）[1]，运用多模态语料分析软件，基于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该人群如何实现语用交际，判断其语用能力是否受损。

本研究在构建MCGD时采用了贴真建模（Simulative Modeling）的思想方法。贴真建模是指研究者尽可能地贴近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进行信息采集，在此基础上选取一定的研究视角，挖掘数据，开展研究，尽可能地还原多模态交互的充盈意义状态。建模过程分为概念建模、数据建模和实际操作与评估3个阶段（详见顾曰国2013；黄立鹤2018）。

概念建模就是从一些观察视角出发，对现场即席话语中的语力实例进行抽象，按照不同角度归纳，形成若干个子集，彰显语力实例对应语力类型的一些属性、特征（黄立鹤2018）。顾曰国（2013：6）借用“化整为零”这一成语解释对AD患者语力进行贴真建模的过程：“整”即是“鲜活整人”，此处指AD老年人；“零”是指建模的各个角度，具体指代AD人群的“言、思、情、貌”4个视角。概念建模的具体形式沿用Gu（2013）提出的“八位集组”形式化方法（octet scheme）。本研究对语力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数据建模则是按照概念建模时确定的研究视角，形成多模态语料的切分和标注方案，进行语料加工，挖掘相应数据。在本研究中，是指根据概念模型从“言、思、情、貌”4个视角确定AD老年人语力的数据类型。具体来说，就是基于AntConc、Praat、Elan软件构建文本层、音频层、视频层等的数据合集。实际操作与评估体现在标注者运用上述相应软件、按照概念建模的维度标注并呈现多个层级的数据，检验结果数据是否符合概念模型，从而为之后的言语行为描写性分析奠定数据基础。

图2展示了本研究中“言、思、情、貌”4个视角与语力概念建模、数据建模、实际操作的对应关系。

在此框架下，本研究对MCGD中的多模态语料进行标注，实例演示如图3所示。

建立概念模型及数据模型的根本目的在于描写和揭示AD老年人语用障碍特征及补偿机制。这里简要列举概念模型、数据类型[2]与AD老年人各类语用障碍的对应关系（见表1）。

上述讨论为分析AD老年人的语用障碍提供了新的可操作性框架，研究者可基于该数据模型进行大规模的多模态语料库标注与统计，在此基础上对AD老年人语用障碍及其补偿现象进行定量分析。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从MCGD中选取3个案例，分析AD老年人实施言语行为时的障碍特征及其中的补偿策略，包括言语行为重复、人际层面的话语补偿、个体层面的多模态资源补偿等现象。本节考虑语用补偿典型性、言语行为类型差异性、说话人年龄性别等问题，同时涉及言语行为重复这一常见的由记忆受损导致的语用障碍，并囊括Perkins（2007）两大类补偿现象，从语料库中选择以下3个案例加以分析。

（一）个案1：“询问”言语行为——张某（76岁，AD患者）

这里主要讨论张某的“询问”言语行为。按照“询问”语力概念模型的建模视角及该语力实例所在情境，对这一“询问”言语行为进行详细分析，同时结合说话人认知受损的情况，分析其询问言语行为的障碍特征。

在本案例中“询问”语力的说话人角色是AD患者张某，听话人角色是这段音像材料的录音人，即张某实施“询问”言语行为的说话对象，是本人作者所在研究团队成员。

该“询问”言语行为有明显的询问形式结构，同时经过Praat分析，其语调符合疑问句的韵律特征，因此施事性是显性的。

说话人询问的具体问题是该类语力的核心内容。本案例中，“询问”言语行为的核心内容是听话人张某问录音人是否摔过跟头，属于显性话语内容。

说话人在实施施事行为时的意图状态是复杂的，包括了核心的基本意图以及依照特定情境等其他因素产生的意图。表达“询问”语力时，说话人出于对听话人的关心，询问听话人是否摔跟头，是否看医生，其意图是关心听话人，其态度是相信听话人知道真实情况。

理解和表达意图、情感等是语用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分析能够评估AD老年人是否有情感障碍等问题。在本案例中，“询问”行为背后的情感状态总体上是正面积极的。其中，背景情感取决于说话人的身体状态、精神状况等。在案例中，说话人张某精神尚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基本情感是人类情绪的基础，张某在实施此行为时是高兴情感（录音人时常去看望她）；社会情感可以分为两层，一层对己，一层对人。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说话人在谈话过程中较为放松，而对听话人又表露出关心的神情。因此，此语力实例中张某的社会情感是“对己-正面-放松”“对人-正面-关心”。

该言语行为实施时所在的情境是在说话人张某的养老院住所。

依存性包括3个方面：前后关系、现实关系、言行关系。“询问”语力的前后关系是：在对话中，说话人反复询问听话人“是否摔跟头”。在听话人回答其问题后，张某重复了3个“建议”言语行为——“找大夫看看”。说话人“询问-建议”言语行为前后依存搭配反复出现。这一点与健康人群会话特征存在差异，说明AD患者的语力前后关系依存性存在问题。“询问”语力的现实关系是：说话人想知道的事是客观存在的，其时间指向性既可基于现实的当下，也可基于过去或未来。本案例中，客观存在听话人脚疼痛的事实，说话人出于对听话人的关心对其“是否摔跟头”进行询问，时间指向过去。从对话内容看，该言语行为的现实关系依存性并没有出现问题。“询问”语力的言行关系是：说话人在进行询问时，只是通过言语行为进行说明，虽然在交谈中有“拿毛巾”“放毛巾”的行动，但这一动作与询问并非同时发生，也没有明显内在关系。之所以要分析依存性，是因为AD患者存在包括自传体记忆在内的记忆能力受损，可能影响实施言语行为时的依存性特征，例如临床上存在认知障碍患者谈论了以前没有发生的事件，甚至出现了妄想等现象，此时言语行为的现实关系则存在问题。

下面再分析说话人在表达该语力时的多模态线索，重点分析表达语力时的韵律特征、体貌表现等。

韵律特征：基于Praat语图分析，发现说话人张某整体语阶处于正常范围，音质正常，说明说话人身体状态良好。在进行询问时，末尾语调上升，符合一般“询问”语力表达特征。

体貌表现：说话人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动作十分丰富。手部动作包含拿放毛巾、用毛巾擦脸等。这些动作与“询问”言语行为关系不大，但能说明说话人当时出于放松的状态。另外，由于说话人对听话人存在正面-关心的社会情感，因此说话人在整个过程中流露着关切的神情。

该AD患者的“询问”言语行为基本符合言思情貌整一原则，因此语力传递较为顺利，取得了相应的取效行为（听话人对提问进行了回答）。但由于AD的影响，其工作记忆出现障碍，导致前后关系依存性出现问题，在交谈过程中出现同一问题的反复询问。从MCGD中发现，这种言语行为重复现象在AD患者中十分常见。

（二）个案2：“称赞”言语行为——陈某（79岁，AD患者）

本案例中，“称赞”语力的说话人角色是AD患者陈某，听话人角色是录音人（本文作者之一），但不是陈某实施“称赞”言语行为的对象。

该言语行为存在体现“称赞”语力的形式结构，即“都蛮好的”，因此施事性属于显性形式的表现。

“称赞”的核心内容是现在小孩值得称赞的具体方面。结合本案例来看，是指小孩全面发展。但这一点是录音人总结提示陈某并获得其认同的，并非陈某自发阐述。陈某只是列举了现在小孩会唱会跳的兴趣，但没有明确总结为“兴趣广泛、全面发展”。因此，这里体现了录音人提供的话语补偿，从而帮助陈某凸显了“称赞”语力的核心内容。

说话人的意图状态是相信现在的小孩“会唱会跳”，和以前小孩相比发展更加全面。

说话人的情感状态总体上是正面积极的。从韵律特征和体貌表现可以判断，陈某的背景情感属于康健，基本情感是高兴，社会情感是“对人-正面-欣赏”。

该言语行为所在的情境是陈某家中的客厅。

依存性的前后关系：该语力之前是陈某介绍家乡的重点中学，其后是有关教育小孩的事；现实关系是现在的小孩确实培养全面，有其他兴趣爱好；言语关系表现为陈某的话语和动作并行且相关。

韵律特征：重音多次出现在“唱”“弄”等体现小孩兴趣能力的词语上，并且在听到录音人补偿说“培养全面”后，表示肯定的“唉”音阶较高、拖音较长。

体貌表现：陈某的手部动作强调“唱”“弄”，与其重音同步出现；脸部表情微笑；目光注视录音人。

经上述分析可见，因认知能力下降，陈某无法准确表达“称赞”语力的核心内容，只是表述“跳”“弄”“蛮好的”等词语。经过录音人的话语补偿后，陈某表示认同。这种人际层面的语用补偿经常发生在语用障碍人士与正常人之间。Perkins（2007：172）在论述人际层面补偿时列举了下例发生在Peter（语用障碍人士）与Sara（正常人）之间的对话。

Peter无法准确说出“为顾客送菜的人”的社会角色，存在较多停延，使用“仆人”（servant）一词来指代该角色。此后Peter做了进一步阐释，以确保听话人Sara明白自己所指代的这个角色，Sara为帮助Peter表达指称角色，主动进行了人际层面的语用补偿，说了“服务员”（waiter）这一准确社会角色，并得到了Peter的认同。除了上述两例话语补偿外，个体还可利用动作等资源对语用损伤进行补偿。这些多模态资源的语用补偿对说话人语力表达及听话人话语理解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见个案3。

（三）个案3：“回答”言语行为——叶某（60岁，AD患者）

该案例中，说话人角色是AD患者叶某，听话人角色是叶某的说话对象——某照护机构负责人。

说话人没有使用施事动词或其他显性形式结构，但从话轮结构、韵律特征等角度分析，该言语行为类型是“回答”，因此施事性是隐性的。

分析说话人叶某“回答”言语行为的核心内容发现，回答内容出现答非所问现象。

说话人的意图状态是回答自己所在照护机构负责人的询问，并相信自己的回答能够获得肯定（这一点可从说话人目光分析得出结论）。

情感状态：通过多模态特征分析发现，说话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背景情感有些萎靡；基本情感属于中性，因为说话人问答内容属于日常生活范畴，不涉及明显的利益；说话人没有明显的情感波动，其社会情感较为冷漠，只有在通过用手抹脸等动作表达语力时，才出现了微笑，但此时微笑与言语行为的核心内容并不匹配。

该言语行为所在的情境是浙江某养老照护机构，机构负责人与叶某进行聊天。

依存性：通过前后关系的分析，叶某在该对话（一系列回答行为）前后均实施回答言语行为（核心内容不同）。该对话之前是机构负责人问叶某是否会开电视、空调等电器，叶某回答“会”，之后是机构负责人问叶某身上有何疾病。从该对话内部一系列的“回答”言语行为来看，叶某在前后关系（对毛巾放哪里的询问回答）上存在问题，即无法准确回答听话人问题。另外，话轮推进主要靠听话人提问进行，说话人没有自主推进话轮。现实关系是“回答”言语行为的核心内容应客观存在或事实如此，否则“回答”的核心内容就与事实不符，则成为“撒谎”言语行为。从对话内容看，叶某“回答”言语行为的现实关系出现问题（叶某认为起床后直接吃饭）。言行关系属于“并行且相关”，即说话人在回答时的手抹脸、指向卫生间等动作都是重要的语力显示项，与话语共同组成“回答”言语行为的核心内容，如用抹脸动作指代脸，与话语“这里洗洗”共同组成核心内容“洗脸”，指向卫生间与话语内容“摆在这里”共同组成核心内容“将毛巾放在所指的地方”。

韵律特征：叶某的语阶处于较低水平，兴奋度较低，并在回答时伴有长时间的停顿，整体语速较慢。

体貌表现：叶某在回答过程中动作等多模态资源较为丰富。如在回答录音人有关具体方位的提问中，叶某无法准确说出目标物的具体位置，只能用一些较为模糊的方位词如“这里”“那里”进行指代。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大脑激活语用补偿机制，用感觉运动系统来弥补语言系统中的不足，因而出现用手指代具体方位、代替口头表达的现象。虽然健康老年人在交谈时，也会伴有肢体动作，但一般而言，健康人群的肢体动作是辅助行为，即使没有这些动作，说话人仍可正常表达相应言语行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补偿行为。AD患者的肢体动作在语力表达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大脑机制对“取词困难”等语言障碍进行的补偿性调整，如果没有这些肢体动作，听话人就无法准确理解说话人的言语行为，有效的取效行为就无从谈起。当然，当健康人群出现“舌尖现象”，也会通过肢体动作实现指称、完成语用交际。可见，语用补偿是具有语用交际问题的人们因某一类交际资源在当下无法实现语用目的时，对其他资源的调用。肢体动作在不同人群的言语行为表达中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些资源在协助说话人表达言语行为中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尽相同的，存在多种可能性（黄立鹤2018：271～273）。类似现象在MCGD的语料中还有很多，由于篇幅限制，不在此一一列举。

（四）个案分析对比

表2列举了上述3个案例中涉及语用障碍的内容。

在本文所选的3个案例中，说话人因受AD影响，言语行为障碍主要出现在依存性、核心内容、情感状态及体貌表现等方面。工作记忆出现障碍导致言语依存性出现问题，因此经常表现出内容重复、前言不搭后语的特征；在语力表达时出现较多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说明其语言资源系统存在损伤，需要非言语资源进行补偿，也进一步说明了非言语资源在实施言语行为时的重要性。对于语言功能下降的患者来说，韵律、表情或动作等都成为重要的补偿性资源。以手势为例，该补偿方式普遍存在于具有语言障碍的儿童和成人语用互动中，且通常有一些共同特征（Perkins 2007：59）。Perkins的语用浮现模型显示了非言语因素在语力表达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较为充分地解释AD患者使用其他符号资源的补偿现象（黄立鹤，朱琦2019）。

认知健康受损人群的言语表现障碍与非言语表现障碍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尚未被充分研究的议题。已有研究发现，痴呆症老年人自然话语中的模糊指称数量比认知健康老年人多；在指称交际任务中，痴呆症老年人的模糊手势数量有所增加，复杂概念指称和象征性手势都有所减少（Glosser，Wiley & Barnoskir 1998；Carlomagno et al. 2005）；指称内涵的清晰程度与语言能力及语义概念受损的程度密切相关。本文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本文以言语行为为基本分析单位，构建了认知障碍老年人语用障碍的分析框架，从多模态视角阐释了其中的补偿现象。研究发现，AD患者的语力表达过程与健康群体间存在一定差异，说明其语用能力有所损伤，但通过非言语模态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补偿。本文阐释的分析框架将个体的“言、思、情、貌”及语境因素纳入统一考察范畴，弥补了Perkins语用补偿理论强调言语与非言语间的补偿，而没有将其他因素（如意图、情感、活动类型、依存性等）纳入考量的不足。

上述分析也可给语言能力评估带来新的启示。虽然目前常用的认知量表，如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基础版（MoCA-B）、Mattis痴呆评定量表等，均包括语言层面，但其关注重点仍然是底层语义系统的损伤，并未上升到语用层面。研究对象也停留在患者的语言信息方面，而忽略了身体姿势、面部表情等其他模态在语言表达中的作用。因此，仅凭目前认知量表中的语言测试条目无法对上述讨论的语用障碍进行有效评估。

有学者早已提出临床语用能力评估应包括非言语特征（Prutting & Kirchner 1987）等多模态维度。虽有学者关注了AD人群语用交际的多模态异常表现，但从哪些具体分析单位入手，目前仍未取得一致。言语行为作为一个上接语篇、下接词汇的功能单位，是评估语用能力的重要范畴与核心指标。未来是否可以将言语行为纳入多模态资源，开发临床语用障碍量表，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