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想象力的离奇死亡 | 纽约时报“重振美国”系列评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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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想象力的离奇死亡
文：丹尼尔·伊默瓦尔
世界并没有对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寄予厚望，他是一位隐世作家，与父母住在一起，身患结核病，然而，虽然生活空间狭小，他却有个大大的梦想，1888 年，他出版了一部非常成功的乌托邦小说《回眸，2000-1887》。它讲述了一个人在 1887 年睡着了，并在 2000 年醒来时看到了电气化的城市、音乐广播和“信用卡”。
比贝拉米的科学预言更令人兴奋的是他的政治预言。他预言，无情的资本主义将被福利国家、普及教育、有保障的收入和退休机制所取代。他的读者创办了贝拉米俱乐部，掀起了乌托邦小说的热潮。在 19 世纪的美国，只有《汤姆叔叔的小屋》在最初几年的销量超过了《回眸》。
贝拉米和他在全国各地的粉丝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那时的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近乎躁动不安的国家。在19世纪，美国的面积增长了四倍多，其西部边界从密西西比河一直延伸到。在19世纪上半叶，它已经从一个由有产者管理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一个几乎所有白人都可以投票的党派竞争社会。贝拉米在有生之年见证了奴隶制的终结、美洲原住民的军事溃败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的爆炸式增长——这些事件无论好坏，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
贝拉米认为他的时代“预示着巨大的变化”，他是对的。他的科技预言不仅实现了；他的政治预言也对现实产生了深远影响。1892 年，民粹党总统候选人受贝拉米启发制订政纲并赢得五个州，该政纲呼吁缩短工作日、征收累进所得税和直接选举参议员。所谓的“新政”——收入保障、经济管控和联邦工作——似乎直接来自贝拉米。
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担任总统期间，《回眸》占据了白宫图书馆的显眼位置。罗斯福自己在 1933 年就职典礼上出版一本名为《展望未来》的书。
我们自己的时代，就像贝拉米的时代一样，“预示着巨大的变化”。如果一个贝拉米小说里的角色在五年前入睡，现在醒来的世界会很陌生，需要耐心适应才行。除了川普总统任期和 Covid-19 大流行等事件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转变：互联网颠覆了日常生活和工作、性别二元论的瓦解、中国的崛起、全球变暖等。
然而，很难想象现在的政客会像贝拉米时代的政治家那样锐意进取。华盛顿似乎对乌托邦主义者不再友好；政治变革在一心只想掌权的一方和寻求适度调整的另一方之间陷入僵局。
目前双方最关心的问题是是否提高或降低投票壁垒。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个程序问题。与此同时，可以想象的最实质性的问题——全球变暖却被忽视。国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都是气候变化否认者。民主党领导层对重大环保变革（“绿色梦想，或是别的什么名称，”南希·佩洛西最初称之为绿色新政）的热情渐退。
我们政治动脉的硬化是危险的。不仅仅是需要的立法被阻止，我们的公民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当民意不能轻易反映在决策时，它就会凝结成愤怒的抗议，变得更加狂野和偏执。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右翼和左翼激进分子都在呼吁一些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改变。然而，我们的政客们没能启发选民，他们只会转移视线或压制民意，他们认为民意可能有点过于活跃了。
发生了什么？政治如何变得如此僵化？原因很容易找到。极端的党派之争造成僵局。竞选财务规则不力让富有的捐助者阻扰了对自己不利的立法。随着传统新闻媒体让位于社交媒体，议员们变得多说少做。
过去，这些障碍可以被战争消除。美国历史上一个痛苦的经验是，往往需要军事冲突才能打破牵制政府的惯性。内战推动了《宅地法》的土地分配，为数十所大学建立了联邦资金，引入了联邦所得税并废除了奴隶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一代人送进了大学。冷战催生了州际公路系统，并迫使联邦政府接受公民权利。当然还有在二战迫在眉睫的阴影下制定的新政，罗斯福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解释说他需要“广泛的行政权力来对抗紧急情况”，就像“我们实际上被外国敌人入侵一样紧迫”。”
美国最近打过仗，但并未引发集体行动。在 911袭击事件发生后，乔治·W·布什总统呼吁他的同胞除了“去迪斯尼世界”不要做任何其他事情。随后的许多军事干预在国内造成的牺牲比以前的战争要小。没有大量新兵征召入伍，伤亡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战斗是由空袭和无人机实现的。
越来越隐蔽的战斗反映了我们公共事务的更大转变，从公开辩论转向后台管理。自 1945 年美国在地球上占据军事主导地位以来，其政府变得更加集权、更加不透明和不那么民主：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个没有立法者任职的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负责监督国际事务。外交政策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可以说是最需要公开辩论的部分）由中央情报局秘密处理。
联邦政府不仅管理美国，它试图管理世界。想要做到后者，就很难对国内民主保持开放。集权具有传染性。一个在国外为所欲为的政府很快会在国内做同样的事情。你派悍马去费卢杰，很快他们就会在弗格森巡逻。
贝拉米时代的选民争论着何时何地打仗。现在，这些决定由军事专家负责；2017 年，当四名美国士兵在尼日尔被杀时，某些参议员甚至不知道那里有军队驻扎。同样，贝拉米时代的大选中，农民与银行家激烈辩论货币政策。然而今天，美元——一种全球货币也是一种国内货币——由未经选举产生的美联储理事们悄悄地管理着。
一个不透明的政府偏爱善于运用杠杆的内部人士。首都环线挤满了老熟人——顾问、职能官员、智囊团专家和说客。民选官员趋向于成为华盛顿的常客，这一点从他们的年纪就可以看出来。总统乔拜登刚打破了最年长总统的纪录。
政治家的老龄化总体上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但这意味着年轻人——正如贝拉米所写的那样，最热衷于“崇高的抱负和崇高的梦想”的群体——被剥夺了权力。
在民主党核心中，叛乱的左翼“小队”的六名成员都是 30 多岁和40 多岁（最著名的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是 31 岁）。右翼的国会共和党也是如此，包括玛乔丽·泰勒·格林、乔什·霍利、劳伦·博伯特、汤姆·科顿、埃莉斯·斯特凡尼克和马特·盖茨。相比之下，参议员的平均年龄是63 岁，而且还在上升。
在《展望未来》一书中，罗斯福指出了他那个时代正在酝酿的极端主义。但他相信，真正的麻烦不是疯狂的想法。更确切地说，它是“沮丧地认为事情已成定局、为时已晚、坐以待毙。”他写道，领导人不应压制激进主义，而应将其视为“挑战、挑衅”并提供“可行的重建计划”的机会。
这对今天的局面仍有借鉴意义。通过这样的计划，我们可以逆转为了寻求全球霸主地位而对我们国家内部造成的损害。我们可以以阿富汗 20 年战争的结束为契机，自问美国是否真的需要做世界警察——或者是否擅长于此。也许是时候放弃武力霸权，开展真诚外交，放弃专家统治，重归公民权利了。从不负责任的决策者手中夺回权力可以让我们开始关注和辩论政客们很少提及的事情，比如对碳排放征税、使毒品合法化、改革监狱系统和关闭海外基地。
宿命论正是罗斯福致力于克服的病灶。我们拥有房子，我们随时可以改造它。这样做不仅会让我们为新的挑战做好准备，而且还会确立一个重要的信念：未来仍可期。
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1/07/02/opinion/us-politics-edward-bellam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