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1-39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中西学术界有关“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作为一种自觉的批评，始于20世纪80、90年代，旨在通过研究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思想，揭示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前期研究确立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表现出下述主要特征：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出发，对西方现代主义中的东方元素作文化研究；揭示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对东方元素的解读表现出显著的超越意识。

关键词：西方现代主义；东方文化；文学批评

Western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Studies：Process, Features and Tendency

Abstract: Western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studies as a conscious criticism originates in the 1980s and 90s, which is intended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ent and western modernism through analyzing the oriental images and thought in modernist works. In the 20th century modernist studies, it has seldom been realiz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ism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 Critics begin to justify the influence of the orient on western modernism in the 1990s, and open up a new perspective in east-west studies based on a critique of Said’s Orientalism. The dominant features of its initial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 research category mainly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far east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and Japan, on western modernism; the research target is to explore and disclose the influence of paticular authors or works or techniques on individual modernists perspectively; the research goal is to display dialogues between modernists like Pound and William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poets like Li Bai, Wang Wei and Bai Juyi through missionaries and sinologues like H. A. Giles, Arthur Waley and Ernest Fenollosa. With the convening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and the publication of relavant monopolies and articles, current studies promote and develop its methodology, conscious, focus and state, with its features as follows: conducting cultural studies of western modernism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cceptance of the orient; revealing east and west unification in modernist poetics; focusing on the modernist reconstruction beyond east and west; and expressing a sense of transcendence in interpreting the orient elements.      

Key Words: Western Modernism; the Orient; criticism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 [1](167)，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 S. 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抒发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隐在或显在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中国元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以各种方式影响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理、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 [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 [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旬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80、90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籍华人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着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理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不是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 [4] (1-2)

这一段话阐明了“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辨，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的途径。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作出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 [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 [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与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 [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 [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 [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 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 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伴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30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田汉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箫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50余位，来自巴西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80、90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 (88-89)  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① 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 [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 ②，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 [15] (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 (127)

2009年，“首届中国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北外、人大、浙大、中山大学、美国新奥尔良大学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 (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东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社科院、人大、南大、北师大、上交大、上外、浙大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与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③

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论文发表于Modernism/ 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④具有20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喻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做出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 ⑤。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的产生，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的时候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与了特别的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和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 ⑥。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的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 [18]，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 ⑦，在这一发展态势中，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论文《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结合，解密了本雅明思想中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 [19]。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⑧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 [20]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的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美国新奥尔良大学的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 • 卡洛斯• 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1]。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 [22]。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其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 [23]。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还是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的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的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的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去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达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比萨诗章>的“嫩柳树”：“如观音的柳枝一般轻盈”》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与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 [24]。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经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和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作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专题，“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是值得予以特别关注和重视的。在研究立场上，它不像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那样止步于揭示文化误读背后的政治文化意图，也不像形象学理论那样止步于以形象片段提炼对异国的总体认识，因此它没有停滞于对文化误读的理想化或妖魔化的批判。它重在以具体的作家作品来阐释两种文化之间的亲和力、互补性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误读所带来的创造性、重构性和超越性。它所持的研究立场已经超越了价值判断的束缚，因而它能够突破以东方价值观批判西方的狭隘性却在不自觉中陷入东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蹈覆辙的循环。它知道文化误读和文化缺憾都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超越对文化优劣的臆想和评判，关注多元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补、互通和共融。在文学批评方法论上，它没有陷入理论批评的怪圈，使批评成为某种理论的实验场；也没有落入彰显自我批评姿态的陷阱，使批评成为标新立异的工具；而是以实证研究、文化研究、整体研究拓展并推进形象学理论、东方主义理论所开辟的东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为有效推进东西方对话和交流，探索人类思想的发展开启鲜活的视窗。在文学思想的探讨上，它没有局限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着重揭示基于文化融合基础之上文学形式和文学思想的价值。当然它的研究范畴是局限的，仅限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意象和东方思想是不够的；它研究规模较小，国际国内均处于起步阶段；它以批评实践为重，对自身的总结和探讨较少。然而它的开放立场、扎实方法和超越心境使它的研究充满生命力，值得推崇。

注释：

① 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中发表了30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

② 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2000），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作家与中国文化等专著。

③ 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外国文学评论》，3（2010），第237-239页。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发表于：Zhaoming Qian (ed.).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University Press, 2012。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发表于高奋（主编），《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④ 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

⑤ Ira B. Nadel，“Joyce and Graphic Design of Chinese Writing”，《浙江大学学报》，3（2012）。

⑥  Christine Froula. “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 No. 2 (2012). 

⑦ 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包含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 Nadel. Ezra Pound in Contex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论文。 

⑧ 张隆溪、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发表于《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高奋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⑨ Ronald Bush,“ ‘Young Willows’ in the Pisan Cantos：‘Light as the Branch of Kuanon’”，《浙江大学学报》，3（2012）。

参考文献：

[1]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i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2] 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M. Bradbury &J. Mcfarlane, Modern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1992.]

[3] Michael Levenson, Modern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4] Zhaoming Qian, 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William Bevis, Mind of Winter: Wallace Stevens, Meditation, and Literatur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88.

[6] Zhaoming Qian, The Modernist Response to Chinese Art: Pound, Moore, Stevens,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2003.

[7] Laurence, Patricia Ondek, 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

[8] Zhaoming Qian, 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Sabine Sielke & Christian Kloeckner, ed., Orient and Orientalisms in US-American Poetry and Poetics, Frankfurt: Peter Lang GmbH, 2009.

[10] Robert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Mary Paterson Cheadle, Ezra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12] Cynthia Stamy, Marrianne Moore and China: Orientalism and a Writing of Americ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Zhaoming Qian, ed., Ezra Pound and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14] 高奋：《新中国六十年伍尔夫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83-93页。[Gao Fen, “Review and Analysis of Woolf Fiction Studi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60 Year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No. 5 (2011), pp. 83 - 93.]  

[15]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Meng Hua, Ima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张剑：《第十八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载《当代外国文学》4（1999），第127页。[Zhang Jiang, “The 18th Pou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1999), p. 127.]

[17] 彭发胜、洪小理：《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4（2009），第47页。[Peng Fasheng&Hong Xiaoli, “Review of the 1st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Conference in China”,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09), p. 47.]

[18] 《“‘文化转向’与外国文学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发言选辑》，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186-227页。[ “Selected Speeches on ‘Cultural Turning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4 (2011) , pp. 186 - 227.]

[19] 高奋：《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第37-44页。[Gao Fen, “Virginia Woolf’s Sense of Reality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as Research Contexts”, Foreign Literature, No. 5 (2009) , pp. 37 - 44.]

[20] 杜维明：《21世纪儒学面临的五大挑战》，载《新华文摘》2012年第5期，第33-37页。[Du Weiming, “Five Challenges the Confucius are Confronting in the 21th Century”, Xinhua Digest, No. 5(2012),pp. 33 - 37.]

[21] 钱兆明：《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载《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第57-66 页。[Qian Zhaoming, “Williams’Minimal Spatial Design and His Preoccupation with Chinese Poet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1 (2010) , pp. 57 - 66.]  

[22] 孙宏：《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载《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第48-56页。[Sun Hong, “A Study on Pound’s Misreading and Reconfiguration of Chinese Poet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1 (2010) , pp. 48 - 56.]

[23] 张剑，《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载《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第39-47页。[Zhang Jian, “Eliot and India: Buddhist and Hindu Legacy in The Waste Land and Four Quartets”, Foreign Literature, No. 1 (2010) , pp. 39 - 47.]

[24] 刘燕，《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第59-67页。[Liu Ya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Eas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Ulysses”, Foreign Literature, No. 5 (2009) , pp . 59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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