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公至正 明远明察：考试文化的承续演变与分类析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考试 Author 刘海峰 蔡正道
原文刊载于《中国考试》2022年第1期第7—17页。
作者
刘海峰，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蔡正道，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摘要
考试文化是指因考试而形成和衍生的文化，或者说是与考试相关的文化，考试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考试观念文化中，最重要的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考试改变命运三个观念。考试制度文化具有严密、刚性的特征。考试礼仪、考试崇拜或考试信仰、考试习俗等，则是从考试习俗文化方面，使得考试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考试机构文化体现了考试机构的精神面貌、价值标准和文化素质，影响着考试机构的效能和形象。考试价值观最核心的部分可以概括为“至公至正，明远明察”。
关键词
考试文化；科举文化；考试价值观；考试机构文化
正文
人类社会通常都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考试文化建设也是考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考试的主办机构，往往从最初具体应对考试事务、确保考试安全、完成考试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才会开始思考一些根本性、长期性的问题，即进行精神文明方面的考试文化建设。从科举文化到当今的考试文化，都体现出考试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以及考试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广泛影响。本文将古今杂糅，在阐释考试文化含义的基础上，分别论述考试观念文化传承、考试制度文化演变、考试习俗文化存续、考试机构文化建设，以及考试价值观问题。
1 考试文化释义
何谓考试文化？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由于“文化”一词的内涵非常复杂丰富，释义众多，决定了考试文化的概念不易界定。“文化”是一个大字眼，也是一个使用广泛的字眼，无论旅游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似乎什么名词后面都可以加上“文化”一词。可能因为“文化”两个字太好用了，以至于出现被滥用的现象。不过，考试与文化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考试还是创造、积累文化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国的考试主要是文化考试，形式主要是笔试，因此考试文化与文化考试两者密切相关。当今中国最大规模的考试是高考，涉及的人数及其比例远大于古代的科举，由于高考到目前为止只实行了70年，因此其文化内涵尚未及长达1300年的科举。现代考试文化并非直接继承科举文化，但由于科举文化长期而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考试文化深受科举文化的影响，并间接地承续科举文化。要了解考试文化的演变和内涵，首先要了解科举文化的源流和释义。
1.1 科举文化诠释
科举文化是一个长期被学界普遍使用的概念。由于1300年的科举制实行时间长，社会影响面大，因此科举文化的牵涉面比当今的考试文化牵涉面更广。科举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科举文化是指精神文明领域中相对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文化概念，它包括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社会习俗、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等；广义的科举文化是指因科举制的长久实施所形成和衍生的文化。除上述含义之外，还包括科举制度下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物质形态的科举文物等，实际上几乎涵盖了科举时代整个民族文化[1]。
张亚群也曾对科举文化作出过界定，认为：“科举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广义上是指与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相关的观念、制度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它以‘大一统’的政治观和‘学而优则仕’价值观为导向，以公平竞争、平等择优为根本原则，在1300年的科举考试实践中，与传统文化中的经学、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和民俗等文化现象相交融，积淀了丰富的科举文献典籍及其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至于狭义科举文化则专指与科举选士相关的观念形态的文化。”[2]
刘海峰曾从广义的角度研究科举文化，指出：科举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制度、一种教育，还表现为文化的其他方面，成为一股巨大的传统习惯势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融合，促进汉字文化圈和古代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与中国类似，都具有东方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科举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同时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至今影响着各种考试，影响着整个社会。
科举是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中国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其特殊性与久远的文化、观念影响力不仅有考试面向，而且要将其放置到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中来考察。当今一些博物馆在进行科举题材展览时，通常都以“科举文化展”为名。2010年成立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也是研究科举文化的方方面面。2010年出版的《中国科举文化》（作者：刘海峰）一书，也是从大概念的范围来研究科举文化。因此，笼统称科举文化时，多数是指广义的科举文化。
1.2 考试文化释义
科举社会产生出科举文化，当今考试社会也衍生出考试文化。对考试文化的概念，以往已经有不少人作出阐释。如杨学为认为：“考试文化可以包括：1）对考试工作内部诸要素及其关系的认识，可谓考试的认识论，如对命题、评价、管理的认识；2）对考试工作与外部诸因素及其关系的认识，可谓考试的社会学，如高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高考与基础教育的关系，高考与社会的关系；3）考试史，考试史的哲学问题。”[3]还有专家认为，“与文化的表现形态类同，考试文化具有考试精神文化和考试物质文化两种形态，其内部结构由考试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三个层次构成。考试文化的内核是考试观念文化，包括人们所倡导的公正公开的考试原则、平等竞争的考试价值观以及考试心理、考试道德等；考试文化的中层是考试制度文化，主要包括考试政策、法规、程序、规则、组织体系等；考试文化的外层是考试物态文化，主要是考试设施、设备，考试工具、用品，还包括物化了的考试劳动成果，比如考试试卷、考试资料、考试文件、考试证件等。前两者归为考试精神文化形态，后者属于考试物质文化形态的范畴。”[4]或者认为，“考试文化主要是指与考试有关或因考试而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等文化要素的结合体”“考试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物质方面的属性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属性”[5]。
虽然现代考试文化的属性已与科举有很大的不同，但当今的考试文化也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科举文化，即考试领导教学、高考指挥棒功能、考试作用过分放大导致的文化现象。在有的学者看来，考试文化、科举文化是负面的称法。如程介明认为：“考试的文化不改，教育就会停滞不前。这是东亚不同教育体系遇到的共同问题。”[6]2007年9月30日，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在澳门举办“教育名家系列讲座”活动，讲座的主题是“教育改革与科举文化”，这个主题是请平素不研究科举的程介明先生（当时是香港大学副校长）提出的。他说之所以会想到用“教育改革与科举文化”作为讲座主题，是因为他经常应邀去台湾参加各种各样的评鉴，但是大家都发现，台湾的教改，最难改的就是“考试领导教学”，改来改去最后都会碰到科举文化，都与考试传统有关。尽管台湾大学联考已改为多元入学，但“考试领导教学”的现象依然很严重，所以他深感教育改革必须和科举文化一起来探讨才行。
多数人对考试文化还是作中性解释，而考试管理界和考试研究界，对科举文化和考试文化的看法倾向于褒义。我们认为，对考试文化可以作如下释义：考试文化是指因考试而形成和衍生的文化，或者说是与考试相关的文化。考试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考试文化是指精神文明领域中相对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文化概念，它包括考试观念、考试制度、考试习俗、考试文学、考试心理等；广义的考试文化除上述狭义的含义以外，还包括物质形态的考试建筑、试卷以及考试文物等。
本文所论主要是狭义或严格意义的考试文化，即精神文明领域中的考试文化。以下具体对考试观念文化、考试制度文化、考试习俗文化、考试机构文化分别析论。
2 考试观念文化传承
在考试文化丰富的内涵中，核心是考试观念文化，如高度重视考试竞争、追求分数公平的价值观，高考改变命运的信念，崇尚考试与考试崇拜的心理等。在考试观念文化中，最重要的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考试改变命运三个观念。
公平是考试最核心的理念或价值观，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是考试的基本原则。科举时代在长期的考试实践中形成了“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观念（当然是指相对的平等），这是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难能可贵的闪光点。作为“量才尺”，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不管科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从制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在主持制科考试的复试时便说自己“唯秉至公，以为取舍”[7]。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复试进士敕文也声称“有司考试，只在至公”[8]。科举考试“至公”观念到宋代以后有所发展，特别是普遍采用弥封和誊录法之后，其公平客观进一步得到保障，以至欧阳修认为科举取士“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9]。
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将“至公”理念具体化，也是考试公平性的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至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10]之说。明代还有人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11]
在现今中国，还可以看到科举文化的深刻遗存。科举考试的千年推展，强化了中国人对公平的重视，这当然很深刻地影响到今天的高考，人们“不怨苦而怨不公”，这又使中国传统中天道酬勤、肯吃苦的文化得到了加强。当然，这种对于公平的强调之所以有中国特色，也是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因为中国人向来重人情，在“天理、国法、人情”中，人情往往是第一位的。为了防止人情泛滥，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中国的考试文化有着相当严格的防弊与重视笔试（而非强调言说、口试），因而也发展出了这样一种可以重复核查验证的传统。
科举制度有许多复杂精细的规定，最重要的就是对公平的维护，这样一种核心价值也随着科举的不断举行而深入人心。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对广大百姓而言，衡量考试改革，包括教育改革成败的核心标准仍是公平[12]。考试公平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深层心理结构。古代人们信奉“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现代大家坚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便是考试文化中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理念最明显的体现。
“书中自有黄金屋”、考试改变命运，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广泛流传的格言。《神童诗》中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既反映了科举促进社会流动的客观事实，也是促使广大学子勤苦向学，期望有朝一日实现梦想的励志格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为官须作相，及第早争先”等歌诗，则是劝诱人们积极进取的科举文化表现形式。1977年以后，“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响彻云霄，至今仍然部分反映了客观现实。当然，学优则仕、读书做官的传统与价值观，也是具有部分消极成分的考试观念文化。
当我们在思考考试观念文化的传承时，上述提到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与考试改变命运三个观念，可以说是相互支撑，形成了考试观念文化中的“三足鼎”，而这与科举文化的千年积淀是有直接关系的。正因为科举制度不断从实践中习得经验，发展出愈益严密的防弊举措，从而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性，而只有当人为主观的干扰要素被不断削弱后，客观的择优录取才可能被实现。进一步说，又由于科举考试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天上天下一霎分”，因此只有在公平竞争下的择优录取，所得到的功名利禄才能为老百姓所信服。反过来说，正因为考试对个人乃至家族命运有着极大影响，参与者也就会更加重视考试公平的诉求，进而影响到上位者的决策与改革，无形之中也成为牢不可破的社会共识。这是中国人所以形成独特考试文化观的原因，也因此即便科举社会已离我们而去，但这样一种文化观念与对考试的想象仍存续在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
3 考试制度文化演变
考试是一种衡量人们才学水平的方法，是一种测量手段，但在中国，考试首先往往是一种制度。只有建立了考试制度，才会使用考试方法。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当今的高考，制度一旦建立，便逐步具有权威性、重要性，体现出考试制度文化严密、刚性的特征。
按清代制度规定，巡抚都要监临乡试。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长，身为全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竟然可以从农历八月初六日起十余天时间关在贡院中监督乡试，与外界完全隔绝，不理其他任何事务，就只是专门监督和领导乡试工作。至于其他抽调参加乡试工作的省、府、州、县官员，都要放下所有行政事务，自入闱起至放榜止，在贡院里忙上一个月左右，可以想见乡试是多么重要，确实是当时的头等大事。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科举机器”的运转时间日久，嵌入社会的影响日增，在政策规划与律法执行的细节上，对于公平公正的维护也愈发周密，这尤其体现在不断深化、细化的各种防弊规制上。不夸张地说，所有与考试有关的人事时地物都深受此制度文化的制约。以清代乡试考官为例，在京城经过试差考试挑选、引见后，一直要等到点放考官时，方知由何人出任何省主考官和副考官。而礼部通知考官入选的时间则根据各省距京路程而定，并且一经点放，就须于五日内起程，以此避免有心人士夤缘请托。途中所经之处皆由州县官于轿上加封以为关防。到省进入公馆后，考官仍旧需要过着“隔离生活”：门外用监临封条，每日仅能开门两次以送进供给物品，完事后即行封锁，厨杂人等都须点清登册以便稽查。同样，在省里被监临选调之府州县官员到达省会后，也须集中起居，不可与外人有所接触，并且直到八月初六日入贡院后才由监临公布由何人担任同考官。虽然限于篇幅，上述已经简化的案例只是整场考试防弊办法的冰山一角，但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科举制度的严密性。在科举面前，所有人都需要让渡自身一部分的权利，即便是由京城来的高官亦不例外，由此也可感受到考试制度与考试文化在科举时代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不过如果我们扩大考察范围，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制度文化并非只是表面追求公平那样铁板一块，而是在多种价值糅合权衡后，所体现出的一种多层次的制度文化。我们可以大致将其总结为对公平、稳定、效率与改革的追求。这样一种提法可能过于抽象，此处以分省定额录取制度为例说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恩科会试后，清代将原本会试的南北分卷改为分省定额取录，并沿用至科举废止。这一举措较南北分卷更进一步地保证了各省不管实力差距多大，都不至于出现脱科（没有考中进士）。此一体现区域公平的举措，显然与“择优录取”这一讲求效率的人才选拔有所扞格，但这一自北宋以降关于考试公平还是区域公平的争论，最后还是向区域公平倾斜，自然是因为在这公平背后，有着对统治者而言更加至关重要的“稳定”。只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种公平理念在任何时候都是对政策有歧见时的唯一指导原则，即使它可能是最重要的，譬如当同样的情况放到一省内部加以考察时，就会发现此时中央更重视的是自由竞争与择优录取，而非会试时的区域公平。如光绪十年（1884年）御史汪鉴奏请取闽粤乡试中额中的“三分之二”依学额分配，比照会试分省定额的形式，以化解二省中一府的举人比重过大时，却被朝廷驳回[13]。这也表明，当我们探讨科举制度文化时，乡会试作为科举考试的主体，应尽可能地将其参照比较，或许更能领会此制度文化的精义。
考察科举制度文化的价值取向，还有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康熙朝成为定例的“发领落卷”制度与乾隆朝成为定例的“不准临场条奏”制度。前者除了让落第举子口服心服、有教育指引与心理抚慰上的功能外，也可以看作是将监督考官的部分权利下放给落第考生，让他们来达到科举制度的自我纠错；而后者使“国家抡才大典”具有可预测性，以使士子潜心诵读，不必纷更成例，以扰其心志，同时也能使科举条规保持稳定性，使临场的组织管理工作不致因匆忙调整规制导致混乱[14]。可以说二者对于科场乃至于社会的稳定都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此外，也可以看到有清一代对于科场有着相当多循序渐进的改革与试错。这些都提示我们，古人对于科举这一庞大且精密、对社会国家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的制度，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也深知“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因此，我们对此制度文化的考察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才能对此制度文化的演变与内核有着比较贴近于时人的理解与掌握，作出中肯的分析，并总结出有助于建设今日考试文化的启示。
4 考试习俗文化存续
对于上述较为刚性、“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考试制度文化，可以说是在人情纽带盘根错节的中国社会中，于国家与制度层面上所必要的节制手段，也是其所以显得珍贵与神圣的原因。而考试礼仪、考试崇拜（或考试信仰）、考试习俗等，则是从考试习俗文化方面，使得考试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
4.1 考试礼仪
科举考试中的神圣性体现，除了在京城的状元游街外，对各省城百姓而言最直观与震撼者，莫过于考官起程与入闱礼节，及发榜礼仪与程序。这是因为贡院于考试时施行锁院，一般人无法窥得其内之神圣肃穆，而士子的点名入场与出场亦无可观之处。只有在乡试时，各官员在入帘宴后始于府邸乘坐加封之显轿前往贡院，队伍一出抚署便有连珠不绝于耳的炮声，各用衔牌数十对为前导，仪仗鼓乐伴随其中，相当威仪肃穆。通常沿途观礼者人山人海，填街塞巷摩肩擦背，皆以一见颜色为幸[15]。下一次能见到此等阵仗时便是乡试发榜礼仪，榜从聚奎堂“用黄袱负之以出，安放入已在至公堂上的五彩亭内。此时升炮鸣锣奏乐，各要员从至公堂送榜直至头门，大门外升炮三位，已有营兵数百名在此伺候，迨榜亭出门，即排道护送至布政司衙门照壁搭就的彩棚张贴。随行鼓乐笙箫极形热闹，观者密若堵墙，几至肩摩毂击，对面语几不可辨”[16]。这些仪节不仅丰富了过往的科举礼仪文化，也强化了科举考试在普通百姓心中之权威和神圣地位。
至于京城的状元游街仪式，则更是威仪壮观。清代进士及第后，要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传胪大典，彼时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进士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进士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榜眼、探花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亲自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门，这便是骑马游金街。此外，新科进士还要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17]。在状元游街仪式中，三鼎甲沿午门、天安门等中门，从紫禁城中走出来，排场很大。这些中门只有皇帝在登基和大婚仪式时才可以走，其他任何官员，即使是宰相也不能走，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的进士发榜礼仪有多么崇高和重要。
4.2 考试崇拜
除前述的制度文化外，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与神圣性还来自于其考试内容（文化经典）、政府权威以及传统信仰中所谓的“天地鬼神”部分。在崇尚科举的传统中国社会，科举文化中与天地鬼神或民间信仰相关的内容，流传至今较常见者如文昌帝君庙、魁星阁、阴骘文及其周边文创商品等。不过对于古代考生而言，在认知层面影响他们更多的还有当时各种因果报施之说，以及许多如《科场异闻录》《状元果报录》《棘闱夺命录》，甚至是地方性的《浙闱科名果报录》等警示笔记小说，并且外化于贡院考试当中。譬如举子在入贡院号舍后，于封号前可至明远楼顶的魁星阁祭拜[18]；又或者在点名结束或归号当夜，监临通常会在明远楼下举行祭旗，由两巫教人挥舞红黑旗呼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19]。此等仪式对于深信善恶有报的传统中国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也暗示科场之公正除了前述制度文化的规范外，还有天地鬼神的监督。另外，明代乡试考官还有发誓不舞弊的礼仪，这些都是科举具有神圣性的一个原因，也是科举时代广为人知的考试习俗文化。
科举文化中的考试崇拜或考试信仰在已经除魅化了的今天来看，其中有许多内容似乎是相当的封建迷信，譬如考生出贡院的照出签被认为“有催生奇效”或“辟邪气”的圣物。传统的读书人大概都会接触一些命理方面的书籍如《三命会通》，科场相关的果报实录更是流传甚广。即使到了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人物陈夔龙都曾在《梦蕉亭杂记》载其所以能有如神助地考上会试，与其此前所积攒的阴德有关。
从现代的科学观之，这类属于神秘学与不可知论的领域被认为是“封建迷信”，但其的确真实地存在于当时的人心之中，并且于科场仪式上有所体现。从这层意义上说，古人的这一世界观也构成了考试习俗文化之一，至今在许多庙宇的“金榜题名”之类的祈福牌上仍能见其影响。此外，科举考试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神圣属性，必然会在考试过程中展现于具体的活动上，甚至外溢到相关人物与民间习俗上。关于考试礼仪和考试崇拜，诸如考试程序中的各种肃穆仪节，或民间社会对科第人物的敬重，由于科举社会已不复存，因此我们只能于文献中汇整复原以求认知；而对于考试习俗，系于科举文化强大的影响力而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藏于民间而流传下来，这其中的某些部分（如科举习俗）尚能为我们所见，也是我们认识科举文化的重要视角。
4.3 考试习俗
科举习俗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庆习俗、饮食习俗、游乐习俗、社交习俗、建筑习俗等都打上科举的烙印。从科举习俗的视角，可以加深我们对科举文化的认识。从与科举相关的婚庆习俗、博状元筹和状元会饼习俗、“闱姓”赌榜习俗、文昌崇拜习俗等，都可以看出科举文化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20]。尤其是在厦门和闽台一些地方至今还流传的博状元饼习俗，是科举时代全国都流行的博状元筹习俗的直接承续。每年中秋节前后，厦门市家家户户都博状元饼，63个一套的状元饼，由一个最大的状元饼，两个榜眼和探花饼，4个传胪、8个进士、16个举人、32个秀才饼构成，其用6颗骰子的博法完全沿用明代流传下来的博状元筹的博法。2008年，中秋博饼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前些年还在福建省福鼎县流传的博状元筹习俗，尤其是贵州织金县现在还流行的抢状元筹习俗，更是原汁原味的古老科举习俗在当代的活化石。
总体而言，科举习俗鼓励民间读书应举高中，多数是寓意吉祥、积极向上者。今人还好用五子登科、状元及第、连中三元等科举吉语，这在现代语文中还经常可以遇到。大量科举习俗是与状元相关，现今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在元宵前后踩街游行中，按过去点状元发榜列队游街，以“大魁天下”横幅作为前导。明代社会上已流行猜状元拳，现代酒令中还依然有“五经魁”等叫法。一些地方在高考前给考生吃状元饼、状元豆，也是为了求取吉兆。不过，科举习俗中也有一些消极的部分，在科举制废止之后，这些习俗也就随之消失。
在各种考试习俗中，有许多是以谐音来祈求好运者。明代冯梦龙《古今谈概·俗谶》载，江南乡试前夕，很多举子都要吃煮熟的猪蹄，以求“熟题”——在考试时遇到熟题或对所有题目都熟悉。而当代一些考试习俗，也是以谐音来求取吉兆，如：端午节包粽子喻示着子女参加升学考试“包中”；台湾政治大学招考宣传的“包种茶”节，便含有“包中”的寓意；在高考第一天，有的家长穿上旗袍，寓意子女“旗开得胜”，近些年也越来越流行。
5 考试机构文化建设
考试机构文化是考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考试机构的精神面貌、价值标准和文化素质，影响着考试机构的效能和形象。建设优秀的考试机构文化，对提升考试机构整体素质和能力、提高考试机构效能、树立考试机构形象、提升考试机构的品位，都有重要的意义。
5.1 科举考试机构文化
汉代就已开始用笔试来选拔人才，但在近900年的时间内，一直都没有专门的考试机构。进士科举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唐初有分管科举考试工作的吏部考功员外郎，但也还没有设立考试机构。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科举考试管理由吏部转移到礼部，才开始设置专门的贡院，并使用专门的贡院印玺[21]，使礼部贡院具有独立的职能。唐五代因考试科目繁多，且每年开科，贡院考试事务繁多，而知贡举官不一定是礼部侍郎，通常是临时差遣，贡院到晚唐便不仅是科举考试场所，而是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考试机构。
五代时，贡院的行政职能得到加强，据《册府元龟》卷641所载，后唐各次有关科举考试事务的奏文多由礼部贡院上奏，而不是由礼部侍郎或其他相关官员上奏，朝廷敕文也直接下发给贡院，知贡举官各年常更换，而贡院却是一个常设机构。天成二年（927年）贡院奏请依旧设考试官两员，当时还有“五经考试官”“五科考试官”之称。除知贡举官和考试官以外，贡院还有不少考务管理的人员[22]。当时贡院具有行政职能，因此有“院司”“当司”“本司”等用词，而还有“贡院司”“知贡院官”之称，说明贡院近似于一个行政实体。北宋前期，贡院也还具有主管科举的行政实体性质。庆历六年（1046年），同知贡举张方平奏上《贡院请戒励天下举人文章》，从“贡院”作为主语的用法，便可以看出当时贡院具有行政机构性质[23]。
不过，自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以后，定三年一开科之制，科举形成三年大比的周期，贡院的使用率不高，一般仅为科举考场。只有在举行科举期间，贡院才繁忙起来。明清乡会试贡院规模庞大，布局严谨，条理分明；但是在举行乡试或会试的一两个月间，贡院是一个兼具考场与临时考试机构的集合体。在考试期间，贡院北部的内帘区与外帘区，由各类考官、各类考试事务官、各类监考官，以及相当多的工匠，形成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考试机构。不少著名考官有题写贡院的对联，如明代杨士奇题江南贡院明远楼柱联：“场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24]后来各省贡院明远楼中都书有此联。
科举时代多数时候考试机构都是周期性和临时性的，但也有其文化。例如，光绪八年（1882年），出了一本《甘肃乡试同闱录》，列有此科甘肃乡试所有考官的头衔、姓名、祖先等，以监临官兵部尚书陕甘总督谭钟麟为首。这种同闱录有点类似进士或举人的同年录，既有纪念意义，也便于今后互相联络。光绪十一年（1885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再次监临甘肃乡试，在甘肃贡院至公堂题写：“秦陇分闱以后，坐聚教训，偻指十年，几番星使披罗，得士期为天下用；国家吁俊之序，经策诗文，扃门三试，休道风檐辛苦，吾曹亦自个中来。”这则柱联反映了陕甘分闱后甘肃独立设置贡院的情况，以及乡试三场的考试内容和举子甘苦。又如，清代乡试期间，主考官、副考官以及房考官，甚至监临官往往都会在稍有闲暇时根据乡试命题拟作制艺或试帖诗，这在流传下来的许多乡试闱墨前部都有记载，而且往往在主考官或监临拟作八股文闱墨之后，还有许多房考官的评论赞语。还有不少考官在贡院中一个多月作了许多唱和诗，至今还可以见到《滇闱唱和诗钞》之类的古籍。
科举废除后，民国时期的考试院，在考试术语、考试程序等不少方面也继承了科举文化的一些元素。2008年6月，本文第一作者参观台湾地区的考试院，看到在考试院大门背面刻有古代科举常用的“选贤与能”4个大字，在考选部的墙上挂有《中国古代考试制度简表》《中国古代考试方式简表》《中国古代科举科目沿革简表》，以及历史传承的许多照片，这些也都属于考试机构文化的体现。
5.2 当代考试机构文化建设
考试机构文化建设包含考试机构的文化氛围和考试机构价值观的形成等。教育部考试中心大楼一层大厅的立柱上镌刻有中国考试的经典论述，天津市教育考试院建有天津考试文化博物馆，收藏有不少珍贵的科举文化古籍[25]，这些都属于考试机构文化氛围营造的范例。教育部考试中心近年来建设的中国考试虚拟博物馆，更是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
2011年12月，教育部考试中心申请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组织文化对教育考试评价机构事业发展影响研究”获准立项之后，教育部考试中心开始对考试机构文化开展研究。2012年3月出台的《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加强文化建设的决定》指出：“考试中心文化是在长期的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与服务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考试中心特色且为考试中心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公共价值观念体系，集中体现在价值观念、职业理念、制度规范、行为习惯和文化传统等方面。”[26]当时提出教育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研究的若干问题，其中第五个方面为：中国科举考试文化的精髓是什么，中国科举考试文化在当代教育考试机构组织文化建设中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有哪些。也就是说，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研究包括科举文化或科举考试文化研究。
为了促进全国的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研究，2012年11月29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的“教育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研讨会”以“文化·内涵·影响力”为主题，以教育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理论研究以及教育考试机构文化建设实践经验探讨为主要内容，交流文化建设的经验，讨论教育考试机构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对组织变革与发展的影响。2016年，来启华、郑若玲等著《考试机构文化建设概论》一书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研究考试文化的专著，系统梳理了考试机构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历史溯源、现状分析、实践探索、域外借鉴、行动路径等内容，对继续开展考试文化建设很有参考价值。在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推动下，以文化建设推动考试机构事业发展已逐步成为各级考试机构的共识。
我们认为，在新时代开展考试机构文化建设，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炼考试价值观。近10年来，一些考试机构总结和提炼考试价值观并加以传播，这不仅可以提升文化软实力，而且可以增加考试机构的影响力。在新时期应考虑进一步提炼或完善考试价值观，并使之广宣流布。二是建设机构文化环境。文化是凝聚人心、增强归属感和情感共鸣的精神纽带，设计或完善考试机构标识，在考试机构的一些重要场所布置考试文化的经典语录、考试史图片，可以提高考试机构的文化品位。三是完善中国考试虚拟博物馆。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等各类考试，中国考试史博大精深，有非常丰富的展陈内容。全国已经有10余家科举类实体博物馆，教育部考试中心多年来建设的中国考试虚拟博物馆已经基本成形，后续应该加以完善。其他一些有条件的省市教育考试机构也可以建设考试展馆或展柜。四是开展中国考试史研究。在已经出版的《中国考试通史》《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主编：杨学为）的基础上，非常有必要继续开展中国教育考试史、中国考试文化史及中国教育考试机构史的研究并形成专著。五是召开考试科研讨论会。继承教育部考试中心成立以后相当长时期内“科研先行”的优秀传统，建议恢复举办曾经举办多次的“全国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营造考试研究的学术氛围，增强考试机构的研究软实力，提升考试机构人员的学术水平。
6 重视考试文化建设，构建考试价值观
重视考试，重视以考试成绩作为学校招生的主要依据，这是东亚国家教育体系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一大特征。“把笔纸考试看成是神圣的手段，把择优淘汰看成是天公地道。环顾世界各地，各处的教育制度里面，都有考试；但是把竞争性考试作为升学的‘唯一’选拔手段，恐怕是中国、日本、韩国社会的特征。”[27]这一特征的形成是与高度重视教育和考试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尤其在中国，高考不仅仅是一种测量手段，而且还成为一种文化。
当今的教育考试以高考为核心，当今的考试文化也是以高考文化为核心。正如杨学为先生所说，“未来的高考研究，考试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3]2009年11月11日至13日，由中国高教学会招生工作分会和自学考试分会联合主办的“国家教育考试文化建设论坛”在重庆召开，中国高教学会会长周远清、两个分会的理事长杨学为、赵亮宏等出席，本文第一作者应邀作《考试文化与考试机构》的主题报告。2021年12月7日，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考试》杂志社主办的“考试文化建设研讨会暨《中国考试》创刊30周年纪念会”顺利召开，有8位特邀专家作了考试文化研究方面的报告，对考试文化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对进一步推动考试文化研究和促进考试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关于考试价值观，专家看法不一，也是见仁见智，所提意见各有道理。前述《考试机构文化建设概论》一书中提出的国家教育考试价值观为：“惟德惟才，公平公正。服务为本，至善至诚。科学严谨，创新求是。清正廉洁，恪尽职守。”我们认为，无论是考试价值观还是考试机构院训或中心训，内容要切中肯綮，文字不宜太多，应尽可能简明扼要。
根据中国古往今来的考试历史和考试文化精髓，我们认为考试价值观最核心的部分可以概括为至为简练的8个字：“至公至正，明远明察。”至公堂是明清时期贡院最重要的建筑，“至公”是漫长的中国考试史上最核心也最著名的理念，曾经广为人知，客观公正则是考试所坚守的基本精神之一；明远楼是贡院文场区中心位置的标志性建筑，“明远”为传统科举考试文化的重要元素，“明察”具有明晰地考察应考者的知识才学水平之意，“明远明察”含有明察远近、明察秋毫的意蕴。“至公至正，明远明察”两个分句的前面两个字用古代专用考场的主要建筑名称相对，全句对仗工整，字面虽浅显明白，含义却深刻丰富，将考试的精神、原则和价值高度凝练，是考试价值观的核心要素。
结语
总之，从过去的科举文化到当今的考试文化，深深根植于我们传统文化的有机系统中，并且与其他文化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联系。考试文化问题是考试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与考试改革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有必要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加强对考试文化的研究，对推进考试改革和考试机构的文化建设，均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更多精彩阅读：
3.刘海峰：江南贡院所在 天下文枢再现——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开馆五周年致辞
5..纪念77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
6..刘道玉：恢复高考的具体过程与历史功绩（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之3）
7.《中国日报》头版转6、7版报道高考改变77级大学生命运（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之5）
投稿邮箱：ksyj2007@126.com
点击下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