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学恂到李弘祺：我所见识的教育史前辈

刘海峰

教育史姓教名史，虽然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但其实既有教育学的属性，也有历史学的属性，因此教育史前辈既有教育学界的，也有在历史学界的。我是从历史学出身进入教育学界的学者，因此不仅见识许多教育学界的教育史前辈，也见识不少历史学界的教育史前辈。雪泥鸿爪，记忆犹新，零星记之。

1977年我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鱼跃龙门，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四年之后又考上厦大历史系硕士生，跟随著名历史学家韩国磐先生研究隋唐五代史。韩国磐先生虽然不是教育史学家，但他在“文革”前发表过三篇科举研究论文，是当时大陆发表科举研究论文最多的学者。后来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唐代科举为中心，之后我研究科举学，与韩国磐先生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学术传承关系。

我于1984年11月硕士毕业，便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与教学工作，第一项任务便是协同潘懋元先生编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i高等教育》。1984年12月底，潘先生派我作代表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陈学恂先生等主持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编纂研讨会议，那次会议得以第一次见到陈学恂等教育史学界的多位重要前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天气非常寒冷，有一个单位时间到张瑞璠先生家里讨论，还烧着火炉。

1985年夏天，我陪同潘懋元先生去浙江慈溪出席杨贤江教育思想研讨会，途径杭州的时候，跟随潘先生一起到杭州大学拜访陈学恂先生。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陈先生自己带着我参观教育系资料室，还特意带我找到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6年出版的日文著作《科举》。后来我于2000年到日本访学半年期间也花高价买到了这本《科举》和其他十余本日文科举学著作。但是在1985年，陈先生带我找到翻看宫崎市定的《科举》，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外文科举研究著作，难能可贵。

 宫崎市定著《科举》，东京：秋田屋出版社，1946年

我首次参加全国性的教育史学术活动是1987年6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教育史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当时我还属于年轻后辈，提交了论文《科举制的遗产》。在参加分组报告的时候，陈学恂先生也在场。主持人说完开场白，便请大家发言，结果好一阵没有人发言，出现沉闷和尴尬的气氛。犹豫了好一会，为了打破冷场，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率先以论文作了发言。后来在讨论推举小组代表去大会发言的时候，大概是陈学恂先生认为我当时就敢于提出科举制有值得借鉴之处，或者觉得我小组讨论勇于打破沉默率先发言难能可贵，因此建议我代表小组去大会发言。作为教育史学界的小字辈，我极力推辞，但陈学恂先生坚持推荐我去大会发言，我只好恭敬从命，结果我这位第一次参加教育史会议的28岁的青年学者，就在全国教育史研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自己印象十分深刻。后来我知道，那个年代在教育史大会上发言的年轻学者非常少，现在想起来，当年那么多教育史学界更资深的学者，陈学恂先生却着意推荐我去大会发言，对我是相当的厚爱。

在厦门大学高教所初期，中国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1986年初至1988年底在职到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虽属于中国古代史专业，但高教所在我尚未报考博士时就明确要求我的选题在隋唐教育史范围内才让报考，而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确定为《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因此实际上我等于是攻读中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学位。1991年，我的博士论文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列入首批“大陆博士学位论文丛刊”出版。该书试图从唐代整个教育、选举制度的系统论述入手，从宏观上进行综合研究；然后分别对三个制度选取几个专题进行微观剖析，并着力探讨三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科举出身与铨选入仕的关系；进而对贯穿于唐代教育、科举和铨选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展开较为专门的讨论，总结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的利弊与经验教训。陈学恂先生看到我在《文献》1990年第1期上发表的一万余字的博士论文提要后，于1990年3月20日给我来信，希望我寄一本博士论文给他。我遵嘱寄去之后，1990年5月4日，陈先生复信说：“尊著对唐代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研究课题等方面进行均进行了新的探索论证及分析，十分精辟，开拓了唐代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潘懋元先生“文革”前的就发表过不少教育史方面的论文，包括杨贤江、胡适、蔡元培、鲁迅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潘先生曾经担任过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的常务理事，1984年11月，还在厦门大学组织召开过专门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理事会议。“文革”后潘先生的教育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同时还强调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性。我曾与潘先生合作发表《高教历史与高教研究》《同文馆与中国近代海关的关系》两篇论文。潘先生的教育史研究特点是古为今用、鉴古知今，这对我的教育史研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1994年，我们在厦门大学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史学术研讨会”，当时熊明安先生、曲士培先生等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前辈都齐聚厦门，使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2001-2003年间，因教育部规划司建议，我应河北省教育厅之邀主持河北省从河北农业大学到河北师范大学大学等6所高校的百年校史论证，基本上每次我都请曲士培先生一起参加。

李才栋先生是研究书院史的前辈。1990年9月，我与李才栋先生在安徽师范大学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组织召开的“中国考试史资料选编研讨会”，会后到九华山游览。我们对那些众多的佛教寺庙没有兴趣，因此两人离开会议代表队伍，单独寻访甘泉书院遗址。那天正好下着大雨，我们登上高高的石阶，最后好不容易爬到书院遗址时，看到的只是葺为茂草的一块平地。所幸我们拨开茅草，发现一泓清泉上方的一块巨石上刻着遒劲大方的“甘泉石”三个字，证明这里确实是明代甘泉书院的遗址，我们俩都相当高兴，觉得没有白来。2003年12月底，应台湾喜玛拉雅基金会与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之邀请，我和李才栋先生、湖南大学邓洪波教授等三位大陆学者教授赴台湾参加“东亚教育与考试传统的特点”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跟李先生有许多交流，其鲜明的个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教育史前辈中与我交往较多的是王炳照先生，他于我有知遇之恩。1994年，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审首次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下放给有关大学。当时处于过渡阶段，还需请校外专家到所在学校来开学科评审会，投票通过后再由学校学位委员会评审，投票通过后再报给教育部，之后还要将名单送给各位学科评议组成员过目，都没有异议，才算正式通过。当年，身为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的王炳照老师应潘懋元先生的邀请，专程从北京来厦门大学，评审我的博士生导师申请。当时全国极少有35岁以下的文科博导，要接纳我这样一个年轻教授为博士生导师，可想而知需要突破一定的心理界限。而我在王老师的主持下顺利通过了学校的学科评审，我也于该年遴选为博导。1994年那批教育学的博导全国只有杭州大学的田正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施良方教授和我三位，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于此始终未敢忘怀，至今感激在心。王先生属典型的燕赵慷慨豪杰之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容乃大，笑对人生。王炳照先生后来与我还有不少学术交往，特别是2005年9月带队来厦门大学出席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6月到黑龙江出席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积极支持我推动科举学系列研讨会的持续举办。2009年10月5日，王炳照先生驾鹤西去，中国学界痛失一位教育史研究的大家，我还专程到北京八宝山参加了王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10月19日，我在《中国教育报》当时为我开设的“学者专栏”上专门发表了缅怀王炳照先生的学术随笔《奖掖后学 薪尽火传》以表纪念。

《中国教育报》2009年10月19日第5版

孙培青先生的老家是福建惠安，与我的祖籍相同。他和郑登云先生都是1951年进厦门大学教育系学习，后在1953年经院系调整到福建师院教育系，1955年本科毕业后又考取华东师大的教育史研究生。因为有这层关系，我感觉跟孙先生特别亲近。1996年孙先生接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之后，将中断十年之久的教育史学术研讨会恢复正常，我也得有更多的机会当面向孙先生请益。孙先生治学和做事都严谨有序，由于他也研究唐代教育史，是我在教育史学会中难得的小同行，因而跟他相当靠近。孙先生曾在90年代末到厦门大学来主持我指导的博士学位答辩，并作过学术报告。孙先生还担任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在我长时间担任所长、院长期间，厦大高教所和教育研究院聘请国内兼职教授只有顾明远先生和孙培青先生两位。在孙先生领导教育史研究会期间，通过不断举办全国教育史学术研讨会和改选理事会，将过去长时间名存实亡的研究会变成一个高水平、有活力的学术组织，对后来全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功德无量。

由于我与海外科举学界联系较多，还与几位海外的历史学界的教育史前辈有较多的往来，其中一位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高明士先生。因为同为研究隋唐五代教育史的缘故，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拜读过高先生惠赐的许多论著，包括《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等，后来他出版的《隋唐贡举制度》、《中国教育制度史论》我也经常参考。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便与高明士先生有文字之交。1998年5月，我第一次到台湾参加两岸青年学者论坛，高先生还亲自开车，与出版我博士论文的文津出版社社长邱镇京先生一起到圆山大饭店来接我，去高先生家里座谈交流，并到文津出版社去参观取书。后来在两岸多次举办的“传统中国教育与21世纪的价值与挑战”系列研讨会、“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还有许多交流互动。后来，我为《科举学论丛》2019年第1辑组稿，还专门做了一篇《东亚科举与教育史研究的交融——高明士先生访谈录》。高先生在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教育史研究具有日本东洋学者注重扎实考据功夫的特色，史料非常丰富，让我等后辈学者获益良多。

另一位海外教育史学大家是李弘祺先生。过去三十多年间，李弘祺先生专治中国教育史和科举史，从宋代开始，而及于整个传统中国。李弘祺先生在台湾大学接受大学教育，之后负笈耶鲁，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化氛围之中，具有学贯中西的宏阔思维，善用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为己所用。从2002年6月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参加李弘祺教授、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传统中国教育与21世纪的价值与挑战”学术研讨会之后，跟李先生就不断有学术往来。2003年12月27日至2004年1月1日，应李弘祺先生的邀请，我又到桃园大溪参加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与喜玛拉雅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东亚教育与考试的传统特色”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科举传统与东亚考试文化圈》的论文报告并主持了一场会议。因为SARS肆虐，2003年真有点流年不利，许多原计划于年中举办的学术活动都不得不推迟，年底到台湾参加的这次会议也是受SARS影响延后举办的一次会议。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学术会议安排在年末岁尾，大概这是2003年台湾最后一个有大陆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了。这导致了我在台北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元旦，回想在新年前夕，与李弘祺先生等三五好友围炉聚谈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

李弘祺先生是我接触和联系最多的一位教育史前辈。从出席在厦门大学举办的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李先生陆续参加了八届科举学研讨会，并担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顾问。特别是他在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于2011年5月，在新竹清华大学主办了第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很少有大陆学者发起的系列学术研讨会能够在台湾举办的，因此李弘祺先生此举殊为不易。

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赠送复制赵秉忠状元卷给第七届科举学研讨会主办方代表李弘祺先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2011年5月）

中国教育史研究需要借鉴国外的众多的研究成果，需要逐步与国际接轨，包括学术规范的接轨。李弘祺先生是一位相当国际化的教育史前辈，对推动中国教育史和科举研究走向国际化贡献巨大，同时也为国际上的中国教育史和科举研究本土化架起了一座学术桥梁，这对我们教育史学界的后辈具有很大的帮助。

回顾过去，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感受：见识教育史前辈可以增长许多见识。

（原载杜成宪、王保星主编《薪传——教育史分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11月，345-349页。本文略有增补。）

编辑、排版：韦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