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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刘靖：-40°C暴风雪中迷路了，与死亡擦肩而过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刘靖 ，曾用名刘五一，1969年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调入燃化部石油公司工作，曾在中国社科出版社、中国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等部门供职，期间在以色列工作生活多年，现已退休，定居北京。
原题
05
向死而生
生平几次看到死神的狞笑、与死亡擦肩而过都发生在北大荒。
第一个冬天，我与同事小Z去约十几里路远的27连看朋友。出发时太阳当空万里无云，走到一半暴风雪（东北叫大烟炮）骤起。天昏地暗，小冰渣打在脸上，零下40多度，我们迷了路。我们找车辙奋力前行，路断了就折返再找一条路。我们还看见狗熊的大脚印，想起之前在团部，几个现役军官说打死一只狗熊，商量着怎么吃熊掌，我毛骨悚然。老职工说狗熊不吃人，把人扑倒坐在人身上，几下就把人坐死了。
想起苏俄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我们不是马车夫，我们不能冻死！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蛮荒之地，惟有坚强。两三个小时的路，我们走了约七个小时，在天黑之前才到了27连。
还有一次放炮崩树根，发生哑炮，我“臭积极”跑上去排除哑炮，一定是上苍眷顾，不然16岁的我就“挂了”，留在了黑土地。
在捕鸭河拉煤，煤山都冻了，大家都掏洞挖煤。我们也担心煤洞坍塌，幸而我们要离开时煤洞垮塌了，一大块冻煤滚下来把我砸倒车轮下，我只受了轻伤，差点“芭比Q”。这不是狗血剧，是真实的发生。
我下乡时体重80斤，身高1.62，瘦弱显而易见。但我干活上手快，卖力气，不然怎么当“五好战士”？想起来哪里有什么“五好”就是对标军队的一套（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无非就是“劳动模范”。
只要你干活突出，服从命令听指挥，规规矩矩，不胡说“落后”话，你就是五好战士了。谁也别高冷，干活好你就是赢家。不是别人不努力，人的体力、能力差别很大。五好战士比例不大，否则就没有典范意义了。
下乡非我所愿，但走过经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学会了一些，懂得了一些，北大荒是我人生第一课，吃苦耐劳是教师，广阔天地是课堂。连长那会儿应是“白专道路”的典范，我认为，只重视生产，不“突出政治”。好在连长资格老，又是连里的“大猫儿”，没人敢跟连长“掰扯”。 连长一天到晚绷着个脸，不过看我抱砖多到快看不见路，便多了点温情，眯缝着眼用山东话说：刘五一这个小胳膊……
进林子伐木，我们先用斧头砍伐不太粗的树木。伐倒的树，砍掉枝杈，拖到路上等马车或爬犁运回。我很快就会“抡”斧子，伐木快并省力。抡大锤，抡十字镐，道理是一样的。
在后来的工厂，吊车的轨道不知怎么了，我们就用大锤（好像是8磅的）砸钢钎，我抡大锤，师傅们看着新鲜。后来必须人去扶着钢钎了，我们组长过来双手握住钢钎让我砸。我还真有点犹豫，幸亏没出工伤事故。
我对“可教育好子女”耿耿于怀，我只有拼命干活来换取与其他知青的平等，做最后的倔强。被评为五好战士，是我长途跋涉中的小确幸。我亲叔叔在总参当局长，叔叔知道我从小瘦弱，问我当不当兵，妈妈写信给我，正当我“小资产阶级狂热”，说“要扎根边疆一辈子”。那时兵团也宣传，扎根边疆“不要一阵子，要一辈子”， 我那时思想“进步”得很离谱、很脑残，像被施了魔法中了邪。这不是“凡尔赛”，是真情告白。
思想教育果真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也可能是被“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或是脑机接口植入了木马，如果我1971年去当兵，我的历史就改写了。没有抓住“重大利好”，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可说我愚不可及，但我那时是真诚的，惟其真诚的电石火光，才会有后来的物极必反的“必杀技”。
干活冲、干活好，这要归功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啊。所以又有轮到我写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让你写讲用稿是给予你的光荣。我们写“心得体会”的套路是，“穿靴戴帽”先要有“活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落后思想），然后通过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有关章节，诸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等等，最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狠斗私心一闪念”的“泛政治化”，最后取得革命生产双丰收。诸如此类像“洗心革面”、“斗私批修要刺刀见红”的意淫“八股文”，自欺欺人言不由衷的鬼扯，是政治思想教育的投射。
瞎说一气并不十分困难，困难是，一天干完活，又困又累，哪里有精力写“讲用稿”。我只好先睡一觉，半夜起来写。我后来睡眠障碍，一定是年轻时做下的病。兵团对我们的教育是“大水漫灌”式的，省事而高效。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是公序良俗，为什么找不自在？经过 “战斗洗礼”，“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我们不断地自我画地为牢，身体和灵魂都属于了北大荒、属于屯垦戍边反修前沿。
一个冬天，应该是春节前后，我同朋友走散，一个人落单了。从团部走回连队，40多里路，快快地走也要4、5个小时。我沿着大路雪地上的车辙拼命赶路，争取天黑前到家。一辆卡车声从身后传来，我脑子像搭错筋一样在想，挥手拦车吗？人家不给停怎么办？不停车我多“二”啊。不容我多想，卡车从我身边驶过，在我前面几米的地方停下来，我紧跑几步攀上车帮，没有寒暄也没问我去哪里，连司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卡车径直向前开去。
到连队附近了，我猛拍驾驶室（东北话驾驶楼），车停下来，我目送好心人远去，仍不知道司机长什么样。在穷乡僻壤，人烟稀少、民风简单质朴，没有客套，也没有什么礼节，默契就好。相信司机做了好事不留姓名，也不写进日记。
连长大概是看重我的责任心了，让我一人去烧菜窖。菜窖离开连队住地有一段距离，是推土机推成的大坑，用树木灌木厚厚地覆盖住，我白天去林子里拉柴，因为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多树都死掉了，一推就倒，刚开始很容易拉到柴火。慢慢地就要去砍柴，拖回菜窖上用斧头砍成一段一段的，从菜窖口扔下去。我很快学会烧火，可让火焰一夜不灭。
一个傍晚，雪下得很厚了，我正准备收拾完回宿舍，就听见菜窖顶有脚步声，缓缓的，走走停停，慢慢靠近菜窖口，菜窖口是用一个箩筐似的东西堵着，箩筐上放些灌木枝，一个木梯斜搭在菜窖口上。我的心脏紧缩起来，下意识捡起一根木柴，紧盯几米高的菜窖洞口，脑子一片空白。突然“哗啦”一声两条牲口腿掉下来，继而往上一蹿，牲口逃走了。惊悚一幕，我腿抖得像“踩缝纫机”。
说起劳动，有两种活儿我高低干不了，是我的软肋。一个是装窑，我不敢抬挑子在前面走跳板。我不恐高，六十多岁还玩3000米跳伞、玩蹦极。可是我平衡器官有问题，我同小H抬着砖装窑，要走过中间用高凳接起来的两段跳板“独木桥”。我心虚，觉得跳板上下忽忽悠悠，迈着迈着步就要失足摔下去，身体控制不住两边摇晃。走了两趟，坚决不走前了。
小H比我矮且壮实，我在后面还得虚情假意把担绳往自己这边移，减轻前面的负担。后面负重多，我觉得特别吃力，抬不动了，肩膀红肿得每次抬起扁担都得咬紧牙关，很生无可恋、万念俱灰，掉眼泪，还不敢让别人看见。
还有一个工作是扛水泥、化肥。水泥一袋100斤，我的脖子吃不住劲，走两步水泥袋就滑下来了，抱在怀里，又偷偷掉眼泪。后来扛化肥80斤，重量轻了应该还好，可有台阶，我腿没劲，就是迈不上台阶，兀自气馁，只好改给散装的化肥装袋了。抬砖装窑和扛水泥、化肥，对我打击太大了，是我拼尽全力也克服不了的困难，飞蛾扑火，，被“秒杀、完败”，像是要致我于死地。
我在工地挑砖，砖的分量一块6斤，我能挑两码（一码4块）半，前后加起来120斤，我体重八十多斤，“虎”吧？我会换肩，双手用力提着两边的绳子。进林子伐木往外扛我也没问题。我挑担子双肩磨破血肉模糊，和衣服粘在一起，用湿毛巾打湿才脱下衣服。这些比装窑、扛水泥容易克服，克服不了的困难只好放弃，学会放弃，实际是保护了自己。
将满腔的热血，变成了脑残，因为年轻，一张五好战士喜报，一个共青团称号，都会对你产生极大诱惑力，当时的副主席提倡的“精神原子弹”，就是后来说的“圣坛”，大家都信以为真。对于我们，吃苦耐劳是“活学活用”，偶然吃红烧肉、看电影，也是醉了。
大约在春季垦荒之前，我们通常烧掉荒原上的野草、灌木。可能是因为草原的风向变幻，烧荒引起火灾（跑荒）时有发生。火灾逼近我们连队时，大家非常紧张。拖拉机在打防火道，防火道就是拖拉机犁地，把易燃物翻到泥底下。连长跳上拖拉机，失足摔下，压断了腿，从此成了残疾人。
火苗还是在几处蹿过防火道，B连长带着我们打火（扑火），我们从树上劈下长长的树枝，去扑打火苗。火苗燎的脸都要被“煎”熟了，疼得很，受不了就退后几步，后面的人再冲上去扑打。幸好发现火情抢险及时，我们的人员财产得以保护。
扑灭草原大火，这是“战无不胜”思想的具象，我们像殉道者前赴后继。忘记是哪个老职工还教大家，草原失火，不要逃跑，火速比人跑得快，要脱下衣服包住头，逆风逃生，即便被烟呛倒，火头向前烧过去，人就安全了。如果自己有火柴，事先烧出一片开阔地，大火就不会烧到人了。跑荒很吓人，远远地眼看着草原大火，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扑卷，犹如惊涛骇浪，灌木多的地方火苗高达十余米。
面对烈焰席卷，我们兵团十几个青年祭出了一场和平年代的浴血奋战，长眠在黑土地。我们团一个面容姣好的南方女知青被烧伤，面目全非，手脚都烧坏了。陪护人员藏起镜子和能看到自己影像的器具，但从陌生人惊骇的表情，这位知青还是想办法看到自己的面容，痛不欲生。
我年轻，并没有“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泰戈尔）的浪漫，满脑子都是毛主席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宗教一样的膜拜和迷思。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不喜欢知青的艰苦被电影电视剧过度消费，肤浅的文艺作品，不演也罢。我们被塑造成自己默认的样子，学会接纳、不气馁、懂得了“物竞天择，适合生存”，为此，你会否定、打压自己，干脆给自己洗脑。当你认定自己的道路时，好评与差评都无所谓了。
我们被教育成顺应潮流，逆潮流而动便是人生的失败。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救落水的电线杆而付出生命，我们早些时候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一根电线杆子付出生命，值吗？主流媒体的号召：学习金同学大公无私、舍己为公的精神！那好吧，精神和行动毕竟有距离，我可不会去捞电线杆。
我们连队老职工说：北京人傲气，天津人洋气，上海人娇气，本地人土气，忘记怎么说温州、哈尔滨人了。北大荒冬季来得早，10月份已经下雪了。我们在雪地里割大豆，豆秸很矮，我们弯腰曲背，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干硬的豆荚很扎手，戴着线手套还把手扎得都是小血点。天大冷时，我们外出打草，进林子伐木。刮“大烟泡”时在家里的剥麻搓绳、编草帘子，总之不让你们闲着，怕你们“思想长毛儿”。冬季没有夏季那么辛苦而已。
在北大荒，我们永远是受制于人，不会操之在我。记得后来团部下发最“走心”的政策，对生理期女生，采取“调近不调远，调干不调湿”，我有“红太阳照边疆”的感动。我们那时都没有手表，我们班长有一块上海手表，很奢侈。班长和小H 是温州青年，温州话很不好懂，但我学会了“现在几点啦”，小H经常问到这句。
一个女生朋友，被倒下的棚子砸伤，送团部医院急救，幸亏没留下严重后遗症。可是看护她的朋友“护工费”从伤者工资扣除了，跟谁说理？没人跟你说理！
如果说我们知青尤其是来自兵团、农场的很多人，习惯逆来顺受，那是年轻时打下的基础吧。我们只有努力劳动的权利，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的权利，我们知青的权利让渡给这些叫连长、指导员的复转兵了。
06
冬季，一般都在零下二三十度，刮“大烟泡”（暴风雪）温度低达零下四十多度。尽管寒冷，我们尽量争取到野外劳动。打洋草（割草）、伐木都是不错的工作。外出劳动可以带馒头吃，这对我吸引力太大了，我痛恨吃窝头，一生的拒绝。
中午，我们拿出冻成冰坨的馒头，生一堆火，烤馒头吃。我心急，馒头都烤黑了，就开始啃，馒头里面还是冻硬的。渴了就用镰刀舀雪吃，开始没经验，我们不是把舌头碰在镰刀上，撕下一块肉，就是嘴唇粘掉一层皮。
我们住的大坯房，屋顶苫的是我们冬季打的洋草，每年春季屋顶换一次新草，以防漏雨。有一年冬我负责给连队烧锅炉，工作并不累，锅炉房是半露天的，井沿结着厚厚的冰，摇辘轳汲水得特别小心，不要滑到井里。水打上来，提到一个矮木凳上，人站在木凳上把大约十斤重的桶（东北叫水筲）举过肩，将水倒进锅炉上面的进水口。
供应全连百十号人的开水热水，要打很多桶水。衣服被溅出来的水湿透，冻成铠甲，直到冻铠甲令我弯不下腰，才跑回宿舍换衣服。要去添水了，穿上化了冻的铠甲衣继续。我烧锅炉还行，烧菜窖练出来的经验。我不觉得烧锅炉艰苦，还觉得有些“行为艺术”。
我还在豆腐房磨过豆子，东北的大豆质量好，磨出的豆浆呈米黄色，上面浮一层油皮，浓郁清香。听说日本人收购我们的大豆用筛子过，掉下去的稍小的豆子都不要，我们不懂商务，骂日本人刁蛮。
年少的我们被灌输各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信息不对称，没有独立思考，更没有批判精神。 “本能给时间以生命，理性给岁月以文明”。知青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泯灭了才华。反言之，我们现有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也是对这场运动的反噬，是人性的觉醒。被命运洪流裹挟的微小个体没有什么高尚和特殊，有的是生存的本能。
十年浩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教科书式的变相劳改，一代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复盘这段经历，历史车轮不能倒转！十年浩劫，带给我们国人太多太多的伤害。比起那些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社会贤达、老干部，我们知青受的是轻伤，即便如此，也是一辈子的烙印，在肌肤上也在心里，难以愈合、挥之不去。
我不典型，短暂的两年零几天，因为回京超期怕回去挨批，退无可退，我得到了叔叔阿姨们的同情、父母的谅解和妥协，帮我在工厂找了工作，我得到了“压倒性”胜利。妈妈找到她在八路军的老领导，石油系统的孙伯伯。那时，全国都乱了，孩子下乡回京无处落脚，大人们都尽其所能鼎力相助。
那些年，每个人的命运都七零八落，说“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是伪命题，反思才是我们的民族责任。时过境迁了，但我还是想叫苦不迭，当年不曾喊叫，现在弥补也无妨，“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
告诉世人，我们六九届知青并非浪得虚名。我们年轻才疏学浅，是鄙视链的末端，但是不妨碍我们呐喊：历史不能重演，“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那是压迫，是欺骗，是道德绑架！
在北大荒两年多的时光，冷暖自知，我被“点亮”有了大彻大悟，也有了“上帝的视角”。体力和精神的消磨殆尽，“可教好子女”入不了团，心灰意懒，哀莫大于心死，使我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当兵不香吗，“我命由我不由天”，吃苦耐劳倒逼我破釜沉舟离开农村，度我自己。我杀伐决断，表面按部就班在连队干活，期待拨云见日、暗度陈仓。
可惜我不是算命先生，正当我峰回路转时，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在我超期归队，眼巴巴将自己的命运押宝在“当兵”上时，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军队1972年不招兵。“9·13事件”石破天惊，我一飞冲天的理想，掉头砸向地面。
父母还在干校，写信赶我回兵团，只是鞭长莫及。回连队有可能挨批判，劳改，我毫不犹豫在北京顶着压力，坚决不回心转意。北大荒给了我坚强、坚定、坚持，我绝不退让。
连长托人带话，不惩罚我，一个曾经的五好战士、四好班长，回了趟北京没当上兵灰头土脸回去，不是落后分子，至少也会“人设崩塌”。“无知者无畏”，我不回去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我没有远见之明，只有绝地求生。
黑龙江兵团二师16团的团长和参谋长利用给女知青提干、上大学、回乡等予取予求，公器私用，先后奸污了100多女知青，其中有北京的干部孩子。事情终于反映到中央领导，农林部长沙风一行钦命到佳木斯兵团司令部，自上而下到16团部召开紧急会议，兵团对当事人的决定：枪毙！“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摧残兵团公信力，影响极坏，罪不容赦，中央领导指示要“杀一儆百！”
行刑当天，16团部摆了一桌酒菜，房间四周站满很多不认识的现役军人，团长、参谋长到达后，立刻明白了。政委平淡地说：吃吧，你我共事一场，吃完，我送你们。团长瞪大眼睛，恶狠狠地问：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吗？团长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同毛主席握过手、照过相，可惜没有免死牌。
政委陪团长喝了两碗酒，已泪流满面，说了声“我还有事”，出了门。围观的战士和群众神色严肃而凝重，看着受人尊重、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被处决了。19世纪英国阿克顿勋爵写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论你身居庙堂之上，还是曾经冲锋陷阵的大英雄，概莫能外。
我的两个表姐是亲姐妹，一个在陕西下乡背柴，走山路折断了腿骨，治疗不及时，造成终身残疾；还一个在山西，干农活感冒了没好好休息，转重症心肌炎，回北京做了心脏手术，无法治愈的伤害，撑到六十多岁，不幸离世。著名作家史铁生，才华横溢，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上山下乡断送了他的健康、他的前途，甚至殃及他的家人，过早地与世长辞。
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们造成的伤害，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人数高达1700万人，很多有知识、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的前途被断送，很多知青，病的病、伤的伤，死的死。能先后回城的算走运，客死他乡的成了孤魂野鬼。据统计，1969至1971年黑龙江兵团知青非正常死亡达978人（刘小萌）
因工伤事故死亡约人，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代，他们的“作为”永远冰封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起。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坚决不去上山下乡。“街道积极分子”就天天到她家里做工作，坐着不走，然后你成了“钉子户”，让你无处藏身。好像后来她还是找来医院的证明，躲过下乡，分在街道类似糊火柴盒的小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离开兵团，回不到北京，有个工厂待着我也满足。从兵团转到工厂，户口拿不到，妈妈和姐姐两次去北大荒帮我转户口，用了洪荒之力。
我十分珍惜这次命运的转折，在洛阳一待8年，后在父亲老朋友葛佩奇伯伯老伴的帮助下，“对调”回京。10年后1978年，当我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梦里不知身是客，回眸方知天已秋”。“我不度自己成佛，也不度自己成魔”。知青话题对多数的我们是沉重的，重提它，是拒绝历史车轮倒转。尽管我们也有失意，但我们终于已经衣食无忧。记忆一些往事，“后真相时代”也未免有“幸存者偏差”。
北大荒的两年，胜过我以后平淡无奇的二十年，她让我成熟、成长、丰富。我从学生走入工作岗位的第一个身份实际上就是农民，所以我自觉不自觉有农民情节，关心永远的“三农问题”，心有戚戚，常怀悲悯之情，希望能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朋友发声。
我18岁时，改了名字去到洛阳的石油一公司开始新生活。我回城、想当兵，因“9·13事件”1972年没招兵；恢复高考，又以4分之差落榜；好不容易退休了，因为是企业，比公务员、“事业编”退休金又少了近一半，他们还有公费医疗。有人戏谑，我们六九届，“连吃屎都没赶上泡热乎的”。
我们并不十分气馁，我们有的收获是，学会照护自己，照护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在孤寂中排遣，在紧张中放松。不照抄，学会接受，把它们埋在心里，顺应潮流，学会求生，不专心惋惜无可挽回的过去，“过去是属于死神的，未来属于我们自己”（雪莱）
以后，我再没有遇到像在北大荒那样的艰难困苦，那时，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激励和憧憬。北大荒的经历是“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应付了！”（《红灯记》）我当工人在石油一公司河南的信阳农场夏收，队长给我分了一块稻子地，比起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一人割十二垄麦地，那就是“小菜一碟”，不多时我就割完了，这是北大荒对我意志、毅力的锻造，厚积薄发，队长对我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刮目相看了。背柴草，并不湿，也不很重，我背了一人高的大捆。一个同事对我说，我们远远地看怎么柴草堆自己会动，原来你在柴草底下。
一个人高马大的师傅见到我总是一脸的不屑，都不带掩饰的。我心说，我生来瘦弱，又没招惹你。机会来了，一条蛇从他脚下滑过，他吓得一蹦三尺。这回该我“不屑”了，我拎起蛇尾巴摔在地上，鼻孔里发出冷笑。从此，那师傅再没有轻视的眼神。“去问东去松江水，艰难与之谁短长”。
作为曾经的知青，不怕吃苦、会干活，这的确让我感到骄傲。在信阳农场，那些没干过农活的女同胞，总挨队长的“敲打”，真的很受罪。我们也是从受罪慢慢到不那么受罪的，由难入简易。
“芳华落尽终归尘，莫道无言至黄昏”我们六九届面临波谲云诡的前途，多半逆来顺受，“生死疲劳”。我们没有资格软弱，只有拼命“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奥斯特洛夫斯基）为自己赋能。回乡，望穿秋水，“胜天半子”成了我们知青的终极目标，。经过了风吹雨打，面临过绝望的困境，看惯了潮起潮落，尝到了世间薄凉。
人们或亲热或轻蔑地叫我们“小六九”，是的，我们正是1969年最后一批整建制地被下乡到兵团、农场、边疆的中学生。有老三届垫底，我们六九届毕业生差点失去了存在感。老三届风云际会，大多有了深造、升迁、施展才能到机会，一时风光无两，“赢麻了”。实在的情况是，正长身体时我们遇到三年大饥荒；要学知识时又赶上“连锅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理论上又被老三届“包圆儿”了。
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被誉为“北大仓”。我们目睹拖拉机翻耕出的滚滚黑土，也不免喜上眉梢，一幅宏伟的画卷！55年前，生命、价值、尊严，在充斥着革命、整齐划一的集体，个体权利既不神圣也不合理。扼杀个体自由，必须说，连长他们也无恶意。我们连队有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后来团部又给了我们一个大型履带拖拉机，都叫它100号。农忙时我们连队还借来联合收割机。有机械化，又是“广种薄收”，收麦子我们完全不必那么辛苦，只需“查漏补遗”。
记得我在小学时，夏收季节，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北京郊区农村拾麦穗，地少人多，麦穗也是好的。在北大荒，没人拾麦穗，也拾不过来。我们一人割12垄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子地，为的是“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体力劳动并不能提高生产率，刻意锻炼我们才是连长们的初衷。黑龙江的夏季气候宜人，我们却在麦子地里挥汗如雨，深色衣服上留下斑斑汗渍，像画地图。吃一嘴麦穗的灰尘，每个人都像有了“四环素牙”。 我们拼命干活，唯恐被“劣币驱逐”。
我们，少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考上大学，顺利走上心仪的工作岗位的。提干、升官、发财的幸运宠儿凤毛麟角。本该是少年才俊，没有机会读书、留学，我们多数人在比“扫大街”好不了多少的“低端”岗位上卑微地活着，在回乡后轮回，心里藏着寒意逼人的时代。终于，我们少了怨天尤人，多了随波逐流的散淡平和。
我们曾被灌输冠冕堂皇的道理，“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扎根边疆一辈子，不要一阵子”“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我们在艰难困苦时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说：“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而不自知”。我们如果想不通，就自我催眠，等候自我破解。
因曾经在文化沙漠被愚弄，我们后来多了批判精神。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了，不能被洗白！我们没有“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自觉，我们不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吗。“黄粱一梦终须醒，镜花水月总是空” “苟全性命于乱世”（《出师表》）。我一路走来，没有大起只有大落，不觉已走进古稀，反倒安逸、“巴适”得很，多少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气概。
07
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在潜移默化。我干活用的是巧劲儿。刚开始干农活，大家都是“青铜”，我上手快，又会用巧劲，很快成了有些活儿的“王者”。锄地、挖土、挑担我“左右开弓”，装麻袋也是左边累了，换右边。割麦子的镰刀柄有弧度，只能右手。割一会麦子，我就蹲在地上掏出油石磨镰刀，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作为“可教育好子女”，不懂什么是“卷”，只是争强好胜的“杀马特”。没有对现实的批判，就算批判又当如何？想找不自在就直说！
离家太远了，就是做梦都不易梦到，况且，就算离家近，不让回家，还不是咫尺天涯。下乡前我们曾逆反、排斥，越说是黄色图书、黄色歌曲，我们就越要拿来看、偷着唱，比较“洋范儿”。我的亲友也有在东北插队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互通款曲、倾诉衷肠，守望相助。
我写信经常冠以“亲爱的XX”称呼，信被偷看了，汇报给团支书。团支书找我谈话，一脸诡异，转弯抹角指责我谈恋爱了。我又气又恼，很无语，想“掀桌子”，没敢。心里骂：你少见多怪，老土，土鳖！受了气，只好自己消化，洞悉了人性，“弦断与谁听？”
冬季，倒菜窖是我们经常的工作。白菜、萝卜、土豆在上冻前都放到菜窖里，由我等烧菜窖，以期来年春节前后有新鲜蔬菜吃。蔬菜们并不争气，一批批烂了。就由我们在菜窖里将烂了的菜用镰刀头削掉，从菜窖一头倒到另一头。我们手里边干活边聊天，精神会餐少不了。温州人说他们的臭豆腐干，上海人说糖醋小排，我说我们北京的奶油炸糕。
连长可能趴在菜窖口偷听我们聊天了，突然出现在梯子上，别看他腿脚不便，下梯子快得像坐滑梯。我们没反应过来突如其来的情景，连长一副嫉恶如仇的样子，冲我们大喊大叫，意思是嫌我们磨洋工。我们也都从地上“弹”起来，学着连长样子，撅起来干活，顾不上“萝卜快了不洗泥”。
我心里骂：该死的D大个子，就会制造紧张空气！怎么没听见动静就出现了，跟我们玩“抓特务”。连长不可理喻，好像我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似的。
我们整个冬天吃着冻白菜，菜窖里的菜烂了一批又一批，我们一次次下到底下倒腾，烂的比剩下得多。我感觉连长不会“抓生产”，很多农活他不一定会，十几岁出来当兵“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好像是在黑龙江第二个春节，我在厨房帮厨，炊事班谢班长同炊事员们商量，不是吃好喝好，欢天喜地过大年，而是怎么做忆苦饭，让全连同志们忆苦思甜不忘本，尽管我深信我们全连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没有一个吃糠咽菜长大的，不忘本的意思，我想是不忘我们前辈吃的苦。
冬季，我们基本上吃的是熬冻白菜、萝卜、土豆，没什么油星。白菜冻透了吃上去像嚼塑料布（虽然没吃过塑料布），冻土豆麻嘴，难以下咽。偶然遇到一颗不麻嘴的土豆，高兴得广而告之，中大奖一样。我们平日吃的就很糟糕了，还能怎么“苦”？
忘记哪位灵机一动，抄起铁锹从灶台下撮起一锹炉渣子倒在菜锅里两铁锹。我惊讶得直缩脖子，但马上装作禁得住考验的样子，一心想着今天吃熬冻白菜小心别硌了牙。吃“忆苦饭”，说不好吃，思想有问题；说好吃，贫下中农受苦的饭怎么能好吃？既然莫衷一是就别废话了，闷头咬牙吃掉算完。
经过了风吹雨打，看惯了潮起潮落。五一节都不放假，惊掉我们的下巴，颠覆我们的认知。我们是来屯垦戍边的，不是来劳改的！我们在服从和自我批判中整合自己，理解顺昌逆亡。对于我们，最重的担子是陌生的从未体验的生活。我们单纯到轻而易举被号召、被动员、被扼杀、被自我鞭挞。
在黑龙江下乡时，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活在别人的认知里。我们不断矫正自己，力图成为公众认知中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对于年轻的我们，政治环境逼仄，意识形态渗透能力强大，被“润物细无声”是早晚的。但不得不承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被推出门外，它又从窗户飞进来”。我们在理智和非理智中徘徊，在激情与迷失中叩问。
“接受再教育”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支撑，“脱胎换骨”只能走个过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作为知青，原来是一场被愚弄的荒谬“温水煮青蛙”。今天，我们以“上帝的视角”，审视下乡的过往，把后面的生命还给我们自己。
对于我们大多数六九届，一切都太晚了，错过了时间就错过了星辰大海，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残缺、不完美，在困境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们糊涂过、愚蠢过，当形势突然反转，我们有了独立性、批判性。
逆来顺受是我们六九届的标配，早被定义成遵从同样的价值观，不可能有殉道者。发表不同的意见是抛出去的回旋镖，你懂得。沉默的六九届，选择了用脚投票，如再不发声，石头都要说话了。北大荒日复一日的劳作，何来“诗和远方”？
别人可以蔑视六九届，可我们并不沮丧，因为我们没有沮丧理由。我们还有些心存侥幸，比起那些永远留在北大荒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掬一把热泪，玻璃心碎了一地。我们也不想拔高，说“青春无悔”。“青春无悔”是你们的认知，大多数的我们不会这么认为。历史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六九届一锅端到边疆。本该走向青灯黄卷开启求学新路，却被推下谷底错失人生的点石成金。
六九届，向社会展示了“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没有规划人生、未来可期，“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争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如有选择，为什么不去读书，做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们同高年级哥哥姐姐们一样，上山下乡运动把我们读书、升学的必由之路拦腰截断，我们歪歪斜斜走上一条未知的漫长艰辛之路，以不甘与倔强证明自己，把曾经的孤独、寂寞、困顿、彷徨、恐惧，留在荒原、留在皑皑白雪。
在困苦的岁月，我们祭出勇气、坚韧、信心，成就人生不设限的收益，厚积薄发。如果没有“9·13事件”，知青的觉醒也是迟早的，“常走夜路，没有不见鬼的”。我们被灌输只讲奉献，无私奉献，不明觉厉，不讲索取，索取是可耻的，这是抹杀人性。依照法国罗兰夫人的语势：奉献啊奉献，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不能因为后悔无济于事就被剥夺，那么多有智慧、有能力的年轻人，走过风雪和泥沼的漫漫长夜回到故乡，只为生存屈就于普通而简单的工作，结婚生子、养家糊口，被社会的中坚边缘化。
知青下乡北大荒的日子，因为不同凡响，内涵丰富，构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话，因而引出了生命的光彩与升华。
对于评价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喜忧参半、爱恨交织，还是各种光怪陆离的自相矛盾？我不确定。没有谁生而贫穷或生而富贵，回到了北京，我回归了本真。
55年之后我回忆起我在北大荒的片段，一滴水折射的光辉，见微知著。1700万知青的冰山一角、沧海一粟。因为有了下乡，我们有了别样人生，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逻辑很自洽。
黑龙江兵团成立于1968年，一路上行，又“高开低走”，红红火火八年于1976年撤销。有一些知青与当地人结合，这是少数，极少有“夫妻双双把家还”。破碎的婚姻，无疑给知青再添一道伤口。兵团试图扼杀我们的个性，个人的自由和价值不被尊重，被忽视，把我们变成提线木偶，逆来顺受便于管理。既然是解放军序列，那得有序列的样子，“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在错愕、迷离和幻觉中“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准备打仗”。
我为自己庆幸，没有深刻的认识和批判能力，只有杀伐决断与任性。返城知青有些没有了城市户口，面临自生自灭，街道居委会动员你下乡时，好话说尽，等你回城了，他们懒得搭理你。没有佛祖加持，无论你信与不信，命运如影随形。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和他小姑姑说起上山下乡插队，儿子问插队是不是“加塞儿”的意思。真是的，知青就是去贫下中农中加塞儿了。多数农民刚有了温饱，知青来了，分了他们的不多的田地、工分上山下乡，留给知青多少创伤和戕害，比起得到的锻炼，那是“入不敷出”。
插队知青，他们生活没有保障，有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规模化返贫”，但是他们的精神和行动上是自由轻松的，他们可在起心动念之际回到故乡。很多插队知青不好好“接受再教育”，干活也挣不出多少工分，养不活自己，生活陷入困境。“贫穷起盗心”甚至去老乡家偷鸡摸狗改善伙食。当地农民无奈，背后叫他们“毛主席派来的日本人”。
还有老乡问北京知青，北京话管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叫什么？北京人调皮，说叫“老梆子”。老农不明就里，张口闭口“我们这些老梆子……”这些都是插队知青告诉我的，只能当趣闻。
农民土里刨食，刚刚有温饱，来了插队知青，分了他们的土地、工分，困苦生活雪上加霜。我认识不少插队知青，没有一人通过自己干农活养活了自己，“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吃商品粮的除外。
我们还吃过高粱米和大碴子，可能是为了节煤，厨师不肯煮软，特别费牙，面颌骨都嚼疼了，肚子还没吃饱。有一年捕鸭河封冻粮食运不过来，我们只能吃麻嘴冻土豆，不想吃就饿着。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挨饿，几天已经很煎熬了。
十几岁正是放飞自我的时候，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战天斗地”容易理解，连队里除了复转军人，军川农场的老职工，绝大多数是我们知青。于是我们开班会时就“斗私批修”，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我是班长时就带头批自己，弄个“大帽子”戴上，心里更多的得是虚头八脑。同志们也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帮助我提高认识。
每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价值，我脑子经常出现“bug”，不表达而已。在北大荒的生活与劳作，怎一个“苦”字了得。“愿与山海共秋色，不与日月争短长。”
我们自己沤肥，都是大家厕所里的有机肥。把大粪和土混在一起堆放、发酵。夏天我们用笸箩装了，在菜地里用手一把把撒出去，不能多想，多想恶心死了。送饭来了，我们就搓搓手然后去抓馒头。
恶果来了，差不多大半个连队的人都感染了肠炎，我发烧，肚子疼得站不起来，刚拉完肚子，没走两步又拉，没法上工。更有蔓延之势，造成“非战斗减员”。连长着急了，卫生员忙不迭地用兽医大粗针扎完这个扎那个。后来，团部医院“土法上马”让我们用柞树叶子煮水喝，好在最后都痊愈了。年轻，抗造（东北话，禁得折腾）。
我的同龄表姐表哥都在黑龙江兵团，我说起冬季修水利，没有水喝，渴急眼了，发现原来站人的冻土上，汪出一滩水，“胶鞋水”也解渴，管不了那么多。我表哥说，那算什么？他们干活渴极了，发现一个小水沟，人们蜂拥而至。不幸的是水沟里泡着一滩屎，人们把水往旁边扒拉扒拉，捧起水就喝。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生理需求为人类基本，为了生存，尊严和底线松动了，我们在乎什么！夏季修水利住帐篷，晚上听到外面狼叫，看到远处的狼群眼里闪着绿光。没有厕所，找个地方把尺八的草踩倒就可以蹲下了。生理期小咬围着你疯狂地咬，又是生无可恋，艰苦可见一斑。
我并不想卖惨，只是想把我们年轻时，该读书欢乐的时光，奉献给黑土地的过往与不甘呈现给读者。黑龙江，我曾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我在那里只待了两年零几天，电光石火，却留给我刀凿斧刻的印象，值得我浓墨重彩。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我愿为我们六九届正名，为我在北大荒的兄弟姐妹，为他们被侮辱与被损害，为他们绵延的苦难与悲凉，为永远回不到故乡、梦断黑土地的灵魂，郑重发声，洒酒跪拜！
割麦子，我们一人12垄，镰刀十二下，一大抱麦，要两束麦穗对接当腰子？（捆麦子），“打腰子”捆麦子要用力，我都用腿跪在麦捆上，用力把麦子捆紧，才能站在地上，运输时不容易散。
一群血气方刚献身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被灌输自以为屯垦戍边，是钢铁战士，祖国边疆的守卫者，却被上山下乡运动抛弃，灰溜溜地返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只有承受者知道。
献身边疆还是回归故乡，这似乎是一个伦理选择，生死攸关。无知者无畏，我们被教化、度化成社会期望的人，傻傻地“虽苦犹荣”，。虽然尽量去做、去努力，去讨好，但是骨子里的风采依然，违和感强。
在场院干活，我们女生就是装麻袋，缝麻袋。扛麻袋的活一般知青都干不了。别说200斤，就是180斤也扛不动，我记得同体积的小麦比黄豆沉。我亲眼见机务班的1965年门头沟来边疆的L姓知青，稳稳地扛起180斤麻袋，一只手抓住麻袋口，一步一沉重地走上跳板，挨到茓子（囤粮食的席子编织物），抓麻袋口的手一松，身体一歪，粮食倒进茓子里。L同志扛了两趟麻袋就放弃了，这么重的活儿，不是逞能的事儿。
“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方向努力”，这在我以后生活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北大荒，无论至暗还是高光时刻，都成了我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刘靖专列
东北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