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邹锡明：父亲办童鞋加工场，14岁的我当小工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我的做工生涯，始于1968年10月。

记得那天晚上，我在里屋做初一数学题，父亲进来，皱起眉头说，“明天，跟我做工去。”自1966年离开学校，我在家已闲逛了很长时间。父亲觉得这样不行，就与厂里几位工友商量，每家出资50元，办个小工场，购置了压底机与原材料，让我们几家的孩子去干活儿。

父亲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了几箩筐，但凭着自身的手艺，在温州皮鞋业里有很高的声望，平常不大看得起读书人，看见我捧着本书，看个没完，常对我母亲还有别人说，“我们家，怎么会出个书呆子?做工人的后代，能认几个字、记个账就可以了。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厂里那几个大学毕业生，工资还没我高呢。”在家里，父亲是绝对权威，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他让我做工，我只能去做工，没有丝毫改变的余地。

第二天早晨，我跟着父亲出门，向西到八字桥头，沿信河街往南去。虽然我个子高，但身子单薄，常常要小跑，才能跟上父亲的步子。父亲一声不吭地走着。他就是这脾气，不苟言笑。在我们兄妹面前，他轻易不露笑脸。除非哪天心情特别好，又喝足了老酒，才会讲个不无幽默的笑话，引得我们发笑，自己也露出些笑意。每逢此时，我往往笑得很谨慎。我低着头，快步走着，想到了许多事情。

说来奇怪，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都不高，极少看到他们写字，更不要说读书看报了。而我却酷爱看书，好像与书本有着不解之缘。也许是受小人书和各种小说的影响吧，我知道外面世界很广阔，明白读书很重要。我常常梦想着，有一天能像二表哥那样，到杭州念大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上学很努力，成绩一直不错。我知道，父亲虽然脾气暴躁，不太讲道理，但心地善良，很爱面子，如果我能考上市里最好的中学，别人一说“某人的大儿子是个读书的料”，为他挣了面子，他或许会让我继续上学的。没想到“文革”把我的梦想击碎了。从今天起，我要做工了，看样子这辈子再也不能上学了！

我正东想西想，猛听到父亲喊我，赶紧跑几步过去，跟着拐进七星殿巷，来到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前，两扇红漆大门，青砖高墙，看样子就是七星殿。进去一看，迎面是大殿，四根粗木圆柱擎着斗拱屋顶，过去的神座还在，但那些菩萨罗汉已被扫地出门，荡然无存。大殿被隔成许多个小房间，成了松台皮鞋厂的车间。院子里摆着八九个大水缸，一张张牛皮、猪皮，在缸里泡得胀鼓鼓的，散发出浓烈难闻的皮革气味。我跟着父亲走到大殿的西北角，这里黑洞洞的，用竹篱笆围了个屋，里边亮着电灯，人影在篱笆上来回晃动着，几个人似乎在转动着什么，传来有节奏的撞击声。这不由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们在干什么，难道我也干这个活吗？

父亲走到“门”口，叫了一声“老彭”。从里边出来一个大胖子，约四十多岁，脑袋大，眼睛很小，长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像西方人那样的鹰钩鼻。我一看，原来是彭叔叔。彭叔叔，是温州皮革厂技术员，父亲的好朋友。这几年，他常来家里，陪父亲喝酒，聊天。说起来，在父亲朋友中，他可算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了。他在杭州上过橡胶工业学校，毕业后在杭州橡胶厂干了好多年，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在杭州成了家，娶的是杭州人。后来大概大厂技术人员多，没有用武之地，想着不如回老家，能吃到鲜美的黄鱼、带鱼和“仔鲚”。

1972年我在温州中山公园

“文革”前几年，提倡各行各业为工农兵服务。许多群众反映，工厂生产的皮鞋，太瘦太硬太贵，工农兵没法穿，也穿不起，希望能生产适合工农兵穿的皮鞋，即皮鞋式的球鞋，或者球鞋式的皮鞋。温州皮革厂领导将研制的任务，交给了父亲牵头的一班技术人员。

研制这种皮鞋，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定工农兵的脚型；二是猪皮鞋面与橡胶鞋底的粘合问题。那段时间，父亲带着一班技术人员，多次到厂矿、农村和海岛，进行实地调查，给工人、农民、渔民测量脚型，绘制了大量脚型图样，以此为基础，开始研制新型皮鞋。

要生产给工农兵穿的皮鞋，就不能采取以往手工缝合技术，那样成本高，鞋价高，工农兵群众买不起，而必须采用类似解放鞋、运动鞋的粘合技术，这样才能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降低价格。但解放鞋、运动鞋的鞋面均为布料，工艺技术已经很成熟，而将猪皮鞋面与橡胶鞋底粘合问题则是一项新技术。

为解决这技术难题，父亲多次带队去上海、杭州等地参观、学习。在杭州橡胶厂，父亲结识了彭叔叔，得知他是这方面的技术员，且有回家乡工作的想法，就帮助他调到温州皮革厂。父亲与他们一班人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制，终于获得成功。由于它有别于以往手工缝制的皮鞋，最后需经锅炉蒸汽烘烤，被称作“蒸锅鞋”。从此，蒸锅皮鞋正式投入大批量生产。在我国皮鞋行业生产中，增加了蒸锅皮鞋这项工艺技术。

“蒸锅鞋”一经推出，适应市场的需要，风靡一时。由于款式新颖、质量好、价位低，女鞋定价仅为4.77元，男鞋仅为6.5元，比原先皮鞋便宜将近一半，深受广大群众的青睐。在当时全国鞋业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现如今，绝大多数皮鞋生产，几乎都不采用手工缝合，而是采用蒸锅鞋的胶浆粘合技术。这可能是父亲与彭叔叔当初没有想到的。

在研制过程中，彭叔叔了解到，我父亲手艺高超，在温州皮鞋界有很高的声望，厂里几位领导是我父亲过去的徒弟，经常来我家走动。每次他到我家里，就会带来笑声。别看他手指肥而粗，却能拉一手好二胡，让我这初学者十分佩服。我曾经把他和父亲作过比较，感到两人差别太大了，我喜欢他这样的人，不仅脾气好，待人也特别热心，为办这个工场，他出了不少力，其实他自己的两个孩子都还小。

那天，我走进篱笆围成的“房间”，只见中间立着一台压底机，下边煤炉烧得通红，边上两张长凳上搭上一块门板做桌子，桌上摆着些黑乎乎的橡胶板料，还有一堆已经压好的童鞋鞋底。一个小女孩低着头，拿着一把大剪刀，吃力地剪着胶料。看不清她的脸，但看得出她的身子很弱小。压底机前，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两手都戴着厚手套，把摆好胶料的鞋底铁模具，放进压机的底盘上，可能是模具太烫了，手套直冒烟气，发出一股棉纱烧糊的臭味。压机旁站着一个小男孩，他个子不高，脸很黑。他见模具放进了，就转动着铁轮，下边连着的铁板就压下来。那妇女站起来，两人分别握住轮子，逆时针往后一倒，然后顺时针使劲向前猛地一撞，一转一撞，把铁模紧紧压住。刚才在外边听到声音，就是这样发出的。

看见我们仨进来，他们转过身来，很恭敬地向我父亲问好。看样子，这三个人都认识我父亲，或者，我猜想彭叔叔可能跟他们讲过。父亲点了一下头，没有一点笑意，威严地扫了他们一眼，那表情就像平时在车间里一样。在厂里，父亲是皮鞋车间总检验，他对质量把关非常严格，不管是谁，不管哪道工序，只要验出质量有问题，他都要退回返工，有时甚至狠骂一顿。由于父亲在厂里手艺最精，资格最老，为人正直，铁面无私，同时，又与工友常在一起，抽烟喝酒，大家既怕他，又敬他，连厂领导、车间领导也敬他三分。

彭叔叔向我父亲介绍了那几个人，父亲对我说，“你就在这儿，跟他们干，听彭叔叔的话。”说完在彭叔叔的陪同下离开了。

他们几个忙着干活，顾不上跟我说话。我站在边上看着，一会儿就明白了整个流程。小女孩负责裁剪鞋底胶料，她把铁皮底样，放在胶料板上，用粉笔画线，沿粉笔线剪下，在鞋跟部分加上两层，放在天平称上称重量，多剪少补，称好后排在桌上。那妇女与小男孩负责上机压制鞋底。压制时间是固定的，模具上机后，要看一下边上的马蹄表，说一下几点几分，时间一到立即松机，开模，取底。

我心里想着，既然来了，就要干活，又不知道从哪儿插手。我生性腼腆，平常见生人，说话就爱红脸，刚到这里，都是陌生人，又不知道怎么说好。看了会儿，才怯生生地对他们说，“我来干一会儿好吗?”

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站到压底机前，学着他们先前的做法，待模具放进去，就转动铁轮，撞动压紧模具。开始，感到那铁轮挺沉，很费劲，干了一会儿，慢慢就适应了，只要手、腰、腿配合好，两人同时转轮，同时发力，也不是太累。

“后生儿，行，你都干起来了，”彭叔叔回来一看，就说，“刚干活，不要太猛，小心闪了腰。”我答应了一声，他又说，“你们接着干，我走了，下午5点钟，另外一组来接班。”彭叔叔走后，我闷声不语跟着干。当模子进机后，又帮女孩剪料。

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就到中午了，因为他们带了饭，放在炉上热一下就行，我刚来，什么也没带，只好回家吃，下午再去接着干。待下班回家，我很有些兴奋。母亲却为我叹息。她深知不读书之苦，原希望我好好念书，将来会有出息，这愿望现在落空了，又无力改变。

制作童鞋鞋底的工作，我仅干了半个月，就结束了。因为没有工商执照，工场被勒令停办。一天，父亲对母亲说，工场给我发了工钱，10元钱。经过父亲和彭叔叔的奔走，反修化工厂同意童鞋底工场挂靠他们那儿。正月里，一个风雪的早晨，我跟着彭叔叔，用平板车把橡胶板等材料工具，从七星殿运到九山湖边一座旧工棚里。那台压底机已搬过来。在那里，我重新干起了压鞋底的活儿。

1974年我在杭州六和塔

过了一段时间，童鞋鞋底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父亲觉得，我们这些孩子，光会做鞋底不行，还得学会皮鞋手艺，那才是将来的吃饭本领。他与厂里几位工友商量后，决定改做儿童皮鞋，地点安排在信河街珠冠巷谷宅。谷宅是一座气势轩昂的豪宅，从大门进去，地上铺的全是长条石板，里面有好几进院子，正堂与厢房均很高大。我们干活就在正堂上。

童鞋车间请了两位退休师傅，一个负责上部门做鞋包，另一位负责下部门配鞋底。几位家长也常过来教我们。与我一起做工的，共十几人，有男孩和女孩，年龄在十五、六岁，都是父亲厂里工友的子女。手工制作皮鞋，所需的设施工具比较简单，几张桌子，十几把竹椅，制作皮鞋的工具，多数从家里带来。父亲通过关系，从厂里购来一些猪面皮边角料和猪二层衬里，童鞋车间就开工了。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开始学皮鞋手艺，就发现儿童皮鞋虽小，但整个制作流程，一道工序也不能少。父亲让我学的工序，就是“绱沿条”。我体会到，父亲想法是让我从难处学起，这个手艺掌握了，其他就容易了。

以前，我看着一堆原材料：皮面，衬里，鞋底，针头线脑，在师傅手中，经过十多道工序，变成了一双双可爱的童鞋，很是惊奇。等到自己学做起来，才发现很不容易。开始时，掌握不好，右手拿着弯钻，常扎在左手拇指上，鲜血直冒，钻心地痛。沿条不是绱高了，就是低了；有时麻线绱得不紧，绱好后，用手一按沿条，就露出线脚，不得不拆了重做。正值少年，天性好动，老坐着难受，可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去学。每天完工，还要把桌椅工具等，搬进正堂后面的仓库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与小伙伴们，逐渐掌握了各自工序的手艺。小小工场，生产出了一双双男女儿童皮鞋。有的卖到外地去，有的摆到了解放北路皮鞋店出售。而我原本纤细的手指，慢慢变粗，指甲由尖长，变成钝方，手心磨出了厚茧。起先几个月没工资，以后每月能赚到十多元。父亲讲，比起他小时候当学徒，好多了。

我对学皮鞋手艺，一直不感兴趣，但别无选择，只能耐心地干着。毕竟年龄不大，少年不知愁滋味，精力过剩，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不是到同学家聊天下棋，就是到天雷巷表兄家锻炼身体。

大约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一下，“上山下乡”运动就轰轰烈烈开始了。原来在“造反”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大、中学生，转眼成了运动对象。开始时，很多学生表现积极，有人甚至写了血书，强烈报名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有人是为了显示自己最听毛主席的话，有人也可能因为在家无事可做，想外出闯荡。

于是，这些中学生，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五六岁，打着红旗，穿着绿军装，背着行李，走向从没去过的远方。温州知青，支边多数是去黑龙江兵团。边疆、农村环境条件毕竟艰苦，很多人下了火车，转汽车，再转拖拉机，到了当地，看到眼前荒凉景象，就哭成一片，但已后悔莫及了。

消息传回来，再没人自动报名。于是上边规定，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只能留一个，其他或去边疆，或去农村。若不报名去，公社（即现在的街道）、居委会组织人员，敲锣打鼓，挨家挨户进行动员，甚至打疲劳战，以停止父母的工作相威胁。很多家庭，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想出各种办法，如是女孩，就采取“拉郎配”，找个男的嫁出去。许多婚姻家庭的悲剧，也由此产生。当时“家庭成分”不好的，即所谓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家庭，在劫难逃，不得不忍痛报名。我的邻居，每家都有孩子上山下乡。

庆幸的是，我不是中学生，没有被列入知青范围。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公社来查知青，查出我和其他几人，不到做工年龄，属于“童工”，因而让工场把我们除名了。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父亲通过老朋友关系，把我安排到东风皮表带厂做工。这个厂属于东风公社的社办企业，原先生产皮质手表带，销路不很好，转而生产儿童皮鞋。因上山下乡，厂里的知青被退离，“绱沿条”等工种缺乏人手。厂里负责技术的冯师傅，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得知我会这手艺，就介绍我过来做工。当父亲让我来东风厂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里允许招“童工”？

东风皮表带厂的地址，在永东路（也叫江西栈）制冰厂北边朝东的宅院里。北厢房和正厅，用作做工的场地，中堂后一间房子，用作仓库。工场里，除了几位30多岁的妇女，都是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我一到东风厂，马上就能上手干活，并与他们打成一片。正值豆蔻年华，无忧无虑，我们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唱着童年的歌。可我的运气不佳，没多久，厂子就被温州市“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查封了。这次，父亲也没办法，只能让我在家待着。

正处于成长中的我，精力充沛，没什么可消遣的，在家闲着无聊，感觉前屋邻居阮立源二胡拉得好听，就跟着学拉二胡。我去乐器店，花了一块八，买了一把低档二胡，又去五马街口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二胡演奏法》，按照书中的练习曲，循序渐进，经常练习。开始时，拉的是最简单的《东方红》《北风吹》等曲子，逐步提高后，再学拉一些二胡独奏曲。最喜欢的，有刘天华先生的《良宵》《光明行》，还有《江湖水》《拉骆驼》《赛马》等。后来，买了一支竹笛和一本《笛子吹奏法》，学吹笛子。笛子独奏曲里，我最喜欢的是《我是一个兵》《牧民新歌》等。有时去邻居阮立源家，与他一起合奏二胡；或去同学金孝真家，他小提琴提得好，我就拉二胡或吹笛子给他伴奏。我们经常合奏的，有《看见你们格外亲》《天上布满星》《远飞的大雁》等歌曲。那以后，感觉口琴携带方便，吹起来节奏感强，又学会了吹口琴。

以前，我就会下象棋。那段时间，我没事就去同学林培新家，摆开棋盘，驱车架炮，厮杀一场。我与他属于同一水平，他的邻居镇光，水平高于我俩。开始时，我经常不敌他，很不服气。我从林培新那里，借来《中国象棋谱》，还有王嘉良所著的《顺炮横车对直车》，从开局、中局到残局，经常打棋谱，反复拆解，棋艺慢慢有些提高，就能与之匹敌，互有胜负。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我与同学、工友下象棋，很少输棋。

有时，我去天雷巷表舅家，与表哥加林、表弟加勋、胜波，在院子里练石锁，举杠铃。他们在家，也没事可干，锻炼身体，只为打发时间。年轻人争强好胜，都想着比别人厉害一些，坚持了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身体变得很强壮，手臂显得很粗壮，举起拳头，上臂像有小兔子在跑。那时节，真是练什么，都不觉累。肚子老是饿得慌，练完回家，就去厨房找吃的，吃多少，都不觉饱。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入了“九大”党章。全国上下欢庆“九大”胜利闭幕，欢庆“全国山河一片红”。

那天晚上，全市举行通宵大游行，到处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大街小巷人潮如涌，到处是参加游行或看游行的人群。在《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声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大跳“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到晚上，街上灯火通明，街口戏台上，还在演出“老两口学毛选”等节目。我与几个同学，没事就上街看热闹。回家后，用二胡或笛子，演奏庆祝“九大”的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九大”后，全国掀起了“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高潮。

经市“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调查，认定东风表皮带厂没有投机倒把行为，于是厂里恢复生产。但不知为何，厂子从永东路原址，搬到了东郊矮凳桥。厂房条件很是简陋，厂房孤零零建在那里，周围是一大片农田，房顶漏风，脚下泥地。在那里，每个人的工种基本没变，我仍然还是“绱沿条”。不过，这里离家较远，每天上下班，都得步行半个多小时。以前在永东路，午饭可到制冰厂吃，在这里，每人只能自带午饭，中午时在煤炉上热一热吃。午休时间，无可消遣，我们几位男孩就锻炼身体。刚去时，墙角地上扔着一副石头杠铃，大约有140多斤，别人试了试，都举不起来。我因为练了一段时间，心中有数，过去一把就举过头顶。他们顿时感到吃惊。在他们印象中，以前我文弱得很，现在竟然有这么大力气，自此不敢小看我。在那里做工，男孩需要轮流值班。每次，我独自值夜，四面寂静，窗外经常传来各种古怪声音，不过，仗着年轻气盛，并不害怕。

1970年，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很想上中学，但父亲对我说，“别读了，有什么用，弄不好，让你上山下乡！”父亲还专门让我回四营堂巷小学，开了张证明，以证明我只是小学毕业，没上过中学。看着其他同学，重新走进校门，开始上初中，我很是难过了一阵子。后来证明，父亲的决定是对的。许多同学中学毕业后，有的被动员去浙江兵团，有的去下乡。渐渐地，我再也不想读书的事了。只是偶尔走过中学校门时，我的心中感到一种痛楚。

过了几个月，公社派来名叫金清的女同志，来当厂长。厂子搬回城里，搬到城东上岸街一座旧庙里。旧庙有两扇大门，里面很破旧，但房顶很高，厂里将其隔为两层。上部门做“鞋包”的，基本在二楼，下部门做“配底”的，全部在一楼。全部工具、原材料搬过来，安顿停当，重新开始生产。我照样还干绱沿条的活儿。

在我们这样的社办企业，除厂长与两位老师傅外，工人端的是“纸饭碗”，拿的是计件工资。受原材料或销售的影响，生产不正常，活儿干得少，工资就拿得少。同样，同一工种里，谁活儿干得快、干得多，到月底，拿到的工资就高。所以，我一开始干活，很快就明白，干手工活，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必须提高干活的频率，每个动作，都必须利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停顿，这样每钻一下，每绱一针，一只鞋，一双鞋累积起来，就会抢出一点时间来。但不能光顾快，质量不过关，老师傅让拿回返工，那就得不偿失了。每天一上班，为了能多干点活儿，轻易不起身，甚至不上厕所。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也赚不到30元。一旦停工待料，工资就少了，或者产品卖不出去，还领不到工资。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重复着一样的活儿，平淡乏味。因为都是十七、十八岁的男女青年，厂里气氛比较活跃。手工艺工人的特点，一边手里干活，一边嘴里可不停说话。说着说着，就互相开玩笑，说谁喜欢谁，甚至乱点鸳鸯谱，给每个人都配上对象。年轻人，天天在一起，时间久了，相互难免有了想法。有的真正开始追求，有的真正谈起恋爱来，有的弄假成真，有的关系却变得很难堪。

在这种气氛中，我对异性有了些朦胧的感觉。在厂里几个女孩中，我比较喜欢小S。她容貌俊丽，身材苗条，脾气性格都好，在厂里干的是缝纫工，就是用缝纫机缝制鞋包，属于上部门做鞋包最后一道工序，但也在一楼。我干活的位置，离她不远，一抬头，就能看到她的身影。

记得她第一次来工场，我一见她，就感觉脸熟，仔细一想，似乎见过。后来才知道，她家住捲索巷粮站后边，离我家不远。我们上下班，走的是一条路。一次上班时，遇到她在前边走，我快步上前，与她一边并肩走着，一边聊着厂里的事，心中特别愉快。之后，我经常有意在路上等候她，与她一起上班。

有一天，小S没来上班，与她要好的女伴说她病了。那天厂里正好发工资，我自告奋勇，代领了她的工资，送她家里去。很不巧，那晚她家那片停电。见我去，看得出来，她很高兴，请我到她与她妹妹住的小屋里。在微黄的烛光下，我与她聊得很融洽。

一次，厂里组织看电影，是重拍的《奇袭》。恰巧，我与她的座位挨在一起。那年月，男女青年一起看电影，是谈恋爱的重要形式。坐在她的身旁，我似乎受到某种暗示，心情有些激动，自始至终，不停地看她，至于银幕上放映什么，一点也没记住。这种心情，是第一次感受到，而且持续好长时间，脑子里，一次次回放我们坐在一起看电影的情景。可一想，这只是单位组织的，算不了什么。犹豫了很长时间，下了好几次决心，在过年前，我买了电影票去请她，却被她婉言谢绝了。

这之后，我见到小S，表情就会很不自然，说话也有些异常。周围的工友，从我的言行中，似乎看出了某种迹象，经常拿我与她打趣。只要我与她一说话，就有人起哄，弄得我们很尴尬，都不敢单独在一起。

自那以后，她对我态度明显冷淡了，似乎有意疏远我。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莫名的失落。虽然喜欢她，感觉有许多话想对她说，但想到自己工作条件、家庭环境现状，特别是得知她父亲是某厂厂长，看见她家盖起了两间新楼房，我就彻底泄气了，彻底没了勇气。

有时，我不由地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与冬妮亚，作为林务官的女儿，她与保尔不是一路人，两人终究没能走到一块去。

1971年5月，厂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女孩里最俊俏的小Q，被空军选中，应征入伍了！那天下午，她来到厂里，告诉大家，第二天就要离开温州了。听到这消息，我与工友们一样，无不感到惊讶。谁都没想到，这位在上部门“划面料”，与我们在朝夕相处了几年的女孩，突然之间改变了命运，她将穿上军装，奔赴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锻炼成长，再也不用在这个小厂里，消磨青春年华了！这太令我们这些同龄人羡慕而嫉妒了。

金厂长建议，为了欢送小Q光荣入伍，大家一起去中山公园合影留念。冒着毛毛细雨，全厂40多人，包括厂里管理人员和男女工友，一起步行到中山公园。当时，雨下得很大，没法拍照，大家虽然焦急，也只好进中山纪念堂躲雨。时间一点点过去，工友们一个个上去，与小Q话别。她甜美的脸上，既有兴奋的笑容，又有离别的难过。我想，此刻，她的心情，一定复杂而矛盾：就要离开朝夕相处的工友，离开父母家庭，离开家乡了，独自奔赴异乡军营，前方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呢？可烦人的雨儿还在下，小Q有些着急，为了与大家合影，她还是耐心等待着。毕竟今天不拍合影，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还好，雨终于停了。“人民照相馆”的师傅，赶紧指挥大家排成四排，小Q手捧着毛主席身穿军装的像框，坐在第一排中间，以中苏友谊馆为背景，拍下了值得纪念的合影。合影后，她的好朋友，与其一起“划面料”的小Y，还有其他女工友，陪着她去“人民照相馆”拍照。

那些天里，我常常想起小Q参军的事，突然意识到：原来，参军入伍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心里不禁萌发了一个梦想，我也要争取参军，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为能了解部队的生活，了解外面的世界，我通过小Y，要到了小Q的通讯地址，并且给她写信。她不仅回了信，还寄给我一张穿军装的照片。穿军装的她，显得比以前更加俊俏可爱。从来信中，我得知，经过一段时间新兵训练和学习，她被分配到杭州空军疗养院工作。

小Q参军后，她的表哥张健进了厂子，厂领导让他跟我学“绱沿条”。张健比我年龄稍小，身材瘦长，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喜欢开些玩笑。因为有小Q这层关系，我俩很快成了好朋友，上班在一起，下班也经常在一起。他家就住在城西街教堂附近，离我家不远，星期天或晚上，我经常找他玩，彼此无话不说。

没过几个月，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时，报纸与广播并没有报道，但我和周围的人都感觉出了大事：厂里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不搞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不唱了。大约10月下旬，公社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我们才知道，林彪与他儿子林立果搞“571”工程，阴谋杀害毛主席，政变失败后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

自那以后，社会政治形势有些变化。但普通百姓还在过普通的日子。对我个人来说，那是一段漫长而无聊的生活。没有理想，没有目标。进入青春期，向往与异性的交往，心里堵着许多话语，却无处发泄，无处倾诉，异常苦闷。

参军入伍，那段时间，我整天想的就是这事。父亲和母亲也很支持我这想法。他们很清楚，参军意味着前途光明。因为我姑妈两个儿子，即我的两个表哥，就是最好的例证。大表哥1963年参军，在部队当驾驶员，复员后分配到国营新华印刷厂工作；二表哥1969年参军，两年后复员分配到国营港务局。两人不仅工作稳定，单位还给他们分了住房，顺利地结婚生子。父亲与母亲意识到，我们四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家里就那么大的地方，目前住得就紧紧巴巴，今后怎么办？如果我能够当兵，就能解决很大问题。为此，父亲开始为我想办法。

这之前，为了解决职工子女就业问题，皮革厂新办了个家属工场，挂靠在朝阳公社，派父亲去负责管理。父亲答应去，提出条件，就是要让我妹妹进工场。那年妹妹也就十五岁，进工场后学会缝鞋包。不久，军分区后勤部蓝处长，通过亲戚介绍，想送其女儿进这工场。

我父亲帮助他女儿进了工场，也请他帮助解决我参军问题。他答应帮忙，还带我去见了军分区负责征兵的干部。开始时，我还对他抱有信心，但直至这一年征兵时间过去，他那边也没来消息。我知道，这忙他帮不上，我还得继续以往的生活，为此感到十分失望。从开始做工算起，几年时间过去了，十几岁的年龄，本是上学的时光，而我却消耗在烦人的做工生涯上。这种生活何时才能结束？

1974年我在苏州虎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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