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苏联的了解，大多来源于阅读它的文学作品。五岁时，爸爸妈妈给我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希望我能够成长为像她们一样勇敢的人。母亲当时在全国妇联工作，因工作需要，长期订阅中文版的《苏联妇女》杂志。在没有认识几个汉字之前，我就开始看妈妈的《苏联妇女》杂志中的图片了。上学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也是我喜欢看的苏联小说。没有等到我能够阅读父母写字台上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开始了，经过论战，又达到和谐的那个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联究竟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很有诱惑力。1988年6月2日应苏联国家体委的邀请，我们中国拳击队一行15人，乘坐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参加在苏联列宁格勒（现已恢复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举行的“列宁格勒市长杯社会主义国家拳击邀请赛”。虽然已经是六月，从飞机的窗户向下面眺望，地面上一片黄色。随中国拳击队此次出行的俄文翻译杜利军告诉我们，从窗子往下望只要是黄颜色土地就还在咱们中国或是蒙古，如果看到的是一片绿色，那就进入苏联的国境了。
苏联国徽
终于看到了绿色植被覆盖的土地，黄绿两种颜色的变化像画笔画出来的，甚至于没有过渡的地带。6月2日，莫斯科当地时间晚8点30分飞机抵达莫斯科，任职欧洲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的苏联国际裁判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和有意向来中国担任国家拳击队专家教练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格雷科夫，代表苏联拳击协会来飞机场接机，把我们接进了一家位于莫斯科市内专门接待体育团队的“体育宾馆”，在这里我第一次吃上了最正宗、最地道的俄式西餐。这次带领我们奔赴苏联的洪林司长解放初期多次被派到苏联工作，每一次都是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在担任国家体委竞训四司司长之前，是国际司的副司长。曾群领队和我年龄差不多，出身于军人家庭，对苏联军史以及苏联红军那些战斗故事饶有兴趣。翻译杜利军来自国家体委体育情报研究所，1969年发生珍宝岛中苏边境冲突事件的第二年，从工厂选调兰州大学外语系学习俄语，1970年底参军入伍，在兰州军区情报部技术侦察大队继续俄语学习，并从事俄语专业工作。1980年考取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情报学俄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所从事俄语研究工作，多次担任中国体育代表队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随团翻译工作。王国鈞、王守忻二位教练虽然在年龄上比我和曾群要长十几岁，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喜欢阅读苏联小说，唱苏联歌曲，当年他们在北京体育学院读书的时候，都曾聆听过苏联专家亲自授课和指点。
苏联妇女杂志
杨金亮教练少年时在东北，亲眼看见苏联红军的坦克车从自家门前飞驰而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们那旮瘩，快有三十年没人见过老毛子了（东北老百姓对苏联人的称呼）”。还有此次随队的裁判员李青生，也一直向往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看看。坐在餐桌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和苏联有着不同程度的情缘，甚至是戏剧性的情感牵挂。大家坐在一起，用大勺子喝着红菜汤，把鱼子酱抹在大列巴上，聊着各自对于苏联的不同认知和理解。 6月3日上午，洪司长召开动员会，让每一个人明确“了解世界拳击一流强队现状，学习先进技术和战术，争取获得一枚奖牌”，是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会后，洪司长带领我们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处报到，下午在莫斯科教育局中央高级运动技术学校训练。第二天，苏联接待方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个名为“祖国之翼”的拳击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一个有两层看台的比赛馆，还有一个训练馆。训练馆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沙袋，那是我一生当中见过的最大的沙袋，足有两米高，周长有五米多，由几块大牛皮缝制而成，里边填满的像是猪鬃和沙粒。沙袋没有吊在空中，而是直接放在地板上，就像打墙靶，十几个运动员围着沙袋同时击打，沙袋纹丝不动。这个拳击俱乐部的训练条件，与我们中国国家队在北京崇文体校训练基地的铁皮顶训练房相比，真是太豪华了。中国队在“祖国之翼”俱乐部和苏联拳击手一起训练，带着我们训练的是苏联教练鲍利斯，他的训练方法、训练内容对于中国拳击运动员来说，不但新颖而且有实战价值，仅仅一天的训练，整个教练组和运动员们都感到受益匪浅。
苏联妇女杂志
洪司长看过训练后和教练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邀请鲍里斯作为苏联专家，来中国执教国家拳击队的决定是正确的。参观克里姆林宫、红场、瞻仰列宁遗容是计划之内的活动。红场上的无名烈士墓前，那一束火焰常年燃烧永不熄灭，几对莫斯科的新婚夫妇穿着婚纱、礼服专程来到这里为无名烈士墓送上鲜花。此情此景让我们感动，曾群咂了一下嘴，摇了摇头对我说：“你看看人家，新结婚先给无名烈士墓献花，再看看咱们，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也没见着谁结婚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我反问他“你结婚的时候，去纪念碑献花圈了吗？”“我也没去，咱中国好像不讲这个。”“这就是一个传统”我有点激动，“一种爱国主义的传统。中国缺的就是这个爱国主义，一帮缺心少肺的东西天天喊着爱国，其实都是假的，感性的东西本来就不多，更缺少理性的行为。”曾群听后连连感叹。那时，列宁是苏联人民心中的伟人，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列宁墓瞻仰遗体，我们这些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似乎喜欢用1966年8月份的红色恐怖，与列宁提出的消灭资产阶级的方式做一些比较。默默走过他的水晶棺，没有人议论，也没有人哭泣。我们这次来不仅要比赛，要参观，同时也要学习，更重要的是观察与思考。莫斯科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现存的这座城市的建筑历史并不长。俄法战争时，拿破仑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城下，面对数量占优的敌军，俄军暂时撤离，撤离前俄军将领库图佐夫坚壁清野，一把大火烧掉了整个莫斯科城，所有古老的俄罗斯传统建筑葬身于火海之中。拿破仑在莫斯科的废墟中连一根可以用来升起法国国旗的旗杆也没有找到，现在看到的建筑物都是俄法战争之后重新建造的。
我在红场
为纪念俄法战争胜利，俄罗斯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创作了交响乐《1812序曲》，作品以曲中的炮火声闻名，在户外演出时，甚至启用过真的大炮。以前多次听这首乐曲，扭曲的马赛曲出现时，似乎拿破仑的军队离莫斯科越来越近，咄咄逼人；俄罗斯民间乐声出现时，农奴制度下的俄罗斯农民踊跃参军，穿上军装在一片废墟的莫斯科红场接受库图佐夫检阅。激烈的旋律冲突，描绘的是残酷的战争，大炮声、教堂钟声和俄国国歌把乐曲推至最高潮，俄国击退法军，人民欢庆胜利……此时，站在红场眺望，那激昂雄壮的乐曲又一次在我耳边鸣响。在世界和平的大环境下，善良的人们试图用最文明的体育比赛取代战争，哪个国家赢了，就升起胜利者的国旗，这就是我们今天体育比赛的特殊政治意义。6月4日晚，我们坐上莫斯科开往列宁格勒的特快红皮列车，宽大的软卧车厢，柔软的床铺，枯草色的靠垫，紫色的天鹅绒窗帘，让人浮想联翩。车轮压过铁道接缝处，伴随着车厢的微微震动，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每一声响的出现，都在激活记忆的细胞，唤醒童年对于苏联的向往。这一夜昏昏沉沉地睡着，迷迷糊糊做着苏联梦。6月5日早晨5点30分到达了列宁格勒，我们住进了一座16层楼的“列宁格勒苏维埃宾馆”。宾馆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楼道很长很宽，每一层有很多房间，如果没有训练场地，甚至在楼道中就可以进行百米赛跑。我们住在三楼，酒店的房间也很大，每个房间除了配备一台红宝石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还有可以随时用电加热的俄罗斯茶炊，据说这种茶炊是俄罗斯最有特色的传统饮茶用具。
我在钟王前
在俄罗斯，每个家庭都有茶炊。正宗的茶炊就是一个铜壶，底下可以烧木炭，中间是烟筒，四周包裹烟筒的铜器中装满了水，用这个水去煮红茶。其实就是一个小型茶炉，与我们涮羊肉的铜火锅、北京卖茶汤的那种大铜壶是异曲同工。6月6日，上午 8点至10点运动员称量体重，称重结束，马上开各国领队会进行抽签分组。抽签在体育馆一个很大的，相当于国内大会议室的房间中进行，装修很考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次来的比较齐全，也许是很多年没有召开世界共产党大会了，这次凡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派出了拳击队前来参加比赛。美国、苏联、古巴是当时的世界三大拳击强国，此次是社会主义国家拳击邀请赛，美国不会参加，有苏联和古巴两大拳击强国参加比赛，足以说明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比赛。中国运动员抽签分组碰到了苏联、古巴和越南。领队会结束，我们走出会议室，越南的领队三步并作两步追了上来，主动用流利的汉语普通话跟曾群打招呼：“你们是中国的？”曾群回答道：“是的。”越南人说：“我能请你们喝杯咖啡吗？”曾群同意了，越南人伸手示意请中国朋友进入会议室旁边的咖啡厅。坐稳之后，越南人开始自报家门，“我叫黄文江，是上海体院1965年，就是中国文革前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回到我的祖国越南，现在是越南拳击协会的秘书长。这次比赛，我带的运动员和你们抽签碰到一起了，咱们是越中友谊长，同志加兄弟呀！”其实双方心里都明白中越战争在九年前打响，虽然这是一场非常短暂的战争，但它改变了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而在此次战争后第九个年头，中越发生的另一场战斗，对中国来讲意义更重大更深远，这就是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在南沙，双方海军都出动了。因为战斗在3月14号结束，又称为314海战。停战两个多月之后，我们到达列宁格勒，此时，战争余波在国人心中尚未散尽。
我在“炮王”前
曾群苦笑了一下，把话题转到了抗美援越，接下来就是家长里短的聊天。越南黄领队说，他有一个同学叫倪志钦，在上海体院上学时是练跳高的。“倪志钦是跳高世界冠军，我们是同学，上学时关系很好……”曾群告诉他上半年去福建还见到了倪志钦，“我们很熟，倪志钦现在在福建省体委当副主任。”越南黄领队说：“回中国以后，请你代我向倪志钦问个好。”曾群点头，一连说了两个“一定”、“一定”。此时突然话锋一转，黄领队问道：“中国拳击队什么时候成立的？你们参加这个（列宁格勒市长杯）国际比赛是第一次吧？”曾群告诉他中国拳击队刚刚恢复不久。黄说：“我们在苏联已经训练半年了，我们一定要打好这场比赛……”听话听音儿，好像中越两国拳击台上的较量，他们势在必得。我们一时心里没底，他这是炫耀实力，还是给咱们下迷魂药啊？王国鈞对曾群说：“他们在苏联训练半年了，水平肯定挺高。”我们立刻把这个消息向洪林司长汇报。洪林司长听完以后，认为必须拿下和越南队的比赛，输谁都行，就是不能输给越南。但是教练员们却没有必胜的把握，大家觉得如果打不赢，不如不打。究竟是打？还是不打？外事无小事，为这个事儿，我们还专门跑到领事馆去请示。领事馆回复还是打！“打的时候，如果眼看不行，立即放弃比赛，要保护队员，别让越南人把咱们打太难看”。同时，领事馆和（中国常驻苏联）记者打招呼，“赢了咱就报道，不赢咱就不报道啊……”
我在我们下榻的列宁格勒苏维埃宾馆前
一场硬仗不可避免。这场比赛不光是锻炼队伍，中越战事还没有宣布结束，此时碰上越南，咱们不能让苏联老大哥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代表队，眼睁睁看着越南人把咱中国人打倒在拳击台上，再险恶的比赛也要打。洪林司长下了死命令，“必须打赢！”晚上教练组开完会，负责陈新训练的杨金亮教练请我去他的房间。杨金亮是个爱喝茶的人，他坐在茶炊前用一只粗糙的手抚摸着茶炊，“这东西老好了，我喝茶可方便多了，唉，你喝茶不？”“我晚上不喝茶，有什么事你就直说。”他随手掏出一包刚刚在宾馆商品部买的苏联产的香烟，“你抽烟不？”“谢谢，我不会。”他抽出一支烟看了看那个烟丝，又把烟卷横过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两片厚厚的嘴唇夹住了那支香烟，拿出刚买来的苏联打火机点燃了香烟。“我滴妈呀！这苏联香烟怎么有一股臭鞋垫儿味儿？”我笑着告诉他：“你的嗅觉没问题，看来你年轻时打拳击，脑子没有被打坏。欧洲的烟草都是这样的，文革时咱们市面上出售的阿尔巴尼亚香烟也是这个味儿。”杨教练深深地吸了两口臭鞋垫味道的香烟，突然换了话题，说道：“这事你得帮我。”“我帮你什么忙？” “洪司长下死命令了，陈新这场必须打赢，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有没有什么药吃？打针呢？”“咱们队没这东西，用阿莫尼亚水可以提高兴奋性，但是会导致心率加速，还会影响场上判断力。”“俺们辽宁有一种‵大力补＇老好了，比大力补还管用的咱队有没有？”“咱们国家拳击队不用大力补，从来没用过，除了训练局医务处发的营养品，其它营养品和药物一律禁用。”我耐心地向他解释着。“那我就只能给他（陈新）使点压力，打不赢，我们俩到北京就不回队里了，直接回沈阳。”离开他房间之前，我对杨教练说：“我看陈新比那越南选手个子高，这就是优势，向下砸着打呀！遣将不如激将，你再和陈新聊聊，光靠压力是不行的！”
48公斤级赵玉和古巴选手比赛
预赛开始了，我们中国拳击队第一个上场的是48公斤级运动员赵彧，他的对手是古巴运动员。拳击向来是欧美人的天下，欧美人中古巴又是数一数二，这位古巴运动员曾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夺冠。比赛的锣声一响，赵彧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不但敢打，而且能按照王守忻教练的部署，巧妙地利用躲、闪，避开对手的重拳。第一回合打得非常好，在分数上领先，如果只计算第一回合的成绩，咱们是赢的。这时，在拳击台边担任第一助手（拳击术语，教练）的王守忻，紧绷的脸松弛下来，有了一点笑容。可是拳击比赛要把三个回合的分数加到一起，总分高的才是胜利者。双方运动员左突右闪，不停地移动步伐，时而进攻时而退闪，拳头和身体不停地晃动着，比赛打得非常精彩。虽然我们的赵彧奋力拼搏，打出了几记漂亮拳，古巴运动员毕竟技高一筹，最终赢得了比赛。赛后，洪司长大声赞扬：“输不怕，要打出气势，打出自己的真实水平，赵彧打得不错。”领导对于运动员的肯定，鼓舞了全队的士气，运动员个个摩拳擦掌，都准备上台拼上一把，即便输也要输得其所。当然，我们需要的是胜利。面对和越南运动员的比赛，陈新赛前还是很紧张，他一个劲儿要撒尿，这赛前紧张症需要心理辅导，也需要鼓励。当他得知赵彧打得不错，得到了洪司长肯定时，紧张的心态得到了缓解。领队曾群走到陈新身边，说到：“咱们（解放军大部队）在老山，在前边（线）打仗呢，打他（们）越南鬼子，咱们在这儿要让人家（越南人）给咱们揍了，这回咱可怎么办？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你别紧张，好好干，打赢了（我）给奖励！”陈新轻轻笑了一下不慌不忙地说：“领队，给我啥奖励？”“说，你想要什么？”陈新腼腆地又笑了笑说：“我想啊，我想要双阿迪达斯鞋，拳击鞋（靴）。”曾群一听这话，顿时喜上眉梢，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高兴地说“这没问题！”
洪林司长和杜利军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前
在王国钧、杨金亮二位教练的陪同下，陈新进入场地，从容地登上拳击台。陈新的对手，那个越南人比他个子矮，陈新占身高的优势，双臂比对手长，有利于控制距离。第一个回合，他遭到对手一记重拳，被裁判判了一次技术击倒（拳击术语，即强行读秒，运动员遭到明显重击后，裁判从一秒开始数到八秒之前，运动员必须进入比赛状态，否则立即判输，结束比赛）。接下来，在第二回合他打了对手两记重拳，对手被判了两次技术击倒。最后，在第三回合中陈新打出一组漂亮的组合拳进攻，结束了战斗。打赢了，陈新赢了！中国拳击队在列宁格勒战胜了越南运动员，也算是给打了十年的中越战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多年之后曾群回忆这件事对我说：“当时真想不起来能奖励他什么，答应给他的那双鞋，回国一忙也忘了。”到了91年，亚运会以后了，陈新碰到曾群，跟曾群说：“领队，你还欠我一双鞋呐”，问的曾群一愣“什么鞋啊？”“就是在苏联，我打越南人那次，你说打赢给我阿迪达斯拳击靴。”曾群想了想，猛地用手掌拍了一下脑门，“哎哟，我说怎么给忘了！”他立刻通知国家拳击队管理黄海从库房取出一双阿迪达斯拳击靴交给陈新，此时离列宁格勒的比赛已经过去三年了。曾群亲口对我说：“陈新这个运动员，就是这么朴实。”
我和给全世界无产阶级送来的第一声马列主义大炮
赛场的激烈程度，文字难以表达，选手们肉搏相见，充满震撼的对抗场面，哎呀，真是特别狠。如果说我们在朝鲜“社会主义国家拳击邀请赛”中只是挨打，这次在苏联才算是真正接触到世界高水平拳击比赛，悬着的心总是放不下来，担心的不是挨打，而是不要被打成重伤、致残。63.5公斤级运动员于川是当时咱们国家队里最好的运动员了，面对世界第一流的古巴运动员胡安•埃尔南德斯•塞拉(Juan Hernandez Sierra)，上场前于川没有任何畏惧心理，比赛开始，他一个箭步就跨上了拳击台。第一回合比赛一开始，双方试探性进攻，接下来是一阵对攻，双方挥舞的拳套向巨大的冰雹迅速砸到对方的头部和躯干，古巴运动员一记重拳打到了于川的面部，出于本能，于川迅速退出适合双方的击打距离，用拳击手套捂了一下鼻子，鲜血顺着拳击手套滴到了拳击台上，裁判员终止了比赛。于川的面部被打得变形，鼻骨已经塌陷，我从赛场医生那里要了一些纱布和冰块，给于川止血。翻译杜利军叫来了救护车，我和杜利军搀扶于川上车，于川推开了我们，说：“王老师不用管我，我能走。”20多分钟之后，汽车停在了一个土木结构建筑的三层楼门前，这是一家专门处理外伤急症的医院，也是承担接诊外国病人的医院。杜利军用熟练的俄语和前台的护士进行沟通，很快过来两个急诊大夫，吩咐一名护士用轮椅把于川送到了X光室照了片子。片子冲洗好后，两位医生在看片灯前用俄语商讨着治疗方案。接诊的女医生非常认真，仔细检查后，认为于川鼻腔中有碎骨，必须住院治疗。因为我们是苏联国家体委邀请，由苏方接待的团队，享受苏联国民待遇，住院治疗分文不收，包括一日三餐和营养品的费用。
我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前
于川被送进一间治疗室，进行了鼻骨的复位。手术后，我们陪他住进了二层的一个病房。房间很高也很大，不仅干净而且很安静。医院的女护士很认真负责，为了解决于川住院期间与医生和护士的语言交流问题，杜利军给他留了许多小条子，每张条子分别用中文和俄文标注，如“我想喝水”，“我需要上厕所”，“我感觉很好”，“我想吃饭”等等。医院的位置在郊外，列宁格勒郊外的晚上比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要美，更迷人。夜里两点钟我走出医院，医院旁边是一片白桦林，眼前的景象还像白天一样清晰，白桦树干上的斑斑点点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树结都像是望着我这个中国客人的眼睛。有些白桦树长的很粗，据说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套娃”就是用白桦树制作的。我想起童年时听妈妈讲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金鱼送给那贪心的老太婆的新木盆肯定也是用这种白桦树做的。列宁格勒靠近北极圈，夏天出现的白昼现象让我大开眼界，直到返回酒店，天才真正黑了下来。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和杜利军向洪司长汇报于川的治疗情况，洪司长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真理报》，听完了我们的汇报后说：“你和小杜一会儿再去医院看看，看他缺少什么？还需要一些什么？医院方面对于咱们有什么要求？”杜利军说：“司长您请放心，苏联是全民免费医疗，凡是能够到苏联来的外国人都是苏联的朋友，同样享受免费医疗，医院的伙食也是免费的……”洪司长笑了笑说：“我知道，我在这里工作过好多年，看来现在还和以前一样，全民享受公费医疗，情况没有变，要是变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洪司长叮嘱我们，看看于川吃俄国餐是不是习惯，能否考虑给他搞一点中国餐？此时，接到我国驻列宁格勒领事馆打来电话，祝贺中国拳击队在比赛中战胜越南队。我和杜利军再次来到医院时，于川已经吃过早饭，他拿了两个香蕉请我们吃，告诉我们这是医院发的。苏联并不种植香蕉，我想，这可能来自兄弟国家越南或是古巴。医生和护士都很和善，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不断提到我们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虽然经历过两党的长期论战，经历过珍宝岛的战役，受到过挫折，但是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什么力量也不能分开的。
杜立军和雷润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合影
第二天的比赛还是在下午3:00开始。比赛后全队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坐着电梯回到我们住的三楼，走进深深的楼道，寻找我们自己的房间。突然大家闻到一种难闻的、怪怪的味道，很快楼道中充满了黑烟。一个运动员大声说：“可能是楼道着火啦！”曾群和杜利军都是当过兵的，根据他们的军事演练经验，立刻要求大家迅速蹲下来。一时无法判断火源在何处，洪司长说：“马上撤离大楼，让运动员先走，保护好运动员的安全。”那个年代，在我们中国汉语中可能还没有出现“让领导先走”这一句话呢。杜利军冲回自己的房间，首先打电话给宾馆服务台报警，而后抱着所有人的护照，和曾群指引着运动员弯下腰，半蹲着向烟少方向的楼梯安全门快速撤离。这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少了一个人，王守忻老师不见了。曾群说：“他会不会是回房间了？”我们迅速找到了王守忻老师的房间，打开房门，看到他正在把撕开的床单和窗帘系成了一条逃生的大绳子，一头已经扔到窗外，正在房间内找固定绳索的地方，他准备顺着这条自制的逃生绳索，从我们住的三楼滑到一楼去。曾群连忙制止，“别玩儿这悬的，咱们快跑吧！”我拉着王守信追随运动员而去了。到了那个安全门，门居然打不开，不知道谁从外面给锁上了。运动员们拼命地用脚踹，用肩膀撞……其他外国队的运动员也在纷纷向四处逃窜，各种语言的呼叫声，给火灾增加了恐怖气氛。我们中国队所有的人员顺着楼梯跑到了一楼大堂，此时“嗷”“嗷”的警笛声越来越近，消防队的救火车也到了。第二天早饭时，几乎所有的运动队都在谈论昨天的火灾。听宾馆的服务员说，一个胖老头儿一夜没有关电视，白天又开了一天，晚饭时他在澡盆里泡澡，长时间工作的电视机突然爆炸了，引燃了放在电视机旁边的半瓶伏特加酒，由此酿成火灾。万幸的是，这次火灾除了个别人在跑动中有皮肤擦伤，没有其它伤亡事故。教练组再开会时，谈论火灾和注意安全成了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杜利军说，当年他考国家体委情报所的体育情报专业研究生时，考卷中一篇俄汉翻译试题就是“电视机为什么会爆炸？”八年之后，他作为国家体育情报研究所的一员，真正亲身体验了一次电视机的爆炸，这样的巧合，实在是太有戏剧性了。
红场无名烈士墓前的火焰和鲜花
杜利军给我们解释电视机为什么会爆炸，“宾馆里的电视机，都是苏联生产的红宝石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产品技术落后，体型巨大，信号不好，长时间开机线路过热，最后导致屏幕爆炸。”我们发现，苏联的轻工产品制作粗糙，质量明显不如我们国家，战斗民族时刻准备打仗，他们只顾发展军工产品，淡漠了民生，很多百姓需要的日用产品供不应求。经常有当地的苏联人来敲我们的门，想从我们手里买一点中国产品，服装、鞋袜、背包……，我们随身带的中国货，他们都很喜欢。不过喜欢归喜欢，原则是原则，代表国家参加比赛，怎么能私售东西呢。一天又有人来敲我的门，一个不足20岁的小伙子探头探脑，看到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一面做着手势一面用不标准的英语说道：“Lady”、“Girl ten dollar”、“US dollar”。随后跟着进来一个穿短裙、身材姣好的金发女孩，小说《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在眼前“复活”了？我客气地回绝了他们，关上房门。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曾经买过的一本书，由新谷明生等四名日本左派留苏学生写的《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没有比赛的日子，苏联方面安排我们参观冬宫、夏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有着许多大理石雕刻成的裸体装饰物的冬宫，是俄罗斯历代沙皇的宫殿，由于历史上最著名的女君主之一叶卡捷琳娜二世酷爱收藏，所以从那时开始，这里逐渐成为世界艺术品的殿堂。叶卡捷琳娜二世1764年从柏林购进的伦勃朗、鲁本斯等人的250幅绘画，都存放在冬宫新建的侧翼“艾尔米塔什”宫殿内，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因此成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与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方民族文化艺术部，有大批来自中国的文物，却折射着我们民族的伤痛，这些展品大都来自我们的东北、新疆、敦煌和黑水城等地。结束冬宫的参观，我们全队登上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停靠在波涛汹涌的湼瓦河畔，默默见证列宁格勒血雨腥风的舰船，已经锈迹斑驳，我们亲手触摸为全世界劳苦大众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大炮，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对于有着传奇故事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除了崇敬，似乎更多了一份不舍情结。
我们在青铜骑士像前，从左起第二人陈新、王守忻、新娘、新郎、我、伴娘、在我身后是曾群，曾群旁边是杨金亮，右一，王国钧、右二朱宁海
矗立于十二月党人广场一块巨石上的青铜骑士像，骏马前腿腾空，彼得大帝安坐马上，两眼炯炯有神，目视前方，展示了彼得大帝冲破阻力，改革维新，把落后、封建、贫穷的俄罗斯，带向繁荣与强盛的坚定信念。正如普希金那首著名诗句：这时来了几对新婚的苏联青年，穿着婚纱礼服来为青铜骑士彼得大帝献上鲜花。陈新赢了越南运动员，他的教练杨金亮很开心，话也就多了起来。“这彼得大帝是啥时候的事儿啊？现在都（是）苏联了？怎么还给他献花呢？”“彼得大帝是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创建人。”“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秦始皇？”“可以这么说。”彼得大帝是俄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青铜骑士像早已成为俄罗斯永远的丰碑。看着青铜骑士像前献花的新婚夫妇，你不难体会到列宁格勒处处弥漫着的彼得大帝的气息。杨教练触景生情，提议和新婚夫妇在象征俄国帝王至高无上权利的骑士像前，一起拍张照片。他让我站在新娘旁边儿，我告诉他这不合适。他说那你就站在这姑娘（伴娘）旁边儿。做伴娘的姑娘个子不是很高，但匀称而丰满的身姿颇具韵味。她毫无拘束地靠到了我的身边，向我微笑着，硬是把原来站在我身边的曾群领队挤到了后排。曾群无奈地用右手扒着我的肩膀，我看着一直向我微笑的伴娘，突然想起了《静静的顿河》中的阿克西妮娅，是不是就是这种样子呢？我用左手扶着她的肩膀，杨金亮在我身后边儿大声说：“搂紧点！”“咔嚓”一声，摄影师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中有的人笑得特别灿烂……苏联人民热情友善整体素质高，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休息的日子我们全队去购物，曾群想买个基辅单反照相机，很便宜，250个卢布。买照相机必须排队，等到他站在柜台前时，这种照相机买完了。前面一个已经交完钱的苏联人回头一看，说：“排在后面的是中国朋友……”然后，他把刚拿到手的照相机让给了曾群。
中苏友好宣传画
决赛和闭幕式在6月12日晚上8点进行，能够进入决赛的选手全部来自苏联和古巴两个国家。在比赛中打伤于川的古巴选手胡安•埃尔南德斯•塞拉(Juan Hernandez Sierra)，决赛中以5比0的悬殊比分轻松战胜东道主苏联选手维亚切斯拉夫-亚诺夫斯基（Vyacheslav Yanovskiy），夺得金牌。中国队拿到一枚铜牌，完成了既定计划。随队裁判员李青生的裁判工作也得到了赛事裁判委员会的认可。比赛结束后，我们回到莫斯科，在著名的“阿尔巴特商业街”购物，我买了不少音乐唱片，还买了一些列宁的铜像，准备回国后送给那些“坚信马列”的老一辈人。杨金亮买了一个苏联茶炊。从市场出来碰到了国家体委张彩珍副主任，她高兴地说：“我听说啦，你们的比赛国内都广播啦，你们这次把越南给打了，你们打得很好啊，你们的表现非常好！”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因为咱们中国拳击队赢了越南选手，长了国人的威风，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中国国家拳击队的进步与成长，以及为此付出的汗水与努力。回国之前我们去大使馆辞行，翻译杜利军见到了早年在兰州大学一起学俄语的同学雷润民，他当时担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空军武官。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会成为我国第一位维和烈士。（雷润民武官于九十年代初期届满回国，海湾战争后，担任联合国驻伊拉克－科威特的军事观察员。1994年5月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后来以他的原型拍摄了电影《蓝盔之子》，2003年他被联合国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人们常说，花开花落终有时，缘起缘落无穷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论战轰轰烈烈剑拔弩张之时，也是知青下乡的年月，极度封闭枯燥的生活中，插队的知青与苏修最亲密的接触，就是偷听苏联广播。“这里有火光，这里有火光，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播报声，曾经让一些胆子大好奇心强的知青兴奋激动，也让一些人与“投敌叛国”扯上了关系。多年过去，一场意识形态的闹剧曲终人散，世界仍旧是七大洲四大洋，和平依然是人类共同追寻的目标。我们代表中国来到曾经敌对的国度，参加国际体育赛事，拳击台上，没有兄弟，拳击台下，两手相握，就是朋友。此次“列宁格勒市长杯国际拳击邀请赛”，不但让中国拳击队清楚地认识到在技术、战术方面与国际一流强队的差距，同时，与苏联拳击协会的合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今后的国际交流构建了更好的通道。苏联方面正式派出了专家教练，将直接到中国国家拳击队参与训练指导工作。
油画：拿破仑占领莫斯科
6月13日晚上，中国拳击队15人，加上刚聘请的苏联专家鲍里斯一起，乘坐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航班返程。苏联专家鲍里斯和所有的苏联男人一样爱喝酒，要来我们中国执教国家队，他高兴极了，出发前在家喝高了，在莫斯科机场加入我们的队伍时，走路还有一些摇摆。洪司长指示杜利军：“小杜负责，安全送达国家队。”一路上鲍里斯跟着杜利军，紧拉着他的手，不断地说：“千万不要丢下我……”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鲍里斯和我们一起走下飞机舷梯，经边检过海关，嘴里哼唱着的那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度风靡中苏两国的老歌《莫斯科-北京》，时断时续，一直没有停下来。“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在自由的旗帜下前进，在伏尔加听到长江流水声……”2020-5-17定稿
王骥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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