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正道：清代大埔杨氏科举家族的科举成就及其原因──从清代广东乡试的举人地理分布谈起
清代大埔杨氏科举家族的科举成就及其原因
──从清代广东乡试的举人地理分布谈起
蔡正道
作者简介：
蔡正道，男，台湾台北人，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中国教育史（湖州 313000）
摘要：本文在清代广东举人地理分布及其原因探寻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一地域的举人数量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人口数与经济情况影响，但也有少数县域有着“逆成长”的特例，其中又以穷山僻壤的大埔县最具代表性。在透过与香山、海阳二县的举人姓氏结构的对比后发现了大埔县的特别之处：较少的举人小姓与另外两县所无的举人巨姓。为了应证这一巨姓杨姓是否就是大埔所以成为“科举黑马县”的“发动机”，文章梳理了杨氏科举宗族与部分科举中姓的秀异的科举表现，并进一步挖掘其成就的背后离不开关键人物杨之徐。在30余年的齐家期间，他止息了宗族内外的耗损冲突，建立了一连串对举业有利的举措如设立学塾、举办文会、建立烝尝、联姻科举家族、维系同年。在其涵养与躬行“身心性命”之学的感召下，族人各自分工，使其家族得到“岭外衣冠之盛，所仅见也”的美名。本文虽然是以一小地方的个案为例，但由于是建立在中观与宏观层面下的分析与观察，因此也有其较为特别的研究意义，并在文末对深化此研究尝试提出了可能的取径。
关键词：广东大埔；举人地理分布；科举家族；白堠杨氏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地理分布与科举家族是科举研究中的两块重要领域。由于“在清人眼中，科举考试只有乡会试两级”，[1]因此所谓的科举地理，或可以理解为一时期之地域内，进士或举人人数的地理分布，而二者皆可作为地域文化发达与否的重要指标。在过往的研究中，由于进士作为中央级别考试的功名，且明清的进士名单保留相对完整，因此进士人数地理分布的研究较为周全。至于次一级功名的举人人数地理研究则晚于进士，且主要出现在近十余年来各直省的乡试研究的硕博士论文中。不过因为乡试是一直省内最大、人数最多且自由竞争──除了极少数字号的保障名额──的考试，故而举人人数地理分布可谓衡量省内区域文教更为细致的指针。
虽然爬梳偌大的举人名册并考证其籍贯至县一级，以勾勒出其地理分布已是一项繁重且耗时的工程，但进一步去探寻这样一种分布背后的可能成因更有着研究者对知识探求的旨趣。有学者认为，影响这类科举人数地理分布的原因， “人口是前提，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教育、文化、交通、信息、科举氛围等因素则成为最直接的推动力”。[2]而这些要素对于区域教育不平等的影响，近年来亦经由学者通过计量统计学所证实，如后新宇的《“商而富则仕”与清代进士的空间分布》、[3]姚遂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教育不平等与政府干预──基于清代康熙年间分省取士制度的量化历史分析》、[4]陈婷、龚启圣和马驰骋的《科举万岁！中国科举制的持续影响》。[5]只不过这些研究主要运用在省际之间的进士分布研究上。又虽然一些乡试研究的博士论文也有相关的做法，但也仅止于府一级的举人分布成因探悉。笔者曾以清代顺治至道光年间的广东辖下91个县域为对象，透过量化分析发现，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确实对于一地的举人总数有着最为显著的影响。[6]然有原则便有例外，笔者亦发现一些人口与经济竞争力较薄弱的县治，却有着优异的乡试成绩，而无法归因于上述两大原则。其中，最为笔者所侧目者为粤东北的潮州府大埔县。
大埔县在清代广东省的人口数及经济上的排名分别仅位于第59与64名，但举人数量却取得了全省第8名的成绩。虽然其他县域亦有类似的反差表现，但大埔县的反差是全省最大的。表面上看，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在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学政张模的“拨府归县”，即将当时的25名府学学额拨了11名予大埔考生，且“嗣后学政仍之准为定额”。[7]但這也是因為张模在统阅各县文卷时发现大埔的佳卷实在太多的緣故。更何況大埔秀才若不具有突围的竞争力，即便在潮州府这一“组内”获得了较多的生员资格数，于“组外”的全省对比也无法脫穎而出。畢竟學額數目多但舉人成績差的州、县学在所多有，因此这一点并无法解释何以大埔县能成为反例，而只能算是因自身实力所吸引来的“锦上添花”。
图1. 清代广东举人数量分布图。条状之举人数量较圆点为高；又颜色愈深则表明举人数愈多。
其实若将大埔县的举人数量与排名各在其前后一位的香山县与海阳县作一对比，或能发现大埔县之不易与特别之处。所以言之不易，是因为香山县位于省内最繁华的珠江三角洲上，而这一块区域在清代由“广东乡试”中举之人数几占全省之半；海阳县则位于潮汕平原，又是潮州府府治所在。相较于二者，大埔县则位于山多、发展落后的粤东北。事实上，清代粤东北的文风──除大埔县外，还包含嘉应州及其辖下四县──与明代相比可谓“判若两地”，①而这也是客家研究的重镇之一。只不过，仅从素朴的客家族群角度亦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现象，②否则何以在明代此处或清代的其他广东客家县未有此等成就？
为了找寻其所以成为“科举黑马县”的深层原因，我们同样将大埔县的举人和香山县与海阳县作一比对，比较之目标为举人姓氏。三县在举人数目相近的情况下，前者的举人姓氏分布与后二者有着显著的差异。譬如在“举人小姓”（一个姓氏只有1-5位举人）上，香、海二县各有35与38个举人小姓，举人数为61位与75位，但大埔县只有16个举人小姓，32位举人；而在举人大姓（一个姓氏有21-30位举人）上，香、海二县分别为2与1个姓氏，举人数为57位与22位，但大埔县则完全没有举人大姓，取而代之的是1个举人“巨姓”杨氏──共有65位举人。这便是上段所谓的“特别之处”。③那么，这样一种姓氏结构背后，是否隐藏着大埔县所以能摆脱先天环境的制约，而“逆袭”成为“举人强县”的一个密码？
为了探寻这个背后的力量，笔者将目光移向了宗族与家族组织，也就是文章开头所提及的科举家族。当然一个需要考证的前提是，这些取中举人数量蔚为可观的单一姓氏──特别是杨姓──是否有血缘上的关系？如若没有，那也无法以“科举家族”为原因来探究大埔县何以成为“科举黑马”。就算有，那么岭南地区本来就以兴旺与强大的宗族组织闻名，大埔县的这些宗族组织又“做对了什么”，克服了哪些困难，使其能成为“科举家族”？他们彼此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下文将以举人巨姓的杨氏作为考察对象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二、杨氏科举家族的成形
在辨析这些大埔“举人中姓”以上之姓氏是否为科举家族成员之前，首先需要对这个概念做一界定。目前学界对于科举家族的定义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此处以刘海峰先生的统合性观点作为本文的界定范围，即“限定在五代以内，至少出现两位进士或举人的家族被称为科举家族”。其理由是：“家族的影响需要积累和延续，相隔五代以上前代科考中第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失去将其作为科举家族影响的意义。而拥有两名进士或举人，意味着家族中可能还有更多获得秀才、五贡功名乃至从事举业但尚未获得功名的家族成员。这样人数众多、累世业举并获得相当成就，在地方上颇有影响的家族，正是‘科举家族’应当研究的对象。” [9]而这似乎也暗合了孟子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洞察。
根据这个标准，结合笔者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观之，大埔县的几个举人中姓大多都可梳理出1-2个科举家族。譬如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也是清代大埔县首位进士萧翱材，其侄萧宸捷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翰林，其孙萧纯佑是雍正十三年(1735)的举人；雍正七年(1729)举人萧大中，其侄萧咸、萧虞兄弟皆为乾隆三十年(1765)的举人。这种科举家族的形态并不少见，而且他们往往同姓居一地。譬如上述萧姓举人皆为白堠人，只是碍于笔者所见材料有限，无法断定他们之间以及其他同姓举人属于“同一宗族”，即使是同一宗族，还需确认其共祖有无在五代之内，方能判断是否为“科举家族”。职是之故，只能暂时以大埔县科举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杨氏一族作为个案，经由梳理此科举家族中取得举人功名者的基本组成，及探究其在举业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可能原因，以管窥大埔县何以突破先天条件的限制而成为秀异的科举黑马。
（图2.《杨氏族谱》，出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网站http://www.ha.cuhk.edu.hk/team_han%20river_simp_Xiao%20Wenping.html）
根据现存乾隆广东大埔《杨氏族谱》，[10]止于乾隆十八年(1753)以前的举人，除福建中举的杨为干外，剩余32位皆与乡试录、《广东通志》或《广东贡士录》 [11]中的大埔杨姓举人“完全重迭”，并能排列其辈分。而在乾隆十八年后中举的34位举人，虽然只能通过《大埔县志》确定出8位出于本宗族，但从前面的规模观之，多数举人应该也是出自本族。④进士方面，10位应皆出自本宗族。⑤不过若从上文的标准观之，除了数量外，还需考察其代际，作为科举家族判断的依据。为了较直观地掌握这一家族内取得功名者的人物关系，现根据族谱绘制出下表：
上表梳理了前述39位可考之举人及以上功名者，含其父系之代际关系，此处略作简要介绍。杨氏在清代首位举于乡试的是顺治八年(1651)的杨州俊，其父开为明天启元年(1621)举人，祖时英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曾祖泷为明隆庆四年(1570)举人。这个“科举家族”为白堠杨氏“大宗”，但在杨泷时即迁海阳而居，且族谱中未见其后代有中举记录，他们的科举成就主要表现在明代而不在清代，因此并非此处所要探讨的科举家族。于表中明显可见的科举家族是从杨士熏起算的这一房，五代共有6位进士与14位举人，这即使从全国视角观之，也是所谓的“中等进士家族”了。[13]。而在这一房外仍有近半数取得功名的族人，主要集中在第9世祖为杨万的这一派。
文化的积淀需要时间，科举家族的创建以至于科举宗族的形成，自然也离不开漫长且艰辛的过程，特别是在经济与人口条件皆不具优势的大埔县。根据上表中举人中式的时间做进一步的推敲可以发现，第13代的进士杨之徐，于康熙十四年(1675)以17岁少年中举，要等到21年后的第14代杨漱弓，杨家才有了第2位举人，尔后又过了15年，才又有杨辉玉、杨润时中举。整个康熙朝有2位进士与4位举人，包含第15代的杨储英。到了雍正朝则有8位举人，包含第15代的杨允玺与杨树敏。
经过了两朝的积淀，杨家终于在乾隆朝迎来了他们的科举高光时刻，7位进士（2位于前朝中举）与至少20位举人，其中士熏一房囊括4位进士与11位举人。此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向呈现杨氏宗族的科举盛况。首先，从雍正朝开始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29科中，只有7科没有大埔杨姓士子上榜。其次，乾隆元年(1736)，杨缵烈于顺天乡试取中，其五弟文振、堂侄必蕃、大猷则中广东文闱，“南北闱分道扬镳，艺林传为盛事”。[14]再次，乾隆十年(1745)乙丑殿试，杨演时、杨文振、杨成梧三位堂兄弟登同榜进士；最后，乾隆十二年(1747)丁卯乡试，杨家有7人同时榜上有名（其中杨官捷为副榜），“同堂七魁”传为佳话。而2-3位族人同时上榜更是常有之事。
透过上表所开展的杨氏科举家族的亲属组成，也提供给吾人其所以能取得重大科举成就的一个“关键人物”，即杨之徐。这不只是他身为整个家族进士登科第一人，还包括其三个儿子选馆庶吉士，成就“一腹三翰林，父子四进士”之典故。更重要的是，其家庭作为科举家族的核心，似乎有着将应举资源外溢至九世祖内其他族人身上的现象。这样一个从科举家族发展出科举宗族，并推进大埔县成为“科举黑马”的主要动力，历经了什么样过程？此处可以从杨之徐为入手处进行探讨。
如前所述，杨之徐中举之年甚早，不过所经历的困难险阻却一点不少。由于前一年爆发三藩之乱，潮州总兵刘进忠响应福州耿精忠的叛清，故造成来年潮府生员赴省观光之路上兵凶战危，从这一年潮府的中举数由前一科的8名掉到仅剩3名便可见一斑。而杨之徐的举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考中的，并在13年后于30岁登科进士。尔后丁忧其父，直到37岁始上任河南汝宁府光山县知县，不过仅做了3年官，旋因诖误归家，这一年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正值四十岁壮年。此后30余年他“不与公务、不听是非、不接宾客、不赴酒筵、不阅会文、不书扇面，一切辞谢，来则面拒”。[15]专心于宗族事务，致力完善子弟教育，使其制度化于宗族之中，为将来科举宗族的枝繁叶茂打下深厚根基。
其实从第2位举人、第14代杨漱弓中举以前，杨家在大埔本地的入学学额上就已经表现出优异的竞争力。譬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小考，杨之徐就提到“是科县庠八士，半属我家”。[16]杨凤来在《训诸犹子持满说》也提到，“两年间县府道三试，夺帜接踵，凡六七见，可谓显矣”。[17]。而从《族谱》中可以发现，在第11代仅有18位秀才与4位岁贡，到了12代已成长至25位秀才与7位贡生，13代则出了1位进士、23位秀才与6位贡生，[18]族人向学风气可见一斑。不过至此杨氏的主要科举成就仍限于县邑范围内，如若没有进一步于省内举人、全国进士层级有数量上的突破，充其量也仅止是科举小县中的地方大姓，遑论“带头”大埔县成为全省的科举黑马？那么，杨之徐是如何在此学风的基础上，克服先天条件的不足，一步步将普通的地方宗族引领成为显赫的科举世家？
在尝试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暂就前言以来的行文再做一回顾梳理，以作为承上启下的环节。之所以不断强调一地区人口与经济等“先天条件”，是因为不管从理论或笔者曾做的统计分析都能发现，这两个因素对于一地的科举成就有着相当程度的制约。然而，这个制约并不会因为有了“科举家族”就消失了。以大埔县为例，表面上看，确实是因为许多科举家族的出现，才有了这个地区优异的科举表现，这也是观察大埔所以成为科举黑马的重要线索。不过若仅停留于此“线索”，便简单地以为，“因为客家人有着勤于举业的好学文风，故较容易产生科举家族，从而突破了外在的制约条件，所以才有大埔的秀异表现”，则似乎有倒果为因之嫌。先天条件制约所带来的流弊需要被抑制，勤奋的好学风气需要被维系与发扬，至少必须于此二面向着力有成，才可能整合宗族力量以突破外在限制，成为所谓的科举家族或宗族。换言之，大埔县作为黑马案例的特殊原因中，科举家族可以算是中介变项，其数量与发展确实对于大埔县的科举表现影响甚大，但成就这些科举家族更后设的原因，则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如靠近省府治地、地理交通上有优势的地区、人口稠密区、平原或盆地等具传统经济优势之地，[19]而更多地暗示一种“事在人为”的积极精神。笔者便是带着这样的认识，来探讨本段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杨之徐面对什么外在条件制约？如何解决？而在推进本族子弟的教育上又做了哪些举措，使其家族享誉“岭外衣冠之盛，所仅见也” [20]之美名？
三、杨氏科举宗族的成因
大埔本属于山多田少之地，“多山陵林麓，耕稼之地，十仅一二”。[21]杨氏所居之白堠乡亦然，甚至“一年本地所产之谷已不足以供半年之食”。[22]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大埔人还有好斗的恶习。事实上不仅大埔，潮州乃至广东都素有好斗之名，《清稗类钞》就有专文说明“粤人好鬬”如何甚于他地，[23]而潮州人更有“最强悍、杀人不抵命，抗税不完纳，未有能遏其凶暴者”之恶名。[24]杨之徐在辞官归乡后见到的情景是“族党人浩繁，斗争相贼残”，而此前其父士熏尚坐镇家族时还未如此严重。至于更严重的是与外姓的武力冲突，康熙六十一年(1722)，杨氏与姻亲萧氏因大规模械斗而互为诉讼，官司最终上诉至府衙，经过半年的审理杨之徐才回到老家，让身为进士的他大感失颜面与悔叹，“世道日熬煎，官府衙胥只爱钱；控诉岂吾今日易，剥肤灾近不安眠”。经此一事，两家族长对于冲突问题有更深的认识，譬如萧氏就明确将“戒斗殴”定入族规，如若使用武力将受惩罚。[25]其实杨之徐本来就对各种可能引发纷争之事有着“勤小物治其微”的洞见。譬如其五子缵绪于康熙六十年(1721)点翰林时，他即作《告白》一文，⑥只是当“族大人多”处于生活资源紧张的环境下，矛盾所引发的冲突往往来得猝不及防，由此亦可知齐家之不易。
除了将可能的负面影响予以规范外，欲整合宗族力量，还需完善许多举措以带动正向循环。譬如创设义田以接济族人、设立族产及其提留办法、修建宗祠等等，而与本文直接相关的则是将各种鼓励向学的办法予以制度化的做法，在科举社会中，这有着很高的“投资报酬率”。除了有助于家族与地方的文治外，更重要的是能维持宗族在地方的地位与资源的掌控。也因此可以看到，大埔的许多科举家族都有自己的学塾、书馆、义学，由族中名儒主教，宗族子弟皆能免费入学。此外，还能参加定期组织的“文会”以切磋、品评文章，接受训练，表现优异者能获得祖尝奖赏，如若成绩过差，则无法参加童试。有些宗族的文会也不排斥外人参与。譬如乾隆元年(1736)的举人罗时宜虽为枫朗人，但却跋涉十五里参加杨氏文会，还被主试者拔为“冠军”。[27]此类以宗族之力建立起的学习与应试制度，除了能够栽培族内的读书种子、稳固其根基外，也能藉由与外人的交流与切磋，带来开放的学习风气及生机活力，对于提升大埔一地的科举实力很有帮助。
不过科举考试毕竟不是个人在家可以完成的，作为一个大规模且集中的社会活动，这就要求应考士子至少要有一定经济实力以支付应考开销。譬如考生参加县、府考须由廪生作保，在廪生认保后，考生须“赴县署礼房购卷，该卷资每一钱二分，此即为确保之酬值。价格虽微，但县府考合计近十场，“每场均须如此办法，盖积少以成多也”。[28]而随着考试级别的提升，至县城、府城、省城、京城之距离亦由近而远，所需的盘缠自然也节节攀升。只是若从取得功名成为“绅士”后的收入较此前为多的角度来看，欲从小考脱颖而出，成为生员，甚至举人前的一连串考试，对贫困之家反而是一个不小的压力。⑦譬如杨之徐早年读书时“家计困穷”，以至于其首次参加童试所需之费用还需其父点卖养生田方能筹集。不过随着族中取得科名者渐增，以及宗族的制度建构日益完善，⑧除了能资助族人子弟长期应考外，还能根据不同的功名而予相应的奖励。譬如杨缵绪选入翰林时就收到340余两的贺金，相较于48年前士熏为之徐卖田以应童试的窘境，这自是之徐辞官归乡22年“齐家”的成果。是故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埔的许多家族所以能成为科举家族，自然离不开上述种种举措，即经过一段时间整合宗族的努力，将有限资源集中打造“一条龙”的科考培养方案。这样一种透过宗族力量维系的教育制度所带来的大面积科第效益，更胜于少数富户的滴水资助，是大埔县所以能突破经济与人口条件限制，在科第功名上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的制度性原因外，也不能忽略“人”在其中可能起到的关键作用，此处以科名最盛的杨氏家族作为考察对象。由前述行文片段多少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即杨家的族长对于如何积累宗族中与科举相关的社会、文化资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与决断力。譬如当之徐因战乱与家贫而踌躇是否赴考童试、乡试与会试时，正是在士熏的督促与支持下，最终登科进士。而联姻对象的选择也是维系与扩大科举家族的重要手段，如杨之徐的舅舅是大埔入清后的首位进士萧翱材，因此他也是翰林萧宸捷之表兄，其续弦之妻茶阳饶氏出身于明代有“父子进士”的书香世家，他“所以对《朱子家礼》有深刻认识与理解，就被认为是得益于常去饶氏宗祠‘观礼’”。[30]其与饶氏的三个儿子在饶氏的隆师课子下，为后来的“一腹三翰林”打下了厚实基础。其他诸如之徐二哥鲲云与进士张作舟结为亲家，缵绪与进士李瑜结为亲家，进士邱元遂为缵绪外甥等等，到之徐的儿孙辈时，甚至扩展到与外县的科举大姓联姻。不管是从“优生学 ”或“社会学”视角观之，这对于提升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与获取科举资源都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同年与师生关系也是科举社会中的重要资产与提高学问的途径，由其在习惯上同学关系还被认为几乎是亲属关系的延伸，[31]故而随着科名位阶的提升，其连结所带来的资源或可模拟于今天上流阶层的熟人关系。柯律格在研究文征明的人际交往时就曾指出，“通过科考成为进士的一个吸引力，便是无论自己最后是否能成为高官，都会得到约莫三百多个在权位和影响力上极富潜力的‘同年’相助”。[32]从杨之徐辞官返乡后还与在各地为官的同年多有联系便知确实如此。另外，在其子缵绪于御史任上因“焦弘勋案”拒不画题而被革职返乡后，[33]亦向他追问京城学者们的学习心得。而缵绪居家期间除了遵从其父“以在京师所学教导弟侄”之命外，还出任了粤秀书院山长一职，广东首位状元庄有恭、两位翰林胡杰与冯成修都曾是其学生。[34]事实上，由于杨家科举成绩优异，一些取得高级功名却不喜官场生活者往往进则受聘书院山长，退则教授本族子弟，如杨演时在授翰林院编修后便告归还乡，闭门讲学，期间经潮州府太守周硕勋延揽为龙湖书院山长，后又历广西秀峰、福建鳌峰与各郡书院山长。[35]又如之徐二子，恩贡生杨梦时则在家中教授子弟数十年不懈。[36]从上述不同功名者在科举家族内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他们或在外地做官讲学，或将应考经验著述传授，或在乡里教育宗族子弟，虽各自不同，但也因着宗族的连结而流通着彼此的社会、文化、经济资本，进而形成一个循环于家族内外的科举网络体系，这些都是在宗族制度框架下，个人对于科举家族的崛起所起到的能动性作用。
不过若要探究上述两方面促成鼎盛科举家族因素的背后是否有更加根本性的精神力量，笔者认为离不开对所谓“身心性命”之学的涵养与躬行。诚然这样一个人文哲学层面的命题接在上述社会科学的分析之后似乎有些突兀，但不可讳言的是，这实为传统教育与中华文化的精义所在。科举考试虽以八股文为最主要的行文形式，然而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义理，对于个人在进德、立命乃至齐家仍是具有形上层面的指导思想，“于人道德品行有极大益处”，[37]尤其作八股文时，“不仅须得用认知的办法领会圣人之教，而且须得用移情的办法努力使自己与圣人在精神上合为一体”。[38]即使这一部分在个人从事举业时可能为功利私欲之心掩盖，但长久下来多少能够有些潜移默化的熏陶。对此，宋代以来不少大儒为了抵抗俗学与科举利诱之习，发展出许多理论与实践方法，期用德性之学统御举业，抑或至少取得平衡。这些传统与资源自然为有心将“德业与举业合一”的读书人所留意与运用，就使得“读书应试遂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我训练，也成为一种德性的自我训练”。[39]
而从杨氏族人流传下的一些文集与行谊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将儒家义理落实于实际生活有相当的体认与境界，并承传于无形的家风之中。譬如杨士熏就认为，“君子读书，当从圣贤立身处寻取向上，非渔猎章句为书义。苟不明，就人伦日用间体贴，久之自当冰释”。这就是要将书中的道理拿到与人相处中体会玩味，如此才能对圣贤之言有所体悟。这样一种“读书态度”深深影响了后代，杨之徐就表示，“此实吾父教法，不孝等常佩服于心而不敢忘者也”。而从前文杨之徐所贴出的《告白》，以及杨缵绪在晚年返乡治家时重提其“学吃亏”的家规庭训，⑨可以看出杨之徐在“齐家”上不是只有“外功”（外在功名），而是有一定的修身之“内功”与德行，方能成就前述的各项事业，为将来科举宗族之兴盛打下基础。这样的家风到了第15代的宗族领袖杨搢云身上时仍然可见，以至于其“家居二十余年，族人子弟无有一事讼于官者。至今大埔人论门第品望，首称杨大夫家，其他盛德事不尽书”。[40]而对于熏沐在这些“榜样”所形塑的向慕氛围之中的杨氏后辈而言，这也是科考路上重要的精神鼓舞力量。
四、小结与余论
本文从科举地理分布的研究入手，在简要交代了清代广东的举人地理分布及其主要原因后，指出了大埔县作为“例外”个案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为了进一步找寻其所以能成为例外的成因，文中就其举人的姓氏结构与举人数排名相近的二县进行比对，发现其在举人小姓和巨姓上与另外二县有着差异甚大的比例与数目，进而循线挖掘出白堠杨氏科举家族/宗族之科举成就，并以此为个案，从不同层面探寻其所以能成功“引领”大埔“突围”的原因。简要言之，这些原因离不开家族内、外条件的配合，而所有条件之本又源自于几位关键人物的德行、远见与努力，方能感召亲族的合作，一步步克服家族与邻里的内耗，建立起有助于举业正向循环的制度。
此外，本文虽然是以一个小地方的科举家族作为探讨对象，然而在方法上，这一案例是放在宏观（广东省内的举人地理分布）与中观（大埔县与他县）视域下的微观案例分析，其意义自然与单纯探讨科举家族有所不同，因此也有必要再回到宏观与中观层面做一些探讨。
从区域作为分析单位的角度观之，一地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对于其科名表现有显著的影响，但从“理论”角度而言，其影响应该是经过转化的。譬如透过广建书院礼聘名师，或发放“奖学金”而将经济与社会资本转化为教育与文化资本，进而影响到一地的举人数。倘若将这个假设结合于文中对大埔、香山与海阳在举人姓氏结构所做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后二者与大埔最大的不同即在举人小姓的数量与举人巨姓的有无。正因为后二者的人口较多，经济较为发达，其能投注于本地的应举资源也较多，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在区域内即使属于小姓者，仍然有机会考进书院、学校与中举，因此在姓氏数量的呈现上较大埔县多元。而相较于此二县，大埔县由于经济与人口资源较落后，其中式动力更多的是来自于客家人好学的文风与雍正后期⑩才逐渐发展完备的宗族组织等次要条件的配合。可能只有出自当地科举家族或与其有所关系者，才有较高的中举机会，因此大埔县的举人小姓数量较少，且多数中举者皆出自科举家族或科举宗族。
这样一个略显粗糙假说，尚需透过更多不同类型的案例以周延其解释效力，因此暂以余论形式呈现，希冀作为未来整合科举地理分布与科举家族研究的一个增长点。
注释：
①若将大埔县的举人数与清代嘉应州所辖之地域合并计算，将此6县以“粤东北”为比较单位与他府进行排名，在明代此地区的举人数在全省（13州县）仅位列第9，但在清代则位列第2。
②譬如周雪香就曾指出，“对客家地区的教育，我们不应仅是漫无边际地谈论其‘文风兴盛’、‘人才辈出’，而应该作具体分析”。[8]
③需额外说明的是，此处的统计时段为顺治八年至道光三十年。之所以未将咸丰至光绪朝列入计算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粤东北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饱受蹂躏，其后举人数量骤降而无法重返过往荣光，因此在与其余二县的对比中暂排除此段时期，如此较能比对出大埔县与其余二县在姓氏结构上的差异。
④ 据肖文评的统计，至清末杨氏宗族共考中进士16人，举人61人。如果这其中的进士与举人并未有重复之人，则其举人数较笔者所计仍多3人，换言之，即本章范围内的所有大埔杨姓举人应该都是杨氏宗族。[12]
⑤至光绪末年，大埔杨姓进士共11位，第10位杨中龙为嘉庆元年进士，推估应仍是白堠杨家族人。
⑥余托先人之庇，五小儿幸中进士。家素安常守分，不敢妄为，但族繁人伙，贤愚不肖，不一其伦，诚恐有无耻之辈，假借新科名势，吓骗平民，倡言送匾、送灯笼，强压宗亲收受，索讨酒食。余一人耳目有限，不能周知。倘有此类，任从族戚杖驱面拒，或呈官究治，或扭到本宅严惩，余必不为此左袒也。若不预为表白，又恐族戚瞻狥情面，而故纵之。则余之罪戾益深。而此辈之猖狂无忌矣。特此告闻，幸冀鉴照。[26]
⑦《申报》曾载一极其贫困的顺德文童，于前届岁试为学宪取录，然面对本届科试需报20元始能填册的门坎只能多方告贷方能应试，却仍名落孙山。或许受不了种种压力与打击，最后服毒自尽了。[29]
⑧虽然此处囿于讨论主题与篇幅只能一笔带过，但实际上却是浩大工程，仅各种烝尝的设立、管理与使用就相当多元复杂。
⑨“学吃亏”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修身上的重要心法，儒释道于此皆有很深的着墨，譬如《格言联璧》便言，“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这个教导直至今日仍有不少现代诠释。可以想象杨缵绪若对此没有深刻体会，也不会将其父在这方面的心得作为家训提出。
⑩ 以至于其顺康雍三朝的举人数还不及乾隆朝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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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2期，23-31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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