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 李其容：住在杭州孤山路的那几年

1954年春天，在爸爸李家桢不懈地要求下，他终于回归了美术界，从财经部门（先前是华东贸易部，后来是上海财经学院）调到了美术学院。然而，对于我和妈妈来说，是随着爸爸从上海到了杭州。

此时的妈妈，血压高达220度，不得不休养。

妈妈张友鸠解放前夕被捕，在狱中因精神高度紧张，高血压被诱发出来了。固然妈妈的高血压有其家族遗传的基因，但她在妊娠期间却没有检查出血压高，1946年底顺利地生下了我。然而，1948年底她被国民党抓捕后，为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狱中绞尽脑汁设法与爸爸联系并与大小特务们周旋，还不失时机地想法让卫兵出监狱给报界从业的哥哥们（张友鸾、张友鹤）送消息并让哥哥们出面营救，精神处于长期紧张中，1949年初出狱后血压一路飙升，但她只觉得头昏，并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那时的人们，对医学保健方面的常识知之甚少。

后来给她诊治的苏联医生说，二战后在苏联，高血压症又被叫做“列宁格勒症”，是因为在被德军包围的三年内，挨饿受冻的列宁格勒人精神高度紧张，大批人得了高血压症。

才参加上海解放的接管工作不久，妈妈就感到时时头痛如裂。1951年的“三反”和1952年的“新三反”，她在被新调入的华东石油公司内参加了运动的领导工作。在“新三反”时，由于她疲劳过度，小产了，但仅仅在家休息了一周，又急着上班了。

妈妈这样回答劝说她休息的丈夫：“在被捕后，我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出来的，现在能活着是我意外的‘收入’，现在能看到解放，能看到红旗，就是累死在红旗下，也是值得的。”

到了1952年，妈妈已经被发觉有严重的高血压症。爸爸和公司的同志们都劝她休养，她总不听，还不肯做必要的休息。她曾住过两次医院，出院后不肯继续休养便马上上班，这样血压就无法下降。

到了1953年春季，妈妈由于休息少，工作繁，曾有一次昏倒跌在楼梯上。第二天她仍工作，同志们好说坏说她总不听，直到她又一次昏倒在办公室时，石油公司的经理范纬青抢去了她的钥匙，不让她上班，她才无法，只好进保健医院诊病。

血压刚刚降了下来，妈妈又急着去上班。

应该说这是极负责、极好的工作态度，谁知竟有人竟污蔑她是“带病工作是怕工资打折扣”。

妈妈听到后气极了，愤愤地说：“我们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工资，没有工资也干革命的。这些人以自己的心度别人的心，太不像话，这哪里是同志的看法……”

从此她才同意在家休养。这时的血压一直在220°左右。

妈妈对公司的某些同志很生气，她停职休养后，就把自己的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上海北四川路区委会，她不愿和那些对同志抱不信任态度的人一道过组织生活。

爸爸调到杭州来之后，由于妈妈本身因高血压严重已在家休养着，所以华东石油公司的组织便同意她随丈夫来到休养环境好的杭州去住。

刚来时我们一家被安排在“孤山一片云”的宿舍内住。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坐落在西湖中最大的岛屿“孤山”上，因岛上有一座低矮的小山“孤山”而得名。西湖里还有另三个岛，曰“三潭印月”、“湖心亭”、“阮公墩”，都是不能住家的小岛。孤山岛两头有桥或堤连接陆地，那条长堤便是著名的白堤。“孤山一片云”是孤山上一所两层的中式旧建筑，因面对山道的白粉墙上镶嵌的五块正方形黑石碑上凿着“孤山一片云”五个大字，所以美院里的人就管这所房子叫“孤山一片云”。

“孤山一片云”原本是美院师生养病的住处，后因调来的干部与老师多了，就安排这里为一个宿舍了。美院的宿舍很分散，白堤那头的城区里有，以西泠桥连接的北端陆地（岳庙地区）也有，当然，主要的教职工宿舍就安排在这座孤山岛里。

说起把我们家安排在“孤山一片云”这件事，还有一段可说的。 

我们搬来杭州之前，正好美院的职员阮某、薛某到上海财经学院开会，知道就要调到美院教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教员的原来是财经学院的干部，于是，他们便到千爱里34号来看爸爸。爸爸当时不在，与他们错过了，他们见到的是我妈。那时爸爸不去财经学院办公已有半个月，行李都基本上都一件件捆扎好了，放在房间地板上。那个叫薛治的职员还对妈妈说说：“你们的房子真高级啊，可能我们美院很难分配给你们住这样品质的房子。”

我们家当时住的宿舍是日本人造的小洋房，当然要比后来分给我们家住的孤山路9号的“孤山一片云”不知要好多少。“孤山一片云”在孤山放鹤亭边，下山还要走几十级台阶。

妈妈听了他们表示抱歉的话，只淡淡一笑回答说：“革命本来不是为了自己住房子的，房子好坏都一样住，这点请放心。”

就这样，我们一家刚搬到杭州来住的时候，住的就是这样老旧的房子：

孤山一片云

这是座木石结构的老屋子，靠山路那边的粉墙上镶嵌着几块半米见方的黑石片，上面用行草书刻写着“孤山一片云”几个字。那个“山”字用连笔写得如同“心”字，所以住在底层的我们打开粉墙上的那个窗户时，往往会听到窗外驻足的游客们念成“孤心一片云”。爸爸听到一次，就会笑话一次：“又是‘孤心一片云’！”我和妈妈于是就跟着他笑。

现在，我才知道这五个刻字是清嘉庆年间浙江布政使朱嶟题书的。原来，我们这座屋子连同隔壁有树有草的那个大院子，是康熙年间浙江巡抚赵士麟创建的敬一书院。隔壁院子里还有好几间平房，院子里不仅住着美院的教授宋秉恒还住着美院的黄姓工友一家。

我那时才7岁，正是好动好玩的时光，有时就在家里的地板上拍皮球或跳跳蹦蹦，好几次这么样，就惊动了住在楼上的老师。

楼上的三间屋子里分别住着三家人，两家是刚刚成婚的小两口：雕塑系的叶庆文跟他的妻子、绘画系的何志生跟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叫颜柏明的单身老师更年轻，但不知是在哪个系教书的，后来好像调到师范学院去了。

那时，何志生在画连环画《金玉姬》，我在下面跳跳蹦蹦，地板的震动会连带他住的板壁房间也震动起来，他不堪其扰，就跟我妈说了。于是，每当我准备跳啊蹦啊的时候，妈妈就警告我：“不许跳！何叔叔在画小人书呢！”

我因为听话，何叔叔还挺喜欢我，我让他给我作“模特”对着他画肖像，他居然同意了，还对我这张肖像画赞不绝口并题了感受。

后来，这本叫《金玉姬》的小人书出版了，何叔叔送了我一本。我虽然人小但也蛮“眼高手低”的，觉得何叔叔画得不好，尤其金玉姬被美国鬼子抓到后蔑视敌人大笑的那张，画得像个男的。若干年后何志生成了一个著名的水彩画家。

叶庆文叔叔也挺喜欢我，要我做小模特，他要给我做一个雕塑头像。爸爸妈妈很高兴地答应了。但他们不知道我这一个小孩子，哪能一连好几天坐在转盘上纹丝不动呀！头一两天还可以，后来我就要叶叔叔边讲孙悟空的故事边给我塑像。叶叔叔就应付着给我讲，但一心二用讲故事肯定讲得不好听，于是我在转盘上就坐不稳了，扭来扭去不好生做“模特”。好脾气的叶叔叔终于呵斥我了：“你这小孩子怎么一点不听话？”一贯听大人表扬的我哪受得了这么重的批评呀，况且我还老老实实坐了这些日子！我眼泪珠子淌了下来，不干了！

爸爸那时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备课，因为他调到美院来是有条件的。他答应了上海高教局负责人的条件：“不过有个条件：那里缺政治教员，那里的政治教员都是从其他学校临时请的。你不是在上海财经学院的‘华东干部研究部’系统进修过吗？所以，你去了那里先要教一年的政治课。”

爸爸说，他连忙答应，虽然不太情愿。为了归口到美院搞专业，那时简直是“饥不择食”了。

好在孤山环境幽静，倒是个能使人专心致志地写东西的所在。到天气变暖和时，爸爸每天一早吃了饭，就拿着速写夹、画板，到宿舍后面树林子，看哪里的石凳石桌有空座就在哪里写教案、教材。石凳石桌是为游客设置的，但那时孤山游客很少，很清静。

家里有从上海带来的保姆陈妈操持家务，妈妈可以自在地在这山间小屋休养了。

妈妈有时会在“孤山一片云”粉墙处对着山道的石阶上小坐，这里很静谧，因为没有景点所以游人几乎不上这里来，她坐在这儿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看看绿色的世界。说见不到什么人，可那次居然见到了周恩来。

她一生见到过周恩来一共四次，前两次是1946年，之后是1956年，这次是在1954年。

1946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那次，妈妈是和爸爸在南京梅园新村见到的。爸爸回忆说：“我们俩挂着《南京人报》记者徽章去的。那是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大厅里谈话（在大厅里都是些报馆里的人）。他进门来跟大家打了个招呼：‘辛苦了！’然后就离开了。”对在百忙中还不忘向众人打招呼，如此有礼貌如此有风度的周恩来，大家都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

第二次，爸爸妈妈还是作为记者见到周恩来的，具体地点在哪儿爸爸没有讲清楚，好像是记者招待会吧。爸爸对那次周恩来的舌战群雄的睿智佩服极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周恩来答复那些记者简明扼要又一针见血，他指着中央社记者说：‘你这是挑拨离间！’而他对某个民报记者则说：‘你这是糊涂！’当然，他会接着解释为什么说是‘挑拨离间’、为什么说是‘糊涂’，解释得清楚极了，我们在底下的随着他的的话语一会儿爆发大笑，一会儿点头称是……”

妈妈这次在林中的家门口远远地看到了周总理，周总理陪着来访的尼赫鲁在林间散步。那几年是中国与印度关系最好的蜜月期。

我们在“孤山一片云”没住几个月，爸爸就被省委委任为美院的党委书记了。学校以“怕夜间开会回孤山万一出问题，不安全”为由，让我们一家从山上搬到山下，从孤山路9号的“孤山一片云”搬到孤山路13号的那座花园洋房里。这座用密密的竹篱笆墙围着的洋房，原是贵州某军阀的别墅。我们住的是被调走的原党委书记空出来的一间大厅，是这座别墅里最大的一间，原是用作客厅的，还有壁炉。听大人们议论，这间大厅恐怕还可以兼舞厅，因为地面不是地板，而是很考究的带有图案的地砖，地砖中还嵌有铜丝作纹饰，耐磨又好看。

1956年父亲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就在自己的这间房内，妈妈第四次见到了周恩来。

那天，只见周总理率了几个人从阴廊进入我们家房间里，对坐在那儿的我妈视而不见，径自从我们家后门走上楼梯，去看望当时在二楼莫朴院长家养病的某电影演员，他们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我妈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从别墅后门直接进入主楼梯，而要从我们房间穿过登上这架楼梯。

除了楼上住着的院长莫朴，我们这幢二层还住着黎冰鸿、刘苇、王德威、金浪，全是有革命资质的画家，但有一个另类，那就是美术学院的俄语外教贝洛夫。

贝洛夫不是解放后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听爸爸跟妈妈说：“这两口子是白俄的后代。”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8岁了，我已经能看一些光是字的少儿读物了。爸爸妈妈给我买的字书除了《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之外，还陆陆续续给我买了一些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各国“民间故事”，有《蒙古民间故事》，有《朝鲜民间故事》，还有《乌兹别克民间故事》等。我那时已知道苏联有十六国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是其中之一，白俄罗斯也是其中之一。所以，那会儿听爸爸说贝洛夫两口子是白俄的后代，我还以为他们是白俄罗斯人呢。

爸爸本来就不喜欢应酬，被勉强拉来合影就不太高兴。他又是个情商不高的人，不愿意摆姿势，于是露出一副苦脸让人扫兴。

右二的漂亮女士这两年在网上出名了——她就是与贝洛娃同在浙江医学院教书的李丹妮。她虽然是中法混血儿，但和贝洛娃同道在医学院里教俄文，她精通中、法、俄、英四国语言。在她身边的不是她爱上的那位福建籍的学生袁迪宝，大概也是同事吧。1927年出生的李丹妮到医学院先教英语后改教俄语，袁迪宝是她1953年教的首批俄语学生之一。作为俄语课代表，师生接触多不知不觉就相爱了。然而在袁迪宝离开医学院的时候，才告诉李丹妮他在家乡有妻子，是入学前一个月完婚的。痛苦的李丹妮作出了决定：“今生做不了袁迪宝的妻子，就做他的朋友、知己。”李丹妮既传统又浪漫，一直未嫁，1956年回法国后还是独自厮守这份感情，一直到袁迪宝妻子去世十几年后的2010年才来到中国与袁迪宝成为伉俪。

美院领导并没有因为贝洛夫夫妇的先辈是反苏维埃政权逃到中国来的反革命而歧视他俩，反而将他们以苏联专家的待遇给他们处处照顾。他们被安置到这座只有中共党员干部住的别墅就是明证，此外，学院还借给喜欢弹钢琴的贝洛夫一架钢琴。

贝洛夫要只是光弹弹钢琴倒罢了，妈妈和我也喜欢听。可有一阵子，美院要搞庆祝什么节目的演出，有一个学生要独唱《三套车》，由贝洛夫指导并伴奏，于是我和妈妈不堪其扰的日子就开始了。

贝洛夫住在我们家贴隔壁，由于这是座用于住家的小楼，隔音一般，所以钢琴声歌声传到我们家，就好像就在我们家弹、在我们家唱一样很大声。最要命的是贝洛夫要求很严格，起首的那句“冰雪覆盖在伏尔加河……”他让那位学生唱了又唱，我和妈妈于是听了又听，耳朵都要长出茧了。

好在那位不聪明的歌手终于唱得有板有眼了，好在演唱会也如期举行了，我和妈妈才安生。

贝洛夫夫妇没有孩子，两夫妻大概比较寂寞。贝洛夫过40岁生日时请我们一家去吃饭，妈妈是不喜欢串门的人，借故身体不适没有去，但在客人没有来、贝洛娃准备做沙拉时她还是向人家讨教做沙拉酱的诀窍来着。我记得贝洛娃跟妈妈说搅动蛋黄要朝一个方向、食油要一滴一滴地随搅随滴，反正，我是听到了而且记住到现在。

在其他客人来之前，我记得爸爸笑着问贝洛夫：“你才40岁，怎么肚子这么大？俄国人都这样吗？”现在想想，爸爸这样问可真没礼貌，不过贝洛夫没有计较，大概因为彼此较熟、大概因为他知道中国人不觉得问这样的问题是不礼貌的，总之他回答了爸爸。怎么回答的我忘了。

贝洛夫那天除了请我和爸爸以及贝洛娃同事李丹妮，邀请的主要贵客是盖叫天一家。著名的京剧武生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和儿子、孙女都来了。我和爸爸在贝洛夫家怎么吃、吃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吃完饭近黄昏时，贝洛娃和李丹妮带着我和盖叫天的孙女来到阴廊，让我们这几个人手拉手转着圈跳舞。没有跳起来，只是手拉手地走步。盖叫天这个小老头坐在籐皮圈椅里看我们，不晓得他看两个大人弯着腰拉着我们两个小孩子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不成舞步地拉圈子走步有什么感觉，他是表演艺术家呀。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因为天暗下来了，我就看到背着花园一个瘦小的黑乎乎的身躯坐在阴廊处，不言不语。

1956年，爸爸去北京学习不久后，贝洛夫夫妇被苏联政府要求回国。大概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开始不好了。

他们走的那天是晴天，我站在院子里鹅卵石小径边，一棵宝塔样的枞树下，看他们提着行李离开。忽然，贝洛娃扑向我，紧紧搂住我，在我脸蛋上吻了又吻，吻了又吻。其实，我被她吻得很难受，因为我满脸上都是泪水与唾液。但我一动不动，并没有用手抹去脸上黏糊糊的这些，我还是知道在她面前用手去抹是对她不礼貌的。我已经9岁了，懂了。

最可怜的是贝洛夫家的那条小狗，主人走了没人收养，院子里的人最多喂几口饭给它吃吃而已。后来贝洛娃任教的医学院把这条狗抓去用做了解剖。

我们这院子很美，如同鹌鹑蛋大小的彩色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在一块块碧绿的日本草草皮中蜿蜒。我有一辆两轮的小自行车，有一次余森文伯伯一家来看我们，我要跟他骑着成人自行车的儿子比试比试，在鹅卵石石径跟在他后头疯骑，当然是我输了。花园草坪的正中，还有个没盛水的圆形水泥池，水池当中有个像纪念碑底座一样的东西，石底座的四角蹲着四只黑亮的金属老鹰作装饰，在阳光的照耀下，威风凛凛老鹰那黑色的鹰眼鹰嘴鹰爪都熠熠闪着光。

令我奇怪的是，底座中心却穿出了半截锈渍斑斑的铁管。大人们告诉我，这个水泥池以及带着老鹰装饰的石底座，原来是这个庭院在其主人活着的时候所造的喷泉。可以设想，当年那水池当中的喷管里喷出半丈高、有如珍珠撒落般的水珠串时，能为这花园增添多少妩媚！然而，水池已有多年不曾贮水了，夏日里，水泥的池底拼命吮吸着阳光散发出来的热量。

那四只黑亮的金属老鹰是铜质的，1956年被偷了。

这个庭院的主人早就死了，据说是二十年代被对手刺死的，他就是贵州军阀王电轮。他死后的坟墓就做在这个庭院里。

长方形的坟墓造在傍山而建的大平台上。墓台约莫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使这个长方形坟墓前留出了足够一大家子人祭扫的空场。这组坟墓建筑是花岗岩造就的，大概拆起来很费事，后来仅仅把墓碑给端掉了。

这座墓台空着也是空着，于是美院的学生们就觊觎此处利用着。

有次某油画系的男生让女生坐在祭台上，要模仿列宾的那张著名的《在阳光下》，画外光肖像画，苦于没有像列宾夫人那样的阳伞作道具，就把我那把很笨重的油布小雨伞借来充当。我当时很诧异，因为我这把黄色的油布伞很旧了颜色也很晦暗。现在想来，大概选中的原因是大小适宜——可以充当阳伞。至于颜色晦暗嘛，画家是可以变魔术那样令其焕然一新的。

这个墓台，还是美院女生们跳福建采茶舞《十大姐》的练习场地，她们是准备演出，身体苗条的学生陈然领舞，她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去了台湾。参加这民族舞的，连大她们几岁的教工团支部书记姚巧云都位列其中。爸爸是党委书记，跟这个团支书记很熟，多年后想起这个场景还笑着说：“姚巧云还在里面扭啊扭的！”

五十年代中期的美院经常举办演出，不知怎么，这些搞美术的师生很有戏剧歌唱天分。在学院礼堂里演出的那次，一位蒙古族的学生用蒙古语唱《怀念母亲》，从头至尾，他几乎是闭着眼唱的。好像那次是元旦前夕的演出，因为第二天我爸设家宴请了这位蒙古族同学来家吃饭——过节了，作为党委书记的他邀请少数民族学生来作客，表示关心。席间，爸爸问这位同学：“昨天是眼睛不舒服吗？我看你总闭着眼睛唱。”这位学生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我们那里这样子唱歌是表达思念的情绪。”我在旁听了，倒替爸爸问这样的问话感到不好意思……连不到10岁的我都觉得爸爸这么问不合适，可见妈妈平日说爸爸是“粗线条”还真是形容得很到位。

美院那时经常举行舞会，五十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全国舞会成风，美院概莫能外。舞会在学院的陈列馆里举行。

陈列馆是一座长方形的房子，里面很宽大。要举办舞会时，地板上就会预先撒上滑石粉。出身于封建世家的爸爸是老古板，向来看不惯男女搂搂抱抱的交谊舞，但作为党委书记，还要做出姿态支持来毛主席都爱跳的交谊舞，所以，他在举办这种舞会时偶尔会在舞场边摆的椅子上坐一坐、看一看。也就是看一看而已。

元旦的化妆舞会在美院是件大事，有时候在礼堂搞，有时候在陈列馆搞。是不是在礼堂搞的化妆舞会要把所有长椅子移开搞，我记不清了，只感到偌大的空间里，暗簇簇的。

在礼堂搞的那年我也被“化妆”了，所谓的“化妆”是我被戴上了大头娃娃的大面具，那是附中的郑健姐姐帮我戴上的。她自己戴了一个，让我戴了一个，是纸质的平面的面具，上面画着汉民族的娃娃脸。郑健姐姐戴的那个是女娃娃，而我戴的是男娃娃，我心里不大高兴，但只好跟在她后头看她一会儿跟这个做怪相一会儿跟那个做怪相，用双手比划着歪着头做可爱的怪相。这次晚会杨家珏姐姐唱的《三十里铺》真好听，她的嗓音真清亮，从此我就喜欢上了陕北民歌。

在陈列馆的那次光线很充足，因为本来这里是用作展出作品的嘛，当然讲究光照。

美院那时的师生人数不多，学生不满四百，教职员工还不到一百人，所以来陈列馆参加演出与看化妆舞会的人也就那么些——有些师生不感兴趣没有来，有些老师住得远或岁数大了没有来。

那天，我们这些看演出看热闹的大人孩子早就围着陈列馆那个最大的展室的三面，一层又一层。还有一面是门，参加化妆亮相的师生从那头的门里进来。

突然，观众哗然，原来化妆的队伍进来了！

为首的是个脸和手涂黑了的半大孩子，两只手掌向外举着跳了进来。众人一见就乐了，许多人都说：“黑孩子马克西姆卡！”

紧跟着这个黑孩子进来的是化妆成中年人模样的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抱着吉他弹拨着、唱着，另两个人亦跟着唱。

人们又乐了，马上指出：“三个忠实的朋友！”

马克西姆卡与三个忠实的朋友都是苏联热门电影《黑孩子》与《忠实的朋友》里的角色。美院工会经常会订购热门的或艺术性很强的电影，所以美院师生与教职员家属都会去看同一部电影，适合我看的电影爸爸会带我去看，所以马克西姆卡与三个忠实的朋友我都“熟悉”。

接着跟进来的，是一批漂亮的姑娘，她们打扮成苏联小白桦歌舞团的演员。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女生是我的表姐张传柔，二舅舅张友鹤的女儿，她考上了这里的附中。郑健姐姐和杨家珏姐姐是她的附中同学，那位扮演黑孩子马克西姆卡的也是附中的。

美院附中是1955年建立的，之前这所高等艺术学府早年有过高中部、有过艺术科职业学校，但以“附中”为称号，还是1954年。校址是利用西湖边的朱公祠，也就是朱熹的祠堂改建的。

面朝西湖的朱公祠，曾改建为美院附中，后作为美院教师宿舍。父亲成为“右派”后我们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我这位表姐在两个舅舅家大排行第六，比我大十岁，妈妈称她“六毛”，我称她“六姐姐”，是第二届附中学生。第一届与第二届大概只相隔了半年。那年不知她为了什么事跟家里闹翻了，1955年暑假前就到杭州来找姑姑（我妈）要读美院附中。爸爸看她基础很差，暑假里还特请了老师给她补习，但考得还是不好，在最后一个能录取的名额中跟另一个男生的分数相同。决定是否录取的关口，我爸有意回避了。我现在想来，这有点“掩耳盗铃”故作姿态的味道：因为六姐姐最后还是被录取了，用一个很勉强的理由“照顾女同学”。

六姐姐在学校里是很出风头的——篮球打得好人还漂亮，学校举行演出，经常是她当报幕员。

爸爸妈妈还是有点担心她因家庭经济情况优越，过不好集体生活。那次爸爸妈妈带我去看朱公祠改建附中的情况，看到六姐姐与同学们一起在挖池塘的臭泥巴，裤腿上、旧皮鞋上都被臭泥巴沾得一塌糊涂但还坚持着跟同学用竹簸箕提泥巴，这才放了心。

附中改建工程完了后，爸爸在附中的那个庭院里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我夹在同学当中（不知道爸爸是否看见了我）听到了这次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爸爸作报告，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二十四年后了，1979右派被“改正”后，全美院90%以上的教职员工选他为工会主席，我听到了他的“就职演说”，那时我已调到美院图书馆工作了。

第一次听爸爸报告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浓重的湖北口音不知学生们是不是完全听懂，但他连说带比划讲得很生动。爸爸口述能力一直很强，多年后我去西安美院开会，碰到画家刘文西的夫人对我说：“你爸爸开课上‘联共党史’，说得生动极了，底下鸦雀无声。”

爸爸这次以梯子为比划、形容，说“我们同学之间是在两架梯子上比赛，不是在一架梯子上把别人弄下来自己爬上去。”

但坐过国民党监狱并忠贞不屈的爸爸，却被共产党的同志在一架梯子上扒拉下来，肃反中被排挤了，这点是他这个学生出身、没老区经历的地下党员始料未及的。

我们住的那座别墅，是“孤山路13号”，爸爸后来总开玩笑住在13号不吉利，因为里面的院长、党委书记、教务长都被打成了右派。但我不认可他的说法，因为同样住在13号里的黎冰鸿、王德威、刘苇并没有倒霉啊，前两位还腾达了呢。

刘苇当时单住着，但用了一个保姆。她岁数比我父母以及莫朴、金浪都要大十几岁，近六十了。不过她挺爱俏的，还是小孩子的我，比大人更容易低头注意到人们穿的鞋子。只记得她那长得很难看、一点也不周正的双脚上，夏天穿着镂空皮凉鞋，大脚趾骨柺就在凉鞋镂空初隆起。爸爸后来告诉我，这种有着大脚趾骨柺隆起的脚有个专用名词“解放脚”，是包过的小脚没有完全变形之前放开了包脚布形成的脚型。

后来我去北京，发觉大舅母也有一双“解放脚”。刘苇与大舅母差不多岁数，她们都是民国初年的女大学生（大舅母是北京女师大毕业的），大概都是在民国初年解放了自己的双脚。那些民国初年没有解放自己双脚的姑娘，就落得终身残疾，一辈子就崴着变了形的“三寸金莲”，不能走远路。

我妈有着一双极为秀气的双脚，35码，但解放后我见她大部分时间都是穿布鞋，只有一双系带子的黑皮鞋，有点像男式样子的黑皮鞋。解放前她穿的半高跟皮鞋—— 一双黑麂皮的与一双白的，倒是没有扔，一直留在那里，即便她1962年过世了，爸爸还是留着作纪念，不过被我们班的同学1966年抄家抄出来了。

解放后妈妈一直注意自己保持很朴素的形象，大概她以为共产党员女干部就应该穿中性的服装，所以我听得她偶尔对爸爸嘀咕穿得依然花俏的刘苇老太婆（其实此时刘苇才六十左右而已）为“老妖精”。我大起来才从爸爸那里知道，他们看不惯刘苇，不仅是从她的穿着上着眼，还因为刘苇很要是非，凭着她是杭州地下党员的身份又跟省委一拨人很熟，经常汇报。

刘苇带来的某种小家子气也让爸爸看不惯：

譬如一只鸡她可以吃上好几天——让保姆把去了毛洗干净的鸡吊在走廊出口的门上，一餐剐一点吃、一餐剐一点吃，又好吃又舍不得。生活中如此斤斤计较，工作作风也如是斤斤计较、考虑个人得失很多的，不跟周围人为了利害关系起冲突才怪。

我们这个阴廊上挂过的不仅有刘苇买来的鸡，还挂过一只果子狸，那是楼上的油画家黎冰鸿从孤山上用猎枪打来的。

他头天晚上打来后来不及收拾，就挂在我们家门外阴廊的柱子上。第二天我爸一早起来，就发觉血淋淋的果子狸身上居然有好几条蜈蚣巴在那儿吮吸鲜血呢！

这只果子狸被煮了当野味分给了全屋子各家尝了，滋味到底如何，我已经忘了，反正记忆中是很香的，而几十年后我在千岛湖吃到的果子狸却很膻，大概千岛湖那个小馆子不会烧吧。

黎冰鸿是个华侨，有越南血统，也有去过解放区的经历。在我印象中五十年代他出过国，去过东欧社会主义某国，所以在他家里我看到一个装画的柱形纸筒下端，饰有用小珠珠串成的扁形的欧洲小人，穿民族服装的欧洲珠珠人，才一寸大，其精致漂亮让我永远忘不了。好像他那次去的是捷克，因为他打猎的那只小口径步枪就是捷克画家送的。

我跟黎冰鸿伯伯直接接触有过一回，大约是1956年初春的某天上午，我们四个人，围坐在别墅篱笆外某个大坟堆上。

是的，没错，是大坟堆。这样的大坟堆在西湖边统共有好几个，每个有半个排球场那么大小，是些用石块垒起来的圆形青冢。这是合葬墓，墓里葬着的是辛亥革命期间在杭州牺牲的同盟会官兵。半年后，也就是1956年秋，我在别墅顶层的晒台上亲眼看到这些大墓被拆毁。里面没有棺材，取出来的遗骨也不是白骨，已然统统变成了黑骨头。这些黑骨头被装在一个个大瓮中运走了，又过了几年，大墓也被夷平了——此乃后话。

由于墓顶是平平的，还铺上了草皮，所以人们有时会坐在上面聊天、晒太阳。大白天的这会儿，爸爸带着9岁的我、黎伯伯带着他5岁的女儿在春寒料峭的冷风中坐着，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等着日本战犯的出现。

这大概是一次布置好的任务，杭州风景区经常会有这种“任务”——逢到重要人物（可能是国内的首长，更多的是国外的贵宾）去某个风景点，风景点里要清场，但又不能使来宾感觉冷冷清清、没有游客，于是便布置学校里的学生在风景点里装作游客，以粉饰太平。

这次，来的是战犯，是有血债的日本战犯，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来，听说不久就要释放回国，临走前中国政府想得挺周到，组织他们去中国各地去参观、游玩。可万一要是在哪个风景点，被有血仇的债主跑来报仇，只要弄出一点动静来，那咱们中国政府的几年苦心，岂不全部泡汤？所以，这次就安排了“靠得住”的人来装点，譬如我爸和黎伯伯。

等着等着，半晌还是没有见到人影。我都有点等得不耐烦了。还好，黎伯伯的小女儿忽然跳起舞来，是黎伯伯让她跳的还是她主动跳的我忘记了，反正我记得她扎着方头巾，穿着短短的厚裙子，很洋气，跳起舞来很有节拍，我一时竟看呆了。

忽然，传来一阵掌声。我扭头一看，隔着十来米，湖边，一群矮小的、穿着黑短棉袄黑棉裤的人正对着我们在鼓掌呢。笑容，很和蔼的样子。这就是我们等待出现的日本战犯。他们是我初次看到的日本人。

住在这座洋房里的还有调干生王德威、郭立范夫妇，他们都具有“新安旅行团”的经历，所以有这个资质住在个院子里。他们俩住的可能是类似亭子间的小房间，因为楼上三套间分别由黎冰鸿、莫朴、刘苇住着，楼下三套间住着的是贝洛夫、金浪和我们三家。

我对那时的王德威印象不深，大概那时他正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学习。我印象深的是郭立范阿姨，因为她来“参观”过莫大林的“木工展”。

大林是莫朴伯伯的儿子，他的弟弟要在两年后的1957年才出世，所以那时他是莫伯伯的独子。

我们都在干部子弟小学读书，他比我大一个年级。

这个院子白天显得空落落的。除了养病的我妈妈，就是大林七十来岁的奶奶在院子里呆着，当然还要加上两个保姆。整个院子里（确切地说，在整座楼里）只有我们两个小孩，但我们平时住校。

星期日我们被接回来跟大人一起过，倒不感觉什么，但到了寒暑假，我的玩伴就只有大林了——妈妈又不放我出去跟这个岛上的其他孩子们玩。

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般是玩不到一起的，但大林在做游戏中展示了他的表演与导演天分，于是我俩就玩到一起去了。

我跟大林除了一道玩之外，当然很多时间内各人在各自的家里玩各人的。

我就自己动手做壁报——在妈妈的协助下，在整张厚厚的磅纸上贴出我写的“文章”，还用图画装饰壁报。但毕竟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有些词把握不好。一次，我想写标语“中苏友好万古长青永远不朽”，不知怎么一来，就写成“中苏友好万古长青永远不巧”了，自己看看就有点不带劲，让妈妈看，最后让妈妈指正了。

而大林呢，在家消磨时间就是用莫伯伯从上海带来的一套小木工工具，做木匠活呢！

他把从不知哪儿弄来的小木头块锯啊、刨啊、钉啊的，做了一些东西。大概是小桌子小凳子之类的吧，约有十来件。做成之后，他想开展览会让大人来参观，还是我画了海报贴在走廊上的。

但除了郭立范阿姨，谁也没有来参观。我记得就是连郭立范阿姨都是我“亲自”去请来的呢！

我拽着郭阿姨的手，在“展品”前一 一介绍着。

郭阿姨面脸堆笑，言不由衷地称赞“真好，做得好极了！”

为什么我现在说她当时的表情是言不由衷的呢？这不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时我的感觉：我觉得她是假笑，是假表扬，因为连我也觉得大林做的这些玩意粗糙极了，根本不能用“好极了”来表扬。

小孩子有时的直觉是很精准的。

几年后的反右运动中，郭阿姨与她的丈夫王德威捏造了许多“罪名”控告了我父亲与莫大林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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