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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胡道轨：70年代的上海人家，是这样改善生活的
胡道轨，1946年生，1965年高中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1966年参加工作。曾带领小组获“上海市劳动模范集体”称号。1984年考入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理工程系，毕业回厂担任厂领导工作。是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会员。
七十年代前期，上海一般老百姓都不富裕。吃饱是没有问题的，买件衣服也还可以，要添东西，哪怕是小家电，也得费点劲。
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只有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相互依赖，才能把不富裕的日子，过得稍好一点。正因为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
夫人的二妹夫，一米七八的身高，不但长得帅气，而且聪明能干，还乐意助人。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己组装各种小家电。
有一年夏天，他们夫妻俩来我家串门，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十平方的房子里。虽然房子在当时算不错，窗户也不小，但是朝北，南北不通风。屋子里潮湿闷热，连个电扇都没有。夫人招呼他们坐下，顺手递给妹夫一把蒲扇，自己啪嗒啪嗒给儿子摇起蒲扇来。坐不到一刻钟，大家都已经汗滋滋的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二妹夫扛着一台落地电扇，来到我家。看到我们说：“大姐、姐夫，我给你们装了一个电扇，你们试试看。”夫人看到他额头上满是汗水，一边递给他一条毛巾，一边说：“妹夫，看你满头是汗，太辛苦你了。”二妹夫忙说：“我是蒸笼头，我是蒸笼头，不要紧的……”
我非常惊喜，把落地扇拿到墙角，插上电，打开开关。随着电扇头的来回摇动，整个房间瞬间都吹到了凉风。我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感到这么惬意。落地扇声音非常轻，也很和顺。我调到最快档，声音稍微大了点，电扇一点抖动也没有。毫不夸张地说，比新买的丝毫不差。我问二妹夫：“花了多少钱？”他说：“买零件自己装，花不了多少钱。”见他不肯说数目，也不勉强了，来日方长嘛！
二妹夫看看没什么事了，转身离去，一边走一边说：“有毛病，叫我来修。”本想留他吃顿饭，看看家里没什么好吃的，也就不留了。我送到弄堂口，二人道别。
回到家后，仔细打量落地扇，风扇是蓝色的，最大号。除了摇头，还可调节高低。底盘非常厚实，很实用。
最高兴的要数儿子，站在电扇前面，迎着风，大声说：“真舒服，真舒服……”我母亲看到了，叫他：“弟弟（家里大人小孩都这样称呼他），不能盯着吹，会感冒的。”儿子才不舍地走开来。
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家用电器，自然是非常爱惜。到了十月份，我把电风扇外观擦得干干净净。打开铁罩看看，转子用的不是滚动轴承，而是铜婆司，我在里面加上了机油。然后，用报纸把电扇包起来，储藏好。
我当时是模具工，对机械也懂一二。以后，每年使用一个月，都会在铜婆司里加一次机油。由于保养得好，这台电扇，从裕德路跟着我们到康健新村，用了二十多年。2005年，我们搬到黄浦区，调换了整套家具。在孩子们的要求下，才依依不舍地把这台落地扇，留给了买我们房子的主人。
大姐支内、三个弟妹上山下乡，我和八妹、九弟留在了上海。当时住在裕德路逸村，房子是橡胶厂的仓库改造的。一层楼，顶上中间有凸起的气窗。家里是两间十一二平方的房间和一个八九平方的阁楼。
后来，我生了儿子，八妹出嫁了。九弟要结婚。父母同我们商量：把阁楼放大，前后各开一个老虎窗。这样，阁楼可以住一户人家。
那个时候，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政府财政拮据，基本看不到造新房。因此房管所鼓励老百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搭搭放放”，用以改善居住条件。经房管所同意的搭建，面积还能进“白卡”。以后动迁，入白卡的靣积，在考虑分配的面积之列。（ 政策是跟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和现在拆除违章建筑的政策完全不一样。）
于是，我们开始准备材料。首先是地板的龙骨，找了很久，木料没有着落。夫人想出一个办法，用粗大的毛竹来代替。她把这个想法，说给厂里的木匠师傅听。师傅说：“竹子要代替木料，如果位置排得密一点，就是间隔距离小一点，是可以的。”
龙骨解决了，还有就是地板，我们四处寻找。最后，把目标锁定在打包用的木箱板上。由于朋友们帮忙，不久就收集了很多木箱板。这些板的缺点是厚薄不一，想要刨平，人工太大。木匠师傅想了一个办法：薄的铺在墙边，厚的铺在中间，算是解决问题了。至于砖、瓦、水泥、石灰、油毛毡等等，当时店里都有卖，价格也不算贵。
搭阁楼的人员，全部由夫人安排：
叫了三个他们厂里的木匠和泥水匠，还叫了小舅子和二妹夫（小舅子正好回上海）。加上了我和九弟。
开工那天，我和小舅子、二妹夫打墙洞，墙洞是放毛竹用的。有的墙壁要打穿，预先和邻居做了商量。墙壁是一块砖的单墙，打洞不是难事，进行得很顺利。打完墙洞，他们俩个已经是灰尘满面了。喝口水，息都不息，就马上就去帮木工、泥水工师傅了。
第二天，我们正准备砌老虎窗的墙壁，因为是在原来的墙壁往上砌。有个邻居，突然提出：“墙壁是二家合用的，一家一半，你们只能在自己一半往上砌。另一半是我们的，你们不能占用。”这样蛮横无理的话，也只有在“文革”期间才能听到。我同他商量：“墙壁砌好后，你们同样可以利用。”但是这个邻居根本说不通。
其他邻居知道这事，纷纷指责他刁钻刻薄。有的说：“自己不动脑动手，还妒忌人家住房改善。” 连襟一听，来了火气，说：“太不讲理了，与他评理去！”我心里明白：那个邻居是在故意找茬。赶忙安抚连襟：“別与他一般见识。”我问泥水匠师傅：“如果把砖头竖着砌，就只占一半面积，这样可以吗？”师傅想了想说：“要砌的墙面积不大，可以的。”为了息事宁人，我对师傅说：“那就竖着砌吧！
我找到那个邻居，把做法告诉他，还加上一句：“这样达到你的要求了！”他本来想折腾一番，没想到我们会这样做，经我这么一说，竟然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花了三天时间，阁楼搭好了。因为是自己动手搭建的，看着特别开心。在上面试着走走，由于龙骨是毛竹做的，地板有点弹性，有的地方还会“咯吱咯吱”作响，但这不妨碍居住。
经过与父母商量，决定由我们夫妻和儿子住到阁楼上。
我很担心：一处墙的砖头是竖着砌的，会不牢。但是，到1994年，逸村动迁为止，一直安全无恙。
夫人的弟弟在淮北插队，那个地方当时生活相当艰苦。土地贫瘠，种不了大米、小麦，只能种红薯。农民一年四季的主粮就是红薯、红薯干还有红薯粉条。当地野生的物产相当丰富，比如甲鱼、鲫鱼、黄鳝等等，但是当地老百姓不稀罕，不习惯吃。那个时候，不兴做生意跑买卖，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谁也不敢明着来。所以老百姓都很贫穷，连根腰带都是稻草绳做的。
小舅子就盼着回家过年，吃上白米饭。插队知青大多会想，这么大的人了，总不能回上海白吃白喝吧！于是，他们就早早准备起回上海的物品了。
有一天，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丈母娘带信说：“弟弟回来了。”叫我们去一次。到了丈母娘家，见小舅子坐着和人聊天。我们进去，相互打了招呼。坐定，小舅子说：“姐姐姐夫，我带来的东西，你们拿点去。”这才注意到，墙角放着很多东西：一个大麻袋鼓鼓囊囊的，不用问，里面全是红薯粉条；好几只鸡，扎着鸡脚的绳子还没解开；还有不少牛鞭子；木盆里养着十几条鲫鱼，这鲫鱼和上海看到的不大一样，背上的颜色乌黑乌黑的，而且厚实。我当即想：“这么多东西，要值不少钱的。”担心小舅子哪来的这么多钱。
吃过晚饭，回到家里。我把担心对夫人说了。夫人说：“你不用担心。鸡是他们自己养的，鱼是自己捉的，其它的是他们兑换来的。”接着，她把详情对我说了一遍：弟弟插队的知青点，有好几个男生女生。弟弟为人忠厚，做事勤快，肯帮女知青干重活。女知青都愿意和他搭档。时间长了，弟弟发现和一个女知青最合得来。那个女知青人长得漂亮，很勤快，对自己又好。于是，除了集体下地以外，弟弟和她一起养鸡，一起忙里忙外，就是为了过年回家，能给大家带点好东西。（后来，那个女知青，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弟媳妇。）
时间过得好快，过了春节，马上就要农忙了，小舅子准备回农村。我们商量，小舅子带来这么多东西，我们总得还礼吧！除了送些东西给他，再给他5元钱做路费。其实，一时要挤出5元钱，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和夫人每月的工资都不到40元。要养家糊口；儿子身上每月得花不少的钱；除去每月在银行零存整取的5元钱，余下的就不多了。好在厂里有互助基金，可以借上10元，以后慢慢还清。
回想那个时候，大家收入不高，生活不富裕，但是兄弟姐妹、舅子连襟都能互帮互助，大家的关系都十分亲切和谐。
反而是现在，钱多了，富裕了，没有那么多的事需要求人了，联系减少了，感情没有以前浓厚了。
编后
夫人的二妹和二妹夫都是上海工矿。
后来，老丈人退休了，小舅子按政策顶替。他未来的媳妇同时回到了上海，参加了工作。他们结婚生子，过上了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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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