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家访谈 || 科举文献、登科总录与科举学——龚延明教授访谈录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嘉定博物馆 Author 龚延明 刘海峰
嘉宾：龚延明
龚延明，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2000年，担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刘海峰：您原来主要研究宋史和官制史，后来怎么会走到集中研究科举和进士方面来呢？
龚延明：的确，八十年代，我主要精力，投入于宋代官制研究。在我的官制研究的道路上，我幸运地遇上了贵人相助。一个是原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一个是北京大学名教授、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傅璇琮先生尚在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期间，得知我因邓先生已做过《宋史职官志考正》、不敢承担《宋史职官志补正》课题的情况时，帮我树立信心，确定以《宋史职官志补正》为基点、致力于宋代官制史研究的学术方向。邓先生则对我的学术处女作《宋史职官志补正》给予了高度评价，成为名家奖掖后进的典范，从而坚定了我一生从事职官制度史研究的决心。后来，升任中华书局总编的傅先生拍板接受在中华出版拙著断代官制辞典——《宋代官制辞典》，此书自1997年出版以来，重印三次，去年又出了增订版，已成为长销不衰、受海内外宋史研究学者欢迎的工具书。
▲《宋史职官志补正》
进入九十年代，正当我在宋代官制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我计划撰写《宋代官制史》时，我的官制史研究发生了重大转折。1991年，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先生向我建议：“鉴于唐代进士名录，藉（清）徐松辑录的《登科记考》，部分得以保存，大有裨益于今人；然而，宋代科举取士历朝最盛，却没有一部《宋登科记考》，这是学术界深感遗憾的事。你能否来做这件事？”
开始我有点犹豫。因在宋代科举研究领域，美国李弘祺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北大张希清教授、杭大何忠礼教授，都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领军的团队，全面研究中国科举制度，成果斐然，享誉海内外，如果我半途出家，在科举史研究领域中，能有所创新和建树吗？我沉入了思考，科举考试，从七世纪开始，至二十世纪初，长达近一千三百年。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但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积极促进的作用。在这一历史长河之中，宋代的科举制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它上接唐代科举创始期，使科举考试条制规范化、健全化，增强了竞争的透明度、公正性，又启示明清两代作更合理的调整。宋代登科人数又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两宋通过各类科举考试，录取了十一万人以上，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３—4倍。这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我们做宋代政治、文化史或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无论从哪个学术角度考察，都必须联系宋代科举制度，这样才能使整体研究有所深入。
▲龚延明著《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任何一门学科的确立与发展，首先要重视的是基础研究。科举史研究也不例外。如果不了解两宋科举考试录取了多少人、这些人中有多少人的登科资料还保存下来、多少人的登科资料已灰飞烟灭，又不能将保存下来的登科人资料予以搜集、整理，撰编成《宋登科记考》，那如何能说宋代科举研究是完整的呢？犹如建造一座高楼大厦，不先去打地基，停留于关于屋顶、门窗、内部设施的讨论，不就成了零部件研究了吗？自从上个世纪科举制废除以来，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海内外学人已取得不少成果，而且还在继续全面地开展。遗憾的是，宋代科举史的基础性研究，长期以来，无人问津。与科举制兴起阶段——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相比，就会发现：唐代已有清朝学者徐松撰的《登科记考》，已为唐五代科举研究提供了相对比较详细的基础性资料。而宋代则没有，宋代科举研究，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已落后唐代一大步。唐代文学史专家傅璇琮有感于此，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他的名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曾提到：研究宋代科举制，需要“效徐松之书的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我想，正是基于对此考虑，建议我做《宋登科记考》课题。我理解了，也想明白了，也许，从宋代科举史基础研究着手，虽半途出家，同样，亦能有所建树；此外从广义上讲，科举属职官制度铨选范畴，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与宋代官制研究紧密相连。鉴于以上考虑，我接受了傅先生建议，暂时放下宋代官制研究，致力于填补宋代科举研究基础薄弱的空白，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
为此，我向全国高校古委会申请立项，1992年，《宋登科记考》被批准列入高校古委会项目，拨给研究启动经费。于是，在傅璇琮先生指导下，《宋登科记考》编撰工作就顺利地开始了。经过我和祖慧教授前后十余年的努力，四百多万字的《宋登科记考》（上、下）终于在2009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刘海峰：您和祖慧教授编撰的《宋登科记考》，是您较早出版的一本大部头科举学著作，这部著作有什么特色？
龚延明：首先，《宋登科记考》是科举研究史上，首次提供了一份118榜宋代登科人名录。两宋118榜科举考试，仅留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登科录》，116榜《登科录》都已灰飞烟灭，必须从零开始，通过检阅宋代经、史、子、集海量的文献，挖掘一个进士又一个进士的资料，为此，历尽艰辛，终于清理出41,040人的宋代登科人名录，并一一为他们撰写了小传。小传包含了登科人姓名、字号、籍贯、仕宦、亲属、所试科目（或进士、或诸科、或制科、或武举、或童子、或博学鸿词科、或上舍释褐、或赐第）、登科年、初授官、曾任的重要官和最高官，及谥号等信息。411万字《宋登科记考》的问世出版，为中国科举史填补了宋无《登科录》的空白。这个四万一千宋代登科人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举个例子：我们常用的、台湾王德毅先生编撰的《宋代人名资料索引》，一共收录了宋代二万多人，而《宋登科记考》专收宋代登科进士、诸科登科人，其人数反超其一半以上。张为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50人参加撰写条目的《中国历代人物大辞典》（649万字），共收录54,500人，比《宋登科记考》所收一朝登科人亦只多出一万三千余人。可见，《宋登科记考》採收登科人数量之巨。
其次，《宋登科记考》完整地撰编了北宋、南宋近三百年的科举大事记。它包含了两宋大量的科举诏令，解额分配、登科人初授官等科举政策，实行类省试、别头试、漕试、三级试、特奏名、试卷誊录糊名、科场规制等制度，皇帝临軒唱名、新进士期集活动，科目变化，历榜试官名单，每榜登科人数等记载，是研究宋代科举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也是一部宋代科举史长编，具有较高的科举文献价值。
如果说118榜登科名录是纬，那么三百年科举大事记是经，经、纬相辅，织就了全方位的宋代科举史网络，为了解、研究宋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史，带来很大方便。
▲登科匾 嘉定博物馆藏
刘海峰：2014年，您和祖慧又出版了《宋代登科总录》煌煌14册，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在编著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的甘苦，您能否谈谈其中的感受？
龚延明：要谈我和祖慧教授编著《宋代登科总录》的感受，第一点，是做学问要有见难而上、不断创新的精神。《宋登科记考》出版后，虽然受到好评。但，回过头看看，我们感到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那就是将原来只提供登科人小传与资料出处的书目，增加书证。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要在每一条立项的登科人小传之下，将所列参考书目，一一补充进支撑小传信息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作为书证，为读者进一步提供查阅、研究登科人资料的便利，这就是我们做《宋代登科总录》的出发点。任举一例：
【梁固】字仲坚。东平府须城县人。颢子。初以门荫赐进士出身。服除，辞特赐命，自奋应科举。大中祥符二年进士第一人，初授将作监丞、密州通判，终判户部勾院。颢、固父子状元。
《宋会要·选举》七之一一《亲试》：“（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御崇政殿试服勤词学经明行修举人……得进士梁固等三十一人，并赐及第、同进士、《三礼》出身。”
《宋会要·选举》二之三《进士科》：“（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十九日，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梁固〔为〕将作监丞、第二人宋程、第三人麻温舒为大理评事，通〔判〕诸州。”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庚戌：“上御崇政殿亲试，仍别录本考校……赐进士梁固等二十六人及第、同出身者三人、同《三礼》出身者二人。固，颢之子也。初以颢遗荫进士出身，服除，诣登闻让前命，愿赴乡贡。许之。”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九《朝奉郎守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判三司户部勾院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梁君（固）墓志铭》：“君讳固，字仲坚，东平须城人……烈考讳颢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赠刑部尚书……君一上冠礼部贡籍，法座临轩复试，遂占魁甲……雍熙中翰林公策名第一……逮今言父子继登甲科者有梁氏……（君）解巾将作监丞、监高密郡。才二十五岁，代还，迁著作郎、直史馆，赐五品服，旋除三司户部判官，寻改判本部勾院……天禧三年三月遘疾，卒于京师，享年三十三。”
《宋史》卷二九六《梁颢附子固传》：“梁颢，字太素，郓州须城人……（子）固字仲坚。幼有志节，尝著《汉春秋》，颢器赏之。初，以颢遗荫，赐进士出身。服阕，诣登闻院让前命，愿赴乡举，许之。大中祥符元年，举服勤词学科，擢甲第。解褐将作监丞、同判密州，就迁著作佐郎。归朝，改著作郎、直史馆……判户部勾院。”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宋登科总目》：“（大中祥符）二年，亲试东封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梁固。”
雍正《山东通志》卷一五《选举志·宋制科》：“梁固，须城人，状元，著作郎。”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一○、页476：“本朝状元多同岁：徐奭、梁固皆生乙酉（985年），王鲁（曾）、张师德皆生戊寅（978年），吕溱、杨寘皆生甲寅（1014年），贾黯、郑獬皆生壬戌（1022年），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1041）。”
《宋代登科总录》所收进士“梁固”的书证，共八条，都是原文献史料。相比《宋登科记考》所收之“梁固”，“小传”之下仅有引用的书目：
【梁固】字仲坚。东平府须城县人。颢子。初以门荫赐进士出身。服除，辞特赐命，自奋应科举。大中祥符二年进士第一人，初授将作监丞、密州通判，终判户部勾院。
《宋会要·选举》七之一一《亲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庚戌，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九《朝奉郎守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判三司户部勾院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梁君（固）墓志铭》，《宋史》卷二九六《梁颢附子固传》雍正《山东通志》卷一五《选举志·宋制科》，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一○。
两相对照，《宋代登科总录》工作量要比《宋登科记考》增加几倍，且每一条书证的工作流程，都须经过查检原书、抄录相关史料、输录史料，增补、修改小传，书稿一次次校对，可以想见，完成宋代四万进士、一千多万字的书稿，工作是何等艰辛！想起从早到深夜，在与青灯黄卷为伴的漫长岁月里艰难爬梳，不禁感慨万千，我从黑发做到白发，曾自况“绳锯木断重构宋代四万进士档案”，深感做学问需要一种绳锯木断、精益求精的慢功夫，和甘于寂寞、坚持不懈的毅力。
▲《宋代登科总录》
第二点感受，学问要做大，先要有点，然后上下延伸，连成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做断代研究，不能止于断代，一定要注意上下贯通。所以，我开始着手做《宋登科记考》时，就已在设计，以《宋登科记考》为基点，上下延伸，做一个《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系列。1993年，学校把我从历史系调到古籍所，接替姜亮夫先生担任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我以此为契机，于1995年，向高校古委会申请了《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集体项目，得到批准。2003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年，经国家社科基金办组织专家中期评估，《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提升为国家滚动资助的重大项目。现在出版的《宋代登科总录》，是其中的一个子课题。子课题《明代登科总录》（1200万字左右）书稿，已经完成并交付出版社。紧接着是《清代登科总录》、《辽金元登科总录》、《隋唐五代登科总录》，正稳步向前推进中。从《宋代登科总录》这个基点出发，五个子课题全部完成后，五卷本《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把一千三百年科举选人的历史连成线，从而将中国古代科举社会十余万精英人物档案集中亮相于人世，可望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作出贡献。
刘海峰：您主编点校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出版后，为研究明代科举的人带来许多方便，这是您拿手的古籍整理与科举学研究的一个结合点吧？
龚延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离不开文献。科举学离不开科举文献。涉及科举的文献资料面广、量大，但核心的文献，是唐以后出现的《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然唐代无《登科录》留存，宋、元所留原始科举录，也仅三种而已。值得庆幸的是，赖明嘉靖十一年（1498）进士出身的明代兵部侍郎范钦，在故乡宁波修建天一阁，收藏了大量明代科举文献，有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三级科举考试录，其中天一阁独家收藏的明代《登科录》达40 榜，《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占海内外收藏的明代《登科录》总数的67％、《会试录》的71％、《乡试录》的92％，极为珍贵，是天一阁镇阁之宝，也是中华独特科举文化之瑰宝，为海内外科举研究学者所神往。然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庋藏深闺，连读者求见一面都难，遑论公开、流动，全面向社会开放。直至新世纪初叶，2006～2010年，宁波出版社终于把天一阁博物馆深藏的《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冠以《明代科举录选刊》影印公开出版。然影印本，没有标点，涉及玉音、策问、应试人策论，未经标点断句，一大块一大块文字，密密麻麻，阅读困难；影印本尚有大量漫漶讹误，未经校勘，也不便读者使用。为此，宁波出版社邀我主持点校《明代科举录选刊》。我深感对影印本《明代科举录选刊》三级科举录进行点校、整理的必要，尽管手头事多，还是答应下来，组织了浙大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毕业的毛晓阳、邱进春、方芳、闫真真等年轻学者团队，分工承担《登科录》、《会试录》的点校，277册《乡试录》（863万字），份量太大，人力和时间不够，未及标点，而由我直接进行分段，并将一页页整页无任何标示的原始文献，鉴别乡试场次、试官、一道道策题、书名、策论、试官批语等，用不同字体作了区别标示等整理工作，亦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历经三年时间，完成了天一原阁藏明代三级科举录的点校、整理任务。2016年，由宁波出版社推出了横排本15册（1237万字）的新版本。
▲ 龚延明主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点校整理本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出版后，受到学界欢迎和好评。《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刘京臣撰写的书评《科举文献整理的新成果：读龚延明主编的点校本<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31日刊登了明代科举史专家、福建师大郭培贵教授撰写的书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在该书评中指出，相比于影印本，此次整理横排繁体本具有以下几个突出优点：
一是对影印的天一阁所藏明代41科《登科录》和《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国朝河南进士名录》、《皇明进士登科录》以及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影印本中有大量的异体字甚至讹字，如“徳”、“靣”、“貟”、“竒”、“㝛”、“畧”、“脩”、“呉”等字，在横排繁体本中，都相应改作“德”、“面”、“員”、“奇”、“宿”、“略”、“修”、“吴”等标准字，从而显著提高了该书文本用字的规范性，也大大便利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和征引。
二是对《登科录》、《会试录》不仅进行了校勘，而且进行了分段标点，这无疑对提高读者阅读速度、减少误读和准确理解文本原意具有重要意义。《登科录》对进士的中式年龄和出生月日是连在一起记载的，如某某进士“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读者很容易把该进士的中式年龄误读作“年三十九”，而有了标点，呈现为：“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就可有效避免这种误读。又如，《登科录》和《会试录》中的程文以及《会试录》中的序文都是不分段的，这就給今人的阅读造成很大障碍，而《登科录》和《会试录》横排繁体本的分段标点就排除了这一障碍。另，《登科录》对进士“家状”有严格的书写格式，故凡遇进士上三代有多项官号需要写入时，因书写空间有限，就会造成字小挤压的情况。如万历二年二甲进士孙鑛，其上三代“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等55个字被挤压在不到一竖行的空间内，自然难以辨认；而横排繁体本经重排标点后变为：“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就清晰可辨且文意明白了。
三是主编龚延明先生在该书《总序》中迭出新见，对科举制、明代科举及其科举文献的历史作用和价值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如他指出“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文化形态、建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产生的价值”。“科举与国运相联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又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认为相比于宋代《登科录》，明代《登科录》的“家状信息量增加了”，但削去了进士参加会试的次数，“这说明在明代进士登第更为艰难，举数多，在家状中列出，没有积极意义”以上观点，无论对于促进科举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康熙十二年、三十三年、四十五年登科录 嘉定博物馆藏
总之，海峰教授就《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出版，提出“古籍整理与科举学研究的一个结合点问题”，很有意义。的确，科举研究需要和科举文献整理工作相结合。文献整理，对年轻的科举学者，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同时，通过触摸原始文献，增强历史感和真切了解科举考试的流程，无异是在聆听无声的科举专业知识课。经过科举文献整理，从事科举制度与科举史研究的学者，其对科举史料的把握及其感知度与深度，一定会比较强。
刘海峰：您指导毕业过众多以进士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博士生，在培养科举学人才方面有什么经验或体会？
龚延明：海峰教授，说起培养科举学人才，您最有资格，您在厦门大学，培养了多少博士? 一个连？一个营？一时也数不清。关键是，您正处盛年，现在还在一批一批带，厦大已成为国内无以匹比的科举学重镇，经验丰富。而我在浙大，于2003年退休，停止招生已十五、六年，带过的博士生，屈指可数。谈何经验?盛情难却，说几点感受吧。
一点感受是，指导博士生读原典，触摸第一手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如原博士生毛晓阳，在了解了清代科举文献目录基础上，安排他阅读未经标点的清钱吉仪、缪荃孙、闵吉昌、汪兆镛《碑传合集》，碑传涉及清代科举、官制、官员出身、官衔等等，科举人物与制度信息含量大。如其中钱氏编的《碑传集》，按历朝传主爵秩官职、人物角色分类。如官员，分宰辅、部院大臣、翰詹、科道、督抚、河臣、监司、守令等门类，这样，阅读《碑传集》既是阅读碑传传主仕历、事功文字，在提高古籍阅读水平的同时，又了解了清代职官制度。然后，布置晓阳，与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的《清代碑传集》相比照，找出自己未能断句的文字，并找出原因何在？这样，《碑传集》读毕，文献功底就打下了，这对他以后进入厦大博士后流动站与合作教授刘海峰教授从事进一步科举研究，和工作后独立从事科举课题研究，大有裨益。比如他近年承担的《天一阁明代科举选刊》之《登科录》下册（78 万字）点校，差错极少，质量甚高。
博士生方芳博士论文是研究清代科举家族，高明扬研究清代八股文。我都首先安排他们去啃420册的《清代朱卷集成》。培养学生做学问，首先要带他们学会坐冷板凳，啃原典。
▲ 康熙四十五年《登科录》 嘉定博物馆藏
第二点，让博士生参加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并同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挂钩。这样，一方面，让博士生协助课题搜集前期资料工作，——搜集进士的信息资料；另一方面，在参加课题工作中，提高科举目录学、版本学的学识；再一方面，为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蒐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所需要的第一手、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一举三得。如，博士生陈长文，他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为此我请他参加《明代登科总录》前期资料搜集工作，集中检索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初编、续编中的进士资料。长文能吃苦，非常投入，将参加课题与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紧密结合，对明代科举文献进行了全面摸底、探究，从而使他对明代科举文献了解与掌握，达到较高水平，2005年，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的写作，被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评为优秀博士论文。该论文不久，即以专著形式出版，受到科举学界的好评。
▲ 明天启辛酉科顺天乡试朱卷刊本 嘉定博物馆藏
第三点，和学生切磋学问，讨论疑难问题，及时抓住创新思维，引导学生勇于在学术上创新。我有一个学生高明扬，人很聪明，悟性很高。他选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清代科举八股文研究。这可是多少人研究过老题目！但我有一个信念，学问无止境、学术难封顶。老调也可能新弹。既然学生选了它，我没有束缚他，也没有事前共同讨论论文提纲，而是让他先大量阅读、钻研《清代朱卷集成》中的八股文、试官批语，放飞思路。高明扬为了大量阅读八股文，日夜啃《清代朱卷集成》，浸润其中。他从细读大量试卷八股文后，逐渐由表入里，进入一个新境界。一天，他同我讨论，突然冒出一个问题，试官对举子试卷批语，都有“理、法、辞、气”的考察要求，而落实到“清、真、雅、正”一个标准，是不是八股文便于试官阅卷打分？我一听，眼晴一亮，是呀，这可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新见！举子试卷，动辄成千上万，如果大家各自发挥，隨意写命题作文，有的天马行空，有的纵横驰骋，有的喋喋不休，那考试官不是看得眼花缭亮，如何统一打分？而八股文，规定代圣人立言，是载道之文，其体式分八股：破题，承题，起讲，起比，中比，后比，束比，收结。使答卷规范化。所有卷子试卷格式，就像一个模型里铸出来似的，都要就范于八股文体。试官批卷，就看举子答题启、承、转、合，是否符合规定；其文章义理，是否符代圣人立言的要求，则是否符合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改卷批语类似现代学校考试选择题打勾或打叉，改卷效率不知要比宋代试官批卷高出多少倍！且，不容离经叛道之程文出现。我立即肯定了他这个创见。遂商议以清代科举八股文批卷标准为题旨，就博士学位论文谋篇布局。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清代科举八股文衡文标准》的论文，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得以发表。八股文研究旧题居然弹出了新调，这离不开鼓励、引导学生勇于学术创新的理念。
▲ 光绪十二年进士登科录 嘉定博物馆藏
刘海峰：目前您在做哪方面的科举研究？将来还有什么研究或出版计划？
龚延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是一项科举研究大工程，目前最急迫的工作，还是争取早日完成这个包含五个子课题的工程。继《明代登科总录》已在出版社审编过程中之外，由祖慧教授、周佳副教授承担的《清代登科总录》正接近收尾阶段。由武汉大学余来明、吉林大学高福顺、黑龙江大学薛瑞兆教授共同承担的《辽金元登科总录》，今年八月之前，能完成书稿任务。
与此同步，我们已建立起《中国历代科举人物数据库》，收录的进士人数已达十万以上，可供检索隋唐五代至明清的登科进士名录。访谈录中提到的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进士身份，就是从数据库检索出来的。《中国历代科举人物数据库》将来上网以后，计划进一步扩大到举人、贡士。这个数据库发展空间广阔，我们亦期待同道有志之士合作。
▲ 光绪乙未科进士登科录 嘉定博物馆藏
刘海峰：您认为科举学的发展前景如何？
龚延明：“科举学”，是1992年刘海峰教授在题为《“科举学”刍议》的学术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2005年，刘海峰教授名著《科举学导论》出版，对“科举学”的涵义，作了全面阐释。二十六年前，海峰教授振臂一呼“科举学”，不少学者从开始感到新奇，时至今日，“科举学”日益深入人心，已为学界所认同，成了一门充满朝气、充满生命力的显学。
科举学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看今日之域内，有哪个学会，能像科举文化研究会这样，每年、甚至一年二次举行科举学与科举制学术研讨会?没有！有哪个学会能吸引海内外历史学、教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博学、社会学、哲学、民族学、地理学、管理学等等多学科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没有！这充分说明科举学的研究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影响力在不断扩展。国内多家科举博物馆相继建立，科举文物展十分活跃，海内外科举文化交流逐步拓展，科举学学术术刊物的发行，以及大量的科举制度史研究与跨学科的科举学研究成果的发表等等，反映了今日科举学的内涵，已不止是科举制度基础学科，也是应用性的学科。也就是说，科举学作为一门显学，包括科举制度、科举史的基础研究，也包括科举博物馆、科举文化展、科举与民俗、科举与古建筑等调查研究、国际性科举文化交流等等应用性研究。为此，建议海峰教授在再版《科举学导论》时增加一个部分：科举应用学。这样，一门由基础科举学与应用科举学组成的当代科举学，就建立起来了。
总之，科举学已经崛起，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显学，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2018年2月6日
于浙大西溪校区内启真名苑
选自《科举学论丛》，2018年第1辑；作者：龚延明，刘海峰；编辑：陈蓉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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