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Q | 数字技术、社会变革与制度逻辑
信息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基于可供性的制度逻辑视角
文献来源：Faik, I., Barrett, M., & Oborn, E. (2020). Ho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tters In Societal Change: An Affordance-Based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MIS Quarterly, 44(3): 1359-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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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尽管现有研究在信息技术和组织变革之间的关系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从理论上探讨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有限。本文借鉴制度理论，特别是制度逻辑，构建了一个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模型。本文认为这一模型在大规模数字转型的时代至关重要。我们将社会变革总结为为多重逻辑的转变，探究中心性和兼容性水平的变化。模型通过信息技术可供性的概念将变革与技术的重要性联系起来，形成了感知、转换和分离三种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信息技术的可供性成为社会变革的要素。通过对象、网络和平台载体，信息技术的获得了规模化、稳定性和经济性。
▋01 引言
信息技术是当代社会变革最明显的表现之一。社会关系、经济互动和政治进程的变革越来越多地与信息技术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发生积极变化的机会相关，包括增强社会包容性、减贫和增加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会引发广泛的社会挑战，如隐私的丧失、系统性风险的增加、就业监管问题等。尽管信息技术在社会层面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但解释这种关系复杂性的理论发展仍然有限。
与早期的宏观视角不同，现有研究更直接地侧重于信息技术的重要性。虽然这些研究能够为我们理解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之间日益增加的纠缠做出独特的贡献，但它们的重点是组织和个人层面的变革。信息技术的物质性很少被作为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分析。然而，信息技术对社会层面的作用呈现出不同于中观(组织)和微观(个人)层面的显著差异。社会层面的变化反映了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多重理性和更高层次的复杂性。
在本文中，我们开发了一个信息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模型，该模型既考虑了社会的复杂性，又考虑了信息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本文借鉴了有关制度逻辑的开创性著作及其对社会的跨制度体系的影响研究，将理论化的重点放在信息技术的可提供性上。具体来说，我们建议制度逻辑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信息技术供给上。随着信息技术的提供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来实现，特定的制度逻辑被激活。信息技术的可提供性通过感知、转换和解耦机制获得规模和稳定性，这些机制建立在作为扩展过程载体的对象、网络和平台上。当这些规模的信息技术供给成为主流制度逻辑结构转变的基础时，它们可以为社会变革做出贡献。
▋02 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
几十年来，已有研究已经认识到有厘清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但早期的研究在分析信息技术及其社会变革的关系时，往往侧重于宏观层面的过程，包括“信息社会”、“控制革命”等。后来的研究更聚焦于社会学的技术实践，从理论上阐述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包括“科学-技术-社会”模型（SCOT）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等。然而，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技术文化是对社会结果的解释，因此较少关注这些文化是如何相对于技术的物质性而出现的。信息系统和其他管理领域采用实践方法的研究表明社会世界是由社会物质实践或行动者网络组成的，因此社会变革是通过信息技术和人类机构的纠缠而展开的。然而上述研究仅关注宏观或微观单方面分析信息技术的影响，缺乏二者的交互影响，因而有必要更明确地从理论上说明信息技术是如何构成社会变革的。为此，本文转向制度理论中的制度逻辑，并将它们与微观基础联系起来，作为发展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理论框架的基础。
▋03 信息技术与社会变革的制度视角
1.信息技术与制度变革
制度理论为解释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信息技术的重要性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认为组织嵌入在社会环境中，其决策和实践超越了内部流程的技术要求。该理论在信息技术研究中的大多数应用都集中在制度力量对信息技术实践的影响上，如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信息技术的开发、实施和使用。然而，为了明确地将信息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我们需要将信息技术实践与社会层面的制度过程联系起来。为此，我们借鉴了制度逻辑的观点，为社会层面的制度微观影响提供借鉴。
2.制度逻辑视角
制度逻辑观点认为每一种制度秩序都有一个中心逻辑，即“一套构成其组织原则的物质实践和象征性结构，可供组织和个人阐述”(弗里德兰德和阿尔福德，1991年)。分析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逻辑的特征和相互作用为研究社会动态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弗里德兰和阿尔福德最初提出了五种制度逻辑，即市场、国家、民主、家庭和宗教。每一种逻辑都定义了社会层面的制度秩序，但它们也反映在领域和组织层面，或者作为社会层面逻辑的子类型(例如，服务逻辑作为市场逻辑的子类型)，或者作为不同逻辑的混合(例如，社会企业家逻辑作为市场和社区逻辑的混合)。
3.将信息技术融入制度逻辑:一种基于可供性的方法
信息技术可供性（IT affordances）是指用户基于其目标取向和使用环境在信息技术产品中感知到的行动可能性。因此，可供性既不是工件、使用者的产物，也不是环境的产物，而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产物。可供性的概念为信息技术现象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解释信息技术用户的社会认知条件和信息技术的物质性。下图展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将信息技术提供定位为制度逻辑和信息技术在使用中的递归关系中的一个概念链接，信息技术在日常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当个人和组织在他们与使用中的信息技术的交互中从可供性的逻辑中吸取经验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信息技术可供性上。反过来，信息技术提供者在使用中(重新)实施它，并提示用户激活特定的制度逻辑。
▋04 信息技术的可供性和社会变革
通过信息技术可供性的概念，我们展示了信息技术的使用如何与社会层面的制度逻辑相联系，现在我们研究信息技术可供性如何获得规模和稳定性，从而实现(或限制)社会变革。本文借鉴以往研究，确定了感知、转译和解耦三个关键机制，通过这些机制，话语行为产生了塑造制度逻辑的结构。感知、转译和解耦是通过将对象、网络和平台构建为扩展过程的实质性载体，从而为信息技术提供规模和持久性的机制。对象通过信息技术的可供性转移，网络使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水平链接，平台使它们能够在不同的实践层次上扩散。因此，规模经济的信息技术提供构成了一种基础设施，社会进程通过这种基础设施流动，并代表了社会变革(再)生产的基础。
▋05 讨论和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变革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提出了一种递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制度逻辑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信息技术可供性上，而信息技术可供性在参与者实施信息技术使用时激活特定的逻辑。
首先，我们的模型有助于推动信息技术现象的概念化，超越当前对组织和个人层面分析的关注，并挑战了将社会视为信息技术实践的简单背景的观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与信息技术交织在一起，超出了工作和组织的行动范围，因此，个人通过使用信息技术，更容易重塑社会层面共存的多重逻辑。
第二，该模式避免了过分强调信息技术的情境化作为变革的基础，这往往导致从实践角度出发的研究忽视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
第三，我们的模型提供了一种宏观层面方法的替代方案，这种方法将他们对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分析集中在向“信息社会”或“技术文化”的转变或演变上。在这种方法中，信息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仍然是抽象的，与信息技术使用的物质性和多样性无关。
最后，我们提出的理论模型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前景的途径。下表概述了信息技术和社会变革研究的若干机会，并指出了未来研究领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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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 编辑：赵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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