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数字化社会创新:中国农村社区赋权案例研究
由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与《经济管理》杂志社主办、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社会创业研究论坛暨第四届全国社会创业家颁奖典礼”活动将于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社会创新管理与影响力投资”。欢迎广大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投稿、参会。（详情见以下链接）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Rural China
数字化社会创新:中国农村社区赋权案例研究
作者
Lin Yue 1|ShanL.Pan 1| BarneyTan 2| LiliCui 3
1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3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摘要
数字化社会创新为全球社区带来了各种重要的社会效益。然而，尽管它在当代社会中很重要，我们对文献的回顾表明，这一概念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研究。为了解决这一差距，本研究试图解决以下研究问题：社区如何自我组织以实现数字化社会创新？基于中国农村最成功的淘宝村之一戴集村的试点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实现数字化社会创新的过程模型。更具体地说，我们的试点研究表明，实现数字化社会创新的过程取决于一个综合机制，该机制包括四个步骤：识别、准备、重组和治理。通过这四个步骤，形成并实施数字项目，以实现数字化社会创新。
关键词
数字化社会创新；社区赋能；案例研究
文献来源
Lin Yue,Shan L Pan, Barney Tan ,Lili Cui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Innovation: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Rural China[A];Thirty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C];2015.
一、引言
社会创新被定义为“从现有资产的创造性重组（从社会资本到历史遗产，从传统工艺到可获得的先进技术）中出现的变化，其目的是以新的方式实现社会认可的目标”。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成为社会创新的强大推动力，这种特定类型的信通技术推动的社会创新称为数字推动的社会创新。
关于数字化社会创新的大多数现有研究侧重于直接外部干预（即实践者可以做什么来诱导社区内的社会创新），而有效的社会创新需要自组织。
实施政策或通过直接干预提供特殊资产可能会产生短期社会效益。然而，从长期来看，为了持续地从数字化社会创新中获得社会效益，必须激励和增强一个社区利用信通技术为其自身提供的潜力和可能性的能力。
戴集村是淘宝村的一个特别成功的例证。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两个淘宝村的地方，专注于表演和角色扮演服装的本土行业。在戴集，淘宝平台为村民提供了最大化生产能力和向中国其他地区销售产品的手段。换句话说，淘宝平台通过让村民自发探索和开发现有资源，增强了社区的权能。然而，戴集独特的能力和产品不足以维持其发展。整个社区必须不断发展自己，以避开淘宝平台上当前和未来竞争对手的模仿威胁。
二、数字化社会创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创新一直是一个备受研究关注的话题。社会创新的核心是努力解决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为此，社会创新不仅需要新颖性，而且需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些创新是复杂社会难题的新的解决方案，造福于整个社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组织。三种特定机制对社会创新至关重要：重组、整合和扩散。具体而言，重组是指以新的方式利用现有资源，而不是为特定目的故意获取新的要素。相比之下，整合是指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的结合以及这种整合知识的实际应用。最后，扩散是指创新在个人和/或群体之间的传播；参与实体数量的增长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或额外的后果。
信通技术已经产生了许多社会创新。我们举了四个代表性的例子：利用信通技术在新西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人才外流；利用信通技术在过去两年中大幅提高肯尼亚各地社区的生活水平；利用信通技术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和社区成为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降低贫困率；最后，利用信通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不平等程度，在这些地方，利用信通技术带来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即在以前孤立的社区之间建立新的联系。
三、社区赋能
社会创新基于自组织，而社区赋能是自组织的关键。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视角，通过关注社区赋能文献来更好地理解数字化社会创新。
韦伯提出赋能的力量必须是可变的和可扩展的，这表明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社会行动思想被引入，为赋能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随着20世纪70年代参与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人数的增加，赋能作为一种自组织形式开始被探索。这一观点已在大多数研究中广泛使用，并可追溯到公民权利和妇女权利运动。例如，学者们认为女权运动反映了自我组织。妇女意识到她们的权利不平等，并自发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来克服这些障碍。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赋予了妇女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赋能也在不同学科中得到研究，如医疗保健、管理教育和社区心理学。赋能被定义为“一个过程，一种机制，通过它，人们、组织和社区获得对他们事务的控制权”。根据这一定义，现有的研究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审查了赋能问题：个人、组织和社区。
社区赋能被定义为一种结构，它通过(1)个人能力 (2)自然帮助系统和(3)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主动行为来实现。因此，这三个因素已经成为先前关于社区赋能研究的焦点。更具体地说，自然帮助系统指的是形成特定环境的非常接近的实体（例如邻居、亲戚或工作伙伴），在这些环境中人们自然地互相帮助。另一方面，主动行为是指主动改善现有资源或创造新资源。下表概述了社区赋能的三个关键促成因素及其构成要素。
社区赋能的三个关键促成因素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国山东戴集村进行了一项试点研究。戴集村被认为是中国最成功的淘宝村之一，特别适合本文研究。因为淘宝村被广泛认为具有缓解中国城乡差距的潜力，而城乡差距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淘宝村的崛起完全是由淘宝平台支撑的，它们展示了农村社区如何借助信通技术自我组织和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干预或援助。
五、结论
本文旨在考察实现数字化社会创新的潜在机制，并从一个新的自组织角度来探讨这一现象，揭示了支撑数字化社会创新的综合的过程，并确定了构成该过程的构件（即数字汇编）、关键阶段（即权力转移和权力改革）和步骤（即识别、准备、重组和治理）。
本文认为为了实现数字化社会创新，从业人员应首先评估其现有资源，特别是那些可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增强或扩大其应用的资源。在此之后，从业者必须先获得组成数字化社会创新的综合过程的最小结构单元，然后再按照数字化社会创新所需的方向利用这一最小结构单元及其现有资源进行数字化社会创新。另外，数字化社会创新即便成功，仍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甚至潜在的负面后果。因此，在社区内部的冲突抑制其有效性之前，可能需要对数字化社会创新进行控制。
END
刘志阳，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创新创业教指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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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荐读：
- 图文编辑：许莉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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