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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形体的演变与整理规范

李运富

（本文原载《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

汉字构形学告诉我们，汉字的形体构造最初是有理据的，字形与词位的对应大体上也是单一的。但由于汉字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造，写字用字时又往往受到书写工具、载体材料、字体风格、个人习惯、用字环境以及方言地理、人文风俗等等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所以汉字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字的演变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来考察。就历时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某个（些）形体是如何变成了后面的某个（些）形体；就共时而言，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些）形体与那个（些）形体之间是怎样的功能关系。只有弄清汉字形体的历时演变过程和共时功能关系，我们才能对汉字形体进行有的放矢和科学优化的规范。一般来说，汉字规范包括形体规范和功能规范两个方面。功能规范涉及词语派生所引起的孳乳字以及用字上功能分布变化所引起的区别字、通假字等现象，当另文专题论述。本文所论规范只限于形体方面，也就是同功能异形字的规范问题。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汉字形体的历时演变主要有如下几条途径：

 1.简化与繁化。 

所谓简化，包括省并笔画、减略或替换构件、保留轮廓等情况。例如（为减少造字或摹字困难，本文一般不举古文字为例，有些现象只好点到即止，不出例字）“構”简化为构、“為”简化为“为”等；用某种符号来代替原字的某个构件或某些笔画，是古已有之的简化方法，常见符号有“=”“米”“又”“×”等，如敦煌写本“齋”省作、“斷”省作断、“繼”省作継，清平山堂话本“肅”省作、“幽”省作、“縷”省作缕等，现代楷书中“鸡”“汉”“难”以及“赵”“区”“风”等等也正是继承符号代替法而形成的简化字。

所谓繁化，包括笔画增繁和构件增繁两种情况。笔画的增繁多半是出于书写装饰的目的，随意性比较大。增加构件应该有某种构形意图，如“齿”为象形字增加示音构件“止”繁化而成，“蜀”为象形字增加表义构件“虫”繁化而成；但有的很难说得清楚，如战国文字常常赘加“口”“宀”“止”“女”“心”等偏旁，这些偏旁大都只有装饰作用，并无实际意义，整个字形的记词功能也不改变，所以仍然可以看成历时同功能异形字。

 2.同化与异化。 

所谓同化和异化，是就一组字形而言的。同化指原本不同的一组形体变得相同了；异化相反，指原本相同的某一形体变成了一组不同的形体。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构件身上，构件的形体变了，但整个字形的记录功能并没有变化。例如“春、秦、奉、泰、奏”五字的上部原本各是不同的几个构件，隶变后简并同化为一个构件；而“奂、舆、弄、举、承”看似各不相同，其实是异化的结果，在古文字中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构件“廾”（左右两手相对拱）。

 3.黏合与分离。 

所谓黏合与分离，是就某一字形的内部结构而言的。黏合指原本可以分析的几个构件演变后化合成不能再拆分的一个结构整体；分离相反，指原本是一个整体的某些笔画或部件被分离成两个以上可以另作解释的构件。例如隶变后的“襄”字中部、“遷”字右上部、“曹”字上部都是黏合形成的；而“泉”字的“白水”、“龍”中的“月”（肉）、“聖”中的“耳壬口”都是由原来的整体象形分离而成的。

黏合与分离有时并不以构件为单位，而是笔画群的重新组合，从一个形体演变为另一个形体，结果很难说出还有什么理据，这实际上是一种讹变。例如本来象冠冕堂皇之形（或以为象凤羽形）的“huang”字，经小篆上部黏合简化为白，下部分化出王，隶楷遂讹变成“皇”；甲金文中从大（人）两手持毛饰以示舞蹈义的“wu”字，战国简帛文字上部黏合为两横四竖，下部分离为两个木字，小篆中部则仍存大形，至隶楷遂讹变为“無”。“皇”“無”都已成为整体记号字，无法再作构形理据的分析了。或者也可以重新解释理据，但已非原始构形意图。

上述几种情况并非同一标准的分类，所以相互之间允许有交叉。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历时演变的结果，积淀到一定的共时平面里，就形成同一系统内部的同功能形体类聚，从而产生同功能异形字，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异体字。同功能异形字（异体字）实际上包含异写与异构两种不同性质的情况，规范形体时首先需要对特定系统内同功能字的异形情况进行全面的整理和归纳，然后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系统内部的同功能异形字进行整理，首先是要归纳异写字。所谓异写字，是指记词功能和结构属性都相同而只在写法上略有差别（如笔画数量、构件省变、置向或体式等方面有不同）的字。异写字的形成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增减笔画 

即异写字之间笔画数量上有差异。增减笔画可以是一笔，也可能是几笔。有些构件的笔画本来是可多可少的，书手写字时出于一时的手感，无意识地增减笔画，结果形成异写字；也有些构件的笔画或断开或联接，往往引起笔画的增减，从而形成异写字。多数情况下增加笔画都可能带有装饰性，装饰性笔画往往在不同的字形中反复出现。笔画的减少则大都是为了省便。或因草写快捷而省，或因同笔共用而省，或因笔画太挤影响美观而省。

 2.省减间接构件 

汉字的构形理据是由直接构件的功能关系决定的，直接构件以下的构件也就是间接构件不再体现造意，因而也往往变异省减，这种虽有构件差异而并不影响造意的字样，也应该视为异写字。如包山楚简的“遠”字省减间接构件“口”、“難”字省减间接构件“土”等。

 3.变化体式 

所谓体式，是指字形的书写态势，即笔画的衔接方式、长短粗细、方向曲直等等。体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许多字或构件往往呈现几种体式并行共存的局面。如现行计算机字库中“户”字上部一画有的作点，有的作横，有的作撇，这就是体式的变化。

 4.调整布局 

调整布局是指所从构件在摆放位置上有所不同，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内或外，或分或合，或偏居一隅，等等，位置尽管不同，而构件之间的功能关系并不改变，这是有别于异构字的。例如“群”字有的将“君”旁写在上面，但无论作左右结构抑或作上下结构，都是从羊君声，写法不同而已。

其次是异构字的整理。所谓异构字，是指记词功能相同但构形属性有所不同的字。具体地说，就是直接构件不同或者直接构件之间的功能关系不同。异构字可以共时形成，也可能历时形成，只要是专为记录同一词位而造的字，都算异构字。异构字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下述几种情况。

 1.构件数量不同 

异构字的构件或多或少，通常是由增加构件引起的。多出的构件有的能显示某种意义，从而增强理据的可解释性。这种构件可以看作是义符。如楚文字的“秋”或从禾从日作，或从禾从日从火作；“升”字从阜升声，或增从山，或又增止。有的多出构件具有示音作用，如楚文字有字从心骨声，而或增从出，出亦当示音；“上”字或增从尚，尚也是用来示音的。

 2.选择了不同的构件 

构件数量相同、结构方式也大致相同的异构字，其异多半在构件本身。有的选择了不同义符，这些义符一般来说是可以通用或者都与字义特征有某方面的联系，因而选用任何一个都不至于影响字符的记词功能，即字符的本义不变。例如“铲”字或从刀、“呀”字或从言、“奔”字古文原从夭（人）从三止会意，而或体从三牛会意等。有的选择了不同声符，这些声符大都音同音近，具有大致相同的示音功能，故而可以互换。如“线”字或从泉声、“锤”字或从追声等。也有的异构字义符和声符都不同，但其标音表意的功能仍然大致相当，如“迹”从辶亦声，或作从足责声，“裤”字从衣库声，或作从糸夸声，“村”字从木寸声，或作从邑屯声兼意等。

 3.结构关系不同 

结构关系不同往往是采用不同造字方法的结果。例如楚文字“”与“淵”、“臼”与“”，都是在原字上增加了构件，如不考虑历时的因素，换个角度来分析，它们也可以属于结构关系不同的异构字，即“”为会形合成，“臼”为象形零合成，而“渊”“”（齿）都是音义合成。除这种增符字外，别的途径也可以形成结构关系不同的异构字。如“泪”从水从目会意而其异构字则有从水戾声者；“膻”字从月（肉）亶声而异构有从三羊会意者；“岳”字从山丘会意而或体有从山狱声者。

上述异构字之间的三种情况，以第二种最为多见而第三种为最少。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汉字都不是原生的最初面貌，即使甲骨文也是经历了较长时间演变发展的结果。因此，可以说现存任一平面汉字系统都存在大量的异写字和异构字。异写字和异构字用不同的形体记录同一个词，致使汉字系统形体数量增加而功能信息量却没有增加，形体数量的无效增多，必然减少系统构形的区别度，由庞杂带来混乱；对汉字的学习和使用者来说，则无端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明明是一个字，却要识读写记许多形体，这种字形与字义（词位）的非对应性，无疑违背了汉字形义统一的基本原则，从而给汉字的学习和使用带来干扰，稍一不慎，就会产生困惑甚至造成谬误；在当今信息时代，异写字和异构字也不利于信息的编码处理和印刷传播，因为电脑字库越大、字形越多，编码就越困难，要么增加码位，要么出现重码，无论如何都会严重影响汉字输入速度，而且还会提高错误率。总之，共时平面汉字系统内部的异写字和异构字，是汉字形体规范的主要对象。

有汉字演变就会有汉字规范，但演变是自发的，而规范是人为的。汉字发展史上从未停止过对汉字形体的自觉规范，例如秦始皇时代的“书同文”，隋唐时代的“匡谬正俗”与群经“字样”，明清时代的官修字书，新中国的汉字简化和规范运动等。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认为汉字的形体规范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汉字形体规范是针对同一共时平面而言的，因此形体的历时演变只是引起规范的原因而并不是规范的对象，异时平面的形体之间不存在规范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某字在甲乙两个时代形体不同，我们不能用甲时代的形体来规范乙时代的形体或者反之，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规范标准，某形体在甲时代的字系中可能不规范，但在乙时代的字系里却可能又是规范的。所以“形体规范”是一个共时概念，必须以平面的眼光来确立标准。

第二，汉字形体规范是针对整个系统而言的，因此在确定个体字符的形体标准时应该自觉接受构形系统的约束，分层次按类别采取统一的措施，从而避免顾此失彼、相互矛盾的现象发生。例如中古以来汉字用“又”作“奚”“雚”“堇”等构件的代号以达到简化目的，因而出现了“鸡”“欢”“仅”等异构形体。这些形体曾长期被视为俗体，直到现代才被规范为标准形体。从局部来说，“奚、雚、堇”三个构件同化为一个，就个体来说，淘汰“歡”而规范为“欢”，既减少了形体，又简化了笔画，似乎很合理。但如果联系整个字系来考察，把这种局部或个别的简化形体规范为标准字其实并非最佳方案，因为有些字如溪流之“溪”、灌溉之“灌”和谨慎之“谨”不能类推简化，仍然保留着“奚、雚、堇”等构件，这样一来，整个系统的构件形体个数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并且还破坏了构件形体与功能的一致性，容易造成混乱。战国时代的小篆字系里也有一些这类的简化符号及简化字，而许慎在整理规范小篆字系时却没有选择它们作标准体，这种经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当然，对现代汉字简化字系来说，“鸡”“欢”“仅”等已经成了唯一的正体，自然没有再改回去的道理。

第三，汉字形体规范具有相对性和权宜性，可以比较其优劣而并无绝对的是与非。即使被看作非规范的形体，也不是毫无存在的价值，例如在书法上异写字和异构字都可以用来避免重复、调节疏密，从而形成变化多端的书体风格。异构字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所记词位的意义特点，其义符、声符的互换性也有助于对古代音系和古人有关事物类属观念的整理。因此，所谓汉字形体规范，实际上只要求对社会的公开用字活动提供一个可为依据的标准形体层面，而其他形体则可归纳为异写字、异构字等下位层面库存以备特殊需要，所以并非要在整个字系中将非规范形体统统取消。这样说来，经过整理的共时字系应该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属的立体网络，而不是单层次单属性的平面。

第四，汉字形体规范的具体操作在于确定每个功能字位（即记录特定词位的字形单位）的标准形体。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形体能够进入标准体层面呢？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体字样，即在同一字位的字样群中，笔画、结构、写法完全相同而只有大小、轻重、松紧等不影响体式的细微差别的字样；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字位只有一种形体，唯一的形体本身就是标准体，所以无须规范。二是从异体字样中优选出正体，即在同字位的异写字样和异构字样中，依据一定的原则，设定某一个形体为正体，作为该字位的代表，其余的则称为该字位的变体或俗体。优选正体的原则是汉字规范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一般说来，下述几点是应该值得考虑的：第一，结构关系清楚，最能体现字位功能的构造意图；第二，最通行最有社会基础；第三，便于系统分析，在系统中有固定的归属；第四，尽可能照顾简易，但不必一味求简而破坏系统；第五，要有区别度，不能跟其他字符的形体或功能混同（该条内容刊发时漏脱，今补）；第六，要有利于计算机信息的应用处理，现在机用字库中繁简转化不能有效对应，说明原来实行的规范原则并不完善，尚需改进。

参考文献

王 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版，1995 年1一12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次印刷。

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博士论文，1995年油印本。

姜宝昌：《文字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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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玉婷

审核：丛晨晨

来源：“汉字文明”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