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奶奶》| 碧浪达,是裁缝的挽歌
MADAME
——写给邱炯炯的《姑奶奶》
作者:何佳,2011.3.16
裁缝和碧浪达夫人
姑奶奶樊其辉有两重身份,健谈的裁缝,浪荡的碧浪达夫人。你会发现作为男性形貌的裁缝举手投足还是母叉叉的,相反,女性形貌的碧浪达夫人却生猛坦荡,霸气十足,带点男人的襟怀坦荡。所以裁缝和碧浪达夫人,是他社会身份的划分,是白天和黑夜的划分,但决不是性别的划分。就像他自己说的,他非男非女,非0非1,非常复杂难以界定。
裁缝斜倚在太阳底下讲他在旱点水点的“猎货”经历,他是个早就毫不掩饰还带点扬扬自得的基佬,喜欢嘲讽人间也调侃自己的基佬。裁缝斜倚在太阳底下唱八角鼓子弟书,真正的满洲旗人吟唱的玩意儿,哼得韵味十足,绵长老练。这半老基佬一身北京皇城根儿底下遗老遗少的慵懒悠然气,“冷雨凄风不可听,乍分离处最伤情”,一段宝玉探晴雯,唱得涕泪连连。他也就是晴雯的命,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可惜的是一生没有遇着懂他惜他的贾宝玉。
而碧浪达夫人呢?二十公分高跟鞋,两米三的大高个儿,巨型假发套,沥青一样又厚又粘的眼影,这是碧浪达的审美,够邪恶,够丧气,和裁缝的貌不惊人反差强烈。碧浪达夫人在乱糟糟的夜场唱白光、唱蔡琴,唱撩人的,搔首弄姿的,肝肠寸断的小调,极其的怀旧,又带有强烈的前卫时髦的波普味。裁缝在夜店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形式,特别的放浪形骸,可是也极其严肃,极其伤感。在那些三英寸长一英寸宽的黑色眼泪流下来的时候,的确有一种击中人心的悲情美。裁缝是在通过碧浪达夫人,来哀悼他自己。碧浪达,是裁缝的挽歌。
▲《姑奶奶》截帧 ©️ 邱炯炯
男版“白昼美人”
美丽的中产阶级女子塞芙丽娜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在每天下午跑到妓院卖身,得到了“白昼美人”的称号,身体上完全的解放,使塞芙丽娜得到莫大的满足与快感。这是布努艾尔的《白昼美人》。而姑奶奶樊其辉,中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益鑫泰”金奖、“兄弟杯”银奖得主,著名的“异装皇后”,清华客座教授,也怀揣着一颗妓女的心,用“嫖”来解说一切男人和他的关系,包括邱炯炯对他的采访,也被他比喻成了“操灵魂”。
“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卖淫我是彻底没戏的。”“你们都没有过卖淫经历吗?那你们的人生肯定更加困苦”。人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建立和外界的关系,以及向内探索自己的身体。姑奶奶选了最原始生猛的那一种。可惜连这种最容易的事,他也没有太多的资本可以办到。他总是卖不出去,他的卖淫往事心酸而困苦,这困苦也成了加剧他快感的力量,乐此不疲。
“我也许是想通过卖淫这种方式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裁缝幽幽的说。“走遍人间,历经苦难,要寻访你做我的旅伴”,碧浪达夫人动情的唱。通过“卖”的方式来得到自我的认同,来找到“爱”,这种人生剧本实在太悲剧透顶了。但这明显是姑奶奶偏爱的感觉形式,他偏爱在复杂的,心酸的,肮脏的,层次丰富的关系里面寻找美好。就好比他说起第一次卖淫也算初恋的经历,他爱戴维查爱得要死的时候,心里面更想要的是那个三十块钱的电熨斗。姑奶奶热衷于复杂的戏剧,甚至可以说,他热衷于把自己推到可悲的故事性里,在那里尽情的审“哀”。布努艾尔的白昼美人解放了自己,姑奶奶却画地为牢。
姑奶奶有很多关于大粪和狗屎的哲学理论。“人生都有两公斤大粪,一些人是慢慢地匀着吃,吃一辈子,我是大口大口地吃,早点吃完了它”。“以前是说,爱情是这,爱情是那,酸文假醋的。噢,现在是说,爱情就是臭狗屎。很多人都有幸踩上了。踩上以后还跋哧,使劲地跋哧,然后连擦都擦不掉。然后有一天你想擦得时候你发现,臭死了,又馊又臭,甩都甩不掉。”
关于邱炯炯,08年在南京独立影像展上看过他的《大酒楼》。作为一个几近同乡,印象非常深,家乡的亲缘感浓烈,觉得那里面霸气又欢乐的中年男人们,简直就是身边各个顶着啤酒肚的男性亲友,可见《大酒楼》气质的世俗性和亲切感。邱炯炯初次拿起摄像机,选择的是离他较近的对象来拍摄,拍出了他对故乡的人和事的一部分理解。但《大酒楼》之后聚焦裁缝樊其辉,则是他对陌生对象的一种尝试。和《大酒楼》的平实感相比,《姑奶奶》更特殊一些,人物的特质边缘化明显。和《大酒楼》的群像记录相比,《姑奶奶》是个人肖像画。和《大酒楼》的社会视野相比,《姑奶奶》是非常私密的凝视。如果说《大酒楼》是一个关于一方水土和一方人,人的地域性和精神的关系的片子,《姑奶奶》则是纯精神的,焦点唯一,不及其余。
内容不同,形式却有相似。黑白摄影从《大酒楼》延续到了《姑奶奶》,对构图的讲究,剪辑的跳跃感,声与画之间的打碎和重组,也一脉相承。不同的只是,由于《姑奶奶》比《大酒楼》更侧重人物的精神性,它的导演风格也选择了比前者更极致一些。《大酒楼》活泼,开阔,自由畅快,《姑奶奶》非常专注,对素材掌控的力度更大。你看叔叔们谈论一生的酒量,画面里欢乐而突兀的出现了一个在公路上行驶的油罐车,姑奶奶唱宝玉探晴雯,画面里却只有枯藤老树,下一个镜头的更新只是上一个镜头相似的重复。
▲《姑奶奶》截帧 ©️ 邱炯炯
对于人物肖像式的纪录片,在访谈的同时配怎样的画面,访谈之外怎样即时跟拍,对于素材如何挑选和剪辑,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传递的都是导演对自身风格的把握。《姑奶奶》的记录手法无疑在做减法,直奔最极端的记录方式去了,除了歌曲演唱的记录,就只剩赤裸裸的访谈,屏蔽了人物旁枝末节的其他现实。甚至在健谈的裁缝对着镜头叨b不断的时候,邱炯炯给的景别也都非常的小,屏蔽掉了环境的很多信息,只留下亮闪闪的演出服,假发,灿烂的假花。黑白影调更是减法,消减掉色彩可能造成的多义,只留下一个单色世界,妖艳也是黑暗的妖艳,枯败也是黑暗的枯败,没有余地。这是邱炯炯认为最适合姑奶奶的形式感,因为这个对象本身够极端,够赤裸,够纯粹。事实上,这样的影像感的确达到了效果。文本和对象度身订做,互为镜像,映照了对方。
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姑奶奶把自己逼到黑麻麻的墙角里,逼成了一朵放浪形骸的黑色大丽花。可他的格局也就在这里,和这个片子的影像感一样的逼仄,没有出路,超脱不出去。他不能代表任何群体,不代表同性恋,不代表艺术家,不代表妓女,更没法代表现今乱世出来猖狂的诸多妖魔鬼怪。他只是他自己,一个裁缝+碧浪达夫人,《姑奶奶》只是人物素描,“操灵魂”的人体X光片,姑奶奶的现实感只在于它深入个体的深度,还有这个个体本身的妖艳夺目。除此之外,我们无法讨论任何的话题。姑奶奶绝对是个异数,是人间妖孽,但他和其他的妖孽并无可比性,他只是他自己。如果要谈论现实带给妖孽们的相同的东西,那就是舞台。过去他们没有舞台,如今却都有了。众神狂欢的娱乐时代,只要你足够妖,就会有观众。和舞台,和大众相关的,一定是一个关于媚俗的话题,但姑奶奶至少是并不媚俗的,他是用他够悲情够邪恶的绝望在供别人消遣,供自己消遣。他不是在取悦别人,只是在取悦自己的过程中,顺便满足一下他们罢了。后来他消遣够了,也就曲终人散了。
再美的Madame也有谢幕的一天。“画得真美,洗掉吧。”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