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本科到博士的求学期间一直在攻读理论物理，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可以说是一条一往无前的科研道路，可雷涛却在二十八岁博士在读期间选择离开学校，成为了慢学校的一员，并从慢学校再度整装出发，开启了他作为一名教育人，在生命与生命的连接中的探索。我们邀请到了雷涛来到慢对话。现在他正致力于用对话式学习的方式组织高中学生的课外学习小组。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教育世界。求学生涯：“如果重新选的话，我会选择18岁离开学校”
雷涛一直读的是物理。川大物理学本科毕业后，去了华中科技大学读理论物理的硕士和博士。离开实验室两年后的现在，他仍是会说，“我到现在还是挺喜欢物理的。” 他觉得物理比较简洁——他能够沉浸进去，抓住里面的一些规律，而那些规律恰好又能够解释很多现象。只是他也坦言，到了后面，他感觉成就感很有限。尤其在读研期间，个人几乎没什么成长。他说，或许是自身资质有限，就已有的东西去探索，兴趣很浓；但要在已有的基础上面去做一些新的发现，又太难了。“我个人的能力以及所在的学术共同体，都没有办法支持我去做更多的创新。环境没办法让我沉浸在这种简洁中。”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教育结缘。17年，他带着一些自己老家的大学生，去做老家中学生课外辅导的经历对他产生了带来后续巨大转变的触动。他第一次意识到“我好像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厉害”——无论是在做事，还是在与人沟通等方面。“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从08年到19年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个人是没有多少成长的。”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雷涛如此作结，“如果重新选的话，我会选择18岁离开学校来到慢学校，而不是28岁。”在老家的课外辅导中看见自己各方面的不足之后，雷涛开始了解教育这一块。18年他开始关注慢学校，19年初加入进来，8月份去了安猪那儿当学徒，“我接触外面的世界。可以从19年初加入慢学校开始。”“能够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我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生活或者工作的方式都可以不一样。学校是一个很小的世界，我在里面过着三点一线的日子，接触的不是室友，就是师兄弟，或者导师，是同质化非常严重的一群人。另外我会发现外面的人都好厉害，包括阅读写作做事各方面，跟外面一比，学校里面的人太差了。”走出象牙塔，雷涛正面接下了来自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的冲击，而其中不得不提的一环便是他在慢学校的学习。“跟安猪做学徒，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是特别大的。他帮助我完成了从学校到社会社会角色的过渡，包括价值观、做事方式、人际关系、对教育和学习的理解，都给我带来很深的影响，持续到现在。我现在的对话式学习小组，很多时候也是参考慢学校的。”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学习到了三项重要技能。首先是写作——“我17年初是半天憋不出几十个字。后来因为写日报、写周报，自己也写日记，然后写文章，现在写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一个多大的挑战。”二来是善用“聚焦”的行事方式——“我会聚焦在重要事情上面。我现在发现稍微有一点点乱的时候，就会马上停下来梳理：我接下来或者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乱我就聚焦，聚焦之后就做规划，做完规划就去实践，实践过程中不时复盘，整个过程我会用文档管理起来。”第三则是与他人的交流对话——“我觉得自己打开了很多，以前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雷涛将自己的思考，都放在他的公众号“雷涛的思考笔记”上
结束了学徒生涯之后，雷涛在深圳经历了在互联网行业的短暂尝试之后，进入了一所创新学校工作，“我一开始特别想进创新学校工作，为一所创新学校准备了很久，生怕自己也进不了。”可是进去后呆了一个多月，他发现实际情况跟他想的很不一样。“我想做一些尝试，做小社群，做小组对话......后来发现营造对话的氛围是蛮难的。”他提起一个家校沟通的案例，“恰好案主是老师。我跟负责的老师聊，我是否可以去主持一下，双方都说可以。我事先跟双方都交流了，真的去试的时候，发现大家打不开。我询问他们当下的状态或者感受，他们就说挺好的。他们也不太想去分析这些案例，更多是需要情绪上的支持。”他发现，老师们其实想听到的是，“你没有错，你是对的，不用管就好了。”，而不是去思考家长为什么会这么做，家长的情绪又是什么。当安猪问雷涛遇到同样的情况，会尝试什么不一样的行动时，雷涛答道，“现在我是坚信对话是可行的。我可能会用一些更精妙的方式，更频繁地去做，做一个系列。比如说一周两次对话，一次一个小时，围绕一个主题，找一些同频的人，这样持续下去，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再去往外开展。”当时雷涛还做了一个尝试，便是将自己的工作日志分享到同事群组中，但只有极少数的老师回应了，其他老师都没有什么回应，雷涛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现在回头看，他觉得，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所学校是蛮怕分析的。分析里面会提到不足的地方，而一方面无论学生还是老师，安全区是比较小的，很怕听到他人说学校不好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容易把一些事情合理化，这也是安全区比较小的一个表现。”提到以后会采取什么不一样的行动，雷涛表示会主动找对方聊。安猪点评
大部分人不会看到观点背后的情绪，而是会想，这个观点对我有没有威胁？如果这个观点对我有威胁，即使它看起来从理性上是正确的，他也会找到很多理由去合理化......在信任没有建立之前，去讨论一些有张力的观点是困难的，除非团队文化是开放的，允许各种有张力的观点在这里自由产生，哪怕可能会直接指向某个伙伴工作中的失误，也是允许的。离开了创新学校，雷涛把下一站的标的插在了地图上的惠州。谈及选择惠州的原因，他说，“整个城市很生活化，而深圳更像是一个打工的城市。而且在惠州也有朋友可以不时聚一下。再加上去年12月初的时候，我组织活动去盐州岛玩，对我现在的女朋友比较心动。她在惠州工作，我想过去那边的话能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这三个理由，我就来了惠州。”然而来到惠州做什么，雷涛也不知所措，“就先呆着。安猪12月底在惠州待了一周做复盘，我们就边吃饭边聊。印象蛮深刻的一次是在江边的福记楼，安猪说我可以尝试去做课外辅导。我当时心里还蛮不屑的。”后来他改变了念头。”事后我自己想了想，我觉得独立教师这个身份还是蛮让我心动的。当时主要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发展以及经济状况：我本身是学物理的，过去4年一直有在老家做课外辅导，再加上我在慢学校这两年，接触的人和学习主题，也是关于教育和学习的。所以我就开始往这方面去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迟疑，雷涛回到了老家。这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他的父亲病了。”我问自己最想聚焦的是哪一块？我发现我还是想做高中的课外辅导这一块，果断取消了寒假班，带我爸去医院调理了一个星期。中间我什么都没想，就发出一张高中课外辅导的招募海报，发出去之后隔了两天，开始做高中的测试，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就开始测试了。”
8个学生参与了测试。在为期七天的辅导过程中，他发现一开始学生们是很不适应的，他自己需要多一点推动 。“我让他们去做题，他们要么不会做，要么呆在那儿不做声，要么就去看答案，也不跟学生讨论.....后来，我发现他们和我自己都打开了，他们会主动分享，特别是在做题讨论的时候，他们开始相互之间讨论，到后来我说你们有没有需要我的地方，都好像用不到我。我发现原来基础很差的同学，成绩二三十分的那种，让他们去做综合性大题，发现他们几个人讨论加上我的一点辅导，他们都能够做出来。这个过程我是有很多惊喜的。最后他们给的反馈，因也是觉得相当好，成绩越差效果会越好。”他把寒假的测试经历整理成推文，发出去之后，收到了很多赞赏和建议。“我觉得传统的课外补习机构是偏灌输式的，我的小组更多是对话式的。另外，我觉得在成绩提升、对知识点的理解、学习动机、自主管理、相互学习这些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在设计和测试的过程当中，雷涛发现他的学生们有两大痛点——“一个是没兴趣，学生是被逼着去学的。“学生他完全是被卷进去的。很多学生都没有什么学习的意愿跟动力。”关于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雷涛总结了两点。首先，跟学生形成平等的关系。第二，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自己更多是给予支持和鼓励。“首先他跟我成了朋友，他也发现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会的话就能得到支持和鼓励，他会有成就感。”安猪点评
如果把学生比作植物，大家都希望看到开花结果，每个生命也都会开花结果的，但可能如果按照传统功利型的培育模式，可能会加一些激素，就不是自然成长了。我在这里只是提供一个环境，土壤、浇水等等。另一个是对知识理解不深，只是通过大量训练形成某种类似肌肉反应式的东西，没有对学科结构内容的深刻理解。”
他提到，“经常上培训班的学生，他会觉得我这种方式很慢。我问他对这个公式怎么理解，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他们是几乎没有知识体系。上周日测试时他们梳理概念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经常去补习班的，他梳理出来的是这一章可能会有哪些题型，基于这些可能会有哪些做题的经验出来。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同学，他几乎没怎么去过补习班，他说的是概念、公式、条件。”安猪点评
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做事情好像不太想做，经常拖延。如果仅仅在浅层去理解，可能我们会学习大量的方法工具。但回到概念层面，有一个动机理论叫自我决定论，提到三个要素：自主、归属、胜任。当我们决定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决定节奏的时候，这是自主归属；当我们能够有伙伴的支持、鼓励和理解的时候，当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去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够激发出我们内在的动机，做事情是有动力去做的。对话进入尾声，雷涛最后特意分享一点——行动起来，不要只想不做。他说，“去年12月底开始做的时候，将近一个月也没有什么行动，我发现在家做的话，行动力是蛮快的。到了会诊的时候，我的行动变得更快了。招募推文发出去之后，我就立马对高中做了调整，知道哪类学生更合适，就调整到了初中，甚至现在推文还没有发出去，我就已经开始带一个初三的学生来做测试。做事要先行动起来，再去迭代。如果不行动，你光去想的话是没有用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传统教育驯化我们，要先学透了才能去解决问题，才能去考试。但真实的生活没有标准答案，答案也不是靠想出来的，一定是自己经历过，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觉得短期比如说一年内，我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困惑。但是对三年后的自己，我发现我是缺乏想象的。这与我的个人特质有关，我偏向于去分析可行性。三年之后的画面是什么？我觉得并不清晰。”不过好在有慢对话。相信雷涛和我们，都会在各自的实践和互相的交流中慢慢找到答案。-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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