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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亲订《新华字典》

语言学 2024-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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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开始前,有关部门曾对《新华字典》做过“自纠自查”的工作。但是到了修订开始后,问题又被扩大了。于是扩大了修改面,提出了400多条修改之处。……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袁亮先生对此有更具体的回忆:  “周恩来看到《新华字典》修订小组送审的第一稿后,见到原字典中的‘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被删去,即要刘西尧转告修订小组: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字和词仍要用。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不能主观,有些知识还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历史,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应该介绍的,不要回避。他还特别强调: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亲自修改《新华字典》1971 年版修订稿的往事,每每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个“世界之最”的背后,一方面,它是当年国运多艰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它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周总理的学识和人格魅力。  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指示和关心,一定不会有现在这样一本还能被历史接受的《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

《新华字典》1971 年版


心急如焚为字典  张稚枫先生曾在国务院出版口工作,从他的回忆看,周总理对《新华字典》的有关指示,都是在 1970年9月5日国务院出版口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新华字典》修订情况之后做出的。  张稚枫先生说:“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国务院出版口负责人。周总理问:‘这么长时间了,字典还没有印出来?对旧字典也要辩证地、历史地看,有问题可以改一改嘛!’”  有关部门关于《新华字典》的修订出版工作进展缓慢。  “1971年2 月11日,周总理又催问:‘工具书出版了吗?《新华字典》还没定下来吗?’”  周总理还说:“《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  “1971年3月23日,周总理又口头指示:‘《新华字典》(试用本)还是早点定下来。’”  袁亮先生回忆说:“周恩来在 1971年4月12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及《新华字典》修订小组时,多次谈到《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周总理说:“你们写几句话,‘试用发行’就行了。”  不难看出,周总理说的“试用发行”,显然是不赞成《新华字典》的修订过多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他希望尽量快出,尽量少改。另外,这也是为了帮助修订者放下思想包袱。亲定原则挽救小字典  在《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开始前,有关部门曾对《新华字典》做过“自纠自查”的工作。  但是到了修订开始后,问题又被扩大了。于是扩大了修改面,提出了400多条修改之处。  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不改不行的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最后修改了64处。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袁亮先生对此有更具体的回忆:“周恩来看到《新华字典》修订小组送审的第一稿后,见到原字典中的‘陛下’‘太监’‘僧侣’等许多词被删去,即要刘西尧转告修订小组:不能认为‘陛下’等都不能进字典。字典是工具书,有它的特点。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字和词仍要用。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不能主观,有些知识还是需要的;人民要了解历史,历史上的一些事物应该介绍的,不要回避。他还特别强调: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  从“字典除确实有错须改外,一般不必大改”这句话看,周总理对《新华字典》的质量确实很放心。  对比 1971年版及1965年版,可以看到,“陛下”原出条目,“太监”原为“监”的例词,1971年版都未加改动。至于“僧侣”,应指“僧”字释义中的“佛教指出家修行的人”,1971年版也未删此语。  从修订者提出的400多处修改意见,到经过周总理干预后确定的较少的改动,可以说,周总理把极左思潮对《新华字典》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的程度。联想到1971年版第一次印刷前的征订数字即达8000多万册,周总理的这一做法,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亲笔订正显功力  周总理对于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指导和关心,不仅仅是抵制了极左思潮对《新华字典》的影响,还对字典修订过的部分文字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  修订附录“化学元素周期表”时,修订小组根据科学院化学所资料列了103种元素。汇报时总理说,现在又发现了两种新元素,是105种了,并让修订小组再去化学所了解。 《新华字典》1971年版的附录,增加了“节气表”,节气表中的日期,编者们没有注明是阳历还是阴历。细心的周总理发现了编者的这一疏忽,特意在“节气表”下加了括注:“按公元月日计算”。这一细节,时隔30多年,参加这一版修订工作的商务印书馆汪家熔仍然清晰记得。他还特别强调,是“用铅笔”加上的。可见当时大家对此事的感触是多么深。  作为政治家的周总理,他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他的广博学问和深刻见地,确实非常令人敬佩。关心定价,情系民生《新华字典》的历次版本,定价都是尽可能低的,出版社考虑到要让广大低收入的读者买得起《新华字典》。到1971年版修订时,周总理对字典的定价也很关心。张稚枫、方厚枢这两位当事者都提到,周总理亲自过问了《新华字典》的定价。张稚枫先生说,周总理在 1971年3月23日就《新华字典》做的口头指示中,还特意询问字典“准备定价多少?”周总理不仅关心字典的定价,要让读者买得起,还体谅出版社的难处。他就如何降低成本做了具体的指示。  周总理在艰难岁月,日理万机,不仅考虑到了《新华字典》的读者,还考虑到了字典的出版发行者。两次接见修订小组代表  1971年3月15日至7月30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了历时138天的会议。周总理在会议召开过程中,两次接见了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部分代表,《新华字典》修订小组的代表都随同参加了。周总理在两次接见中,就《新华字典》的问题都做了具体指示。由此可见周总理对《新华字典》修订出版工作的重视。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退休编审曹乃木先生,当时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也是这次修订工作的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同时担任修订小组第二组的组长。据曹先生介绍,作为《新华字典》修订小组代表参加周总理接见的,第一次是曹先擢教授,第二次就是曹乃木先生。曹乃木先生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见是“在晚上”,第二次接见是“在下午”,与相关记载一致。谈起参加周总理的接见、面聆指示的往事,曹先生的话语充满了自豪。
  1971年版《新华字典》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教育等事业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不能忽略的。事实上,1971年版在出版后,有的内容仍然受到极左思潮的批评。这也可以看出,周总理制订这一修订原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总之,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新华字典》1971年版才得以维护学术的尊严,得以用最低限度的改动,出版问世并服务全国数以亿计的广大读者。以上文字摘自《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125年》之“周恩来总理亲订《新华字典》”一文,段落文字有调整
《新华字典》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伴随国人成长,品牌代代相传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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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文辉

审核:李夏薇

来源:公众号“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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