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嘉言 | 学海拾贝之二：西方学者的中国古音学研究

本文作者：李葆嘉

一、引言

19世纪初，比较语言学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语言文字已经相当熟悉。他们基于中国韵图、梵汉对音、汉语方言和域外汉字译音，采用比较法研究中国古音。他们甚至也了解清代学者音韵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但晚清学人不谙外文，未能注意西方学者的工作。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新一代学者把目光投向西方汉学界，适逢高本汉脱颖而出，于是围绕其中国音韵学研究，纷纷加以译介、模仿或争辩，中国古音学（即中国音韵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古音学等）由此迈向新的研究阶段。

二、19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古音的探索

（一）马士曼的中国古音研究

1809年，英国学者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刊行《论中国语的文字和语音》（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指出梵文字母和中国三十六字母的关系，以及暹罗（泰）语、缅语、藏语等和汉语的语音相近之处，并依据《字母切韵要法》（《康熙字典》所附）揣测中国古音。马士曼1799年抵达印度赛兰坡宣教和办学，1805年随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ar, 1781－1835，出生于澳门）研习中国语言文字。马士曼开启了西方学者的中国古音学研究。

（二）艾约瑟的中国古音研究

1848年，英国新教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来华。1853年出版《上海土话文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在该书中论证，中国古音有破裂的浊音声母与收尾辅音。1857年出版《汉语官话口语文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Mandarin Dialect），参证《李氏音鉴》《五方元音》等书，考证汉语声类、韵部和入声的演变，为“广韵音系”拟定读法，并且假定上古音系。该书第一部分“论语音” 用很长篇幅讨论汉语语音史。约瑟还为卫三畏的《汉英韵府》（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的每个汉字音节标注古音。1871年，艾约瑟在《中国在语文学中的位置：试图揭开欧洲和东亚语言具有共同来源》（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中提出，汉语也经历了与印欧语类似的历史音变。第一阶段，声母基本上都是浊辅音；第二阶段，部分浊辅音变成清辅音；第三阶段，入声逐渐消失。通过研究音变过程，给出了声母变化规则。艾约瑟试图根据这些规则将现今汉字音还原成古音，与梵文词语比较。1876年，艾约瑟在《中国文字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中进一步阐述汉语古音的构拟方法。通过利用声旁、诗韵、韵书韵图、佛教文献的音译梵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和蒙古语的汉字译音，以及汉语方言等资料, 可以重建中国古音。1886年，又发表《中国古音的最新研究》（Recent Researches upon the Ancient Chinese Sounds）。艾约瑟已列出研究中国古音的所有材料种类，并初步确立了古音构拟法。艾约瑟知道清儒在分析古代诗韵和文字谐声偏旁方面所做的工作。他指出，段玉裁古无去声之说，其根据是古诗中去声字常与入声字通押。他还谈到钱大昕轻唇音来自古代重唇音之说，以及很多舌上音声母的字早期都是舌头音。

（三）儒莲的中国古音研究

1861年，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发表《中国文献所见梵文名词的破译和转写方法》（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儒莲从汉语佛典载录的梵文词语转写中，对汉语语音史产生了兴趣。处理问题的方法严格以实证为根据。儒莲考察了从汉语佛经注释和字典中专门获取的大量转写材料，以及借助汉语注释而得以识别的梵语原文，从而推出一些有关拼写规律的笼统规则，借此转写其他未识别的材料。在写作过程当中，他未知有《翻译名义集》此类词典。儒莲研究玄奘译经，尽管用今形今音对比，但采用梵－汉对音方法盖始于此。

（四）瞿乃德的中国古音研究

1890年, 奥地利汉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瞿乃德（Franz Kühnert, 1852－1918）发表《中国古音音值考》（Zur Kenntnis der älteren Lautwerthe des Chinesischen），就《康熙字典》的注解分析这些所附韵图。瞿乃德提出的舌上和舌头之别，正齿和齿头之别是由于“软化”的假说，被商克采纳并传给高本汉。19世纪末，瞿乃德先后在南京和北京生活，学习中国语文，以研究南京土白而知名。著有《上海土白语音考》（Ueber einige Lautcomplexe des Shanghai-Dialektes, 1888）、《中国语的韵律》（Ueber den Rhythmus im Chinesischen, 1896）和《南京土白音节或正音词汇集》（Syllabar des Nankingdialektes oder der correkten Aussprache sammt Voca- bular  Zum Studium der hoch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1898）等。

（五）翟理斯的《华英字典》和庄延龄的汉语方言注音

1892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的《华英字典》（A Chinese Englishy Dictionary）出版，书中列出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调研整理的9种汉语方言和3种域外译音资料。英国外交官庄延龄1871年来华，先后任职于天津、汉口、广州、福州、温州、上海等地。所撰汉语方言论文有：《汉口话》（1875）；《客家话字音表》（1880）；《广州话字音表》（1880）；《福州话字音表》（1880；《川东话》（1882）；《扬州话》（1883）；《温州话》（1883，1884）；《宁波话》（1884）；《中国语、高丽语和日语》（1885）。翟理斯在《华英字典》（第一版）“前言”中交代：“汉字各种方音的罗马字注音是由庄延龄完成的, 包括广东话、客家话、福州话、宁波话、北京话、中原话、扬州话、四川话等方言, 也包括高丽语、日语和安南语的译音, 每种方音将会用其名称的首字母表示”。为说明各种方言材料，庄延龄为该字典撰写《语言学随记》，庄延龄的方言和译音成果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系统资料。

（六）武尔披齐利的中国古音研究

1896年，意大利驻香港领事馆官员武尔披齐利（Franz Kühnert Zenone Volpicelli, 1856－1932）发表《中国音韵学：试图寻出古代语音和重获中国遗失的韵母》（Chinese Phonology, an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nds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to Recover the Lost Rhymes of China）。武尔披齐利将《等韵切音指南》和现代方言结合起来研究汉语古元音系统的。他把汉语方言和域外译音他根据《华英字典》中庄延龄记录的9种汉语方言和3种域外译音材料，加以排比，再通过筛选和统计来拟定中古汉语音值，确定了中古等韵四等的各自主元音。用多种方言参测汉语古音盖由此始。

（七）商克的中国古音研究

1897到1898年，荷兰汉学家商克（Simon Hartwich Schaank, 1861－1935）发表《古代汉语语音学》（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商克依据瞿乃德的思路，据《康熙字典》所附《等韵切音指南》拟测汉语古音。对古音构拟具有重要贡献：介绍了瞿乃德的声母j化的观念，提出古双唇音在三等合口变为唇齿音；发现三、四等有i介音。这些见解影响了马伯乐和高本汉。商克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公司职员。1882年被派往苏门答腊，向当地客家人学习汉语。后返回荷兰，师从莱顿大学教授施古德（G. Schlegel, 1840－1903）。商克1885年被派往西婆罗洲，在此完成《陆丰客家方言》（Het-Loeh foeng Dialect, 1897）。

三、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1909年完成学士课程后，到圣彼得堡学习了两个月的汉语，1910年3月来华游学。在中国的两年期间，高本汉收集了几十种汉语方言资料及汉字域外对音。1915年5月，高本汉以《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的前半部分获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其后陆续完成其他部分，相继刊发于《东方研究集刊》（Archives D’ Études Orientales, 1915, 1916, 1919, 1926）。

1940年，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译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1968 年，张洪年翻译的《中国声韵学大纲》（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1954）出版。1987年，聂鸿音翻译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1954）出版。1997年，潘悟云等翻译的《修订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1957）出版。

四、20世纪其他学者的汉语古音学研究

1920年，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 –1945）出版《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主要根据不空（705-774）的陀罗尼梵汉对音以及日本汉音、越南汉字音、汉藏对音《千字文》等构拟唐代长安音系。1923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波罗的海德国学者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发表《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胡适译成中文发表）。1927－1928年，德国学者西门华德（Walter Simon, 1893－1981）发表《论上古汉语韵尾辅音的构拟》（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1929年发表《藏－汉词音比较尝试》（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Ein Versuch）。此为大规模系统比较汉藏词汇的首部著作。

1954年，法国学者奥德里库尔（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 1911－1996）发表《越南语声调的起源》（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和《怎样构拟上古汉语》（Comment recostruire le chinois acrhaïque），利用越南语的汉语借词考察汉语声调的起源。1959到1980年，苏联学者雅洪托夫（Серг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Я́хонтов, 1926－2018）发表《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1959）、《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60）、《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1960）、《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L和R》（1975）、《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W》（1977）、《上古汉语的韵母ER》（1977）、《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1980）等。1962年，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1922－2013）出版《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1989年，俄罗斯学者斯塔罗斯金（Ccprей Анатолъвич Старостин, 1953－2005）出版《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1999年，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出版《上古汉语的词根》（The Roots of Old Chinese）。2014年，美国学者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和法国学者沙加尔合著出版《上古汉语新构拟》（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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