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 杨立伟：亲历农村“大包干”, 把土地农资分给农民

原题

大学毕业后我亲手

把八个生产队的

土地农资分包给农民

作者：杨立伟

1983年12月的一个正午，东北已是隆冬时节，皑皑白雪覆盖着冻得铁一般坚硬的黑土地，寒风吹到人脸上如同刀割。黑龙江省巴彦县西集镇荣誉村的村委会门口，我正在招呼村干部们进屋开会。我当时的身份是镇党委秘书，也是荣誉村的驻村干部。

会议极其重要，是研究在本村具体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联产承包责任制，老百姓又称为“大包干”，就是把从50年代以来在农村搞集体化、合作化，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几十年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彻底改变，把已经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全部承包给以户为单位的农民。

黑龙江省全省农村落实“大包干”，层层开会，现在是开到最底层——农村炕头上来了。

1983年9月我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接受了当年省委组织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调下派基层工作的分配方式。

据我后来看到的内部文件，恢复高考后77、78、79这三年全国共招生约一百万，从其中挑选出一万名品学兼优的毕业生重点培养，作为“第三梯队”。77、78级毕业生是正常分配，组织内部掌握。而79级则是在毕业前由省委组织部直接挑选，然后分配到最基层工作，锻炼培养。

1983年夏天大学毕业前我们班级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是我

我被直接分配到当时松花江地区所属的巴彦县西集公社。我报到时是10月份大田秋收时节，我的第一个职务是公社党委秘书，跟着公社书记下乡包队。当时全国的农村都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老百姓俗称“大包干”，可黑龙江省农村当时还是集体化的体制，据说当时省里主要领导不同意在省内农村实行“大包干”，认为黑龙江省农村集体化搞得好，机械化程度高，土地集中连片，不同于南方农村。所以在全国都实行“大包干”之后，黑龙江迟迟不动。直到中央把省里领导班子调整后，才把“大包干”在全省农村强力推行下去。

我到西集公社时，已经是中国农村公社化的最后一个秋收，因黑龙江对“大包干”的推迟，使我得以体会了公社化的最后时期东北农村管理体制架构，也直接参与了“大包干”在农村推行之初的工作，收获了难得的体会和经验。

农村集体化时代，干部对农村对农民，是看着管着指挥着搞生产，各级党委都专设有农村工作部，党委直接抓农业，抓粮食生产。一到秋收，省、地、县各级主要领导都到公社来视察指导秋收工作，公社书记带着公社干部分片包队到各个大队、小队去指挥，大队书记、队长陪着公社领导到各个小队去检查工作。当时整个县里只有县委书记和县长有北京吉普坐，公社干部下乡都是骑自行车。

我骑车跟随公社书记到新宏大队，白天跟大队小队干部检查秋收工作，晚上就住在大队部。当时每个大队和小队还都有个队部，条件好点的小队有口锅灶，中午休息时可以给下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们做点饭菜，记得吃过大锅炖的小鸡和酱焖的鲫鱼，感觉味道真是好极了！

集体化时代是农村干部的幸福时光，我赶上了最后的一秋。

年底入冬时，县里传达省里文件，在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大包干”。各个乡镇（过去的公社已经改为乡或镇，我所在的西集公社改为西集镇）立即动员，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村下到村屯（就是过去的小队），进行承包具体工作。

思想动员十分重要，东北农村解放得早，很多地方从1945年就开始土地改革了。土改的基本精神就是把地主的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是他参加黑龙江省尚志县农村土改工作时创作的。从50年代开始，农村又开始合作化，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搞了30年，现在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于把集体经济再分到农民的各家各户，干部和群众中有部分人不太理解，不太接受，当时流行一句话：“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土改前！”

我在上大学之前已经有5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改制为国营农场）基层垦荒连队的经历，而且入党担任过两年连队干部，所以大学毕业后再次下派到农村后，适应得很快。到推行大包干时我已经独立工作了，被派到荣誉村包队，跟村书记配合开展工作，镇上也派了一些身体尚好的退休干部下来，我们组成工作队下到屯子里。第一次是在一个组织得比较好的村，工作队全体成员参加，集中力量做好第一个样板，给下一步全面展开定下一个工作流程和标准。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就是要打破中国农村几十年合作化所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从原来的生产小队，也就是自然屯开始，把已经成为集体财产的所有耕地和生产资料大部分按户分配给农民，农民从人民公社社员转变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承包户和承包人。以此来打破生产队“大锅饭”的弊病，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公社改成了乡镇后，下属的各个生产大队改为村，荣誉大队就叫荣誉村，再下属的每个生产小队都改成屯，为工作方便，仍暂时沿用原来小队的称呼。承包制的改革从一队开始试点，然后八个小队逐一进行。

一队有33户村民，先开村民大会，由村干部主持，乡镇工作队干部讲话，讲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意义和具体操作方法，然后征求村民的意见，大家都没意见，散会。然后村民每家出一个代表，参与分配集体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等。

这种分配必须公平，得让村民们口服心服才行，村民们只认可一个办法，就是抓阄决定一切。

把一张白纸按本屯村民的户数撕成33个纸片，写上1、2、3等按顺序写到33，然后团成纸团。看谁的棉帽子干净点的，借过来（一定要当场借村民的，这样他们才放心，不会疑心组织者捣鬼），把纸团放进口朝上的帽子里。每户村民的代表过来抓走一个纸团，顺序是随意的。这第一次抓阄是抓顺序阄，也就是下一步分地时谁家先抓谁家后抓的顺序。

顺序排好后，第一步先分地。1队共有7块地，有岗地有洼地，岗地怕旱洼地怕涝，每块地的地头地边和地中间也都不一样，村民心中都有数，必须平均分配。先大伙一起监督技术员丈量，把7块地每块都分成33条同等面积的土地，然后一块地一块地分，比如老张家，1号地他分了条地中间，2号地可能分了个地边，总之每家在每块地都分到一条地，每家都是7条地。虽然挺别扭，却谁也没啥说的。

分完了地，第二步就是分生产资料，马牛驴骡等大牲口，还有配合的大车。还有拖拉机，胶轮车，农机具，拖车等。先对这些生产资料进行尽可能合理的理论上的分割，分成33份，然后抓阄分配。

村民们最欢喜的是抓到大牲畜，因为大牲畜不用分割，抓到马就牵走一匹马，抓到牛就牵走一头牛，抓阄的纸片上写好了如“大青马”“大黄牛”“瞎驴”，抓到马还要配马槽，原来生产队都是大马槽喂牲口。现在牲口都单独分给各家了，马槽也得分了，用锯割成几段。牲口们合作套拉的大车不能分，要出马车还得大青和大白加花脸和单眼，这4匹马虽然分到了4家，需要套车时还是4家往一起凑，轮流使用，别家要用马车运什么，就得有偿服务了。

农机更是如此，村民抓到“拖拉机”，不是把拖拉机开走，全村才一台拖拉机，被6户抓去了，6户一起承包管理使用分摊费用，别家用就有偿服务。

分土地分农资，每个屯子两三天就分完了。我跟村书记一起带队一起主持分。分过几个队之后，一切都很顺利。有一天我回镇里开个会，等我再回到荣誉村，村书记跟我说：不好啦，分出问题来啦！

分七队的时候，村书记临时有事没去，是镇里派来的干部老贾主持开会，抓完顺序阄之后开始分农资的时候，按顺序抓阄，抓到第几户时，那家的代表出去撒尿了，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就让下一户抓了，结果那个缺席的回来，最后一个抓阄，抓到的农资不理想，他就不干，说我本来不是最后抓的，我就出去撒泡尿，你们就不按顺序把我弄到最后抓，抓得不好我家不要，我要求重新抓，按原来顺序抓！

1986年，我（右）与曾经一起工作的巴彦县西集镇村书记合影

主持工作的老贾只好同意重新按刚才的顺序重抓一遍，结果抓完之后闹得更厉害了！有几家刚才抓得挺满意，这次重抓抓得不好，就不干，非要按上次抓的结果算！会场大乱，老贾和几个工作队员和村干部根本喝止不住，工作没法往下进行了。

我和村书记赶到那个队，给村民们开会，承认我们工作有失误，责任在我们干部工作不细致，考虑不周到，向大家道歉。但问题已经出了，总归要解决。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最后商量的结果，大家对自己满意的抓阄结果村里都给予承认，个别几户意见较大的单独做工作，用预留的集体土地农资给予适当补偿，总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在我带队主持和村干部的积极配合下，我们用20多天的时间，把荣誉村的8个生产队90%的土地和农资全部分包到全体村民手中。

当时落实“大包干“时实际上对集体经济的分配还不够彻底，生产队还保留有约百分之十机动土地，还保留有享受补贴的村干部，需要从农民按户按人每年扣提留款。但比起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在调动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方面，的确是有了质的改变。人民公社时期，黑龙江喊了多少年全省粮食总产超300亿斤，一直达不到这个目标，但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之后第二年，总产就轻松突破了300亿。

万事开头难，当时在土地承包方式和农资分配方面还比较简单化，比较粗线条，遗留下不少矛盾和问题，后来随着农村形势发展，中央不断调整政策，基层也不断改进工作，农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进行新的创造，这些矛盾和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几十年过去，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也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农村版开篇的亲历者和历史见证人之一吧！

我（后排左三）跟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全体一起工作过的村干部合影

落实承包制工作之后几个月，1984年3月我参加了在省委党校举办的青年干部集训班，三个月结业后任巴彦县西集镇党委副书记。

1984年8月我被借调到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工作。

1985年8月经省委组织部推荐加考试，我以省内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央党校三年制培训班学习，1988年8月以研究生学历毕业，被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专职秘书，官至处级。

1992年脱离党政机关下海经商，先在国企，逐步脱离体制，在深圳、珠海、北京、河北、黑龙江等地，做过外贸、内贸、房地产开发，经营过酒吧、饭店、三星级宾馆，管理过制造业企业。担任过国企的中层干部和高管，自己也创业过，又担任过外资、港资企业的高管，饱尝了体制内外经商办企业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