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金小庆：算命轶事，世上真有先知吗？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10-23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金小庆，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78级本科，曾下乡插队两年(1976-1977)，1992年获得香港大学哲学博士(数学)学位，现为澳门大学数学系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曾任澳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东亚工业与应用数学会主席。至今共出版10本学术专著和教科书、学术期刊论文104篇、学术会议论文18篇、文学作品10篇。

原题

算命

作者：金小庆

世上有先知吗？真有人会算命吗？对于这种问题，人们总觉得神神秘秘。在这方面，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当数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特异功能大师沃尔夫·梅辛（1899年—1974年）。他的杰作之一，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莫斯科市内戒备森严的克林姆林宫。传说只要梅辛心中想到：“我是贝利亚（前苏联秘密警察头子）！”那些守卫士兵们就如同见到贝利亚本人一样，一个个向他立正、托枪、举手致敬，并让他通过，梅辛径直走进克林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办公室，把那个嗜血恶魔吓得半死！

一般来说，科学家应该不太相信类似算命的事情，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对梅辛的事迹却很感兴趣。据说在他俩一次交谈时，梅辛心灵突然感应到了什么，就对爱因斯坦说：“你将在1921年获得一个特别奖励！”爱因斯坦听到后并未当真。谁知果如梅辛所料，爱因斯坦因发现了光电效应，于1921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梅辛的故事，是我从一些历史文献中得知的，然而我下面叙述的内容，则是发生在我父母和我自己身边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

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战火，国立中央大学从民国首都南京搬至重庆沙坪坝，位于嘉陵江畔，歌乐山下。重庆，为中国著名山城，而美丽多情、逶迤千里的嘉陵江，则为长江上游的一个主要支流，山水相依，景致怡人。凡是有山有水的地方，永远都迷漫着浪漫色彩与诗情画意，不少文人墨客留下诗作。近代文学大师汪辟疆先生曾写下：“嘉陵江水女儿肤，比似春笋碧不殊。送我一程山路回，照人千顷浪花腴。颇宜行脚供三宿，何必乘舟入五湖。便与目成分手去，明朝相见不生疏。” （下图）

那时，我母亲（1921年—2002年）正在中央大学医学院读书，她曾在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全国入学考试中名列第一。据母亲所说，当年出榜时，大红榜上第一名的名字上有一个金色的点，那一刻，或许是母亲一生最高光与自豪的一刻。出榜后不久的一天，中国著名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女士，亲自找上门来，试图以最高奖学金待遇，说服我母亲转投她门下。然而，母亲不为所动，因为那时的中央大学乃是全国最高学府。

和母亲同年考入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第一名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计算数学之父冯康 [1]。那时中央大学汇集着全国各类精英，培养出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材，不少学生后来都在青史留名。正如中央大学校歌所叙：“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即使在抗战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沙坪坝大学集中地不会停电，永远灯火通明。人们说沙坪坝的学灯照亮了中国科技救国之路。

母亲有一位同班女同学叫周光美，因为会看手相与面相而非常出名，同学们称其为“周半仙”。周光美出生于一个著名算命世家，其父亲为算命大师，人称“周大仙”，方圆几百里无人不知晓。周老爷一般不轻易给人算命，再重的酬金，他也不稀罕。他曾说：“泄露天机者折阳寿也，切不可轻易为之！”一般来说，对于那些慕名前来求卦算命者，如果周老爷一眼望去，就觉得此人面相太差，周老爷一定不会给其算命，寒暄一下，敷衍几句，便端茶送客。周光美在学校与同学关系甚好，但她一般也不轻易给人看相，即使与她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与同学，她也最多点到即止。

当年，有一位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长，正在追求我母亲，因此他不时会去医学院约会她。有一天，秋高气爽，惠风和畅，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淌着，母亲与那位追求者正在江边漫步，恰好碰上了周光美，大家彼此介绍一下，打个招呼，也未特别留意。虽然只是擦肩而过，但从看相角度，周光美一眼发觉此中文系学长面相颇佳。回到女生宿舍后，周光美主动与我母亲聊起此事，母亲趁机央求她给这位追求者看一次手相，想预知此人的未来及这段缘分的前景。这次，周光美居然答应了，真乃天赐良机啊！

不久之后，周光美给那位学长看了一次手相，在认真地研究了他的掌纹后，周光美慢条斯理地说了三句话：“一，将来小有名气。二，钱够用。三，会有三个女儿。” 那位学长听罢之后，急切追问道：“只有三个女儿，难道没有儿子吗？”周光美又仔细端详了他的掌纹后补充曰：“应该有个儿子吧！”

当时的文科学生，似乎前程不太被人们看好。他们一般都喜欢穿着长袍马褂，身上带有一种老夫子气质。这长袍马褂，使人走路迈不开大步，行动慢慢悠悠，略显老态龙钟。而理工科学生喜欢穿西装、打领带，显得时髦精干，因而容易得到女同学的青睐。然而，周光美的金口玉言，使得我母亲深信不疑，从内心深处慢慢开始接受这位文科学长的追求，五年后便嫁给了他。此人就是我父亲金启华先生（1918年—2011年）（下图），而我自然就是嘉陵江畔这个爱情故事的结晶了！

父亲为人开朗乐观，性格侠义豪爽，助人无数，不图回报。母亲曾告诉我：“你老爸年轻时，总喜欢甩大姆指，有那么一股‘老子天下第一’的豪气！”

父亲当时对周光美的预言半信半疑，但似乎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又与周光美的那番话非常吻合。我先说一下“三女一子”的预言吧！在父母婚后的第九年，金家有了三个女儿之后，母亲又怀孕了。经过了十个月的焦虑盼望与等待，一个新生婴儿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天一早，父亲急忙赶到医院，一眼看见母亲住院表格上的性别一栏填了个“女”字。“怎么又生了一个女孩？”父亲心里嘀咕道。这时一位助产士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对父亲说：“恭喜金先生，夫人诞下一男婴！”原来父亲求子心切，把母亲住院表格上填写的性别当成是新生婴儿的性别了！

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在接我们母子俩出院回家的路上，面对这姗姗来迟的金家公子，嘴巴就没有合上过！我出生翌日，恰逢国庆节，父亲高兴地说：“国庆节乃国家之大庆，喜得一子乃吾家之小庆，就给吾儿起名‘小庆’吧！”

其实，家父出生贫寒，六岁时即成孤儿，由姑奶奶抚养成人。十来岁时，父亲就离开了家乡安徽，出去读书闯天下。父亲能够上大学，一方面是他自己努力读书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先生在抗战时期推出的“贷金制度”与“公费制度”，用以资助贫穷学生。像后来大名鼎鼎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当时也都是靠贷金完成了学业。多年后，他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于1957年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陈立夫先生还筹办了西南联大，而西南联大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可笑的是在文革期间，有人在所谓的斗私批修会上责问我：“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资助你父亲读大学，而不资助别人？”我答道：“别人如果能考上大学才行啊！你以为国立中央大学那么容易考上？考不上大学，谁来资助你？资助你干什么？”那个责问者被我反驳的哑口无言。多年后，我三姐在美国留学时，在一个公众聚会中，巧遇晚年的陈立夫先生，她代表家父向陈先生表示了衷心感谢（下图）。

父亲在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写文章给报刋投稿。一旦文章发表后，他会得到一点微薄的稿酬。每当领取稿费后，他总是喜欢请一些要好的同学吃猪肝面，改善一下生活。在抗战时期，这猪肝面可算是上等食物了。被请吃面的同学中，除我母亲之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杨振宁。父亲与杨振宁的交往始于1943年，那年，父亲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当研究生，同时杨振宁是物理系的研究生。父亲曾跟我说过一件关于杨振宁的趣事。

话说当年西南联大研究生宿舍，是一个非常破旧的两层小楼（上图）。父亲与杨振宁、顾震潮（后为中国气象事业创建者之一）、凌宁（后为美国伊利偌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细胞生理学专家）同住二楼一间房。门上有把挂锁，每人一把钥匙。一天晚自修后，父亲、顾震潮与凌宁，三人一同回到宿舍。一打开房门，黑暗之中，发现杨振宁床上似乎有个人影，他们觉得很奇怪，这门锁未开，里面怎会有人？肯定是小偷！于是他们操起平时抵门用的木棒，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逼近那张床，举棒大喝一声：“大胆窃贼，竟敢如此猖狂？”谁知那人影腾的一下坐了起来，急呼“不要动手，我是振宁啊！”原来那天杨振宁忘了带钥匙而不能入门，他一急之下便翻窗而入，倒头大睡。当时幸好父亲他们手中棍棒没打下去，不然的话，中国人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可能就被打飞了！更为奇妙的是两“宁”（杨振宁、凌宁）后来都享有过百岁人寿！

父亲在给报刋投稿的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将《诗经》里的古诗，用白话文体的现代诗翻译过来，让平民百姓都能读懂。《诗经》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父亲的这项译注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普罗大众的一致好评，因此报刋愿意一直连载下去。渐渐地，他的译注工作就发展成为一项历经几十年的宏大工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已经完成了《风》的译注工作，他考虑到北京中华书局是出版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与整理古藉文献的专业出版社，又是国内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出版社之一，于是他就给北京中华书局寄去了《风》的部分译稿。中华书局收到稿件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审查，认为译稿质量很高。就决定派一位编辑南下，带上出版合同，准备与父亲商讨出版事宜。

在那个极左的时代大环境下，那位中华书局编辑到了南京的当天，先去找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我父亲的工作单位）组长了解我父亲的政治面貌。那组长是个党员，业务水平很一般，思想极左，对我父亲的学术水平一直非常嫉妒。他居然对北京来访的编辑说：“金启华只专不红，政治上不求上进。”更令人费解的是那位编辑第二天就回北京了，连父亲的面都没见到。这世上竟有如此荒唐之事！一本书质量的好坏，与作者的政治面貌有何干系？

坏消息很快就传到父亲的好友毛英奇将军耳里，他当时在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任教官。毛英奇将军戎马一生，浑身上下伤痕累累。他曾是彭德怀元帅麾下的一员战将，跟着彭老总出生入死打天下，后因彭老总落难而受贬。毛英奇将军是位闻名的儒将，侠肝义胆，专爱打抱不平，与我父亲因以诗会友而相识。在中华书局拒稿后不久的一天，毛英奇将军亲自驱车，领着我父亲带上《风》的译稿，一起去了江苏人民出版社，他径直找到社长，向社长极力引荐我父亲的译稿。毛英奇将军说：“如果江苏人民出版社能出版这部《风》的译稿，功德无量，这将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社长当场留下了译稿，经历了两年严格评审后，终于在196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国风今译》，父亲的研究生导师、文学大师、书法家胡小石先生为《国风今译》书名题字 [3]。毛英奇将军的上述那番话，一语成真，此书出版之后，在全国影响极大，竟然一时洛阳纸贵。顺带一提，1963年，也注定是影响我一生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我太太诞生了，迄今刚好一甲子！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之后，父亲又继续译注《雅》《颂》两部分。整个《诗经》的译注工程，由于受到建国以来数次革命运动的影响，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四十载。在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译注文稿差一点被付之一炬。我清楚记得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晚，江苏古藉出版社孙猛编辑来到我家，与父亲商谈出版事宜。当晚，他就拿走了父亲的《诗经》译稿，父亲一直把孙编辑送到南师教工宿舍大院门口，并一再嘱咐他小心保管好译稿。看着在黑暗中慢慢消失的孙编辑背影，父亲仰天长叹了一声，眼泛泪光，默默转身，回到家中，几乎一夜无语。对于父亲来说，这包沉甸甸的译注文稿，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結晶啊！

几经风雨、坎坷、磨难，终于在1984年，父亲积四十年之功而成《诗经全译》一书，由江苏古藉出版社出版发行（下图），被世人誉为“一册镇神州！”乃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诗经》译本，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父亲终成一代文豪 [4]。《诗经全译》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印数早过二十万册，风靡一时，创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发行量奇迹。

2018年，父亲仙逝后七年，恰逢父亲百年诞辰，《诗经全译》由凤凰出版社全新改版后，并选配插图百余幅，再次重印，以飨读者。有人戏曰：“看一个家庭有没有文化底蕴，只要看他（她）家的书架上有没有金启华的《诗经全译》。”父亲的学术生命在他的著作中得到永生。

纵观父亲一生，似乎真实地印证了周光美预测的三句话！这个周半仙也太厉害了，不仅预言了我父亲的一生，甚至把我的一生也给预言了。因为我的面相特征与家父极其相似（下图），所以我一生的成就与父亲的成就也颇相似，我也算是有点小小名气，钱也基本够用，并且有儿有女。

话说回头，周光美在大学期间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叫汪梅德，虽然她俩关系极好，但算命之事免提。其实，周光美早已看出汪梅德面相（命运）欠佳，只是不便启齿而已。汪梅德夫君叫易元楷，是一个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报社记者，他曾经干的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在1936年12月25日下午四时许，及时报道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当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登上飞机准备从西安机场起飞时，其他媒体记者都争先恐后地奔向电话局或电报局，想把这重大消息尽快通告全国。据说那时，易元楷灵机一动，一个闪身，进了西安机场的经理办公室，借打了一个电话，以最快速度第一时间通知了位于南京的报社，立刻加印号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委员长获释！”这一下让其报社狂赚一笔，经此一役，易元楷立刻名扬中国媒体界。

几年后，社会上风传国民政府准备让易元楷主管政府新闻部，他周围的一些“马屁精”们，立即恭维他为“易部长”。正当易元楷趾高气扬之时，一次偶然机会，周光美给他看相了，看了一会儿，她只说了几句恭维好话就走了。汪梅德不放心，一直盯着周光美求其真相，迫于无奈，周光美只好说：“我如果说真相，你可千万别怪罪于我啊！你夫君在五年之内，将有十年牢狱之灾。”那时正值1944年，此话传出之后，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如日中天的候任政府新闻部长，怎么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呢？

五年飞快就过去了，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并将旧政府时期的高级公务人员，一律当成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关押起来，那位新闻部官员易元楷也自在其中，这一关就是十年！出狱后，四十来岁的易元楷已是满头白发、背髅腰弯、浑身疾病。在忧愁中，很快走完了他悲凉的余生。

母亲还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过春节时，大学同宿舍的女生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周光美不给我们看手相，是怕说出来真相我们不开心。不如这样吧，我们全部躲在一幅布帘之后，每人只伸出一只手让她逐个看，只问婚姻，不问其它！”万般无奈，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周光美只好应承了。一只只手看完后，她突然拉着其中一位黄同学的手说：“你有两次婚姻，而且你已经结过一次婚了！”黄同学死活不承认自己结过婚，周光美见状，只好说了一句圆场的话：“开个玩笑而已，不必当真！”然而，大家却记住了周光美的话。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人人都要查祖宗十八代。红卫兵去了黄同学（那时她已经是大学老师了）老家一调查，发现她离开家乡出去读书之前，就已经结了婚，并且她的原配夫君仍健在。黄同学出去读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改名换姓后又嫁给了别人。

以上几件传奇故事，都是母亲一生津津乐道的，可信度故然很高。周光美本人于1949年远走台湾后，便杳无音信了。当时能去台湾者，非官即贵，由此可见周光美对未来的预见力。

1984年，也就是《诗经全译》出版的同年，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读研究生[5]。去到那里后，方知中文大学的杰出校友、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的丘成桐，于前一年刚刚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费尔兹奖”[6]。他获奖的消息，给我们这些数学专业的后辈们以极大鼓舞。因此，我在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本想追寻丘先生走过的求学之路，去美国读博士。然而，遗憾的是我的留学签证申请遭到美国住香港领事馆的拒绝，其拒签理由为“移民倾向”，这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只要领事想拒签，任何一个人都适合。说句心里话，我对移民美国毫无兴趣，去那里读书，只是为了学习最先进的数学知识而已。

心灰意冷之际，我便与香港两位朋友老梁和老陈，合伙开了一间贸易公司，本想一个华丽转身，从此离开学术界，进入商界翻江倒海，折腾一番！在学做生意的不长时间内，我认识了唐总，他是国内某银行经理。我很早就知道他是个算命高手，但我从来不在他面前提算命的事。原因有二：首先，人生只有充满未知，才有意思！比如一场篮球比赛，如果没开打之前就知道赢输（美国男篮梦之队除外），那么队员还会卖命吗？再如买六合彩，如果每个人都预先知道结果的话，还会有人去买它吗？其次，泄露天机者（算命者）折阳寿，我为何要去害那位算命者呢？

在一次偶然的商业活动中，我介绍了我们公司老梁给唐总。几天后，唐总私下对我说：“你们公司老梁，其财运不可限量啊！”当时，我觉得唐总是在说客气话，心想：“你在开玩笑吧！老梁平时话不多，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对事物的反应似乎慢半拍，他会发大财？”谁知二十多年后，老梁成为全国前一百家的房地产大亨，有了百亿身价。

有一次闲聊中，唐总对我说了一番肺腑之言：“小庆，不是我说你，你确实不是一块做生意的料。你这个人的整体感觉是个文人，是个做学问的人。从面相上来看，将来你应该是个小有成就的学者，而钱对你来说不是问题，肯定够用。千万别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人生苦短啊！”我听了之后，仿佛给雷电击了一下，以前在哪里听过类似的话？这难道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这番话在我的心灵中激起千层浪，及时点拨了我的迷惑。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思冥想后，千头万绪归结成一个简单的问题：“丘成桐与李嘉诚，我究竟崇拜谁？”我的答案即显然又坚定！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任何命运，无论多么复杂漫长，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那就是人们彻底醒悟自己究竟是谁的那一刻。”那一刻，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做生意赚钱毫无兴趣，还是心在数学，放不下数学。1989年，我又回到学校，去香港大学读博士了。

1992年博士毕业后，我就在澳门大学工作了。1994年，我们全家从香港搬到了澳门，住在凼仔。那里有间北帝庙（下图），门前有个小广场，节假日时，经常有家长带孩子在广场上玩耍，我与太太有时也会带女儿去骑脚踏车。

有一次，我与太太走进了北帝庙，庙中一位主持对我们说北帝庙香火鼎盛，菩萨有求必应，鼓励我们抽一次签。好吧，就抽一支签吧！我们抽到了一支上上签，主持找出对应签纸后，一手拿着签纸，一手翻着卦书，向我们解释签纸上的签文，我们当时没有特别留意，给了香油钱，拿了签纸走人。没多久，我太太又怀孕了，儿子于1996年2月诞生了。几年后，在一次家庭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了那张久违的签纸。这次，我仔细看了一下签文，赫然发现上面写有“仙姬送子”四字！我赶紧回到北帝庙还愿，又捐了一笔香油钱。

对待上帝、神鬼、算命等，我觉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可以相信，但未必全信。只要世界上有人问这样的哲学问题：“宇宙是从哪里来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不管历史上的智者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在最后的答案里，一定有上帝存在的空间。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有关宇宙造物主的问题，想知道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上帝存在。杨先生认为：“世俗眼光当中‘人形’的上帝，应该是不存在的，但是以更高形式的造物主一定存在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独特结构并不是偶然形成的。”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经非常智慧地对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说：“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演化是可以研究的，但不应该去过问大爆炸本身，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