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记同朝苏舜钦饮酒轶事曰，“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白。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白。正献公闻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此斗酒品书之苏子美，亦即“时榜小舟，幅巾以往（沧浪亭），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 ”者，端的是风雅超尘。

书之可以下酒，其理在于酒能助读书之兴，亦在于其书能激发酒兴，“惜乎”也罢，慨叹也罢，皆付之于一大白。明末金圣叹品评才子书，动辄大呼小叫“当浮一大白”，俨然以“酒兴”深浅为衡文标准。好书助酒兴，庸文败酒兴，此亦为艺术生活化之一端。时人有雅好观球赛者，常手握啤酒一罐，且观且饮，胜败得失之怅意欢情，皆穿肠而过，其与汉书下酒之境界，似卑实同耳。

书可下酒，亦可消暑。当烁石流金之际，出门无心，困居无聊，捧读高文典册则徒增烦乱，何如手持一卷闲书，摩挲以消永昼。闲书之为闲，当有三义，一为非关宏旨，一为清通耐读，一为情致超然。书关宏旨，则闲情无所寄；文义难通，则闲兴无所托；用情过深，则闲趣无所彰。故世之大经大典，不可为闲书；高头讲章，主义教条，不可为闲书；秾情、深情、艳情、悲情之作，不可为闲书；莫测高深之现代派文学如《尤利西斯》之属，不可为闲书；快餐文学，时髦读物，亦不可为闲书，以其细品而无味也。

苏舜钦以《汉书》下酒，实雅人深致。不肖如我，恒以一册《水浒》为经年消暑之闲书。《水浒》较之《汉书》，一野史，一正史，一白话，一雅言，一为娱性之小说，一为资政之大书，境界高下，自不待言，然贤愚各得其趣，亦无所谓孰是孰非。

沧浪亭（苏州市）

回首入上庠至今，忽忽已十数寒暑。每逢炎天当道时节，慵懒之意便漫涌而至，摊开凉席，掇出电扇，闲卧床榻。微《水浒》，吾谁与归？

《水浒》之为书，深合非关宏旨、清通耐读、情致超然三义。非关宏旨者，以其书所状无非一干草寇之江湖生涯，并掺合以山川景物、市井风物之描摹；清通耐读者，以其书文字疏朗，无赘言，无铺排，观之可亲，品之有味；情致超然者，以其无所用心，生死离合，喋血恩仇，人伦惨剧，蛇蝎毒计，皆付于闲言淡语，殊无大悲大喜之慨。

《红楼》较之《水浒》，情过深，《三国》较之《水浒》，文过雅，《西游》较之《水浒》，事过离奇，皆不如《水浒》之淡然而有深味，亦不如《水浒》之宜于炎天卧读，每读至性起，恨不能呼酒保曰：

“小二，上一壶冷酒！”

上一回讲到，誉满英伦的刑侦专家福尔摩斯原来是个“三无”神探，对文学、哲学、天文学一窍不通，而且政治知识浅薄，乍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盲”，却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洞察不解疑案之玄机，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擒获案犯于众人意料之外。在他面前，再精明的探长都像一个可怜的白痴和陪衬。他们目睹了福尔摩斯破案的全过程，全依然似懂非懂，不明就里。只有在这位神探得意洋洋地和盘托出推理过程和一切细节之后，才如梦初醒，拍案惊奇。懵懵懂懂的读者其实也只有在这一刻，才读懂了前因后果。

这种先把读者引入迷宫，最后又让读者豁然开朗的叙事手法，在中国传统曲艺如相声、说书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抖包袱”。柯南∙道尔是个善于制造悬疑和惊悚氛围的“说书人”，也是一个“抖包袱”的高手。他的全部六十篇侦探小说，基本都沿用了案发、破案再到“抖包袱”的模式，虽然在结构上了无新意，但篇篇都引人入胜，每到“抖包袱”处，也次次让人大呼过瘾。其叙事艺术的魅力，确非俗品可比。

此外，柯南∙道尔和金庸一样，也是一个善于运用“闲笔”的通俗文学圣手。他对福尔摩斯的波希米亚气质与生活方式的津津乐道，他对伦敦气候、英国郊野风光、形形色色人等的服饰习俗、英帝国的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的传神描摹，都能在种种离奇的案情之外，引发读者别样的兴味。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好看而耐读，秘诀之一，就是善用“闲笔”。相形之下，古龙的武侠小说好看抓人，但不耐读。这是因为，古龙的心性放逸不羁，不如金庸敦厚老成，没那个耐心经营细节和“闲笔”。他的小说也就少了几许厚味。

柯南·道尔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话说福尔摩斯虽然貌似文盲，却有鬼神不测之能。欲知端倪，且看他在《血字的研究》这个传奇故事中的精彩亮相。有心的读者，当然不会忘了他的知识列表的后半部分，如精通化学、解剖学，熟知毒性植物、伦敦城郊地质、各类世纪大案、英国法律司法，精于棒术、拳术、击剑，乃至擅长小提琴。这些知识在“血字”的研究中大都发挥了妙用。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上回说到，包公在天齐庙宿坛放告，有个盲眼老婆婆前来申冤，呼包公为“卿”，并自称“哀家”。包公一听之下，黑脸登时变了黄脸。这“哀家”二字可是大有来头，不是随便哪个老婆婆都能混用的，只有太后或皇后在皇帝死后才能用它来自称，表示无夫之哀。如果这个乡下老婆婆只是因为小说、戏文看多了，鹦鹉学舌，自称“哀家”，好比有些文盲，自称“贤弟”，却称呼别人为“愚兄”，不过是闲话一桩，一笑可也。可是，如果这位老婆婆真地够格自称“哀家”，那她就是先皇宋真宗的皇后、当朝皇帝宋仁宗的母亲，也就是当今的“国母”，那还了得？孔子说，“必也正乎名”。名之为用，大矣哉！尤其在专制社会，如果有人敢拍着皇帝老儿的膊头，一口一个“兄弟”，那可是欺君之罪，运气不好会有杀身之祸。

到了现代开放社会，个性自由，人人平等，称谓上的禁忌几不复存，如果你觉得对方和你关系亲密，可直呼其昵称，如汤姆（Tom，即Thomas的昵称）、莉琪（Lizzie，即Elizabeth的昵称)，或者像《围城》里的伪学者褚慎明那样，把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亲昵地呼为“贝蒂”（Bertie），让傲兀不群的董斜川羡服不已。

开封府（开封市）

且说包公见乡下贫婆自称“哀家”，不禁大惊失色。只见老婆婆眼中流泪，便将已往之事，滔滔不断，述说一番。包公闻听，吓得惊疑不止，连忙立起身来，问道：“言虽如此，不知有何证据？”老婆婆从里衣内，掏出一个油渍渍的包儿。包兴上前，不敢用手来接，撩起衣襟，向前兜住，说道：“松下罢。”娘娘放手，包儿落在衣襟。包兴连忙呈上。打开包裹一看，里面却是金丸一粒，上刻着“玉宸宫”字样并娘娘名号，包公看罢，急忙包好，叫包兴递过，自己离了座位。包兴会意，双手捧过包儿，来至娘娘面前，双膝跪倒，将包儿顶在头上，递将过去；然后一拉竹杖，领至上座。入了座位，包公秉正参拜。娘娘吩咐：“卿家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

这位由乡下无名氏“正名”为玉宸宫娘娘的老婆婆，到底遭遇了何等惊天动地的变故？且听下回分解。

上回说到《玉米人》后两章的主题是寻妻，瞎子戈约·伊克与邮差尼丘互不相识，一个生活在乡村，一个生活在小镇，却都遭遇了妻子不辞而别的怪事。戈约·伊克的妻子叫玛丽娅·特贡，在萨卡通全家遇害的时候，她躲在床下，幸免于难。戈约·伊克将她抚养成人，并娶她为妻，生下两个孩子。一天，玛丽娅·特贡带着两个孩子跑了。戈约·伊克沿街乞讨，寻找妻儿。途中，巧遇江湖医生库莱夫洛大夫。大夫用刀子为戈约·伊克刮眼，使他重见天日。复明后的戈约·伊克继续寻找妻儿。后因贩卖私酒被抓到普埃托古堡服役。

玉米人（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尼丘的妻子和玛丽娅·特贡一样，也是不辞而别。听人说，当时正在流行一种怪病，叫“蜘蛛狂”。染上这种病的主妇全都弃家出走。尼丘在寻妻途中遇上了一个萤火法师，法师带他来到地下岩洞“魔幻地”，见到了加斯巴尔·伊龙。法师给他讲述了当年在伊龙大地发生的事情，并说加斯巴尔不但没死，反而成为“无敌勇士”。尼丘也获悉，他的妻子已堕井而亡，并看见了自己的原形——一头野狼。他此后来到一家小旅店打工，负责向普埃托古堡送货。两个被女人抛弃的男人不期而遇。

戈约·伊克服刑期将满的时候，他的儿子因为闹工潮也被押送到古堡服役。然后是父子相认，夫妻相认。故事的结局是，尼丘接管了小旅店；戈约·伊克夫妇回到皮希古伊利托村，继续种玉米。

拉美“说书人”阿斯图里亚斯繁复而离奇的“玉米人”传奇到此概述完毕了。这是一个让人惊异也让人困惑的印第安传奇。一位西方读者不客气地评论说，这部小说“令人焦躁，冗长乏味” （"overwrought,long winded, boring."），另一位西方读者憨厚地说，“第二遍读这部小说，我还是只能读懂一半。”（“second time reading this book and I still only understood 50% of it.”）这就应了中国的古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聪明的读者，除了看故事，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比如，叙事者采用了何种结构模式？《儒林外史》的集锦式？《红楼梦》的珠花式？《十日谈》的框架式？《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复调式？《围城》的流浪汉小说体？略萨所谓“中国套盒”式？叙事的实线是什么？虚线是什么？不相干的人物、不相干的故事如何粘连？宗教信仰对人物与叙事者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已有经隐含在前文的概述中，下回将和盘托出。

在星光灿烂的拉美“说书人”群体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其次是略萨（Llosa）、阿斯图里亚斯。2010年，略萨被瑞典文学院的“法官大人”们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这位小说鬼才的迟来的致敬。读他的小说，你会赞叹他神奇的想象、多变的手法、机智的语言，读他的小说理论，你会爱上他的亲切、生动与精准。

在写给青年小说家的一封信中，略萨谈到了一种名为“中国套盒”的奇妙叙事结构：

看完这段文字，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不是拆解《玉米人》这个叙事套盒的最佳指引吗？相信自己是“玉米人”的印地安土著与相信自己来自尘土的天主教徒之间的仇杀，是小说的主要故事，好比中国套盒里的大套盒，俄罗斯套娃里的大玩偶。瞎子戈约·伊克与邮差尼丘失妻、寻妻的离奇遭遇，是两个派生出来的故事，好比中国套盒里的小套盒，俄罗斯套娃里的小玩偶。

更重要的是，仇杀与寻妻的故事，并不是单纯的并置，也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共生的联合体，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的创造性效果，就像大套盒里装着小套盒，大玩偶里装着小玩偶，彼此生发，妙趣无穷。那个将看似并置的故事镕铸为共生的联合体的始终如一的意义，无疑是由“玉米人”传说、“纳华尔主义”、巫医巫术等原始信仰融和而成的“神秘，模糊，复杂”的天人感应、寻找自我的朦胧意识。

冯友兰说，孙悟空找到了雷音寺，就是找到了自己。这句话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冯友兰煌煌七大册《中国哲学史》！当《玉米人》里的邮差与自己的“纳华尔”相认，当加斯巴龙在魔幻地成为无敌勇士，当戈约·伊克与妻儿重返伊龙大地种玉米，也同样找回了自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世之俗人“傍大款”者，文人则喜“傍大师”，如同唐僧所说：“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我也“傍”过一回圣人，模仿圣人的“知耻近乎勇”，我杜撰过一句“知趣近乎智”。三年前，我曾在澳门大学与龚刚兄短暂共事，课余常去他的研究室茶叙，话甚投机，遂抄此语送给他。

这一谬见当然与耽溺明清小说有关。明代后期文人没个正行，好为“趣论”，如袁宏道之“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叶昼之“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等，都将“趣”奉为至宝。在那个“知趣”的时代，小说大行其道是有道理。所以，在当时小说评点中，“趣”字也成了一个关键词，屡见不鲜。龚刚乘兴读书撰文，于小说中识得真趣、大趣、妙趣， 洵多开神益智之语。

我以为，知趣所以近乎智，在于博识、贯通、会心。

龚刚的《小说評話》将古今中外各类小说及理论，信手拈来，纵横捭阖，使读者视野为之开阔，是为博识。

“进入它，看透它，超越它”，取不同小说相互印证，各尽其妙，如分析《红楼梦》与《还乡》中的“闭门羹”事件、讨论大观园VS 爱敦荒原的寓意之类，皆为通论。

至于会心之处，俯拾皆是。姑举一例，在论及法国叙事学理论家惹内特的双层叙事者时，龚刚说：“我正在翻阅清末刘鹗的《老残游记》,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足以撼动惹内特这位大理论家的大判断的小人物，这是一个家败后被逼卖身的小女子，名叫翠环。”然后，就做了一通分析。他的分析如何，读者自可去找《乘兴集》来看。我想套用古代小说评点家的话说，读者诸君不要被作者瞒过了，所谓“无意中发现”，也是要有知识作基础的，龚刚看了那许多的书，才能有这无意中的会心之见。

所以，还是圣人说得更高明些：“好学近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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