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份伪装叙事是西方文学理论与社会学视阈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涉及种族、性别等身份的认同与归化的问题。它发源于美国黑人离散文学，20世纪以来，随着民权运动与性解放等文明政治的推进，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书写与人文科学研究的热点话题。然而，在文化多元的当代语境下，身份伪装的概念框架随着“人”的身份的细化而拓展，不断丰富了原初的含义。本文从种族身份伪装、性别与性向身份伪装、残障与社会阶层身份伪装等方面梳理身份伪装叙事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征。

关键词：身份伪装；种族；性别；性向；残障；

Passing Narratives: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身份伪装叙事 (Passing Narratives) 也有人译作“越界叙事”，然而“越界叙事”的译法有不妥之处：第一，容易与另一术语 transgression混淆；第二，“越界”不能表达“故意而为之”的含义。身份伪装叙事的概念源于拉森 (Nella Larson) 在192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身份伪装》 (Passing) 。在传统的黑人离散文学中，身份伪装仅限于种族身份伪装，指的是“个人 (或群体) 声称他/她事实上并不拥有的某种民族的或种族的身份” (“English”)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任福萝 (Daniel G. Renfrow) 、金斯伯格 (Elaine Ginsberg) 、桑切兹 (Maria C.Sanchez) 、吉安娜欧利斯 (Tina Gianoulis) 等拓展了身份伪装的范畴，正如阿什福德 (Tomeiko R. Ashford) 所归纳的，“身份伪装的概念已经被借鉴来表达包含种族、文化、社会性别等的越界与伪装” (90) 。在文学研究中，一般可从伪装动机、位移轨迹、伪装效果等方面来评估个人身份的可靠性、模糊性与表演性。身份伪装所反映的是社会背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霸权与个人诉求平等之间的矛盾冲突，它发端于种族问题最为复杂的美国非裔文学，在后现代复杂的语境中走向世界。本文试图从种族身份伪装、性别与性向身份伪装、残障与社会阶层身份伪装等方面梳理身份伪装叙事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征。

综述

种族身份伪装

种族身份伪装是身份伪装叙事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范畴，一般指“非裔美国文学传统中的浅肤色黑人角色与自己的文化和家庭切割而投入文化精英中、作为白人中的一份子开始新生活的行为” (Levinson 2)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种族身份伪装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首先，身份伪装个体必须是“浅肤色”黑人，以便能成功伪装成白人。一个深肤色黑人是无法完成伪装的。众所周知，马克·吐温的著名小说《傻瓜威尔逊》 (Pudd’nhead Wilson) 中，威尔逊只有三十二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几乎与白人无异，其母亲成功将他与白人主人的儿子调包，完成身份伪装。假如威尔逊的肤色肉眼能够识别，那么他不可能伪装白人身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身份伪装的必要条件是“不可识别性”，它发生在白人与黑人通婚之后所导致的肤色变化中的“可移动地带”。这种可移动地带也就是双重种族的隐身之处，其肤色无法辨认 (invisible) ，具有滑动的客观条件。评论家艾兰 (Michelle Elam) 曾说，“混合种族身份是身份伪装的绝对中心” (751) ，而混合种族的特征是没有种族印记 (racial markings) ，这对于身份伪装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在列维森的定义里，身份伪装仅仅指的是浅肤色黑人伪装成纯正白人，而非伪装成黑人。那么，为何是这种情况呢？这自然就涉及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政策，白人是天生的欧洲贵族血统，而黑人只是奴隶贩卖之后进入美国的低等种族, 是奴隶的后代。众所周知，20世纪美国臭名昭著的“一滴血规则” (One-drop rule) 规定，只要有一滴血来自有色人种，他就不是白人。“这种极端的分界只服务于一个目的：保证血统纯正和利益不会旁落。异族通婚、后代的生长、种族混合的增加威胁着种族类别的合法性” (Grassian 321) 。

黑人伪装成白人的移动轨迹印证了结构主义“边缘—中心”的概念。结构主义认为，世界上普遍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二元：男∕女、高∕矮、胖∕瘦、白∕黑、东方∕西方、善良∕邪恶等。在这些二元对立中，存在一个逻各斯中心，也就是说处于优势地位的一元，比如男∕女二元中的男性，白∕黑二元中的白。在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毫无疑问的是白人处于“边缘—中心”关系中的中心地位，黑人处于边缘地位。伪装成纯正白人则是中心与边缘相邻之处的部分试图向中心范畴靠拢的行为, 因此其动机非常明确：为了获得优势地位的待遇。伪装是个贬义词，它暗含欺骗、撒谎的含义，尽管其行为不足称道，但仍然是可理解的，正如评论家马鑫泰 (Gabrielle Mcintire) 所说，身份伪装“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被社会的病态所影响。社会坚持差异就会产生恐惧，恐惧需求谎言，在一个种族分层的社会中，伪装成其他身份比讲道理更有用、更安全” (790) 。

事实上，在拉森创造性地提出这个概念之前，种族身份叙事在19世纪的美国就已经存在，大多描述浅色黑人的身份困惑和认同焦虑。比较重要的有韦伯 (Frank J.Webb) 的小说《盖里斯一家和他们的朋友》 (The Garies and Their Friends, 1857) 、肖邦 (Kate Chopin) 的短篇小说《德西瑞的孩子的父亲》 (“The Father of Désirée's Baby”, 1893) 、切斯纳特 (Charles W. Chesnutt) 的《他青年时代的妻子和色界的其他故事》 (The Wife of His Youth and Other Stories of the Color-Line, 1899) 等等。然而，使种族身份伪装叙事达到高潮的是20世纪的两次著名的社会运动：哈莱姆文艺复兴和民权运动。哈莱姆文艺复兴是黑人为了寻求文化平等、反对白人霸权而进行的文艺解放运动，而拉森恰好处于这一时代，她的中篇小说《身份伪装》甫一推出立刻引起了轰动。在这部小说中，拉森塑造了两个拥有双重种族的妇女的角色：艾琳和克莱尔。艾琳伪装成白人并嫁给了白人，克莱尔则嫁给了黑人杰克但隐瞒了自己的黑人身份。由于艾琳和克莱尔从小一起长大，彼此熟知对方有黑人血统的事实，所以当克莱尔邀请艾琳参加“黑人福利联盟”的时候，艾琳拒绝参与。后来，艾琳怀疑自己的丈夫与克莱尔有染，为了“逼退”克莱尔，她将克莱尔有黑人血统的事情告知了杰克。在一次聚会上，感觉受到欺骗的杰克大骂克莱尔是“肮脏的黑鬼”——讽刺的是，他自己也是黑人——冲突过程中艾琳冲向站在窗户边的克莱尔，克莱尔坠楼身亡。小说并没有交代克莱尔的死亡是否是艾琳推下楼的，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在这个种族偏见时代的身份伪装的悲剧：艾琳为了守住伪装，直接或间接地杀死了克莱尔。两个女人都为自己的身份伪装付出了代价：克莱尔坠楼身亡，艾琳则精神失常。在这里，拉森清晰地构筑了浅色黑人所向往的种族身份，她“用这种身份伪装的叙事场景阐明了她小说世界里的理想种族是白人种族 (Caucasian) ……因为白人种族是优势种族” (Sandon 26) 。正是由于白人处于中心地位，伪装者把身份伪装看作是“一种生存策略，并作为一种方式获取利益” (Elam 749) 。为了维护这种利益，甚至可以违背良心，突破道德底线，恰如艾琳为了维持谎言不惜背叛好友。同样，在赫斯特 (Fannie Hurst) 的小说《生活的模仿》 (Imitation of life) 中，主人公皮欧拉为了伪装成白人，居然不认自己的黑人母亲；约翰逊 (James Weldon Johnson) 的小说《前有色人种自传》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x-Colored Man) 中的主人公是一位歌手，由于目睹黑人被执行私刑的残酷而伪装成白人，但也由此失去了根植于黑人传统的音乐精神和梦想。这些都说明了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之下的人的本性的迷失。

按照列维森的定义，种族身份伪装是从黑人到白人的单向流动，但事实上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在文学作品中，拥有高加索血统的“中间地带”人种伪装成黑人的叙事亦不在少数。白人记者斯波里格 (Ray Sprigle) 就曾伪装成黑人与好友约翰一起游历南方腹部，写出题为《我在南方当了三十天的黑人》 (I Was a Negro in the South for 30 Days) 等的一系列新闻作品，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著名的非虚构文学著作《在吉姆克劳法律实行的土地上》 (In the Land of Jim Crow, 1949) ；另一位新闻记者格瑞芬 (John Howard Griffin) 创作的《像我一样的黑人》 (Black Like Me) 也讲述了作者伪装成黑人进入黑人社区揭露黑人是如何被残酷对待的故事。如果说在这两部作品中身份伪装的动机是作为新闻记者深入调查对象内部的需要，那么著名作家森娜 (Danzy Senna) 在1998所创作的小说《高加索人》 (Caucasia) 则展示了浅色人种寻求融入黑人文化社区的自然性动机。《高加索人》讲述的是具有双重种族身份的波蒂的身份伪装故事。她的母亲是白人，父亲是黑人。有意思的是，波蒂肤色浅，而作为黑人的爸爸更喜欢深肤色的姐姐柯尔。波蒂八岁的时候被送往黑人为主的学校，然而大家对她的浅肤色不断质疑，使她遭到孤立，于是波蒂在姐姐的帮助下学会了如何伪装成纯正黑人。父母离婚之后，父亲另娶并打算带着姐姐柯尔前往巴西。波蒂留在母亲身边，但不幸的是，母亲被联邦调查局以“恐怖分子”的名义逮捕。被释放后，母女俩伪装成犹太人在新罕布什尔定居下来，但波蒂却非常想念姐姐柯尔，梦想回到黑人的身份。由于与母亲产生误会，波蒂一气之下远走波士顿寻找姑姑，以便打探父亲和姐姐的下落。然而父亲并不领情，阻止她与姐姐见面。波蒂最终爆发，谴责父亲的种族偏见，得以和姐姐相见并一起定居于旧金山。在这部小说中，波蒂的身份伪装是变化的：“在不同的境遇中基于自身身体的显性类别选择自己黑人或犹太人的身份” (Sandon 29-30) 。这显然是双向流动的最好证明。那么，伪装成黑人是不是违背了由边缘向中心滑动的迁移轨迹呢?是不是说明白人身份的中心地位被解构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必须注意到波蒂的生活背景：一方面，波蒂所生活的是波士顿黑人社区，上黑人学校，在大多数都是黑人的情况下，白人被边缘化了，此时黑人文化成为中心；另一方面，波蒂对深肤色姐姐的眷恋以及希望寻求缺失的父爱，使得她在身份认同时偏向黑人。

如果说《高加索人》展现了身份伪装移动轨迹的双向性，那么罗斯 (Phillip Roth) 的《人性的污秽》 (The Human Stain) 则诉说了在新时期背景下身份伪装的复杂性，有力地抨击了种族主义的荒诞。小说中，有黑人血统的科尔曼 (Coleman Silk) 伪装成犹太人当上了大学教授，但因为课堂的一句自嘲性质的带有“歧视黑人”的话，被学生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赶下了讲台，失去了工作，最终也因此丧命。《人性的污秽》典型地“描绘了20世纪最后十年的越界创伤，展现了身份伪装作为一种文学和社会修辞的持续相关性” (Dragulescu 91) 。该小说展现的复杂性首先在于身份伪装的多样性 (黑人、白人、犹太人的切换) ；其次，种族主义被极端“政治正确”裹挟，使得身份伪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事实上，种族身份伪装叙事在新时期的确要复杂得多：“一方面，角色必须选择一个种族身份，另一方面，角色又需要有一种代理的能力以便随时切换” (Sandon 30) 。这说明在新时期背景下，种族差异问题虽然在民权运动中得到了改善，但仍然没有彻底根除。如果人必须有种族身份，那么差异必然存在。这正印证了休斯 (Langston Hughes) 在他的短篇小说《谁伪装成谁》 (“Who's Passing for Who”) 中所展现的浅色人种在身份选择时的困惑：到底以何种种族存在？为何一定要有种族身份？

性别与性向伪装

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分类方法，人的身份是一个排列组合:处于男∕女、白人∕黑人、异性恋∕同性恋等二元对立中的一元。解构主义试图破除二元对立，但对于种族与性别的二元对立无法完全解构：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是显性的 (肤色、声音、喉结、外形的判断) ，性别的约定俗成只接受男性或女性中的一方；虽然现在有第三性 (雌雄同体) 、无性别等被承认，但这始终是特例，而且并非在全世界都被认可。“男人”这个词“在相关的相反身份的语境中存在：‘男人’不是‘女人’, 不是‘酷儿’……” (Lefkovitz 92) 如果我们抛开第三性不谈，那么性别身份伪装则有三个特点：第一，在文学叙事中，女性伪装成男性比男性伪装成女性的要多，这似乎又是身份伪装从边缘向中心位移的证明，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女性伪装成男性比男性伪装成女性“成功的概率或接受度更高” (Braunschneider 211) 。第二，身份伪装的动机有两个，其一为文化综合动机，指的是冲破禁忌的文化利益或为达到某种目的滑入异性社区。此类文学作品多不胜数，花木兰替父从军、祝英台梁山伯的故事都家喻户晓，19世纪小说家西德瑞斯 (Richard Hildreth) 的《奴隶：阿奇·摩尔回忆录》 (The Slave or Memoirs of Archy Moore) 里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其二为易性癖患者的社会性别选择动机，指的是个体在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矛盾的情况下，伪装生理性别的行为。很多LGBT小说都有描写，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费因伯格 (Leslie Feinberg) 的小说《石男忧伤》 (Stone Butch Blues) 。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易性癖患者，从小不认同自己的女孩身份，总以男性打扮见人，终受不了家人和社会的压力选择离家出走。然而和其他大多数易性癖患者一样，她的伪装是失败的，正如批评家普罗瑟 (Jay Prosser) 所说，“她选择了与自己生理性别不一致的身份，游离于男人与女人的令人不安的边界，不男不女” (489) 。她失败的根源在于个体心理性别与外界可感知的社会性别之间的矛盾，因为“固定性别与性别身份是文化建构与系统强加于个体的日常实践” (Moses 74) 。

巴特勒 (Judith Butler) 认为，性别是一套持续的表演性行动，“性别在时间中被精心构筑：通过行动的程式化重复而得以确立” (519) 。因此，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界限是固定的，人必须正确表演其社会性别。人的方方面面都有性别指征：裙子、指甲油、头发、玩具等不一而足，“娘炮”和“女汉子”属于性别表演失败的案例。性别表演需参照戏剧中的演员的模范化行动进行，因此巴勒特认为，每个人都在表演性别，每个人都在伪装，不管是典型的还是非典型的，这就呼应了莎士比亚的名言——“世界是个大舞台, 男男女女都只是演员”。如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身份伪装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一致，则属于同化型表演；相反，则属于异化型表演。在《石男忧伤》中，主人公生理性别为女性，心理性别为男性；当她以女性身份出现的时候，她在伪装自己的心理性别；当她以男性身份出现的时候，她伪装了自己的社会性别。这也是此类身份伪装的动机的复杂之处。

谈到性别伪装，我们就不得不谈及与之相关的性向伪装。如果说种族伪装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性向伪装则并非双性恋者的专利——当然存在双性恋者伪装成纯异性恋者或纯同性恋者的可能。综合来看，性向伪装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伪装的位移轨迹多为同性恋向异性恋滑动，这可能主要基于同性恋者作为一种少数的存在受到社会“约束” (sanction) 。第二，性向伪装成功的几率要比性别伪装大得多，这源于性向身份的隐匿性 (invisibility) 。“性向是‘不可见的’，伪装意味着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接受和表演与社会陈规相一致的天然异性恋身份” (Samuels 322) 。有必要指出的是，性向伪装与性别伪装存在重合的部分：易性癖患者伪装成异性的时候，其性向也随之转向伪装对象的异性恋。比如一位女性伪装成男性，那么她的性取向目标必定为女性。这方面，华盛顿大学著名学者布朗其内达 (Theresa Braunschneider) 在她的论文《作为爱人：女性身份伪装叙事中的性别与欲望》一文中曾经做过专门的研究, 她认为：

每一个伪装成称谓角色为男性的女性几乎都与其他女性有着性暧昧关系，要么追求一个或多个女性，要么 (非常快乐地) 成为其他一个或多个女性暧昧的对象，……当一个女性穿成男人的样子向女性求爱的时候，这类叙事 (指英国女性身份伪装叙事) 文本明确了易性癖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它并非性别越界与同性欲望行为的简单融合，而是易性癖与同性恋是一致性的同构关系。 (212-13)

因此，变性人 (显性性别伪装) 是不存在性取向差异的，当一个男人决定变性成女人的时候，是基于同性恋的基础之上的。诚如上文所说，变性人是显性身份伪装，是一种“出柜”。然而，性向身份伪装与出柜是天然对立的，既然出柜，就不存在伪装了。而文学作品叙事中的性向身份伪装大多都是“入柜”的，因此，《石男忧伤》显然不是性向伪装叙事。典型的性向伪装叙事我们可举美国漫画家贝池黛尔 (Alison Bechdel) 2006年的漫画回忆录《娱乐之家》 (Fun Home) 为例。该书讲述的是作者与作者父亲的性向倒错：父亲是深柜同性恋者 (closeted gay) ，不仅当兵的时候和男性勾搭，作为高中英语老师的他竟与自己的男学生发生暧昧，后与妻子离婚并卧轨自杀；作者则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并与女友乔安发生性关系。这部作品从几个方面带给读者“性向表演”的意义：“贝池黛尔的父亲试图让自己男子气十足或作为一家之长培养女儿的女性气质以便抵抗自己的酷儿倾向” (Sandon 45) 。在这里，父亲一方面表演性向，另一方面表演性别，把男同性恋者与女性气质等同起来了。然而现实生活中情况要复杂的多，男性气质也是可以伪装的 (健身房男子多半是同性恋者，因为肌肉有利于表演男性气质) ，这也是为什么在性向表达压抑的地区“同妻”、“同夫”现象增多的原因。

性向表演的动机最主要有两个：一是生殖繁衍的需要，二是辐辏于社会主流对性别与性向身份统一的期待，在英美文学中的性向身份伪装叙事主要为第二种。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即男性与女性性向身份伪装叙事孰多孰少？本文认为，与现实男同性恋多于女同性恋的事实相反，英美文学中女性性向身份伪装多于男性，其原因大概有二。首先，女同性恋表达的是双重弱势身份，即女性、同性恋者，它能更多地受到政治正确的青睐；其次，从事性别研究或以LGBT小说写作的多为女性，她们对性别和性向问题有更敏锐的触角。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当代著名先锋作家辛克 (Nell Zink) 2015年的小说《倒错》 (Mislaid) 打破了传统单一性向身份伪装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一个叫佩吉的大一女生和名为利的贵族教授、诗人意外发生关系并导致怀孕生子，然而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利是男同性恋者，佩吉则为女同性恋者。结婚后俩人各有各的情感生活，类似“形式婚姻”，经历十年有名无实的婚姻，佩吉带着女儿离家出走，留下九岁的儿子。在这个例子中，身份伪装的主体双向在场，使得叙事变得复杂、胶着，超出了一般性向身份叙事的单一性：伪装者对伪装者的伪装，代表性向身份伪装叙事在后现代文学中的新向度。

残障与社会阶层身份伪装

残障 (disability) 身份伪装叙事是一个新概念，流行于最近十到十五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有塞缪尔斯 (Ellen Samuels) 、加兰德-汤姆森 (Rosemarie Garland-Thompson) 、司各特 (Julie-Ann Scott) 、布龙 (Jeffrey A. Brune) 和威尔逊 (Daniel J. Wilson) 等。布龙和威尔逊在《残障与身份伪装:模糊的身份界限》中对这个概念做了界定：“残障身份伪装是一个复杂和宽广的概念，它通常指的是人们隐藏自己有缺陷的社会标记以避免残障的耻辱而伪装成正常人” (1) 。“与种族伪装和性别伪装不同，残障身份伪装并非基于‘可预测和可观测到的特征’，而是基于对我们所认为的正常情况的背离” (Scott 228) 。残障身份伪装主要是基于社会对于个体正常化前提 (身体全能) 的假定。熟悉2016年美国大选的人都知道，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隐瞒她的病情。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另一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患有小儿麻痹症，但“在公众面前，罗斯福成功地树立了一个已经康复、没有明显永久残障迹象的健康男人的形象。他伪装成能走能站的正常人以便使公众相信他具备执政能力，但实际上，他站得非常吃力并长期依靠轮椅” (Brune et al. 13) 。与种族身份伪装一样，残障身份伪装存在一个前提条件, 即伪装者的残障是隐性的。这也是能伪装成功的必要条件 (显性残障伪装是失效的) ，正如塞缪尔斯所说，“隐性残障的概念立刻表明该个体经常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社会审视拒绝接受没有被‘证明’的身份状态，因此在外表与身份之间存在一种矛盾” (316) 。

残障身份伪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文学叙事中位移轨迹的双向性。一方面正常人可伪装成残障人 (这在谍战影视剧、武侠剧中尤其突出) ，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身份或让敌人放松警惕以获取胜利；在现代叙事中，一般伪装成残障人是为了获得残障人士拥有的特殊权利 (如停车位、公共交通福利等) ，这是最令人不耻的角色。另一方面是残障人伪装成正常人。必须指出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作品中，残障身份伪装叙事主要是指后者，与酷儿阶层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免受社会常规中心的边缘化对待；另一个原因则是个体对残障身份的认同疏离。因此，“隐性残障和其他不可见的社会身份一样，该类叙事充满着出柜、伪装、身份规则等主题” (Samuels 319) 。然而这种伪装是否真能达到效果？按塞缪尔斯的观点，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伪装就是认同规则，认同规则则无法改变规则，因此她鼓励人们出柜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逐渐改变社会观念。不管达到效果与否，残障身份伪装是伪装者的负担，和其他身份伪装一样, 是一种表演。表演者“把他们放置在身体全能的正常霸权之中，必须隐藏自己重要的部分以便表现得和正常人、非残障个体一样” (Sandon 59) 。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显性残障也存在身份伪装的情况，只不过其难度更大。加兰德-汤姆森在其论著《超常身体:美国文化和文学中的身体残障形塑》中讨论了残障与少数族群如黑人、同性恋等的关系，认为显性残障仍然有伪装的可能，这主要是基于文化决定论。她举例说，“一般的社会规约是，能扛起300磅重量物品的才能算是身体全能的人，而50磅都扛不起的就是残障” (7) 。那么由于身体肥胖而扛不动50磅的人是残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无疑是因为中心地位群体对残障人群的恐惧与不安而画出的界限，他们“因失去自我控制的焦虑而使得残障人士成为一种威胁的存在，后者必须接受自身的特殊性与缺陷性” (41) 。与正常人打交道，他们必须“用魅力、热情、尊重、幽默、或逗乐等来缓解正常人的不舒服感” (13) 。为了克服这种“非我” (not me) 疏离，残障人必须衡量伪装与出柜的代价，从而作出选择。因此，相当多的显性残障者仍然选择伪装身份，以便使正常人不再有“不舒服感”。这可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身份伪装，用司各特的话来说是“逼近伪装” （almost passing）。

当代文学作品中，残障身份伪装叙事是缺位的，几乎没有以残障人士为主要角色的作品。这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文学作品有共鸣功能, 文学作品边缘化残障人士本身就是中心决定论的变形。“文学书写中残障身份伪装叙事的缺场, 展现了即使是现代激进派作家也想把这个问题埋葬、让它在文本当中消失的强烈趋势” (Brune et al.50)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唯一描写了残障人群的是邓恩 (Katherine Dunn) 的著名小说《愚蠢的爱》 (Geek Love) 。然而该作品并非身份伪装的故事，而是控诉“正常人”消费“残障人群缺陷”、从怜悯别人的痛苦中取乐的变态行为：主人公和妻子生意失败，通过药物改变孩子的基因来表演“怪物秀”——跛脚、聋哑、侏儒, 而“正常人”则围观“怪物”。此处，怪物二字深深道出了残障人士的社会地位：边缘化的、隔离于主流社会的、需要被治疗的一个人群。这也是残障身份伪装最主要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多元发展，种族身份伪装、性别与性向伪装、残障伪装等在现实生活中的发生率正在逐步减少，但另一种身份伪装——阶层身份伪装——却日益凸显出来。事实上，阶层身份伪装“与后现代主义格格不入……它担任了哈琴 (Linda Hutcheon) 所说的‘后现代悖论’的角色” (Moynihan 9)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阶层身份伪装从未消退呢？本文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性导致阶层的固化，阶层间流动性较差，阶层的存在本身是阶层身份伪装的前提；二是与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相比，“政治正确”并不鼓励阶层平等，文化身份分界越来越清晰。因此，阶层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一致性决定了伪装的先在动机。一般来说，阶层身份伪装指的是某个体或群体伪装成更高层级的社会身份以达到阶层流动的目的，这里的身份伪装的位移轨迹具有单一性：从下往上、从底层往上层流动。这里有必要涉及的是身份识别 (identification recognition) 概念，指的是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身份标签或文化标志，可包含语言、衣着、品味、谈吐、爱好等。众所周知，每一个阶层都有其阶层标识体系，并产生明显对立——伦敦腔与乡土话、名牌服装与地摊货、法拉利与自行车、高尔夫与广场舞、高档洋酒与大排档啤酒等。基于对优势地位的保护意愿，中心派系“支持小集团化，在价值负荷维度宣称其优越性，并不断贬低派系外阶层，以便增强自我与社会身份的价值” (Brown 3) 。

在现实生活中，阶层身份伪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不存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中间地带，一般方式是逐级跃层，如中产阶层伪装成精英阶层，底层伪装成中产阶层。第二，阶层伪装与经济身份有关，但并不存在身份困惑的问题。第三，伪装所付出的代价为经济代价多过文化代价。第四，与其他身份伪装一样，伪装的过程就是表演。在文学作品中，该类伪装叙事是广泛隐性存在的，有时与种族、性别等构成复合伪装。那么，在阶层身份形成过程中，“团体”或“派系”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除了经济身份之外，文化身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华裔漫画作家杨谨伦 (Gene Luen Yang) 的著名作品《美生中国人》 (American Born Chinese) ，就为读者展现了同一种族中的不同阶层团体之间的相互划界行为。同为移民北美的华裔，早已融入白人社会的丹尼看不起中国表哥钦西；早期移民的华人把后移民的华人称为“刚下船的人” (fresh off the boat) ，虽然表面客气，但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不同”，背地里不想跟他们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会掩盖或模糊自己的入籍时间，加速学习当地语言，甚至搬到白人社区 (如该书的主人公王谨) 以伪装自己的阶层身份，“完成个体的禁忌欲望” (Bennett 210) 。总的来说，阶层身份伪装叙事和其他身份伪装既相似，又不同，它具有持续性、广泛性、随意性的特点与趋势，在后现代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

结语

身份伪装叙事既是文学理论领域的热点话题，也是社会认知结构方面的论题，按黑格尔的观点实际上它还是哲学的一部分。它的主要意义在于祛除文明世界的“压迫观念” (constricting ideas) ，以“倡导人处于世界中的地位的权利，或揭露反权利的恐惧” (Norman56) ，是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本质追求。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身份伪装叙事现象可能呈递减趋势，这当然是人类乐见其成的事。然而，世界的矛盾性、差异性、不均衡性乃是长期存在的事实，我们可以预见，即使种族身份伪装、性别与性向身份伪装、残障身份伪装等都成为历史，也会有新的身份伪装出现，因为人总是以某种“身份”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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