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

田正平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摘  要：在维新运动的改革浪潮中入塾读书，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走出学堂，朱峙三的求学经历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大变革相始终。作为一名普通的读书人，朱峙三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塾生活悄然变化的亲身经历，对科举制度废止前后在世人心目中地位沉沦的切身感受，对近代学校制度建立之初新旧杂糅、中西并陈现状的独特体验，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教育大变革，深深地牵动着每个读书人的切身利益，对绝大多数普通读书人而言，对待这场变革的态度归根到底是由个人的利害得失所制约的。这段历史留给后人回味的，既有先知先觉者的呐喊和壮烈行动、有王朝末落前的种种自救举措，更有千百万士子的心态变化和社会风尚的转移变迁。对于后者，我们的研究和认识还远远不够。

关键词：废科举  兴学堂  教育变革  士人心态

作者简介：田正平，山西省应县人，1944年生。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首任院长。曾担任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组组长等。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5年获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称号，2010年获浙江省功勋教师称号，2017年被评为当代中国教育名家。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辛亥老人朱峙山的日记，对于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近代社会史的学者而言，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正如章开沅先生在“代序”中所言：“作者自幼读书，成年后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日记的选编有意识地较多保留了这方面的记载。……这些对于研究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于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癸卯学制’，无疑很有裨益。……我相信，这方面的内容将会引起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朱峙三（1886-1967）湖北鄂城县人，1904年考中秀才；1905年考入一年制武昌县师范学堂。毕业后在经历近一年的小学教师生涯后，1906年秋朱峙三考取两湖总师范学堂，直至1911年10月毕业。入民国后朱峙三长期活跃于教育界与政界。朱峙三一生留下63年的日记，计104册。《朱峙三日记（1893-1919）》所选录的正是在传统教育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一位生活在小县城里的青年学子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从底层的视角，折射出这些重大教育变革在民间、在基层所激起的波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大变革时代青年学子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心路历程。

1886年朱峙三出生于湖北鄂城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一位民间医生，一生以行医为业，无恒产。鄂城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湖北省东部，与武汉毗邻。1893年新春伊始，朱峙三入塾读书，像当时的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入学仪式隆重而充满戏剧性：“父亲准备香烛，午初带予至古楼王福堂世伯家上学。予穿马褂，父亲着公服。予先行三跪九叩礼无误，程师松年大喜，含笑曰：‘昨夕在家所教耶？’向师行礼毕，父亲又向程师行拜跪礼。隆师重道，读书人家应该如此。”第一年的私塾生活对于不满七岁的朱峙三而言是新鲜而有趣的，用折叠的硬方块纸片学习认字，背诵《三字经》、《论语》、《唐诗三百首》、《阴骘文》，练习做对子，与塾中同学一起每月朔望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礼，按月给塾师送茶水钱……特别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入塾不久，父亲送他一柄新折扇作为奖励，并在扇面上抄录了两首诗，第一首是“香骢红雨上林街，墙内枝从墙外开。惟有杏花真得意，三年又见状元来。”第二首是“玉殿金门次第开，马前报道状元来。三千宫女遥相望，笑是当年小秀才。”对于朱峙三来说，新折扇是好玩的，而诗的内容实在是太艰深了些，但是，“父亲教予熟记之。”

从1893年正月入塾，至1905年考入武昌县师范学堂，朱峙三在私塾读书前后12年。12年的私塾生活又大致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1902年以前的8年，在私塾接受完全的教育，除节假日外，天天去上学；第二段从1902年开始至1905年，是在私塾附读，即不必天天去上学，只是把自己在家完成的文章拿去请塾师修改批阅。从《日记》里可以看出，前8年的私塾生活，对于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儿童来说，虽然有受到先生、邻里表扬的喜悦，有师生一起背诵唐诗、阅读《水浒》的欢愉，也有从同学和塾师口中获得各种信息的满足；然而，更多的是枯燥单调生活的无聊与无奈、背书的辛苦、作八股文的艰难：“王师一切教书与程师、邱师同。上学时抽签，先后背书。中午写字、读诗、出对联……学生难受益。”“师授诗，从未讲过，令学生熟读背诵，无益也。”“予以八比文为苦，思极窘。”1900年年末，朱峙三总结自己8年读书的收获时写道：“予今年十五岁未满，记此八年中读书甚少。所作八股文止于半篇……至现在唯《礼记》未读三分之一，其余四书五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俱已读毕。中最熟者为《左传》，不熟者为《书经》。八股文熟而能背诵者约四十篇，七家诗熟者约五十余首，唐诗三百首能诵者约二百余首，一字不遗，《古文观止》熟诵者二十余篇，因师所授亦不多。师工篆、隶、草、钟鼎文，有名于时。予亦能书，则受师之益也。”8年的私塾生活单调而平静。

朱峙三在鄂城的私塾里苦苦背书的1893至1900年间，中国传统教育正经历着维新运动浪潮的猛烈冲击。1898年6月以后，光绪帝多次发布谕旨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其重要者如，诏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嗣后一切考试，毋庸用五言八韵诗，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取士，等等。在张之洞的主持下，省垣武汉三镇已在全国率先创办了两湖书院、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学……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近在咫尺的鄂城虽然不时有京城变法的消息传来，但学塾的生活依旧刻板而沉闷，没有丝毫生气。父亲的鞭策是朱峙三刻苦读书的最大动力：“我家两代住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只有靠汝读书寻出路耳。城内之张、涂非世家，皆奋起之寒士，汝当细思之，并效法焉。”他自己也意识到：“寒士求出路在科举，予家夙贫，非如此求学不能弋取功名，为时人所轻视。”全国性和地区性的许多重大教育变革举措，在进入20世纪之前，并未能在紧邻省垣武汉的鄂城私塾里引起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朱峙三的日记告诉我们，除了从北京传来的甲午战败、康梁变法和义和团红灯照的消息使平静的学塾泛起阵阵不安外，师生们仍旧沉浸在四书五经的背诵和八股文的钻研之中。

进入20世纪后的第一年，1901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此后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在10月4日的日记里，朱峙三有如下记载：“朝廷近日已下诏改科举制度，不用八股诗赋取士，师命以后每夕读《古文观止》。”上述记载说明，朱峙三和他的塾友们在上谕发布后近40天才得到确切的消息。消息尽管姗姗来迟，但是，行动却是非常迅速，就在获得确切消息后的第二天，“今日正课，师教予作论，出题曰：‘中国易于富强论’。”五天后，塾师再次在课堂上宣布：“今日正课，师云以后俱做义论，不做八股文，讲求时务，须知吾国大势也。出题：《练兵论》。以后所作俱为整篇，非如八股分半篇、中股、完篇也。”对于20世纪初清政府废止八股以策论试士的改革举措对基层教育的影响，过去学界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事实上，这种影响远比维新运动时期深入而具体，它不仅使在私塾求学的数百万儿童挣脱了紧紧束缚他们灵性的枷锁，而且，由此引发了私塾教学内容的变革。朱峙三在日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证。“八股理法太密，纤巧百出，搭题无情，搭题尤为无用，真洎没人性之灵也。”“自改策论后，予作文如脱羁之马，笔势开展奔放，已不受八比文之种种法制束缚。思想所在，运笔自如。”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改变使朱峙三个人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朱峙三开始广泛阅读时务类书籍，大量吸收新的知识。就在获得废止八股以策论试士消息后的七天后，他即请父亲订购了一份《申报》，因为“该报论说系世界大势及中国应兴革之事。”还四处借阅国内外出版发行的各种报刊杂志。“下午由袁夏生借到郑赤帆所购时务新书，如《中国魂》，《新民丛报》之类，精神为快，可以开文派又一格矣。”“予拜托袁夏生再借数种，如《政艺通报》之类，心思顿开。”当然，塾师态度的改变关系更大，这种改变更多地体现在对学生作文的命题上，通过命题来引导学生的学习。朱峙三在日记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记载：“今日正课题：‘中西互市，利源外溢，将何法整顿商务，挽回利权议’。”“今日正课题：‘铁路一举，于中国大局有何关碍，试确切论之’。”“今日作文：‘神宗变法而国乱，日本变法而国强合论’。”“今日课题为：‘泰西何为君主之国，何为民主之国，何为君民共主之国，试举各国之所在’。”等等。内容是如此之庞杂，有中外贸易问题，有修筑铁路问题，更有中外古今变法成败的比较和世界各国政体的诠释，可以想像，私塾里的学童们仅凭背熟了的四书五经是无法完成这些策论题目的。而题目内容的关注现实和涉猎广泛，从一个侧面说明，塾师们的知识结构也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私塾教学活动的上述变化，说明中国传统教育最基层、最普遍的教学组织，在20世纪初正悄然实现着前所未有的自我转型。

对于传统封建教育的变革而言，无论是由维新志士们推动的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还是由清政府启动的20世纪初的新政改革，两种力量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力量的显现和发生作用则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一定的客观条件。百日维新期间废除八股取士的谕旨没有在鄂城的私塾里激起微澜，而三年后同样内容的一纸诏令却让延续千年的私塾教学内容发生了改变。百年后的今天阅读前人留下的日记，让人对历史的辩证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二、考取秀才的喜与悲

    1902年春节刚过，父亲便让朱峙三跟着他学医，不必再去私塾读书：“今日父亲向予云，今年不读书，须学医。予不甚愿。” “早，父亲命予在药王位前进香毕，检出《医方集解》、《医学心悟》、《王叔和脉诀》[交]予读阅。予烦乱，看亦不入也。”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已经上了整整8年私塾，本来就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难以支撑下去，希望他能子承父业，行医以补家用。而朱峙三却另有想法：“科举在清代为寒士求出路第一门径，以故无恒产者舍此不能脱贫，至于作官则在第二步。”更何况八股试士的取消大大增强了他获取功名的自信心。经过与父亲三个多月的软磨硬抗，最终同意他采取附读的办法，不必天天去塾读书，但每逢三、八需送文章请塾师批改，每季束脩二串文。朱峙三继续在私塾附读一直延续到1905年。

如前所述，20世纪初清廷废止八股诗赋取士的诏令使私塾的学童们摆脱了八股文的桎梏，但科举取士制度却依然存在。朱峙三和他的塾友们贪婪地吸收新知，大量阅读各种新出版的书报刊物，而所有这一切的原始动机却是为了获取各种新的信息，以便使“策论”做起来得心应手。“午后将郑宅借来之《新民丛报》、《中国魂》二种，一一阅读之，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武汉又有贩卖各省闱墨到县来卖者，策论格式体裁如此。予初离八股，学论义，现知取法矣。”把阅读《新民丛报》、《中国魂》作为揣摩“策论”如何写作的“科举利器”，对于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就大声疾呼废八股、改科举的启蒙思想家们来说，实在是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但这确是20世纪初不少仍在科举路上蹒跚而行的青年学子们的共同心态。1902-1903年间的日记中留下了朱峙三购买阅读直隶、浙江、福建、江西、山东等省闱墨的大量记载，凡是他认为写的好的策论，一篇一篇细心琢磨、背诵。一方面用心备考，夜以继日：“此数日在家准备县考，温旧课艺，每至半夜方息。”另一方面，不断有新的消息传来：“报载，派张之洞、荣庆，会同张百熙厘定学堂章程。观其意似欲废科举，办学堂。”“闻……省师范，道、府师范，三简易科，一年毕业。毕业后即派充小学教员，月可得三十元之薪水，必需秀才可考。”这些消息强化了朱峙三参加科举考试、赶上末班车“早青一衿”的决心，因为取得一定的科举功名，不仅有望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科举本非善政，然贫贱之士，小而言之，进学后开贺，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中举则倍之矣。”而且，各地学堂招生限定“必需秀才可考”。这些消息使朱峙三感到，即使科举废止了，个人要想发展，要进新式学堂，也必需有秀才的头衔。《日记》中的记载告诉我们：曾经对千百年来读书士子有过那么强烈的吸引力、为他们展示过无比辉煌前程的科举取士制度，在20世纪初一个县城士子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昔日神圣的光环，此时的朱峙三之所以仍对科考有兴趣，仅仅是为了获得三百串贺礼和进入学堂读书的资格。

1903年，17岁的朱峙三第一次参加童子试，二月县试，五月府试，六月院试，结果是名落孙山。考试落榜的结果让他立刻尝到世态的炎凉：“科举为误人之政策。已入学者为乡人敬重，未入学者，乡人冷眼或非笑之。”1904年再次参加科考，终于取得生员资格，成为一名秀才。获得确切消息的当天夜里，朱峙三辗转反侧、喜极而泣：“三时醒后，思索枕上。偶忆予祖辈为辛苦农家，田少而住宅陋……伤哉！”十二年的寒窗终于熬出了头！那么，秀才的头衔改变了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吗？答案是否定的。接踵而至的各种应酬花销不仅远远超过了他预期的“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而且，从此使家庭背上了新的债务：“今日结清一切欠账，尚差四十串文之数。盖用款之处过多。予入学时，先借王亨甫丈一百两，辗转负利过重也。秋后无他出息，只落得好听之言而已。父亲医道所入亦尽贴用。”“只落的好听之言而已”，这是朱峙三总结自己取得秀才头衔后的真实感受。

其实，朱峙三考取秀才后的命运，折射出的是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的命运，是漫延数千年的封建教育的命运。进入20世纪，“废科举、兴学堂”成为内忧外患胁迫之下清政府实行新政的重要内容，就在朱峙三获得秀才头衔的同一年，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近代学制《癸卯学制》；越一年，1905年9月2日，清廷下令“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近代学制颁布的当年，在科举制度宣布废除的前一年，经过十数载苦读的朱峙山终于获得了秀才的头衔，赶上了“末班车”，12年的私塾苦读搏得了一衫青衿。但是，这衫青衿只为他赢得一些恭贺之词，经济上没有带来任何实惠：“今年入学佥称为幸事、喜事，予则视为受累不少之事也。”在这种心境下，当清廷废止科举取士制度的消息传到鄂城的时候，这位年轻士子表现的异常平静：“前日报载有上谕，立即停止科举，……今日科举已成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完全是一副旁观者的态度！他不是“醉心科举之人”，不会为科举制度的被废止一掬同情之泪！应试只是为了“救贫”，为了获得进新式学堂读书的资格。第一项目标没有实现，他要争取实现第二项目标。事实上，早在政府宣布废止科举之前，朱峙三就另有打算：“吾邑城内人一入学便自大，不读书。予料科举不久即废，欲求时务之学，自以住学堂为有出路。”这些话出自刚刚获得秀才头衔的18岁的朱峙三之口，既体现了时代的变革，更是他亲身经历的感悟，这种感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20世纪初科举制度被废止的历史必然性。

三、学堂教育的新与旧

20世纪初，张之洞治下的湖北省垣武汉三镇，成为全国兴学的模范区域，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江汉书院、自强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学堂等等，星罗棋布；而毗邻武汉的鄂城，1904年冬季才筹办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寒溪师范学堂（后改称武昌县师范学堂）。为了节省用度，朱峙三决定投考本县的这所学堂。根据规定，取得秀才头衔是报考的必要条件，同时，考生年龄需满20岁。为了取得资格，朱峙三只得虚报年龄。全县一千多名考生，朱峙三以第二名成绩被录取，学堂开学时：“师范学生七十三人。鲁香斋年最长，年六十三。予年最少，年十九。” 一年制的速成师范学堂由于开学延迟，实际上只读了7个月，虽然开设了算术、教育学、图画、体操等新课程，但更多的课程仍然是早已熟悉的传统中学内容。再加上师资水平参差，学生程度不齐，课程开设不全，对于朱峙三而言，多半年的新式学堂生活实在有点大失所望：“师范班期短，今夏又耽延多日。教习缺乏日本文，仅识得片假名、平假名而已。因阮堂长在东京所学仅半年，其空洞之教育学实无用也。日本文化贩自欧美，中国则转而贩买之，所得几何耶？”1905年底，朱峙三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速成师范学堂毕业，取得了做小学正教员的资格，1906年初，朱峙三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执教生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份工作，除负责学堂的日常管理之外，还担任文学、地理等课程的教学，“忙碌异常”。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诸生读书均有进步，较胜于私塾读旧书也。”“予与何先生殷勤教授，诸生进益者多。” 但是，毕竟只接受过一年的新式教育，在教学中他深感知识的不足：“予在县师范毕业第一名，然所学甚少，盖教予者均出洋短期学生，彼所得亦无几也。非求高深学问，以后难于立足新时代矣。”“科举停止以后，举贡生员已定考职出路。朝廷变法图强，逆料将来读书人，除求高深学问无上进。” 教学实践的体会，使朱峙三进一步认识到必须继续接受新式教育、求得高深学问才能在“新时代”立足；另一方面，改变日渐窘迫的家庭经济状况始终是他继续求学的一大动力，考取秀才以来，家中已负债二百余串，仅靠做小学教员的收入几乎无望还清。“求高深学问”的追求与“还清家庭债务”的压力，使朱峙三决定辞去教职，并于1906年7月考取两湖地区的最高学府——两湖总师范学堂。

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创办于1890年的两湖书院。《癸卯学制》颁布后，1904年7月，为了适应大规模兴学的师资需求，张之洞将之扩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查旧日之两湖书院规模宏壮，修改较易，应即将原设两湖高等学堂改作两湖师范学堂，以能容师范生一千人为度，其间暂分别优级师范、初级师范两等。”两湖总师范学堂“以能容师范生一千人为度”，其设计规模在国内是空前的；据1911年的统计，学堂有教职员60名，其中进士出身者2人，举人出身者12人，贡生、监生、增生、附生出身者37人，日本教员3人，6名没有科举功名者多为“监学”或“医员”等管理人员。这样的师资队伍在国内各新式学堂中也是很强的阵容。

1906年10月学校开学，首届招生480人，朱峙三以第二名成绩被录取。那么，在这所两湖地区的最高学府，六年的学堂生活，对朱峙三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求得高深学问”和“还清家庭债务”的预期目标能够实现吗？

两湖总师范学堂首任监督由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兼任，长期主持学堂事务的是继任监督刘鸿烈。据朱峙三回忆，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亲自参加了学堂开学典礼，讲话要求学生：“青年学子，务要忠君爱国，以‘读正书’、‘崇正学’为主。《礼记》说得好：‘所读皆正书，所交皆正士。’我期望你们将来造成忠君爱国的学生……这就是办总师范的宗旨。千万不要为邪说所诱，看一些不忠不孝的外来书报，贻害自身。”两湖总师范学堂开设的课程中，必修科有修身、教育学、讲经读经、文学、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习字、体操，计13门；随意科（即选修课——引者）有音乐、手工、英文，计3门。 每周36节课，修身课每周1点钟，教育学5点钟，讲经读经7点钟，算学4点钟，文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各2点钟，习字1点钟。其中，课时最多的是讲经读经课，占周总学时数的五分之一。对于朱峙三和大多数取得秀才资格的学生而言，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理以及教育学、体操、图画、音乐等课程都是所谓“新学”，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朱峙三对于此类课程有的兴趣很高：“下午第一、二堂物理学，……教习三泽力太郎，日本博士也，……因余为初听物理学之人，甚快意，笔记特详。”“予前住速成师范，无理化二科，今日初看试验，颇感兴趣。”“余喜音乐课，余时觅风琴练习之。”有的颇为吃力：“今日上课，堂中授三角。去冬几何已教完，小代数亦快教毕，以后或可教大代数。予每以算学为苦。” 而教育学、体操等课程却让学生们大倒胃口，一位从日本学了8个月速成回国的教员金华祝讲教育学，“上堂完全吹牛，拿日本琐碎之事掺入讲词，以欺学生。其实学生中，每堂均有出洋留学之人也。”另一位教育学教员“吴贤卿讲不动人。看讲义人人能懂，何用讲为？”最有趣的是体操课：“体操已教兵制变牌等等，擦枪则余等不愿为，堂中已雇二兵士代为之矣。”在兵式体操课上，学生们不愿擦枪，学堂专门雇了二名士兵来做此事。在学业方面，朱峙三收获最大的是图画课，多年后他回忆说：“今年（指1908年——引者）与沈雪庐师过从甚密，予学画得有进步者，皆师指导之力也。二十年以前作画不知笔法、水法、皱法，迨亲见师作画，则三法俱得之。沈师爱余甚，谓能传其衣钵。”对于上述新学课程，无论个人好恶，作为学堂的一门功课，朱峙三都十分用功，而且取得很好的成绩，这些课程的学习进一步改变着他的知识结构，改变着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学堂里的修身、讲经读经、文学、历史等课程，虽然作为一门学科是根据不久前颁布的《癸卯学制》的规定新设置的，但其内容对大多数取得秀才头衔的朱峙三们而言，了无新意。修身课的教材是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讲经读经课的教材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文学课的教材是《古文渊鉴》。最让朱峙三头痛的是讲经读经课，而这门课是每周7点钟。在1911年3月6的日记里朱写道：“今日上课，经学仍讲《周礼》，真无味之书。且时势变迁，如此世界大势，办学堂者无不知之，此真王莽复井田也。”两天后又在日记中大发牢骚：“连日照单上课，兴趣极少。经学是予最厌恶者。”写下这些日记的时候，朱峙三已在两江总师范学堂读了五年多，讲经读经课仍未结束。平心而论，朱峙三对讲经读经课程的厌恶，固然由于这些课程的内容早已在读私塾时就熟悉，提供不了任何新的知识和信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在这所两湖地区最高学府，朱峙三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对讲经读经课程的厌恶，表面上看是对一门传统学科的疏离与不满，从更深的层次看，则是对这门学科所维护的社会秩序和价值系统的怀疑与批判。而促使其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原因，既得益于新知识的吸纳与熏陶，更得益于远比私塾广阔的学堂空间和学生群体的影响与感染。《日记》里留下了大量作者与同学私下传阅各种书报杂志的记载和同学间关于“时势变迁”、“世界大势”的交流、讨论，记录下他从一名传统士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蜕变的思想轨迹。值得一提的是，朱峙三读书期间参观“南洋劝业会”给他留下的毕生难忘的印象。1910年7月，作为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四年级学生，由于成绩优秀，朱峙三获得了参观“南洋劝业会”的机会。南洋劝业会是经清廷批准，由政府和民间共同举办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工商业展览会，展会“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宗旨。1910年6月5日在南京隆重开幕，11月29日闭幕。全国22行省和南洋华侨均有各自的会场，展品近百万件。会议期间大约有30万海内外客商、观众参观，一时间成为举国轰动的一件大事。南洋劝业会的成功举办，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使当时追求现代文明的中国人大开眼界。时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兼博物教员的周树人（鲁迅）就曾率200多名师生赴会观摩。对于家境贫寒的朱峙三而言，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每人一切川资伙食归公家统办，另各给三十元零用云云。予闻之甚喜，以此次全国第一次盛大之博览会为破天荒之事，有机会到南京游历，广见闻矣。”在7月16日至7月31日的半个月时间里，朱峙三白天冒着酷暑去各馆参观，晚上回到旅馆记下感受。《日记》中到处可见这样的记载：“此真集吾国文艺、出产、珍奇怪物之大观也。”“此真吾国绝技，有西洋人男女在馆阅后赞叹不置。”“生于此时，得见吾国首次博览会，宁非幸福耶！”前后近二十天的参观考察让朱峙三眼界大开、知识大增！多年后他回忆及此仍感慨不已：“集二十二省之著名产品特色，实为有生以来所见规模扩大之博览会也。”

六年的学堂生活在辛亥首义的枪炮声中结束。事实上，朱峙三在两湖总师范学堂读书期间，武汉三镇暗潮涌动、风云激荡，在新式学堂中读书的青年学子中，比朱峙三思想激进、倾向革命的大有人在。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与朱峙三同堂的不少同学参加了辛亥首义，而朱却因诸多原因，始终是一名对革命充满同情却又未能投身这一运动的旁观者。直至1912年2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的一个多月，他才剪去了辫子：“今日下午，予剪去辫子。大姊为予做西式便帽一顶，准备往省。”

经过同学引荐、多方奔走，朱峙三谋得湖北省黄安县书记官一职，“薪水之半总在一百串文以上，……且可补知事缺。” 六年的学堂苦读总算有了结果，不仅薪水相当可观，而且有望“补知事缺”。如前所述，朱峙三读私塾、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两进师范学堂的原因是：“舍此不能脱贫，至于作官则在第二步。”现在，不仅“脱贫”就在眼前，而且，原来并无奢望的“作官”似乎也伸手可及。赴任前，朱峙三特意去塾师家话别：“下午一时至程师家……师母闻予近状甚喜，谓汝父从前恨张之洞，今日必感激张公培材，汝得有今日做官位置矣。可贺！可贺！余一笑而已。”朱峙三“一笑而已”，在《日记》中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自己的内心感受，而目不识丁的老年妇女的一席话，却道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的种种矛盾复杂面相。

四、余论

在维新运动的改革浪潮中入塾读书，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走出学堂，朱峙三的求学经历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大变革相始终。作为一个民间医生的子弟，朱峙三的先后就读私塾和考取学堂都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和理想，即使在考入两湖地区最高学府之后，他的追求似乎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始终是他的第一目标，其次才是“作官”光耀门庭。可以说，他既不是站在时代前列、搏风击浪的弄潮儿、革命者，也不是抱残守阙、甘心做八股取士制度的殉葬者、牺牲品，他只是那个时代一名普通的读书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朱峙三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塾生活悄然变化的亲身经历，对科举制度废止前后在世人心目中地位沉沦的切身感受，对近代学校制度建立之初新旧杂糅、中西并陈现状的独特体验，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教育大变革，深深地牵动着每个读书人的切身利益，对绝大多数普通读书人而言，对待这场变革的态度归根到底是由个人的利害得失所制约的。这段历史留给后人回味的，既有先知先觉者的呐喊和壮烈行动、有王朝末落前的种种自救举措，更有千百万士子的心态变化和社会风尚的转移变迁，对于后者，我们的研究和认识还远远不够。

（本文原刊于《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由于篇幅原因，对参考文献有所删减。）

编辑、排版：韦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