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人文社科一等奖 到全国百篇优博：科举学研究丛书
从高校人文社科一等奖到全国百篇优博：
科举学研究丛书
“科举学研究丛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20年。
“科举学研究丛书”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刘海峰教授主编的全国第一套科举学系列丛书。从2005年以来，已陆续出版了19本著作，合计971万字。该丛书中刘海峰主编的8本皆为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系列研讨会的论文集，其余11本为高水平学术专著，每本著作均由刘海峰教授作序或撰写前言。各本著作具体作者、书名、出版时间如下：
该丛书11本专著中，既有获得中国人文社科界的最高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的著作，也有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著作，还有获得省市社会科学一、二、三等奖的著作，充分体现出该丛书的学术水平和广泛影响。具体获奖情况如下：
刘海峰著《科举学导论》是该丛书的标志性著作，是第一部科举学专著，撰写该书前后历时近14年。全书包括科举学引论、科举学综论、科举学史论、科举起源论、科举时代论、科举存废论、科举人物论、科举政治论、科举教育论、科举文学论、科举社会论、科举文化论、科场法规论、科举地理论、科举术语论、科举文献论、科举东渐论、科举西传论等18章，共49万字。该书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冶，为科举研究集大成之作。
《科举学导论》出版后广受好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萧启庆教授生前曾评论《科举学导论》说：“此书为一开创性巨著，有此一书，科举成‘学’必矣！”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李弘祺教授在英文权威刊物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上发表书评认为：《科举学导论》“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的此类著作中最好的一部”，“是综合研究和阐述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实际、意义和影响的最全面的一部中文著作。”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书评说：“我认真研读，认识到它标志着‘科举学’的正式确立……。《科举学导论》的问世，必将成为一面旗帜，引导科举学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书评指出：“《导论》是一部准确阐述科举学定义，全面、系统论述科举学范畴、宗旨、研究内容的开山之作。”2009年9月，《科举学导论》荣获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刘希伟著《清代科举冒籍研究》一书，从制度史视野出发，在简要梳理唐宋及明代科举冒籍现基础上，重点探究清代科举制的分区定额和原籍应试原则与变通、科举冒籍类别、冒籍缘由与社会影响、冒籍治理机制与治理效果等若干重要问题。作者注重古今结合，以历史观照现实，在深入探究科举冒籍历史现象的同时，还进一步将研究视线拓展至当代高考移民以及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两大问题。该书为国内外第一部关于科举考试与户籍之间复杂关联的系统研究，为理解当代中国教育缘何而与户籍捆绑提供了一种历史参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清代科举冒籍研究》被评为2012年度《中华读书报》“百佳图书”，2014年获浙江省社科联第八届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尤其难得的是该书于2012年出版后，配合原博士论文在2014年被评为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自1999年正式启动至2014年间，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出的获奖论文不超过100篇。由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范围包括所有学科门类，因此受到全国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高度关注。教育学一级学科每年最多能入选1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2011、2012年教育学连续两年空缺此奖的情况下，刘希伟的博士学位论文能够成功获选这一为学术界所公认的高水平奖项，成为中国教育学最后一篇全国百篇优博，十分难能可贵。
“科举学研究丛书”中的许多作者已经成长为科举学界的知名学者。2021年9月，在遵义举行的第二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研究员所作《有关科举研究的数据分析》的大会报告中展示利用中国知网得出的相关数据图表，结果显示“主要研究者”发表科举研究论文最多的前三名是刘海峰、李兵、张亚群。这正好是“科举学研究丛书”前三本著作的作者，充分说明该丛书作者的影响力和活跃度。
《科举学导论》自序
科举学者，研究科举之专门学问也。
“科举学”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词语。自从北宋逐渐以“科举”取代“贡举”一词之后，就已开始出现“科举学”的用法，一直到清末，人们经常提到“科举学”或“科举之学”。只是古代的“科举学”是指备考科举的学问，存在时间近千年；而现代的科举学则是指研究科举的学问，出现时间不过十余年。古今“科举学”的含义虽然起了变化，目的也不尽相同，但其中也有一以贯之的地方，即钻研的对象都是科举。
从隋唐以后，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仕学生涯中，科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科场成为传统社会人文活动的首要场域。科举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复杂，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反映出科举时代的政治、教育、文学、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科举制对古代东亚世界和近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也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1300年的科举制，在1905年9月2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随着科举制百年祭成为一个愈来愈近的话题，学术界日益重视反思科举制的功过和废科举的影响。100年来，众多中外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科举进行研究，并逐渐形成了科举学这一国际性的专门学问。
因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习惯，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传统，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还有策学、汉学、宋学、闽学、关学之类。这种“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而只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专门之学。现代科举学便是在科举研究历史悠久、研究对象重要、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一门专学，是实至而名归，是在学显之后蔚然成学的。它的出现并非任意的生造，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以往的科举研究一般是分门别类进行的，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文化史学界都有不少科举研究成果。各学科多侧重各自专门史的贯通，虽然专精，但较少兴趣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科举研究，相对缺少会通。而科举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制度，如果只从某一种特定的角度去观察，就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科举学则尝试用一种新的格局、新的构架来论述科举，力求有所创新。同时从多学科的视野，对科举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就像根据原先不同侧面拍摄的平面图像，重构出一尊立体的雕塑。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一个理论体系。因此本书与一般的科举研究著作不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在探讨科举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本书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自1992年提出科举学之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学者已发表了许多科举学论文，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论述科举学。本书则在以往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一本结构较为完善、逻辑更加严密的专著。
“学”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汉字。“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草，”这里的“学”是指学习。“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中的“学”字，则是指学问、才学。与金钱、权力、地位等身外之物不同，学问与健康是一个人的内在财富，是身内之物，或曰“身之宝”。治学譬如练功，学力有如棋力。一个人的内功强大了，一招一式都自然会体现出力量来。我觉得，“学力”这个词很有意思，既然我们经常用“同等学力”这种表达方法，如说某人等同于本科、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学力，则表明学力是可以衡量的。我认为，学力也包含有学术能力或学问功力的内涵，在等同于学历之上，还可以有等同于副教授、教授等层次，在中国还可以有等同于院士等层次。这就像围棋手的段位一样，高段棋手的棋力与初段的棋力是大不相同的，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九段偶尔可能下出低水平的棋，业余初段也可能有超水平的发挥，但通常九段让数子给业余初段最终还是可以赢棋。
做学问需要时间，慢功出细活。赶出来的成果就像催肥的猪或速生的树，质量或密度总是要差一些。而要有充分的时间来凝练学术含量，就必须静下心来治学。大学教职必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也就是兼顾讲学与治学。据说朱熹他老人家是一日不讲学，一日不快乐。我却不是很喜欢讲学，而喜欢做学问，乐意坐下来写作，或者说是一日不治学，一日不快乐。“人生得法，犹度二世”。能够天天在学问中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岂不快哉！
“海到无处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我很喜欢这句对联，不仅因为其中隐藏着自己的名字，而且表达出一种宏大气魄和凌云壮志。就我的主观努力而言，试图将本书写成一部内容颖异、构思别致的创新力作。也希望本书对“学”的辨析、对专学与学科的异同与分野之探讨，对其他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客观上是否实现初衷，则有待读者翻阅本书之后作出判断。
老子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做学问会日日精进，科举学也会渐渐成长。相信再过几十年之后，或者在一百年之后，科举学必将进入一个更为壮阔的境界。
刘海峰
2005年5月17日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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