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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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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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要讲辩证法，中苏对立也为中国外交实现战略调整创造了契机。中苏关系恶化，客观上为我们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机会。在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后，我们又适时地把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提上了日程。

1982年10月，中苏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图左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

回顾1982年后的中苏关系，由于双方都进行了政策调整，中方改变了原来以苏划线的做法，从20世纪70年代的“一条线”转到维持“大三角”平衡，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既同美国发展关系，又同苏联改善关系，但同美苏两家都不结盟或搞战略关系，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占据了比较主动和有利的地位，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中国外交的大格局更符合实际、更成熟、更完整。

中方采取这样的立场也是客观条件决定的。由于中国当时的实力比较弱，同美国和苏联两极没法比。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互以对方为主要对手，并不真正把中国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看待。他们争取中国，不过是希望在相互争夺中借助中方力量，增加各自同对方打交道的筹码。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十分复杂，既互相关联，又相互制约，中苏之间稍有一点风吹草动，美国就神经紧张，并设法进行牵制。所以，中苏关系十分敏感，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中国外交的全局。小平同志当年一再告诫我们要谨慎从事，并曾就此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体现出他在运筹大国关系时对节奏、火候拿捏的高超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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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客观地讲，戈尔巴乔夫等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在推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如果中苏关系在那个时候不及时实现正常化，以后中俄关系能不能适时平稳过渡，也就不好说了。

所以，及时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是中苏双方共同的外交胜利，为后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我们对外关系的格局变得更完整了。

中苏关系正常化还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国家间关系，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这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间关系。中苏两国经过对抗，实际上后来都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变得比过去聪明了，深知不能像过去那样以意识形态划线来处理相互关系。

“吃水不忘挖井人”，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外交大师在前面的运筹帷幄，我们后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面走活中国外交这盘棋。

回首往事，我们不能不赞叹他们的深谋远虑和驾驭复杂外交局面的卓越能力。正是因为他们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我们后面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进行得比较顺利；也正是因为他们及时妥当地处理好了中苏关系，我们今天才可能与俄罗斯形成目前这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局面；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才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办外交，先辈为我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影响力、为赢得中国外交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本的对外关系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讲话精神十分赞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新中国外交60多年的风风雨雨，正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真实而具体的体现。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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