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语言教育》2019年第4期，第2-18页。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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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9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本文试图梳理这70年间英语专业教育的发展轨迹，探讨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厘清贯穿始终的价值与理念，找到基本不变的核心与关键，发现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思考未来发展的趋势与走向。

关键词：英语专业；英语学科；外语教育；国标；核心素养；70年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9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早在10年前的2009年，不少学者即开始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外语教育发展史进行研究。在新中国70周年之际，无论是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学术期刊上，有关中国外语教育历史的文章越来越多，虽然其中难免会谈到英语专业的教育发展，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专文论述70年来英语专业教育的历史发展。

本文试图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英语专业教育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希望探讨这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厘清贯穿始终的价值与理念，找到基本不变的核心与关键，发现往昔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思考未来发展的趋势与走向。

本文的“英语专业”，所指既非普通大众以兴趣为出发点的英语学习，也非基础阶段（小学、中学）所受的英语教育，同样也不是指各类高校各个专业所必修的英语课程（即现在所称的“大学英语”或者“公共英语”），而是指“以学习英语为宗旨，以研究英语相关领域为中心，以获得英语专业的学士学位（degree）为目的的本科专业”——当然，究竟何谓“以学习英语为宗旨”，何谓“以研究英语相关领域为中心”都是需要加以说明的，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会在文章中有详细论述。“英语专业”如果用英文表述，则是English Program，English Concentration，或者English Major。“英语学科”，则泛指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学术研究等整个研究领域在内的整个英语知识体系，用英文表述就是English Discipline，或者English Studies。

本文常见的两个主题词“专业”与“学科”需要加以进一步说明。所谓“学科”，一般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还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专业”则是依社会分工而言，由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目标等构成。通俗地讲，“学科”更侧重科学研究，“专业”则更侧重人才培养。“学科”和“专业”两者密切相关，在高校中相互并存、相互促进。一般认为，“专业”是学科人才培养的基地，“学科”是专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李志民，2015）。在本文中，我将以“英语专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为基本考察对象与路径，同时观察“英语学科”的整个发展历程（主要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线），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需要注意的是，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高校，是只设院系而不分专业；有计划地按照专业来培养人才，是从1952年开始的（张健，1984：239）。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大多把英语系称之为“英文系”，把英语专业称之为“英文专业”。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些学者特别是资深学者愿意把“英语专业”称为“英文专业”。这与时代的表述习惯有关，也与过去对英语专业的定位与认知有关。包括不少当代学者在内的英语学界人士都认为，“英语专业”似乎只是定位在学习英语的专业，会让人产生误解，且无法与中文系的中文专业相提并论；惟有称为“英文专业”，才能与中文系中虽然学习汉语言文学但并不是学习汉语的专业并驾齐驱。应该说，这话不无道理，名正则言顺。但我个人以为，叫什么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确定专业的宗旨，即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环顾当下中国高校，除了少数高校如清华大学依然传承过去保留了“外文系”的名称且未成立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坚称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简称外文学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保留了“英文系”的名称外，其余绝大多数高校都早已改为或者升格为外国语学院或者外语学院，其英语专业也都命名为“英语专业”，设置在“英语系”。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因此，在本文中，除了论述1949年之前的高校情况外，对英语专业都统称为“英语专业”。

从目前的各项研究来看，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这70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与外语专业教育的历史分期，大体上有以下六种观点：

第一，将新中国高等教育70年分为三个阶段：（1）1949-1966年，这一时期被称为“17年”时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从旧中国恢复发展阶段；（2）1966-1978年。这一时期为“文化大革命”时期；（3）1978-2019年，为改革开放时期（汪华 孙霄兵，2019）。

第二，付克 (2008) 在其所著《中国外语教育史》中，将新中国外语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1949-1956；（2）1957-1966；（3）1966-1976；（4）1976-1984；①

第三，戴炜栋(2008)所主编的《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将6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两个时段；（1）建国后30年的外语专业教育（1949-1978）；这个时段又被分为3个阶段：1949-1956；1957-1966；1967-1978；（2）改革开放30年的外语专业教育；这个时段又被分为3个阶段：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1990年代末期至2008年；②

第四，针对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70年，文秋芳(2019)将其分为四个时期：（1）动荡起伏期（1949—1977年）；（2）恢复发展期（1978—1999年）；（3）快速发展期（2000—2011年）；（4）深入发展期（2012-2019年）。

第五，戴炜栋(2019)撰文将新中国70年的外语教育分为五个阶段：（1）1949-1966年；（2）1966-1977年；（3）1978-2000年；（4）2000-2012年；（5）2013-2019年（戴炜栋，2019）。

第六，曲卫国针对中国语言学或者外语教学领域的发展，将这70年区分为“非正常的状态”和“正常状态”两个阶段。在他看来，“文革”以前，属于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文革”结束后才开始从非正常状态步入正常状态，而改革开放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曲卫国，2019）。

上述六大分类高屋建瓴，大都从整个外语教育或外语专业教育的角度出发来设定的，各有其道理。但本文试图从“英语专业”教育本身的历史发展轨迹出发，对新中国70年的历程做一简要的时间分段，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则又有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阶段与时期的划分，主要以“英语专业”与“英语学科”发展中的标志性大事件为划分依据。

第一个阶段为1949-1976年。在这27年间，英语专业与所有外语专业一起，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英语专业历经了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的低迷发展时期，但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英语成为了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这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后来包括英语专业在内的所有外语专业都在“文革”浩劫中遇到挫折，但从整体上看，在这将近30年的历史中，在国家急需外语人才的历史时刻，英语专业教育还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个阶段为1977-199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迎来了全民学英语的浪潮，也催生了英语专业一度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成为高校招生炙手可热的专业领域。同时，在这23年间，英语学科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诸多重点高校开始了英语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英语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也是英语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为2000-2012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加入了WTO，全球化的势头在中国日益兴盛。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也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外交流特别是与美国等世界上强国交流的日益密切，英语在各行各业中都成为了重要的交流工具。这既推动了英语专业的发展，也给英语专业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英语专业开始进入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时期，这预示着原有的英语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英语专业”究竟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成为了从此之后英语学界所一直探讨的重要问题。

第四个阶段为2013-2019年。这个阶段时间虽然最短，但却因为《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出台，使这个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从2013年4月开始，教育部委托92个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了《国标》研制工作。外语类专业的《国标》由外语类专业教指委负责制定。这项工作前后历时四年多。2018年1月正式发布。这也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从此之后，包括英语专业在内的所有外语专业，拥有了可供检验、评估的国家标准。而且，在这一时期之内，来自国家层面上的大事不断，给外语专业教育和英语专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

在我看来，要想客观地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70年英语专业的发展，必须要了解1949年之前的历史现状；否则，很难了解和理解英语专业教育后来的发展足迹。为此，本文首先要从1949年前的英语专业教育谈起。

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外语专业特别是英语专业历史之悠久，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她要早于中国高校的建立时间。

单就近代教育而言，中国最先创办的新式学校都是——外国语学校，都是以培养外语人才为主的学校，主修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等主要西方与东方语言（付克，1986：15）。众所周知，这其中最早的一所是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该馆最初学制三年，主修外文和汉文，后来改为八年制。1865年改为高等学堂，课程大量增加。由此开始，她已经具备了“综合性大学的特点”。该馆毕业生张德彝在189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英文文法书《英文话规》。该馆在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付克，1986：15-18）。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付克，1986：20）。由此可见，北京大学的建立可以在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学科的发展中找到历史的源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年9月，教育部就公布了学制系统，第二年11月又做了补充。该学制一直实行到1922年。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大学和专门学校中开始设置了外国语专业，英语专业是其中最主要的语言专业。当时，对于外语课极为重视。通过该学制，我们可以看到，小学要求视情况而定开设外语课；中学外国语为必修课；大学预科外语必修，并可兼修第二外语。除了大学之外，专门学校学制三年，预科一年，均要修习外语。而且，当时的师范教育分为中师与高师，外语也是必修课（付克，1986：24）。

1911年春，以留美预备学校为名建立的“清华学堂”问世，学制半年，中等科与高等科各四年。第二年，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该校以美国学校为标准，英语为通行语。除国学等课程外，所有课程均用英语讲授（付克，1986：31-32）。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此可见，今日的清华大学也要到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中去寻找历史的源头。

1922年10月，由当时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成立。③ 该校就设有英国文学系，周越然 ④ 曾任系主任（付克，1986：48）。

1941年，延安大学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创办。当年秋天，该校即开办了俄文系。1942年底，该俄文系编入俄文学校，1944年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设有俄文系与英文系。英文系有60余名学员，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成为外交、对外文化交流、外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上各个部门的领导和骨干（付克，1986：50-52）。1945年8月，延安外国语学校师生到达张家口，办起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外文系，当年年底改为华北联大附属外国语专修学校，下设俄文、英文两系。1948年12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⑤后来，华北联大附属外国语专修学校就改名为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在华北大学二部外文系的基础上办起了北京外国语学校 ⑥——这就是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付克，1986：51-54）。

由1949年之前中国高等教育中所开设的英语专业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综合性大学中外文系的英语专业教育；第二，高等师范院校中外语（英语）师范专业教育；第三，外国语专门学校中的外文（英语）教育。这三者的英语专业教育，虽然培养宗旨有所不同，对于毕业生的未来社会分工期待不同，但在专业教育方面特别是课程设置方面则大同小异，并无本质之差异。这样的三个分类，人们还可以在迄今为止的中国高校的英语专业教育中找到往日的印迹。

1949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研究生教育，据统计仅有在学研究生629人（戴炜栋，2008：125），但是，对于外语专业，特别是英语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的情况，目前未见有详细资料。

民国政府在1922年颁发了新学制，影响了后来直到1949年这27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由于当时的小学、中学与大学各个专业都要开设英语课程，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而在当时，不少高校都开设了外国文学系或者英国文学系。据统计，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共有205所高等学校，其中41所学校设有外国文学或英国文学系科，包括中央大学，当时外文系教师人数为33人，为全国之最；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师人数为28人。同时，还有10所学校设有外语（英语）师范系科，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教师人数为26人（付克，1986：64-65）。

单单就高校体制内英语专业教育的发展来看，1949年之前最具代表性者，当属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今日南京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

中央大学的外国文学系设置在文学院下，学制四年。其所设置的培养方针为：（1）注重外国文基本及实际之训练，以增进阅读写作介绍及翻译之能力；（2）讲授外国文学之标准作品，以提高欣赏及批评之程度，并吸收其优美文艺思想，以资观摩；（3）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中国民族宣达意志之人才（付克，1986：59）。而从其所开课程来看，主要以经典文学阅读为主。在大一的时候，即开始有必修课：英国文学史、英文名著选；大二则有：近代英美诗选、近代英美散文选。而从大二开始，开始开设有大量的文学选修课，比如：19世纪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史、近代欧美小说、近代欧美戏剧、诗学类课目等等。在大三时，必修课开设有欧洲文学史、莎士比亚；而选修课则有17世纪英国文学、18世纪英国文学、欧美文学与民族思想、近代欧美文学与社会思潮等。到大四时，必修课为欧洲文学史（下）、英国文字源流、欧美文学批评；选修课则有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欧美文学专家研究等（付克，1986：60-61）。

从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来看，其主要借鉴了当时的英美文学体系，课程很多，且以经典英国和西方文学为主，近现代作品较少，主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与理论能力，较少注重其实践外语运用能力的培养。但因为该校为综合性大学，各个学院开设有大量的课程可以供学生根据个人志趣与爱好选修，往往可以拓展其知识面，这与单一学习外语者相比，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优势，也在他们后来的生活与工作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付克，1986：59-62）。

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1938年2月，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该校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⑦生存时间不足10年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该校设置有英国文学系。其课程主要参照的是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系。

回看其课程设置，第一学年开设有国文、英文、生物学、经济学、西洋通史、逻辑，共38个学分；第二学年开设有英文、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英散文、英诗、一外，共38个学分；第三学年开设有英文、小说、莎士比亚、社会学、语音学、一外，共计36个学分；第四学年开设有英文、西洋戏剧、文学名著（荷马史诗、圣经）、文学课选修、哲学概论，一外或二外，共计33个学分（付克，1986：62）。

与国立中央大学的课程相比，西南联大的英语专业更加重视英文课程，四年一贯制，虽说如此，但其英文课所选材料，也大多为文学或者人文社科方面的名篇。但从总体上看，纯文学类课程大幅下降；注重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这也应该是参照了美国文理兼修的高等教育特点所致（付克，1986：62）。

回顾近现代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所高校的外语（专业）教育，包括后来的延安大学以及华北联大与华北大学等的外文系的教育，对1949年之后中国高校的外语（专业）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次，当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大批有识之士到国外（英国、俄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留学。他们在30年代之后留学归国，很多人在高校任教，对后来中国的外语专业教育，特别是英语专业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再次，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办学，包括办大学（付克，1986：40-41），特别是其中的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也对中国后来的外语（英语）专业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最后，当时中央大学与西南联大英文系的英语专业建设目标与课程设置，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英语专业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本文从“英语专业”教育本身的历史发展轨迹出发，将其70年的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这里简要论述第一个阶段即：1949-1976年。这个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是1949-1956年间，这是英语专业遭到关停并转的时期。

新中国诞生后，因为倡导要向苏联学习，国家急需俄语人才，为此成立了不少俄文专修学校，高校也随即设立俄语专业。从1949到1956年的7年间，各种举措使得俄语教育与俄语专业建设得到飞速发展。

在这股发展俄语的浪潮中，由于缺乏远见与整体布局，东、西方语言专业的建设不仅处于停滞状态，且被严重压缩，出现了严重倒退现象。1952年开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撤销合并了大部分高校的英语专业，最后仅剩9所高校（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拥有英语专业（付克，1986：71；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19-20；戴炜栋，2008：87-100）⑧。不仅如此，中学和大学英语的公共教学严重受挫，规模大幅度缩减。

历史地看，这一时期英语专业教学单位因为院系调整而最后仅剩不到10个，这在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历史上仅此一次，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二）第二个时期是1956-1966年，这是英语专业开始恢复建设时期，也是英语被国家确定为中国学校教育第一外语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新中国逐项事业的大发展，国家开始意识到1952年对西方主流语言的调整存在问题，不利于国家对外交流，于是从1956年开始逐渐在综合性大学与师范院校恢复或增设英语专业。到1956年底，拥有英语专业的高校已经恢复到了23所（付克，1986：72）⑨。当时，国家也在逐步恢复中学与大学中的英语公共课教学。而且，在此期间，一些新成立的高校，如1959年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1960年成立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都开设有英语专业（付克，1986：74；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62、65）。

196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统一思想部署教材编写工作。在此次会议期间，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单位讨论和制定了一份5年制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案。这份教学方案，除了明确培养目标外，对课程设置做了较详细的规定——主要是语言和文学类课程，包括英语语言理论、各国文学史以及英美文学作品选读等（戴炜栋，2008：88）。这样一份教学方案，虽然因袭了过去和西方的英语系的传统，但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的英语专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⑩由于该条例纠正了过去某些“左”的做法，并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各校教学秩序得以迅速恢复。

1962年，出版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统编教材《英语》（1-4册）（许国璋主编），《英语》（5-6册）（俞大絪主编）、《英语》（7-8册）（徐燕谋主编）（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77）。迄今为止，这部《英语》教材依旧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最佳教材（曲卫国，2019）。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各种外语新教材相继问世，对当时全国的英语专业教学以及大学英语的公共教学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付克，1986：75）。

这一时期的第一个大事件是，1954 年在参照苏联高校专业设置的基础上，我国出台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在将近10年之后的1963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和《高等学校绝密、机密专业目录》的报告。在《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中，与英语专业相关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五、师范部分”，其中有“英语”专业，专业编号为050004；二是“六、文科部分”，其中有“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专业编号为060005，备注说明“按语种分设专业（目前已设有29种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至于具体命名，未见有记载。该事件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从国家层面上规范专业名称的开始。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大事件是，1964年10月，教育部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在其中，将英语确定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该《纲要》指出，目前高等外语院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事工作的需要，整个外语教育的基础同国家需要很不适应，呈现出尖锐的矛盾。⑪ 这个《纲要》的发布，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之后7年间英语专业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对从1956年以来8年间的外语专业特别是英语（专业）教育的现状提出批评，认为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该《纲要》不仅高屋建瓴地提出原则、方针、政策，也提出了具体任务与方方面面的要求。在此，我仅举几例。

第一，该《纲要》特别提出了发展外语教育的4条方针，其中第3条是，“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语种比例，学习英语的人数要大量增加。⑫

第二，该《纲要》对于外语专业毕业生的水平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们“应该熟练地掌握第一外语，在听、说、写、读方面受到严格训练，能够比较准确和通顺地口译和笔译一般的政治文件和浅近的文艺作品。第二外语的水平，要求受到听、说、写、读的基本训练，打下初步基础，能阅读一般外文书报。以培养外事翻译为主的高等外语院系，还应该使学生学会外文打字等技术。⑬

第三，正是在《纲要》这个文件之中，提出了要“举办研究班，扩大招收研究生”。在此之后，外语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开始发展。

第四，《纲要》提出，要“新建和扩建一批高等外语院校”。新建的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正是在此之后，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被确定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第五，《纲要》提出，“各地方所属的外语院校、高等师范院校和省属综合大学的外语系，除个别以培养外事翻译为主者外，其主要任务都是培养中等学校外语师资”。这为后来中国地方高校、外语院校等外语专业的建设，指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根据《纲要》的要求，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于1965年6月22日至7月6日召开了专门的会议，研究外语院系的教学工作，以便贯彻执行外语教育七年规划。在此次会议上，着重研究和讨论了高等外语院系——其实质是“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学制、教学原则和教学内容等重大问题（付克，1986：80）。据统计，到1966年，开设英语专业的院校，已经达到了74所之多，英语专业的在校师生人数也有了成倍的增长（戴炜栋，2008：56）。

从今天看，虽然该《纲要》在执行两年后就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外语专业建设的局面，形成了良好的发展事态，但1966年6月“文革”开始，《纲要》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具体措施等也就被迫停止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不难看出，《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对后来乃至今天中国外语（英语）专业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1949年到1965年的17年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缓慢，所招文科研究生大约为14，460人，其中外语学科研究生不足1，000人（戴炜栋，2008：125）。具体英语专业的研究生招生情况与人数不详。目前我所看到的现有最早文献，仅记录了“1956年秋季，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始招收英语副博士研究生”（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51），这里的“副博士研究生”来自于当时苏联的学位体制，它高于硕士学位，在联合国中被视为博士学位（PhD）。⑭在1990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认定留学回国人员享受的待遇时，也把副博士学位等同于博士学位。⑮在接下来的十年“文革”中，研究生教育同样遭到了严重破坏。

（三）第三个时期是1966-1976年，这是外语专业遭到劫难的十年。

众所周知，“文革”十年使中国高等教育遭到严重摧残，在“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等诸多罪名的大棒下，“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等观念盛行，外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期间，很多外语院系停止招生。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70年之后，有一些西方大国如意大利、加拿大、英国、德国等相继与我国建交，特别是1971年10月，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加上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国的对外交往日渐扩大，对于外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1970年7月，北京大学西语系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本年高校招生按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请示报告执行。据此，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8月，北京外国语学院相继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改为3年（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124、126；胡文仲，2009：163）。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在这期间外语专业建设得到严重破坏，但1971-1977年间，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上海、广州等外国语学院和各地很多高校的外语系相继开始招生工农兵学员（戴炜栋，2008：56）。虽然教学质量因为受到各种影响乃至冲击，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也无不充斥着当时的政治色彩，但那个时候的工农兵学员中，有不少人进入了外语（英语）专业。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中走在对外交流前线的精英，也有不少人在高校中成为了外语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这可以说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唯一值得庆幸和令人感到欣慰的地方。正由于此，中国的英语专业教育才没有完全断裂，也才得以薪火相传。

新中国70年英语专业教育历史轨迹的第二阶段为：1977-1999。这是英语专业迅速恢复正常的时期，也是在时代与社会推动下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

随着“文革”的终结，中国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当年起，外语院系的学制改为4年（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133）。这预示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走上正常轨道，并在今后23年时间里快速发展，迎头赶上。在这一时期中，英语专业教育也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达到了自中国诞生英语专业以来的最高也是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是1977-1984年，这是改革开放后英语专业建设的恢复期。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到了对外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为了贯彻此次会议精神，教育部于当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加强外语教育，提高外语教育水平，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各方面外语人才的办法和措施。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后来经国务院批准，于1979年3月29日印发全国。这是这一时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该《意见》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有关外语教育的一份重要文件。其主要方针包括：第一，要在外语教育领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迅速改变外语教育的封闭状态。提出的具体发展思路是，要求在三、五年内改变中国外语教育落后的局面。第二，要大力办好高校的公共外语教育；第三，要集中精力办好一批重点外语院系，使之成为培养水平较高的外事翻译、高校专业外语师资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人才的基地；第四，为了培养高级翻译、研究人才以及高校骨干教师，要求逐步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第五，师范院校外语系、面向地方的外语院校和综合大学外语系都要扩大招生规模；第六，要求加强外语教学法和语言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外语语言方面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科学方面的研究（付克，1986：86-92）。

该《意见》下达之后，正值改革开放伊始，很快推动了英语专业教育的全面开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在短短5年时间中，取得了显著成绩。

首先，1979年4月，国家教委下达了《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综合大学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这是这一时期的第二个大事件。

在这三个试行草案中，规定了这三类院校英语专业培养的目标分别是：外语学院（指外语类院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英语翻译、教师，其他英语工作者；综合大学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英美语言文学研究人员、教师，其他英语工作者；高等师范院校则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英语教师（戴炜栋，2008：62）。从上述三份教学计划不难看出，对于高校的分类及其培养目标是承袭了过去的传统。这是“建国后第一份比较完整又符合实际的统一的英语专业教学计划”（戴炜栋，2008：63）。虽说这是三份教学计划，但它们大同小异，并无本质区别。经实践证明，优点明显，成效也显著，但由于培养目标过于宽泛，专业方向不够明确，所设课程偏重语言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导致毕业生知识面较窄，社会适应能力较弱（戴炜栋，2008；63）。

早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当时的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英语组着手起草有关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最早研制出来的叫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践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78年下半年制定，1979年4月下发各校。这份大纲不再区分学校的类型，是国内第一个独立和完整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后来又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⑯ 考虑到高校英语专业的教学一般分为基础阶段和高年级阶段两个明显的教学阶段，于是教材评审委员会决定，针对两个阶段的教学特点起草两个教学大纲。《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的研制工作始于1984年6月，历经多年研讨和修订。最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与1980年代末经教材评审委员会英语组审定通过，并经国家教委高教司批准后在全国实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于199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实施。这两个教学大纲的出台，是这一时期的第三个重大事件。

实践证明这两个大纲在规范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特别是在对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课时安排以及对学生英语技能的具体要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戴炜栋，2008：152-156）。从今天来看，这是从国家层面所制定的第一份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这两个教学大纲在规范和指导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的教学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订，成为影响至今的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

其次，全国高校的外语语种有显著增加，到1984年年底，已经有34种，这与1949年前后只有十余种形成了对比，包括了西方主要国家的语言；但与此同时，不仅外语院系有英语专业，其他凡是设有外语系科的各类高校，几乎全部都有英语专业。当时，开设有外语专业的院校有以下5类：（1）以外语为专业的高等外语院校，共有10所；（2）带有一定倾向的高等外语院校，共7所；（3）设有外语系的综合性大学，共有32所；（4）11所理工科院校开设以培养科技翻译及理工科公共外语教师为培养目标的科技外语；（5）高等师范院校共有202所，其中174所设置有外语系科（付克，1986：93）。在上述5类高校的外语系科中，几乎全部都开设有“英语专业”。至此，我国的英语专业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再次，研究生教育初具规模。研究生制度于1977年10月恢复，1978年开始招生，1980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开始实施学位制度（戴炜栋，2008：125）。

这一时期的第四个大事件为，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名单，所批准的博士点都公布博士生导师姓名。其中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点有5个，分别是北京大学（李赋宁、朱光潜、杨周翰）、北京外国语学院（王佐良、许国璋）、南京大学（陈嘉、范存忠）、中山大学（戴镏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卞之琳）。同时，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点28个（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208）。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硕士学位点中，出现了1个“特殊用途外语（英语、法语）”（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还出现了2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210）。从今天看，这大概算是“特殊用途外语”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点最早出现在正式的文件之中。

1984年1月，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点。除了原北京大学增加了赵萝蕤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周珏良为博导外，还增加了2个博士授权点：复旦大学（伍蠡甫）、上海外国语学院（方重）。同时，增加了9个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和1个特殊用途外语（英语、法语）学位点（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249）。

至此，拥有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有7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时，有37所高校拥有“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如果把“特殊用途外语（英语）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也算在内，则为41个。“自此，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后高层次英语人才培养的序幕”（戴炜栋，2008：83）。也对我国外语教师队伍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胡文仲，2009：165）。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经过国务院评审出来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方面的博士生导师共计13位，分别是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赵萝蕤（北京大学）、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嘉、范存忠（南京大学）、戴镏龄（中山大学）、伍蠡甫（复旦大学）、方重（上海外国语大学）、卞之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我国学界的泰斗级前辈。他们寥若星辰，虽然从旧中国走来，但不少人在解放前都已经是著名作家、知名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达到了自己人生与事业的顶峰时期，无论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都为新中国的英语专业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来全都成为英语界德高望重的师之楷模。

最后，从这个时期开始，各类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了按类培养的模式：1）外语院校，主要培养外语翻译、教师和其他外语工作者，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外事和中国文化交流的工作者以及学校教师；2）带有专业倾向的外语院系，主要培养外贸、外交、海关、旅游等方面的翻译人员；3）综合性大学外语系的培养目标，是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师、研究人员、翻译和其他有关的外语工作者；4）理工科大学科技外语系科的培养目标，是科技翻译和高校公共外语教师；5）师范院校外语系科的培养目标是，本科主要培养高中外语师资，专科主要培养初中外语师资等（付克，1986：121）。这样的分类培养模式有其历史传承性，同时也符合各个高校办学的特点，有助于各个高校的英语专业教育找到自己的特色所在。

需要强调指出是，这期间出现了我称之为的英语专业的第一次“裂变”。

自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代初，一批中央和地方理工类重点大学率先开办了“科技英语”或者“专门用途英语”。⑰于是，开始出现“科技英语专业”，一些高校还有“科技德语专业”、“科技日语专业”等（付克，1986：120；戴炜栋，2008：113）。这是我们从传统走过来的“英语专业”，在其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专业内部生发出来的“专业裂变”。这标志着“英语专业”从过去以经典文学为主要学习宗旨的专业，开始走向了应用型为主的“裂变”，而且是成规模的“裂变”。然而，这还是英语专业的第一次裂变。

（二）第二个时期是1985-1999年，这是高校外语专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也是英语专业发生巨变的时期。英语专业由过去培养单一的语言人才，开始走上了培养以英语为主的复合型人才的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也是英语专业教育快速发展时期。扩招导致学生人数激增。高校的规模迅猛增大。这一时期来自国家层面的两大工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国家教委于1993年7月发出《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简称“211工程”。1998年12月，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简称“985工程”。由此，中国高校被分类为“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凡是这两类高校中的英语专业大都借助所在高校的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春风而得到了飞速发展的机会。

随着改革开放所呈现出的爆发力，中国在各方面都全面发展，对外开放交往急剧增加，过往以单一的英语语言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毕业生，就难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迫切需求，遂引发了这一时期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大讨论与大改革。

这一时期的第一个大事件，是本科专业目录修订稿的出台。1985年，国家教委开始着手修订《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到1987年形成了《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在这份专业目录中，外语学科被分为4大类：外国语言（外国语言文化）类、外国语言文学类、专门用途外语类和语言学类。每一类下面又各有若干个专业，总计48种。其中，与英语专业有关的本科专业有7个，分别是：英语（英语语言文化）、英语语言文学、专门用途外语（科技）、专门用途外语（旅游）、专门用途外语（外贸）⑱、专门用途外语（外事管理）、语言学（戴炜栋，2008：63-65）。

通过这份目录，我们不难看出，它对于外语专业有关的专业与方向做了明确划分，对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也做出了不同的定位，这成为后来各个高校人才培养、专业调整、教学评估的重要依据。从此之后，各个高校都开始根据各自的特色，大规模开设英语专业。正是在这一时期，除了“科技英语”专业获得确认外，“旅游英语专业”、“外贸英语专业”、“外事管理英语专业”等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英语专业全面开花的崭新局面。由此，英语专业已经再次突破了原有的内涵与外延，为此，我把这次改革称之为英语专业的“第二次裂变”。

如果说前一个时期的走向应用型还是尝试性的，仅只是在十余所理工科院校所进行的小规模改革，那么，这一次则是从国家层面所提出的宏观要求，大多数外语院校走在改革的前列，几乎所有高校包括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等的英语专业都发生转向或者有所转向，“应用型”、“复合型”成了这一时期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热词与关键词。从此以后（甚至到如今），有关英语专业的讨论与英语专业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一直在路上。

稍微做一下梳理，这一时期英语专业本身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过于单一的四年制学制有所改变，变为富有弹性的学制。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在继续实行4年制的同时，试行分级教学，采取考试选拔、单独编班的形式，对部分基础扎实、专业可塑性强的同学实行三年或三年半学制，缩短了培养期限（戴炜栋，2008：17）。

其次，在人才培养上，从过去单一的语言人才向着以英语为主的复合型人才转向。当时中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形势与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变，经济建设成为主战场，这对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进而引发了中国英语专业教育的重大改革。这些都表现在了培养方向、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

最后，从单一语言专业教学向多科或复合型专业的转轨，事实上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有些是在（英语）语言教学的基础上加设方向性课程，形成（英语）语言加辅修专业或者（英语）语言加专业方向这样的模式，而有些则是在辅修或方向性专业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专业，并颁发该专业的证书，即形成外语（英语）加专业或者专业加外语（英语）的转轨（戴炜栋，2008：18）。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大事件，是1998年教育部以高教司文件的形式颁发了《关于外语专业面向二十一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该《若干意见》认为，21世纪的外语人才应该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征，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戴炜栋，2008：66）。该文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首次提出了“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这既标志着国家对于高等外语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定位，也预示着在新的世纪到来之时，高校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努力方向。

从此之后，大多数外语院校走上了拓宽专业——即由单一的外语专业教育走向多科性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变革之路，大体上形成了：外语+专业知识；外语+专业方向；外语+专业；专业+外语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戴炜栋，2008：19）。在这场改革浪潮之中，英语专业教育首当其冲，发生了巨大转向，很多高校都在这场改革中把英语专业建设成了以应用型为主的语言类专业，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做出了较大改变。

这一时期的第三个大事件为，1990-1991年，高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推出，成为衡量英语专业学生的标志之一，受到了当时各校的积极响应。1992年年底，《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开始研制，1994年出版发行，成为了教学大纲的配套文件。

从1980年代中期到世纪末，也是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1986年起，国家教委组织专家研究和制定研究生的学科和专业目录，1987年6月，《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草案）制成，其中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术思想端正的高校教师和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人才，以及在其他部门从事英语工作的专门人才（戴炜栋，2008：133）。1986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第三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除了原有的博士点增加了博士生导师之外，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增加了北京师范大学（郑敏），同时增加了2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王德春）和广州外国语学院（桂诗春）。增加了16个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还有5个“特殊用途外语（科技英语）”硕士点、1个“特殊用途外语（外贸英语）”硕士点和2个“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点（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1993：321-323）。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9次会议决定在我国设置专业学位。专业学位的建立和发展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从原来只重视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向既重视学术型人才又重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转变（戴炜栋，2008：126）。1992年3月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点》的通知，提出要把硕士生教育仍然作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相对独立的阶段，同时要大力加强博士生教育，加强博士点的建设。从此以后，博士生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博士生导师的审批权也逐步下放到学校（戴炜栋，2008：125-126）。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看到各个高校的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硕士学位授权点都有较大数量的增加，招生规模增长很快、人数较多。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原国家教委在原外语专业教材编审组的基础上，组建了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外指委），下设英语、日语等8个指导组，这些指导组后来改称为分委员会。外指委及其各个分委员会在中国外语专业教育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70年英语专业历史轨迹的第三阶段为：2000-2012。进入新世纪，是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注重内涵式建设与发展的阶段，是国家大力发展小语种的时期，也是英语专业影响力下降、遭遇专业危机的时期。

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国家逐步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的外语专业教育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小语种专业得到大幅度增加。而与此同时，随着多年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大力发展，凡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大都达到了一定的英语交流水平，加上自改革开放之后的全民学英语的浪潮始终未退，导致英语虽然依旧是高校第一外语，但英语专业在高校中的重要性和社会对其毕业生需求的迫切性则连年下降。如果用曲线来表示，从1949年以来的发展轨迹看，英语专业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到1980-90年代达到顶峰，但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则处于迅速下行的局面。因此，英语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讨论英语专业所面临的危机问题。现今人们所讨论的英语专业的危机，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英语专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然而，这个时段恰恰又是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时代。因此，我们看到英语专业教育在这个时候既直面各种困难与难题迎难而上，又在内涵建设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几年间，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二十一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得以全面实施，外语专业教育的多学科改革、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发展方向被完全确立。它为外语专业特别是英语专业教育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拓宽了外语专业教育的范围和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输送了大批多学科的涉外人才（戴炜栋，2008：28-29）。

这一时期的第一个大事件是，2000年3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经教育部高教司批准颁布实施。这是在原有两个基础阶段和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基础上修订而成。该《大纲》明确提出，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的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该大纲所作的各项规定对全国各类高等学校的英语专业均有指导作用，其中所特别强调的要更加重视“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创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外语复合型人才，在当时掀起了新一轮英语专业改革的浪潮。这种观念对时至今日的人才培养，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大事件是，为了与新修订的《教学大纲》相匹配，原来的《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也从2002年开始进行修订，于2004年3月推出了《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和《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为了对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进行测试与评估，2004年年底，《高校英语专业四级口试大纲》出台；2005年《全国英语专业八级口试与口译考试大纲》正式出版。

从新世纪开始，高等院校开始注重内涵式建设。2001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003年，又下发《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高校推出精品课程建设；2004年底，教育部推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三个文件为提高教育质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也预示着中国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外语（英语）专业教育开始推出“质量工程”建设，以确保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注重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完善培养方案、加强教学管理和丰富教学手段。这一时期，坚持“学科为本、特色先行”，以学科发展为核心，注重专业的特色建设，标志着中国的外语（英语）专业教育开始走上了有特色的办学之路，共同营造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戴炜栋，2008：22-23）。

也是在这一时期，英语专业发生了“第三次裂变”，衍生出了“商务英语”与“翻译”两个本科专业。我们知道，“商务英语”历经久远，但“商务英语”专业则是在2007年经过教育部批准作为目录外专业开始招生的；到2012年，教育部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将“商务英语”正式纳入到外语专业本科招生目录之中（邢丽华杨智新，2015）。“翻译”作为本科（而非研究生阶段）专业的招生，是在2005—2006年间出现。2006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首批于2005年度获批设置四年制本科“翻译”专业的院校，有复旦大学等四所高校，学位授予门类为“文学”。这是教育部首次批准在高校设立本科阶段的“翻译”专业（杨晓荣，2008）；后来，也是在2012年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中，“翻译”专业正式被纳入外语专业之中。因为这样两个专业的出现，“英语类”专业——即涵盖“英语”、“商务英语”与“翻译”这三个本科专业的统称——的名称开始出现。

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也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反思。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更趋多样化与多元化。人们认为高等教育不仅是培养具有技能型的工具性人才，而是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成人”与“成才”并举，重视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时代要求的指引下，高等外语专业教育以此为出发点，从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入手，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关键性转变（戴炜栋，2008：24）。

这个时期的外语专业教育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转变，推广以学生成长、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取向。因材施教、培养个性，为学生提供广阔与自由的学习与发展空间；其次，实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统一和融合。正是在这个阶段，包括英语专业在内的整个外语专业教育开始引入通识教育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价值取向、社会责任、理性精神、人文情怀等品质；再次，实行学分制改革，建立更加弹性化的教学制度（戴炜栋，2008：24-25）。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英语专业影响力严重下降、也是其发展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到了专业危机的时候。发生这场危机的缘由如下：

第一，英语学科本身面临危机。如果以外语类院校为例，他们在原有的外语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之外，增加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还增加了诸如新闻等专业。而在对这些学科与专业的学生的培养目标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和指标是要求他们的外语（一般英语是首选）必须要达到英语专业的基本要求。这对英语专业形成了巨大冲击，因为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实际上成为了“英语+专业”型人才，而英语专业毕业生如果没有自行辅修其他专业，则相当于成为了一个单一的语言类人才。

第二，公共英语教学强力发展。应该说，从改革开放之后，高等院校就极其重视公共英语教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更是有了更为贴近时代需求和学生实际需要的改革，也对他们达到一定的水平提出了具体要求。在中国优秀的大学中，同学们的英语水平普遍很高。这同样对英语专业形成了很大冲击。

第三，专业选择多样化与国际化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强劲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经济、商学、金融、法律等社会科学成为新时代的学科热门增长点。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出国热”不断升温，加上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高校在新世纪与国际交流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很多高校不同专业的优秀大学生在校期间都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毕业之后，很多人可以选择到国外去继续深造。因此，过去热门的英语专业，在上个时期80、90年代曾经一度发展到单个学院可以招生上千人的热门专业，一步步受到冷落，第一志愿上线率也在逐年下降。

以上诸多原因，造成了让英语专业师生感到困惑的难题：英语专业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适应时代的需求？同时，“英语复合型人才”的理念、提法与培养目标，在培养过程也遇到了实际的问题，学界对此展开了诸多学术讨论。大家对此质疑的焦点集中在：复合型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往往把英语当做了工具，仅只注重技能训练，人文知识与素养缺失，丢弃了语言文学/文化的传统特色；过分关注市场需求，忽略了人才的整体素质的培养；过多新专业的课程设置，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语言水平（戴炜栋，2008：70）。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诸多学者开始思考并提出，英语专业作为人文学科，应该坚守人文特点。“英语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致力于重点培养人文通识型或通用型英语人才，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兼顾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而“所谓通用型英语人才是指英语技能熟练全面、人文素养深厚、知识面宽广、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较快适应各种工作的专业人才”（胡文仲 孙有中，2006：245）。这种带有与应用性、复合型的人才培养观念针锋相对的思考与讨论，深化了新世纪与新时期英语专业教育改革，对于如何定位英语专业，如何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使英语专业适应时代的需要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这样的讨论也对后来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新中国70年英语专业历史轨迹的第四阶段为：2013-2019。2013年被誉为中国走向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对外语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快的要求，英语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在这短短6年的时间内，教育部从国家层面下达的指令性文件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外语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外语专业教育方面的大事不断，应接不暇，而外语教育的改革正在面向新的时代，在重新出发。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19]该文件要求把立德树人的要求落到实处，充分发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提升综合育人水平。应该说这是新时代国家注重本科教育，落实课堂改革，加强立德树人的第一声号角。2018年6月，教育部召开了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上，“金课”、“水课”成为热点词汇（吴岩，2018：4），随后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巨大波澜。2018年9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 2号）⑳ 等文件，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等一系列举措，要求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核心点，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方针与政策。

这一时期的第一个大事件为：2017年9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17] 2号），㉑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单就“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来看，进入“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高校有6所，即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延边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这个数字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比持平。若把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也纳入在内，那么，进入“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的高校还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另外，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有42所，他们几无例外全都拥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即便其中一些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并没有进入所在高校的一流建设学科，但相信这些高校都会重视或者至少不会忽视外语学科发展之于一所高校的重要性，全校其他学科的发展或多或少也都会带动外语学科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说：“双一流”将为外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带来极好的发展机遇（郭英剑，2018：1）。而必须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无论是“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中，英语专业几乎全部是该校或者该学科最为强势的专业，因此，这不仅为他们所在高校的外语学科也必将为英语专业与英语学科带来绝佳的发展机遇。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大事件为，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试行）》，㉒从此设立了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这是外语专业各个学科一个划时代的变化。过去作为一级学科的“外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按照语言种类来划分的，比如“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等。这样的划分不无道理，但其内在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就是过于强调了语言的区分度，导致人们忽视了语言学研究之间、文学研究之间以及不同国度文化之间所具有的相通性和互通性。这次新的划分，打破了语言之间的界限，突破了外语学科的传统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言，新的学科划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语学科的内涵，也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戴炜栋，2019）。

我个人认为，“双一流”是难得的一次发展机遇，将为包括英语学科在内的外语学科创造出光明的前景，他们也必将会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将会带动全国高校外语学科的未来发展（郭英剑，2018：1）。

这一时期的第三个大事件为，2018年1月《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㉓出台。所有的外语专业，按照外语类专业“国标”的定义，其“学科基础包括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这就对所有外语学科究竟是什么做了严格而科学的定义。就此而言“英语专业”就应该是学习和研究英语语言、英语文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专业，具有跨学科特点。当下，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2018—2022）正在制订各个英语类专业（英语、商务英语、翻译）的《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南》，年内应该可以面世。这将为英语专业的规范性建设与发展树立新时代的标杆与边界（郭英剑，2019b）。

这一时期的第四个大事件为：2019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18号），㉔决定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2019-2021年，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根据统计，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中，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拟建设数量为609个，仅少于工商管理类专业（674个），位居第二，高于计算机类专业的数量（577个）。㉕虽然在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中，并未标明要建设多少个英语专业，但英语专业作为其中的第一大专业，未来至少会占据半壁江山的猜想将在情理之中。

这一时期的第五个大事件为：2019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㉖该公报称，为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推动学位授予单位快速响应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加强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办出特色和优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2009年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对二级学科设置办法进行了改革，学位授予单位可在获得授权的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与调整二级学科和按二级学科管理的交叉学科。根据其中“自设语言类二级学科名单”来看，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名下，有不少学校自主增设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北京大学）；“语言政策与规划学”、“汉语国际教育”、“国际法律与区域治理”、“国际商务与区域治理”、“国际关系与区域治理”、“国际传播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上海交通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全球传播”（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过去并不常设的二级学科。这极大地拓宽了外语学科的边界与界限，其中有很多学科都会涉及到英语学科与英语专业，因此也增添了英语学科与专业的跨学科特点。由于这些都主要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二级学科，因此，尚未见到其对英语专业本科教育的影响。

通过上述五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摆在中国英语专业教育的面前，这无疑意味着英语专业教育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然而，在这样一个绝佳的发展机遇时期，英语专业教育同样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一方面，从1990年代所受到的责难与批评，一直持续到了新时代。近几年，这种批评的声音又在不断走高，且在去年（2018年）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英语学科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郭英剑，2019b：241）。在各种学术期刊与学术会议上，几乎所有专家都在讨论英语专业的改革。另一方面，人们也的确看到了英语专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由于“英语类”专业名称的出现——且涵盖了“英语”、“商务英语”与“翻译”（单就语种来说，主要以英汉与汉英翻译为主，属于英语专业的范畴）三个不同的本科专业，各自具有不同的专业代码，因此，我们通常所称的“英语专业”，变成了“英语类”专业之一种。那么，如果说先前的“科技英语”、“外贸英语”、“外事英语”专业的出现，压缩了“英语专业”的空间，那么，现在“商务英语”与“（英语）翻译”专业的出现，自然又占据了“英语专业”的一些生存空间。现在，有不少学者提议将“语言学”设置为一级学科，㉗如果此事成真，那么，“语言学”从现有的英语专业分离出去，将成为挡不住的趋势。如此一来，英语专业教育还剩下什么内容？未来学生仅只学习文学与文化？英语专业究竟何为？究竟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果仅只学习文学，还会有多少学生来选择英语专业？这些，都将成为当下英语学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认真面对，并作出回答。

需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虽然人们看到了英语专业教育在萎缩，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所有经过裂变而分离出去的新专业，都是从英语专业中走出去的，现在，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还在英语类专业的名下，与英语专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英语专业教育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的英语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处于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英语专业教育同样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在这样的时刻，预测未来英语专业该如何遵循其自身的教育规律，如何进行改革创新，我们需要厘清如下五大基本问题。

第一，要站在国家乃至民族发展的高度看待英语专业教育。回顾70年中国的外语专业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中国的外语教育与外语专业教育，几乎所有历史不同时期的外语专业教育的高低起伏与飞速发展，都与国家当时出台的相应的外语专业教育政策息息相关。这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专业发展中，英语专业不算作之最也无疑是其中之一。可以说，英语专业教育的历史发展，从未脱离开过中国国家乃至民族历史发展的命运。为国家与民族培养优秀的英语人才，是我们70年来坚不可摧的价值与理念。这一点，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该毫不动摇。

因此，看待英语专业教育的未来发展，站位要高、视野要宽。在新时代的今天，一方面，要认真思考英语专业教育究竟该如何面向未来，如何为国家培养新时代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也应该去思考英语专业如何承担国家所赋予的语言战略的使命，如何对未来发展做出战略性规划，如何培养能够到国际组织中去工作的多语种人才，如何在对接国际、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要厘清英语专业教育的本质与核心素养。从历史上看，新中国70年英语专业教育历经“三次裂变”，早已不是从前的英语专业了。今天，我们既不能一味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之中感时伤怀，也不能妄自菲薄地在发展中丢失了英语专业教育的根本。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必须要理清楚：

首先，何为“英语专业”？如前所述，从一般定义上看，“英语专业”是学习和研究英语语言、英语文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专业，具有跨学科特点。但若仔细辨析，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英语专业不仅是学习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家的状况，凡是与英语语言有关的，凡是用英语表述的，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加上其跨学科特征，这就把她与所有学科专业联结在了一起。

其次，“英语专业”的特长何在？就语言专业的工具性特征而言，“英语专业”的最大特长，自然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听说读写译”能力的综合培养。我一直以为，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可以不必要求他们的口语多么标准、语法多么正确（当然学术论文例外），只要能够较为流畅地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就可以了。但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要求就太低了。我们应该也必须对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再次，“英语专业”的属性何在？很多人把英语专业教育当做仅只是学习英语的专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上，因为多次强调实用性，也导致英语专业朝向了技能性方向发展。在这里，很有必要厘清一个基本事实，即英语专业（依如所有外语专业）是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特征的专业，可谓双重价值并存。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前者是基础与特征，后者是保障与属性，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两者缺一不可（郭英剑，2019b：243）。教育的根本是立德树人。作为人文学科的语言教育，除了使学生具备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外，更应该注重启迪其思想、熏陶其情操、温润其心灵、教育其责任等重要职责。

除了“工具性”与“人文性”之外，我在这里还想提出一个新观点，即英语专业还具有“综合性”特点，即她能够把英语专业以及与其相联的各部分各方面和各种因素都联系起来，从而帮助人们去考察其中的共同性和规律性。比如通过英语语言学可以研究中文语言学现象；通过英语文学译本，可以研究世界文学等等。因为具有这样的“综合性”，英语专业才能够使人进入跨学科的领域，也才能够在各个领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其专业才能。

最后，如果如上所述，那么，英语专业是否过于宽泛了？“英语专业”的“核心素养”到底是什么？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别人没有而我独有，别人也有而我强大。过去学界一直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英语专业究竟应该实行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我个人认为，正如所有大学本科的专业，英语专业应该以通识教育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失去作为语言专业的特征。比如，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所具有的“核心素养”究竟是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用外语去言说与写作”（郭英剑，2019a：17）。对于英语专业教育来说，用英语去言说与写作，就应该成为我们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之所在。同时，具有“跨文化能力”也应该是我们英语专业的基本素养。所谓“跨文化能力”是指在两种乃至两种以上的跨文化交际语境中，我们所培养的英语人才能够了解和理解两种及其以上目的文化的语言特征、思想表达、社会规范、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进而能够有效地与对方进行交流并达到交际和思想沟通的目的。这种能力，既应该成为英语专业人才所必备的异于他人的一种能力，也应该是我们作为语言专业的人才进入异域文化中所具有的一种专业特长（郭英剑，2019b：243）。

第三，要处理好“英语”与母语的关系。处理好“英语”与母语的关系，其实质是要落实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路径之一。当今语言类学生，必须要把握时代脉搏，立足当代中国，放眼世界，才能运用好双语，传播好中国声音，才能真的阐释好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

我们知道，除了少数民族之外，中国绝大多数英语专业的学生的母语为汉语。无论母语是否为汉语，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学习好自己国家的官方语言——汉语。多年来，英语专业教育中的一大缺憾就是母语教育的缺位。这造成一些学生英语专业没有学好，母语教育也不到位，而有些学生英语专业学习成绩不错，但因为母语掌握不好，反过来也影响了在母语与英语之间转换的能力表达。

在今后的专业建设中，应该大力倡导英语专业的学生既要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要热爱并学好自己祖国的官方语言文字，更要能够通过书面表达运用好自己的母语，这样才能真正在未来走向世界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也才能够在中国语境下讲好世界故事，传播世界文明。

第四，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所带来的冲击。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带给了外语专业发展的绝佳机遇，同时，也让英语学界、翻译学界感到责任感、危机感与压迫感并存。无论是机器翻译还是人工智能，它们与英语有关，与翻译有关，也与技术有关。

今天是一个人人都会说英语的时代，更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机器翻译显露出要取代人工翻译的趋势的时代。在外语界与翻译界，不少学者对机器翻译的出现，以及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不说嗤之以鼻，至少也有不少是不屑一顾的。对现在机器翻译中所出现的错误或者闹出的笑话，总是不缺乏鄙夷。但这种怀疑也好，推崇也好，嗤之以鼻也好，都不重要。我们大体上都可以看到人们的焦虑所在。更重要的是，不少学生会问：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学习英语或者其他外语，究竟还有什么用？换句话说，在当下信息技术的改革时代，机器翻译带给英语学科、翻译学科的危机，是我们所必须要面对的。

第五，要朝着培养学生具有多语种能力的方向发展。所谓多，“三”以上为多。过去，我们的英语专业像所有其他外语专业一样，都要学习二外，因此英语专业的毕业生都算是“双语人才”。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毕业生的第二外语能力极其有限，很难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作用。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三：一是我们从思想上对二外重视不够，没有把它提高到作为第二外语的能力水平去看待；二是没有在课程设置上予以足够的课时；三是学生思想上重视不够，行动上也未见用力。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个人以为，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仅有英语是不够的（郭英剑，2019b：246）。2019年4月，教育部高教司印发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9年工作要点》。㉘其中关于振兴本科，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在该文第七条“推进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中说，服务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与推动形成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选拔、推送、使用的全链条，为国家战略培养和储备“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人才，为此，要在22所学校推进试点工作，全面深化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在有条件的高水平大学推动开设第二、第三公共外语课程，提高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推动开设第二、第三公共外语课程。也就是在英语之外，要开出比如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等的课程来。

我个人以为，这不仅对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对于英语专业的教师和英语学科来说都是一剂清醒剂，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我们需要面对是这样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未来，一名非英语专业的人不但要掌握英语，还要掌握第二、第三外语，那么，我们的英语专业该如何发展？！这一定是英语专业教育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为此，英语专业与英语学科的同仁必须要对此做出回答。

回顾新中国英语专业教育7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应该对英语专业教育的前辈与名师表达敬意，也应该为英语专业教育在这70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扮演了国家对外开放助推器这样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感到骄傲。在全球化和新时代的今天，英语专业教育必将肩负起新的使命，新的担当，继续走在改革的道路上，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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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Years of English Program in China (1949-2019):

A Historical Survey and Reflections

Abstract: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rough 2019,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glorious course of 70 yea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English Program education in these 70 years, explore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clarify the values and concepts throughout, find the core value and key points that are basically unchanged, discover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Key Words: English Program; English Disciplin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Criteria; Core Competence; 7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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