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逃亡的人

为北京师大二附中

校庆70周年而作

作者：王骥

早年学英文的时候曾经学过这样一篇课文《The Man Who Escaped 》（中译名《逃亡的人》），讲述一个好人被设计陷害沦为被追捕的逃犯后，历经曲折，不屈不挠证明自己清白的故事。

让人没想到的是，文革爆发后不久，教授我们英语的老师居然也成了一位逃亡的人，一位勇敢的逃亡者。

丁德泗老师是我在北京师大二附中上学时的英语老师，他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经历朝鲜战争的转业军人，不仅当过飞行员，还是我们国家第一代部队专业运动员，是我们这些热爱体育的同学们的“偶像级教师”。他的英语教学水平，当时不仅在北京市教育界数一数二，从全国来讲，也是名列前茅的一流英语教师。

解放前，他曾经是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参加解放军后，进军大西南，经历了严酷的剿匪战斗，他是部队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又是少有的能说外语的稀罕人物，每一次战斗中都会受到首长和战友们的重点保护，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日子里竟然毫发无损。

当新中国组建空军的时候，由于他的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符合条件，被选作飞行员进行培训。在一次部队的排球比赛中，他跳到空中的大力扣球，被贺龙司令员看到了，一纸命令把他调入了西南军区体工队排球队，成了新中国最早一批部队专业运动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几经周折丁老师又被调回空军，学开轰炸机，担任轰炸机的副驾驶员。

一天，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突然接到上级指示，不需要他再参加飞行训练，而有更重要的任务——去管理关押美军俘虏的战俘营，审问美军重要战俘和飞行员。原来，最高指挥者中朝作战联合指挥部（司令部）通过档案了解到丁老师是外语系毕业的学生，根据其所长委派新的任务，不再学习飞行驾驶。

丁老师所学的英语终于被派上了用场，因此成为我国最早在朝鲜战争中审问美军飞行员的中国军人之一。此前从地方借调的一些翻译人员，或者北外的教师，英语水平确实高，就是没有敌我观念，审问中他们与俘虏随便聊天，聊到深处有的甚至都可以交朋友了，这些当然不被允许，所以他们都被撤了回来。回忆起那段日子，丁老师说：“我的英语水平虽然不如他们，但是立场不会动摇，我是志愿军的兵啊，领导说我是自己人。”

1963年丁老师从空军转业来到北京工作，先是在师大女附中教英语，一年后调到师大二附中，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

文革开始后，不仅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不能学了，就连培养我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政治课也不让上了。先是班主任在教室里，带着我们学生批判“三家村”，接下来斗争矛头对准老师和学校领导。

8月1日一些高干子女带头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对老师和校领导开始了触及灵魂和皮肉的“革命大批判”。特别是8月18日之后，红卫兵开始执行“要武精神”，以宋BB为榜样，向全国第一个打死校党总支书记的师大女附中看齐，残忍地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下重手。同时还专门组织全校的老师开会，谈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认识。

校内的“红战友”是一个非红五类组织，没有一个人属于“自来红”，只能充作“二等红”，学校红卫兵一把手的同学张JY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红战友积极配合红卫兵打人、抄家。一天，红卫兵把全体老师集中在一间教室里开会，张JY坐在门口监督。所有的老师都不敢说话，怕说错一个字，日后遭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惩罚，或许现场就遭到毒打、转送劳改队关押。

现场鸦雀无声，空气似乎已经凝固。只见张嘉佑站起来气哼哼地说：“沉默就是对抗，都他妈找打呢？！”在张嘉佑的反复催促下，无奈之中所有的老师推举丁德泗老师和另外一位丈夫是现役空军的女老师代表大家发言。老师们说，丁老师是转业军人，政治上最可靠；那位女老师是军属，政治上也没问题，他们代表大家说最合适。女老师的丈夫和丁老师也认识，女老师说：“还是让丁德泗老师一个人说吧，他政治上可靠，语言能力又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的没关系。”

为给所有在场的老师们解围，丁德泗老师说话了。他首先表示“红卫兵是新生事物，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我们这些老师都支持”，紧接着又说了两句实话，“革命行动是好的，但是要注意政策，不要骂人打人，最好不要破坏公共财物，红卫兵以及为红卫兵干事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散会后，老师们纷纷走出教室，丁老师走到门口时，张JY着哑嗓子说：“你他妈的这是污蔑毛主席的红卫兵，你等着瞧！"

第二天早晨，在学校食堂门边的墙上，红卫兵用大字报贴出通令，“勒令丁德泗早上八点钟到劳改队报到”，早先贴在墙上的通告上，劳改队分为三级队员的名单下面，又新添加了一行字“四级劳改队员丁德泗”。

师大二附中非法关押老师的劳改队管理严格，老师们被红卫兵分为三级：“一般问题”的老师即“三级”；“二级”则是“罪过”多一些，如“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封资修代表人物”等；“一级”可是了不得，那是“罪大恶极”，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即是一级一号。

丁老师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个人也没有问题，只是“说错了一句话”，就是让红卫兵不要打人和破坏国家财产，不属于劳改队三级中的任何一级。于是红卫兵头头开动脑筋，专为他设立了一个“四级劳改”，勒令他马上去劳改队报道。

丁老师看到了贴在墙上的通告，也看到了等候在通告旁的几个初一、初二的红卫兵。当那几个红卫兵企图把丁老师押解到劳改队时，丁老师据理力争，拒绝去劳改队，并谴责他们的行动是侵犯人权，是违法的。

辩论正激烈，又来了六个身高力大的高中红卫兵，想要强行把丁老师押进劳改队，丁老师一边和他们讲道理，一边摆脱他们的拉扯。突然，他的后背被人狠狠击打了一下，他回头看到的是他教过的一个女生鲁ZZ，一个他重点培养的“外语尖子”，一直被他认为听力、发音都很好的学生，如果不是文革开始，是计划送到外语学校培养的。

自己钟爱的学生居然带头打老师，丁老师的心顿时凉了。好在没有人跟着下手继续打丁老师，这是丁老师在文革期间唯一一次挨打，有几个喜欢体育运动的红卫兵在现场还算是护着丁老师。

进入劳改队第一件事是剃头，有个初中的红卫兵拿着个推子问高中负责的红卫兵：“是剃个秃瓢（光头）、还是阴阳头？”丁老师拒绝剃头，那个高中的红卫兵问丁老师：“你有钱吗？”“我有”，于是他安排初中红卫兵看着丁老师去北太平庄理发馆剪去原来的发型，剃成了寸头。

丁老师被红卫兵看押着理发回来，正好赶上学校吃中午饭，关在劳改队的人要排着队出来，站在食堂门口排成一排，一起齐声高唱“牛鬼蛇神歌”。红卫兵让丁老师也站到队伍当中，丁老师1.8米多是身材最高的，他挺胸昂首站在了第一个。当整个劳改队齐声唱“牛鬼蛇神歌”的时候，丁老师没有张嘴，红卫兵要求他唱，他坚决不唱，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教师，我是空军预备役军官”。

在场的红卫兵没有难为他，他没有唱歌也没有认错，只是说“我不饿不想吃饭”，默默地走进了劳改队关押地——以前的教师小食堂。

在劳改队里，丁老师看到那些被打伤的同事，他感觉到不能继续待下去，红卫兵关押他的行为不是什么误会，这是迫害。关在这里不仅是对自己人格上的侮辱，对转业军人的侮辱，也是对人民军队的侮辱。如果继续被关在劳改队里，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于是，丁老师决定逃走。   

那天天气很热，中午他趁着看守的红卫兵打盹的时候，悄悄溜出劳改队。通往学校大门的甬道上没有一个人，以前在部队练习过匍匐前进，为避免甬道两边屋内的人隔窗看到，于是他采用下蹲式前行的方式，迅速溜出了校门。

马路上两侧没有来往的汽车，他三步并作两步穿过马路，隐藏在马路边的雨水沟中（当时从豁口通往北太平庄的马路两侧没有下水道，路两边都是60CM深的雨水沟）。

丁老师潜伏在雨水沟里慢慢向22路汽车站挪动，没过一会儿，贴着地面看到了开过来的22路公共汽车，他没有动，依旧保持潜伏姿势。当汽车进站后，车上的人下来了，等车的人也上了车，就在车门即将关闭的那一霎间，他突然跃出雨水沟，一个箭步蹿上了公共汽车，只听见那个门“砰”的一声关上，车开走了，丁老师长吁了一口气，总算逃出虎口，脱险成功。

丁老师回到西单附近的家中，找到了有国防部长林彪签字的兵役证（预备役军官证），和其它能够证明身份的材料，同时换上久违了的旧军装。忽然，街上一片嘈杂声传来，他没有立即走出家门，默默地等待着直到四周慢慢静了下来。此时如果走前门，可能被巡逻的红卫兵现场抓住，他决定从后墙跳出院子。

他爬上后墙头，刚刚露出半个身子，一队“破四旧”凯旋归来的红卫兵正好经过，看到有一个人要跳墙，于是十几个红卫兵围了过来。丁老师觉得眼前这些红卫兵很面生，不像二附中的红卫兵，便和他们解释，从墙上把他的预备役军官证扔了下去，红卫兵看了之后把他带到了二龙路派出所。

派出所里，丁老师向警察说明情况，警察说：“我们早就接到命令，不便过问红卫兵的事，你既然是我们派出所管片的居民，我们现在就可以让你走了。”

出了派出所，丁老师立刻去找自己原来的空军部队，空军的同志还记得他，很同情他，可是当时部队没办法介入地方文革，只能建议他去找北京市新市委。 

后来，丁老师先后找过中央文革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都不能解决问题。在街上躲藏了两天两夜之后，找到新市委，又让他去西城区委，最后他来到了西城区委所在地。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有一个部队的联络组刚刚进驻到西城区，在西城区武装部有一个军队联络站，他去了那个联络站。毕竟都是当兵的人，和当过兵的人很容易交谈和交流。联络站帮助他联系上了新上任的西城区领导王定华，王定华了解情况后给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头头打电话，“空军方面说丁德泗在部队政治上没有问题，提出要求不允许（红卫兵）打丁德泗”，红卫兵头头答应了。

丁德泗老师8月26日回到学校，刚到学校就听到一个高中红卫兵说“昨天我们尅死了3个……” （“尅”，北京土话“打”的意思。）丁老师询问其他被非法关押在劳改队的老师，得到证实后，他偷偷溜到学校大门口，没有选择个人再次逃亡，而是勇敢地躲在传达室，悄悄地在传达室老张师傅和其他老师的掩护下，拨通了王定华办公室的电话，把打死人的情况如实汇报。

丁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跟在后面，他是加入了红卫兵的教师，工人出身，原来他奉命一直在跟踪。他发现丁老师打电话向上级反映情况，就说：“老丁啊老丁，你他妈的，你还敢告……” 丁老师还真有点不怕死啊，继续拨打电话，在场的人都为丁老师捏着一把汗。幸好，那位教师红卫兵守住了做人的底线，没有向红卫兵头头们报告。（疫情暴发前，我与这位参加过红卫兵的老师见过面，一起吃饭。）

那天，丁老师11点钟打的电话，12点半受王定华委派，驻西城区武装部的一队解放军共5人来到二附中了解情况，并找红卫兵头头谈话，红卫兵在二附中疯狂残杀生命的现象受到了一定的制止，吴MZ、刘MY等老师陆续走出了劳改队，丁德泗老师也终于结束了逃亡的日子！

最后还是用一句英文结束这篇纪实文章。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dmired Mr. Ding's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老师和同学们都钦佩丁老师的勇气和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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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原载微信公众号30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