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深：2020年以前清代科举史研究趋势与述评
2020年以前清代科举史研究趋势与述评
王学深
作者简介：王学深，男，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制度史和科举史。
摘要：清代科举史是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海内外学人就已经开始了对于清代科举史的系统研究工作，并大致可将此后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0年代以前）海内外学人对于清代科举史的研究以制度梳理为主，将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和朝考等阶段的制度运行研究清楚，并引入社会流动性的讨论。第二阶段（1990-2015），海内外学人细化科举史研究，既有分朝代的详细探索，又有对清代科举家族、举人落地政策和冒籍等热点问题的考察。第三阶段（2015年以后），学界进一步深化科举史专业性选题，一部分研究延续了第二阶段的热点议题，另一部分则利用新史料推动视角与内容的创新。与之同时，这一时期很多清代科举档案史料相继出版，为学人深入研究清代科举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与第二、三阶段研究时限重叠的是伴随着“科举学”兴起的跨学科研究尝试，即将清代科举制度史与文学史、社会史、法律史等结合考察，这成为了清代科举史研究的一大趋势。
在海内外对于清史研究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学界关于清代科举史的关注与日俱增，并形成了东西互动，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发展态势。清代科举史研究的第一个阶段（1990年代以前）学界主要以制度史梳理为主，根据《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学政全书》等政书，厘清童生试、岁科两试、乡试、会试、殿试和朝考等阶段考试制度的运行，并引入科举制度对于社会流动性的讨论。第二阶段（1990-2015）海内外学人在第一阶段基础上细化科举史研究，既有如对清代科举家族、举人落地政策和科场冒籍等问题的考察，又有如对清代考务制度的探析。第三阶段（2015年以后）学界进一步将科举史选题专业化，一部分研究延续了第二阶段的热点议题，另一部分则利用新近出版的史料创新研究选题。这一时期很多清代科举档案相继出版，有如《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清代殿试卷》、《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贾江溶藏稀见清代科举史料汇编》等，为学人深入研究清代科举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与第二、三阶段研究相伴随的是跨学科尝试。随着刘海峰教授“科举学”概念的提出，将科举史与文学史、社会史、法律史结合考察，成为了清代科举史研究的一大趋势。本文针对以上三个阶段的海内外清代科举史研究做述评，并提出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以期对清代科举史未来的研究有所助益。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章侧重对清代科举制度史的述评，故本文不涉及对八股文和策论等考试内容的讨论。
一、1990年代以前海内外清代科举史研究
在早期的中国科举史研究著作中，东西方学人都以科举制度运行作为研究切入点，双方具有研究的共时性。在制度史框架内，东方学人既有对长时段科举史整体的讨论，又有以朝代为时限的具体断代研究。相对应的，西方学界力图在单纯制度史研究之外，引入社会流动性的讨论与思考。具体到清代的科举著作中，上世纪三十年代章中如所著《清代考试制度》可以视为清代科举史的开山之作。作者在上卷中梳理与讨论了清代各级考试的内容，而下卷则侧重制艺格律的论述，尤其是对四书义、七律、策和乾嘉时文有着深入的解说[1]。随后，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成为迄今最重要的清代科举制度史专著，并不断再版[2]。作者侧重对于清代科举各级考试制度的论述，从童生试到朝考均作详细阐释，也分别对八股文、武试和翻译科给予研究，还对清代科场案有所述及。由于商衍鎏是中国科举体制下的末科探花，亲身经历了清代科举体系内的各层级考试，因此书中所述不仅可信，而且在单纯叙述之外融合了个人经历与感受，也是该书被奉为清代科举史研究圭臬的原因之一。与之类似，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1976年经翻译出版的China’s Examinati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of Imperial China[3]一书同样对各级别考试作制度梳理，强调了明清科举运行的研究，但并未脱离制度史框架。通过书名“考试地狱”即可想见，在科举体制内士人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和成功的难度。该书以日文写作，后被译成英文，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必备书籍。目前，此书已有中译本《科举史》出版[4]。
与中国大陆具有共时性的科举制度史研究在港台地区也集中出现。中国台湾学界对于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在1970至1990年代，兼跨了“台湾的科举学”发展的第二、三阶段[5]。例如，朱沛莲编《清代鼎甲录》，黄光亮著《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刘兆瑸著《清代科举》，王惠琛著《清代台湾科举制度的研究》和杨绍旦著《清代考选制度》等专书均是这一时期对清代科举史研究与探析的代表性著作。与之同时，台湾学界在这一时期再版了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并翻译了弗兰克的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为台湾科举研究注入新的视野。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德昭教授所著《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从史料和明清科举制度的承继为角度开篇，详实地讨论了清代科举制度与教育、入仕和政府的关系。尤其在第五章《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一节考察了士子群体的负面士习所导致的科场弊端与闹事问题，在单纯制度叙述之外引入了对士子群体的关注。
在西方学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已在制度史研究框架内开启了对于科举流动性的讨论。柯睿格在1947年和1957年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6]，以1148与1256两个年份的进士题名录作为研究依据，主要探讨了南宋时期不同地域间因为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不同，导致了科举成功的不平等性，并特别强调科举在宋代虽然一直与荫补和荐举做着竞争，但是已经成为士子最为重要的入仕途径。通过对于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柯睿格得出公元1148年和1256年这两个时间节点上非官员家族入仕的比例分别达到56.3%和57.9%。据此他将宋代，尤其是南宋定义为科举的“自由竞争时代”。柯睿格认为政府没有采取如清代的分省定额的措施才使得南方有才能的士子能够脱颖而出，充分体现了宋代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虽然两篇文章不涉及清朝，但却开启了学界关于科举流动性的讨论。
何炳棣所著The Latt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一书恰在此时出版。何炳棣以明清士子的三代直系亲属作为考察对象，得出了明清科举流动性高的结论，其中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的50%，而清代平民出身进士比例则为37.2%。[7]但是，这一论断受到郝若贝和韩明士的挑战。他们认为何炳棣仅将直系三代亲属作为代际流动比率的依据毫无意义，而应将这一研究代际范围扩大。同样重要的是，深化研究不仅要囊括父系亲属，同样应包含母系和姻亲亲属的信息[8]。正是在这种科举地域与流动性研究兴起的背景下，梅斯基尔在1963年组织编辑了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Career Open to Talent?的专题论文集，囊括了柯睿格、何炳棣、张仲礼、费孝通、魏复古等众多学者文章，而主题则围绕科举流动性展开讨论，并将科举作为士人摄取权力的核心媒介。
对于科举流动性的讨论从开启至今一直是科举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并得到中国大陆学者的积极回应。早在1947年柯睿格发表论文的同年，潘光旦和费孝通就发表《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利用清代康熙朝至宣统朝915分硃卷考察出没有贡举以上功名持有者的家庭占比只有13.3%。换言之，只有13%左右的上层士绅是“绝对意义”上的向上流动，这一结论也比十余年后何炳棣考察三代亲属功名所得出的结论为低[9]。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科举流动性的讨论仍在延续。2017年，郑若玲通过对近8000余份的清代硃卷分析后认为，上层功名持有者中三代无功名的布衣之家平均只占12.69%，并提出了“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10]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韩明士等人的观点。其后，王志明在《清嘉庆以后科举与社会流动中的城乡差别——以1802-1903年进士<同年录>所载进士居地为中心的分析》一文中通过对嘉庆朝以后4250位进士分析得出了城居、镇居、乡居进士分别占比52.99%、8.12%、38.89%的数据，并进而以此为依据对社会流动性进行分析，得出了三代内家族内无功名持有者的进士比例为15.4%和家族上行率为66.15%的结论[11]。这实际上既体现出清代科举具有社会流动性，但实际上也存在诸多“板结现象”。城居的比例之高已经说明了家族的经济和社会网络对于后代应举成功所产生的影响，远非人们印象中的“自由流动”。试问清代乡村中普通的务农之家，谁会牺牲一个成年的劳动力和数十年光阴单一性地从事举业呢？同年，张天虹还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走出科举”：七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再思考》一文，对于中国科举史研究中的“流动”与“不流动”讨论进行再整合与再思考，并提出走出科举来看社会流动性问题的观点[12]。2020年，徐泓发表《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一文，利用15519个样本，57科明代科举资料对明代科举流动性问题再探讨，得出明代平民出身进士数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的比例分别为50.88%和49.12%，支撑了何炳棣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研究结论“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占整体社会向上流动的一半以上，证实了所谓明朝官场对有才能人士开放的传统说法”[13]。
这一时期海外学界对于科举史的研究除了制度史内科举流动性的讨论外，何炳棣通过研究认为明清时代科举与社会的关系，特别强调了明清社会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低级功名持有者越来越难以获得更高功名、步入官场。何炳棣提出明代生员名额增加但导致了科举下层上升途径的壅塞，而清朝控制住了生员名额但却由于人口的过快上涨，更突显了上升比例递减的事实[14]。同一时期，白亚仁在一篇名为“Pu Songling and the Qing Examination System” [15]的论文中讨论了蒲松龄一生数次应乡试不中的历程，并结合清代科举制度和《聊斋志异》以讨论其心态变化，进而阐释其科举失败的原因。这一选题为清代科举史结合小说研究进行了尝试。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将精力投入到清代书院、初级教育或识字率等问题的研究上,且偏重对于晚清学堂和中西方交流的讨论，这一趋势持续到2000年之后。
二、1990-2015年间海内外清代科举史研究
自1992年以来，以刘海峰教授为代表的学人将科举研究上升至“科举学”的高度，“将科举研究纳入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使科举研究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16]。自此以后，科举史逐渐发展成为囊括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历史、文化的广博学科，同时也将科举研究引入细化，如科举制度的起源、发展及变化规律，贡院制度的建设，考试科目的内容、形式、方法，科举作弊及防范措施，科场案研究等[17]。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清代科举史研究呈现细化且蓬勃发展的态势，学术成果一方面集中于深化科举领域各专项制度讨论，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对科举群体的研究。李世愉所著《清代科举制度考辩》一书在单纯叙述制度之外，开始融入清代特色和专门议题论述，比如审音制度的发展、宗室科目与覆试制度的设立等[18]。此后作者以《清代科举制度考辩（续）》为题在前作基础上继续深入讨论了科场回避制度、进士朝考制度、科场谎报年龄现象等14个专题。又以“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为题，开启了对于清代落地政策的讨论[19]。韩芳、马镛、张振国、王月和孔祥文等学人承接于后，对清代举人落地政策，特别是举人大挑等课题进行系统化研究，而屈海龙则对清代“明通榜”进行了考证[20]。
除了对于清代科举落地政策的研究分析之外，学人对于清代科场冒籍问题的关注在这一时期与日俱增。2004年，王日根与张学立共同发表了《清代科场冒籍与土客冲突》一文，对冒籍问题这一科场“故习”做了梳理，详细讨论了清代科场冒籍的类型与方式，并提出了因冒籍而引发的科场冲突问题，可视为专门讨论清代科举冒籍问题的先河之作[21]。此后，刘希伟和王洪兵分别著专文讨论清代冒籍问题。前者以清代“商籍”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清代商籍与冒占商籍问题。后者集中于清代顺天府，研究了南方士子冒籍大兴、宛平两县应试的问题，并引入了对于清代对冒籍的稽查制度与防范措施的论述[22]。2011年，笔者以《清代乾隆朝科举冒籍问题研究》为题对清朝整治冒籍最为有效的乾隆朝展开讨论，不仅将冒籍划分为身份冒籍和地域冒籍两大类别，更对具体冒籍问题进行归因分类，深入讨论了乾隆朝冒籍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和政府应对措施，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表专文《清代乾隆朝科举冒籍问题概述》[23]。2012年，刘希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清代科举冒籍研究》，集中讨论了清代冒籍问题产生的原因、冒籍类别、治理与应对策略，以及对于今天“高考移民”问题的反思[24]，将清代科举冒籍问题研究进行总结性地研究与论述。
与之同时，清代科举专题性和通史性著作在这一时期涌现。2013年，李世愉所著《清代科举中额的分配原则及政策导向》一文对清代分省定额原则进行了检视。这一政策不仅有效的保障了地区间政治资源的平衡，而且对于扶持边远落后地区的文风，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均有促进作用[25]。胡平所著《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务管理制度研究》一书跳出对考试内容本身的研究，将焦点聚集在科场考务方面，囊括了报名程序、考官选任、考务编排等内容[26]。随后，李世愉和胡平两位学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一同撰写了《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成为第一部中国科举制度研究通史中详细述及清代科举制度发展的专著。这一时期其他科举史代表性研究还有如陈志辉所著《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一文。作者以天算学进入科举的视角与艾尔曼的研究对话，论述了自康熙以来西学的引入和乾嘉考据学兴起后天算学在清代科举中的应用，并以1804年江南乡试为核心讨论了策论中与天文算法和西学相关的试题，体现了“汉学”在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反应，揭示了科举考试与乾嘉学术的关系，但作者也提出这是一种地方化，而非全国性的特点[27]。
在科举制度细化研究的基础上，清代具有特色的翻译科和旗人科举也开始受到学人关注。张永江在1989年和1990年连续发文集中讨论了八旗蒙古科举、武试与翻译科考试，特别是对八旗蒙古科举和八旗武试进行了详细研究，从童生试到会试作者均进行了考证[28]。此后，潘洪刚著文《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讨论了清代驻防旗人科举在地化的漫长进程。自顺治八年（1651）清廷允许旗人参加科举后，驻防旗人一直保持着赴顺天参加科考的制度，体现出旗籍和民籍的天壤有别，更是防止旗人在地“汉化”的一种举措。经过漫长的等待，最终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廷同意驻防旗人在地乡试。这种变化在作者看来体现出驻防旗人“变客为土”，“汉化加深”，“解决八旗生计”和“旗民日渐平等”等意义[29]。在这一时期具有特色的研究背景下，马子木在2014年撰写论文《论清朝翻译科举的形成与发展（1723—1850）》讨论了清代雍正至道光朝专属旗人的翻译科举考试。作者对于清代翻译科考试不仅进行详细的溯源与制度化进程分析，而且对于翻译科出身者的宦绩进行统计，并将翻译科考试视为“同文之治”和“重振满洲文化”的努力，最终得出了翻译科衰落并非全因“汉化”导致，而是翻译科自身制度缺陷使然的结论[30]。此后，作者还曾对驻防旗人翻译科的仕进状况进行研究，可视为在前文基础上的深化[31]。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特别是清代《乡试同年齿录》等资料，一些学者在这一阶段中将视野投向清代乡试研究，集中讨论乡试制度运行以及清代各省的乡试特色。代表性著作有如马镛著《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初探》和《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毛晓阳著《清代科举宾兴史》；姜传松著《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刘虹、石焕霞、张森《清代直隶科举研究》；刘一彬著《闽台交融的考试纽带：清代福建乡试研究》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做展开评述。
在清代科举士人群体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大量专业性著作，并为第三阶段的清代科举史研究奠定基础。1992年宋元强所著《清代的状元》一书以有清114名状元所组成的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这一群体应试、宦绩、学术、德行、政事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表现和作用，是对上层士绅研究的集中力作。其他学者的士子群体研究更加偏向与时空概念结合，强调地域特色。
2007年，江庆柏所编著的《清朝进士题名录》（全三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以《国朝进士题名碑录》、《清秘述闻》和国子监所刻题名碑拓本等史料作为依据，对清代112科，两万六千余名进士进行勘定。同样重要的是，作者对清代科举文进士人数、“未殿试与补殿试”、宗室会试等专题进行分析与考证，极为有益的增补了清代科举史研究内容，该书也成为研究清代科举史必备的工具书之一[32]。不久之后，李润强所著《清代进士群体与科举文化》问世，作者论述了高级功名群体与学术间互动关系。除了对于地域性量化统计和仕宦轨迹研究外，作者特别强调了清代进士群体与康雍乾三朝理学、考据学繁荣与兴盛的关系，以及对清后期学术转型，强调经世致用的推动[33]。
在承继《清朝进士题名录》出版和清代进士群体研究框架下，结合地域研究成为此后几年来又一突出特点。以多洛肯所著《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为代表，作者针对浙江科举进士群体强调了“清代浙江进士特色论”研究。该书以大量图表的方式和计量史观的研究方法论证了在有清一代浙江2808名进士群体的地域特色，体现了科举在清代初期与文风、人口、丁赋三个因素息息相关。作为2808名进士所组成的群体，也并非均匀分布于浙江各府县内，而是具有地域集中性特色。其中2553名进士，超过总数90%以上来自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五府，也正是这种地域分布的集中性导致了以上地区内文学、史学、藏书、方志修纂优于其他府县，甚至领先清代其他地域的事实[34]。同时期类似的著作亦如丁辉和陈心莹所著《嘉兴历代进士研究》（2012）等。
除了以上科举群体研究外，学界对于“科举家族”的研究蓬勃发展。1992年顾廷龙主编出版的《清代硃卷集成》（全420册）为学人从事科举家族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将50余年间从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图书馆所陆续收集的8000余份举人、进士的硃卷整理出版，为学界研究清代士人的家族功名、仕宦信息、授业师群体、婚姻网络、文体风格与考官信息等提供了必要的史料支撑[35]，也对于随后勃兴的“科举家族”研究奠定基础。
“科举家族”一词是由张杰在《清代科举家族》一书中率先提出的。[36]作者以《清代朱卷集成》作为重要的史料依据，将科举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提出了定义“科举家族”的三条标准：世代聚族而居、世代应举和获得五贡、举人以上科甲功名。这一研究强调了科举史与地方史双重概念，突出了科举是维系家族兴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作者在书中凸显了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一种互动关系和对地方施政的影响，并以桐城张氏、福山王氏、婺源程氏个案进行了深入探讨。张杰教授还著文《清代殊卷所见蒙古旗人科举家族》可视为在前书基础上的细化研究。2000年，张杰又以《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为题按照官宦、军功、力田分类，考证了东北地区9个进士科举家族，共11位进士的家族信息，包括了民籍的赵文瀛、于凌辰、于蘅霖、齐申甲；旗籍的巴羽特·尚贤、春溥、张平格、舒泰、缪延祺、缪裕绂、寿朋等。作者强调了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对于科举家族成功的重要帮助作用，并通过他们家族的科举成功，提升了家族声望，推动了地方的教育与文化[37]。
2006年，另一部重要的清代科举档案史料出版，即来新夏主编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全101册）。全书收录了一万一千余名举人、进士的科举家族资料，极大地丰富了科举家族研究的史料内容，不仅对于清代科举史研究大有益处，同样对于清代地方史和家族研究提供了所需的史料。正是在“科举家族”研究逐渐兴盛的背景下，方芳对清代科举家族的地理分布进行量化统计，总结出清代科举家族集中于东北至西南一线以东，靠近省府所在地或交通便利之所的地理特点，并通过统计1400位进士信息辑录出166个科举大家族，依次以江苏33个，浙江25个，山东20个为高，又以云南仅1个科举大家族为最低。需要注意的是，方芳对于科举家族的定义与张杰有所不同，她先将拥有2位以上进士的家族定义为科举家族，共795个，又以拥有5位以上进士的家族称为“科举大家族”，共166个。这与张杰所给出的定义有两点主要不同：第一，仅考察进士功名持有者的家族背景；第二，不考虑家族科举成功的连续性因素。相较而言，张杰更大的考察范围，即强调纳入贡生以上功名的研究，其准确性与代表性会进一步提高。根据清制规定，五贡（恩、优、岁、副、拔）被视为正途出身，可铨选教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步入仕途的基本功名要求。正因如此，何炳棣教授将贡生视为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功名和与平民阶层的分界线，而张仲礼教授则以贡生分隔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不过，方芳在前“大数据”时代通过计量史学手段对科举家族地理分布的研究，为推进科举家族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38]。
当然在清代科举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内，因涵盖了科举废除百年这一时间节点，所以对于科举制度终结和社会的影响的探析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界科举史领域研究的焦点之一。如陈兴德所著《二十世纪科举观之变迁》讨论了自鸦片战争以后科举与社会的互动，及思想认知的流变。特别是第二章《晚清科举观的演变》强调了在鸦片战争和新政时期对于科举观的再思考，以及科举废止所造成的社会反响，分别考察了上层绅士、下层绅士和留学生三个群体与科举废止的关系[39]。笔者个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科举制度扮演着社会安全阀和调节器的功能，随着这一施行了1300余年的制度的终结，使得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回向地方，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疏离，增强了地方士绅自治的趋势，引发了清末政治模式的流变。关晓红所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强调了在时代变革背景影响下，科举制度因时之变，如引入经济特科，科举考题的转变和学堂的兴起等，但这些变革的努力均因不符时代发展最终被废止，并对士绅群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40]。同年作者还发表了《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和《清季停罢科举的链式效应》两篇论文，都在科举废除前后的时代嬗变的大背景下予对科举变革与废除过程予以聚焦分析，并产生了对实业教育、女学和社会风气转化的链式效应。
在1990-2015年间，西方清代科举研究主要集中在艾尔曼和文朵莲两位学人身上。艾尔曼早在1991年就在《亚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文，强调了科举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再造或再复制的过程。作者不仅明确将科举视为维系家族声望的工具，而且对科举的社会流动性再做反思[41]。根据艾尔曼的观点，科举形成了社会统治规范，确定了社会等级，而士绅也希望凭借科举早过独木桥以维系名望。士绅家庭在科举社会中的优势不言而喻，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同时对于“普通话（官话）”相较于普通百姓也有更早的接触和使用，以此增加了他们在科举社会中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得他们处于社会流动性的层面的高点，从而保证了社会组织架构的稳定形态。在文化塑造方面，明清朝廷所规定的科举用书，将儒家文化和他们所希望士子学习的内容加入科举考试之中，使得学习这些文化的群体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同样增加了社会稳定性。总之，以科举为媒介，明清统治者以此规范了社会秩序，将社会各层面的群体纳入统治之中。
以此为延伸艾尔曼还发表了“Changes in Confuci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from the Ming to the Ch’ing Dynasty”等文章，而最为知名的著作当属在2000年出版的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该书着重讨论了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在晚期帝制下的运行模式。艾尔曼不仅强调了明清将理学作为统治者规范社会的工具，还将其运用于科举考试之中以强化对士子的控制。他认为这是与唐宋时代科举的巨大转变，也是与之前科举的一种断裂，并着重研究了“士”和科举的关系。他提出清代“科举可视为地方精英和教育官员间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地方士绅希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以扩展他们的名望，而教育官员则希望通过科举的阀门作用将精英家族置于政治管控之下”[42]。当科举竞争激烈到无法满足基层士子入仕要求的层面，那么矛盾的爆发在所难免。艾尔曼提出了在科举流动性的下降的背景下，大量的士子坐着“文化监狱”的观点，而在漫长的待考期间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以梦境的形式展现了士子的待考心态[43]。他对于科举研究覆盖明清众多方面，也将科举制度与思想史相结合，甚至将清代对汉学和宋学的讨论囊括均涵盖于科举考试中，并上升到扩大朝廷统治正统话语权与合法性的高度[44]。
文朵莲在2004年出版了The Class of 1761:Examinations, State, and Elit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一书，这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这部论述中，文朵莲集中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进士题名录》作为研究资料，讨论了此科进士群体的地域来源，交际网络以及他们的上升空间，并进一步阐释了他们在翰林院的生活。作者将科举视为对清政府和地方精英双方均有重要意义的制度，一方面朝廷通过科举体系培养出政府所需的服务者，使他们在行为、态度和政治观点上与朝廷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地方精英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朝廷对他们政治领袖身份的认可。因此，在作者看来，科举考试对于国家权力伸张和制度长久化运行具有重要作用[45]。
三、近年清代科举史研究的新动态
最近数年（2015年以后），清代科举史研究有两点趋势。第一是继续深化选题，延续热点话题，出版专业性更强的著述。这一趋势下的代表作如安东强著《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一书。作者以时间顺序系统梳理了清代学政的规制，强调了其“学差”的性质以及与地方督抚行“敌体礼”的平等地位。雍正四年（1726）的改革将清代学政制度正式确立，凸显了其与皇权之间的“内外相维”、“大小相制”的关系。然而转向晚期后，学政随着时局变迁，逐渐失去了皇权的支持，最终在废除科举后，由与督抚平行的“学差”官转变成了地方的“属官”。再如，韩策所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和李林所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均将研究视野放置于科举废除前的最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群体，将在时代大变革背景下进士群体的仕宦、出路、进士馆的创设历程等做出详细梳理与研究，并追踪关注了在科举制废除和清王朝灭亡后，这两科进士群体在鼎革之际所作出的个人选择与际遇浮沉。
除了以上专著外，许多延续第二阶段中的议题延续至今，有关科举家族的研究成果依旧不断涌现。如丁辉著《明清嘉兴科举家族姻亲谱系整理与研究》一书讨论了明清两代嘉兴108个科举家族科举功名与联姻的关系，强调了科举家族间的婚姻网络对于嘉兴地区科举家族的形成与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6]。2016年，笔者拙作《清代福州府科举家族初探——以洪塘鄂里曾氏为中心》发表，对清代福州府曾氏科举家族从科名、交友、婚姻网络和参与地方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讨论[47]。实际上，在清代福州府内，曾氏家族只是属于诸多科举家族之一，而在今日福州的“三坊七巷”区域内，还有包括如林氏、黄氏和萨氏等诸多可被视为“科举家族”的世家。类似个案研究还有如韦骅峰所著《清代临桂陈氏科举家族代表人物——以三元及第陈继昌为例》等文。张献忠也在2016年发表了论文《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以天津作为切入点将科举家族的兴起与天津地方文化与城市发展型塑相结合，提出天津社会文化发展与科举家族形成相互促进的观点[48]。此后，林上洪在2019年发表《科举家族联姻与教育机会获得——基于清代浙江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的考察》一文延续了郝若贝和韩明士等人提出的联姻对于科举成功有促进作用的观点。文章以《清代硃卷集成》为核心，考察了科举家族之间联姻可以增进与共享教育资源。特别是对于浙江籍会试硃卷的研究，作者以1097个样本得出“门当户对”的婚姻达到476例，占比43.4%，340例近似匹配，占比31%，而不太匹配者仅为278例，占比25.4%[49]。这些清代科举成功的家族，通过婚姻网络实现着文化资本的内循环。
这一时期，陈尚敏对于甘肃地区科举家族的持续性关注与研究，力图突破个案研究范式，以区域史和整体史观念展开研究，归纳地方科举家族的共性特点。作者在《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清代甘肃科举家族研究：概念、内容与史料》与《家族与清代甘肃科举人才的养成》数篇文章中，不仅考察了河西七大科举家族，又对整个甘肃省科举家族分布的集中性（兰州、凉州、宁夏），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科举家族的家风建设，以及科举家族史料的选取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作者在提及“科举家族”定义时提出“总之，一个家族是否为科举家族时，就应从这个家族成员所拥有的科举功名的代数、高低以及人数多寡三方面做出权衡，同时，如若其成员拥有进士、举人等高级功名时，就要降低对代数和人数的要求。反之亦然”[50]。通过文章多处以贡生作为统计下线的选取策略可知，作者对于张杰给出“科举家族”定义的赞同态度，但也参照了张献忠对于科举家族定义的标准。
近年来，部分学人将清代科举家族的研究目光逐渐转向旗人群体，相关研究如孟祥娟著《清代吉林科举家族述略》一文，考察了清代吉林的三个科举家族并提出他们在教育、家风和科第三个方面的特点与优势。随后多洛肯和路凤化所著《清代八旗科举家族述论》则总体性的论述了八旗科举家族的数量、分别与类型，文章指出“八旗世家科第之盛不仅是科举盛事，也是八旗科举家族社会风貌和民族文化融合程度的重要反映”[51]。清代科举家族研究至今仍是科举史领域的热点，既包含了科举家族溯源考论、科举家族地理分布的研究，也有个案分析以及结合地方史和地方精英参与社区公共建设的讨论。正如刘海峰和韦骅峰所言，“科举家族研究已经成为科举史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52]。
此外，一些有关清代科举史的专题研究在2015年以后相继涌现，包含科场场务、中额和贡院建筑形制等诸多方面。程伟著《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探析》一文是对于清代科举经费制定、核销、监管、稽查和处罚等内容研究的专业性著作，拓展了科举史研究领域，是继胡平有关科场研究之后的又一力作。贾琳在2018年所著《时间延展与制度变迁：清代科举“展期”考论》一文则对于清代因战争、自然灾害、疾病、天寒、帝王巡幸等九个方面所导致的展期进行了详细讨论。又如张瑞龙著《皇权与科举——明清恩诏科举广额考论》则以明清时期临时性增加的科举中额阐释了科举与政治的交互作用。以清代为例，作者阐述了“恩诏广额”在乡试中的具体实践，从而服务于政治所需，如亲政、登基、大婚、册立，甚至废太子时予以增加中额，从而凸显皇权威严，展现出清代统治者将文化嵌于政治的意图，最终达到以科举笼络和羁縻士人，维护与巩固皇权的目的[53]。2019年拙作《乾隆朝“中正榜”探研》一文首开研究清代科举“中正榜”的先河，详细探析了清代“中正榜”的制度运行与起止时间，深入分析了“中正榜”举人的仕宦轨迹，并提出部分“中正榜”举人宦绩不仅不落于进士之后，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观点[54]，此文是对清代举人落地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清代科举贡院形制的论述日渐增多。张森所著《明清顺天贡院的修建及经费研究》梳理了明清两朝顺天府贡院的修建与维护过程，并对经费分摊与管理作出了考察。类似著述还有如刘一彬著《清代福建贡院的修建及其经费考论 》和程伟著《清代河南贡院的修建及其经费探究》。此后，对于清代贡院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历史线条的梳理，而是与建筑史相结合，此中代表著作如田万宾的硕士论文《清代贡院建筑形制及空间特性研究——以定州贡院为例》。作者对建成于乾隆三年（1738）的清代定州贡院的规划布局、建筑形制和空间特性等在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论述，除了对贡院作历史学追溯以外，还对贡院形制如大木作营造出的开阔空间、小木作简化节省材料，以及候场区域和考试区域规制作出具体论述。
第二个趋势是随着科举史研究的日益繁荣，相关史料编辑、校勘与出版工作蓬勃发展。最近几年，海内外收藏的殿试试卷相继出版，为学人研究提供了可能。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清代殿试卷》（全两册），收录了自顺治朝到光绪朝33份殿试试卷，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清代殿试文体风格，也对于研究殿试读卷官群体、批语与阅卷标识提供了可能。正因如此，笔者在2017年发表了拙作《清代殿试阅卷标识符号释义》[55]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细化地讨论了清代殿试阅卷标识的使用方式。2018年，方宝川主编出版了《海外珍藏清代科举殿试卷汇存》，收录了顺治朝至光绪朝366份士人的殿试卷，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档案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清代殿试制度与考试内容研究奠定基础。2019年陈维昭编辑出版了《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一书，收录了关于明清科举思想、考试文体、应试理论思想等内容的文献，具体涉及制义、表、策与试贴诗书写等方面内容。202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江溶藏稀见清代科举史料汇编》，收录了贾江溶个人收藏的关于清代考试制度、书院、教育、文房用品、捷报以及科举作弊夹带等内容的档案，全方位展现了清代的科举制度的运行。以上两部编著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10月，龚延明、陈红彦、祖慧三人担任主编的《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全150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丛书收了自顺治五年（1648）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清代乡试文献368种，时间跨度几乎与清代乡试施行时间相始终。就内容而言，乡试文献包括了文武科的同年录、乡试录、题名录等，蕴含了丰富的考官与考生履历信息，这为进一步开展乡试考官和举人群体，及其家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陈维昭、侯荣川主编的《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共20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有日本藏明清时期的科举文献13种，包括有如《制科古文律书》、《同馆课艺》、《制义体要》等古籍。文献内容集中于明清科举考试内容领域，包括八股范文，应试文章解析和制义写作理念等，这对于研究明清八股文历史、文章时代风格转变与取士标准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此外，武汉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科举文化通志”书系，先后刊印了《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等清代科举史史料，为学人深入、扎实地开展科举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四、清代科举史研究趋势
——跨学科研究
在2005年以后，有更多的学人开始跳脱单纯的科举制度范式，进行跨学科尝试，将清代科举制度史与文学、法律、社会学研究相结合，拓展科举研究的空间。科举史与文学融合探研的代表作如叶楚炎著《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该书以明清两代小说为研究载体，通过文学视角研究明清科举制度下的生监群体，分析小说所展现的这一群体应试赶考、游学的生活形态，并更多关注那些落地者在失败后的悲愤情感和化解之法，以及失败后担任幕僚、讼师、耕读、商贾等诸多士子选择。类似著作还有如王玉超所著《明清科举与小说》等。
叶晓川所著《清代科举法律文化研究》则是将科举史与法律文化研究有机结合的代表。该书特别强调了科场律例和士子的关系，综合梳理与分析了《钦定客场条例》、《钦定礼部则例》、《钦定学政全书》等相关立法原则和朝廷与士子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了朝廷会按照“援法断罪”、“类推裁断”两大判罪原则处罚违例士子，这对于从法律条例入手研究清代科举和士人群体提供借鉴。
清代科举史同社会史、政治史结合也是科举学研究的有益尝试。早在1957年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就关注了雍正二年（1724）河南封丘的科场士子罢考事件，论述了具有特权的士子们的群体行为[56]，是将科举问题嵌入政治史研究的代表。岸本美绪在2005年“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学术会议上所作《冒捐冒考诉讼与清代地方社会》专题论述，与韩国学者韩承贤在2011发表的“Punishment of Examination Riots in the Early to Mid-Qing Period”一文[57]，分别以地方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讨论了清朝廷对于士子科场罢考的应对和《激变良民》律在案件中的使用。2016年拙文《“凌辱斯文”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以罢考为中心》以“凌辱斯文”这一特定的原因为切入，展现了清代前后期朝廷应对罢考的“严宽之变”及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也成为在清代科举罢考问题研究上的一种延伸[58]。
杨品优所著《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代民国江西兵兴会的社会史研究》将科举文化研究与江西社会史进行有益结合，并将论述置于“乾嘉变革”框架下，详细阐释了江西科举宾兴会的设立、运营及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总结性的提出嘉庆朝发生了与乾隆朝“迥然有别”的变化，特别是对社会管控的宽松方面[59]。王日根新著《明清科举制度与文治》是对近年来对明清科举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作者深刻阐释了明清科举制度的演变、定型与普及的过程，论述了清末科举制度走向终结后士人的困境与职业选择，并辨析了科举与文风、士林好尚、官场生态之间的关系。在著作中，作者不仅有结合地方史视角探析如山东临朐冯氏科举家族的论述，而且有对于科场冒籍、枪替、夹带等作弊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明清小说中的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进行联系与阐释，不仅打破文学与史学界限[60]，更是跨学科研究的有益尝试。
海外学界还尝试科举研究与思想史结合，但有关清代的著作并不多见，而对宋明时期的研究可为借鉴。周启荣在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中将晚明以来兴盛的出版文化与科举考试相联系，强调了出版对于科举的重要性，商业出版成为再塑士子科举成功的关键因素。此外作者将出版业视为士人话语权的平台，其“公论”话语权威从“官方语境”转向“士人语境”。[61]作者还在商业出版与科举关系之外，讨论了安徽桐城学派在科举方面的成功，以及他们复兴古文的立场，展现了在康熙和乾隆年间为了保持地方士人的利益与威望，以科举手段作为他们保持这种名望的关键，也成为清初朝廷复兴程朱理学的受益者[62]。比利时学者魏希德著Competition over Content: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9)一书则强调了在科举复兴最为关键的南宋时期是与理学复兴运动对于科举的影响与控制相伴随的。士人将科举作为文化竞争空间，永嘉学派和道学学派均对科举考试施加自己的影响，不断塑造着科举考试标准，反过来这些标准又影响到政治之上，形成了科举与政治的互动[63]。
五、结语
综合以上学术梳理与述评，我们不难看出海内外学人对于清代科举史研究的三个阶段和一个趋势。第一阶段，东西方学界侧重对科举制度的梳理，并引入科举流动概念进行讨论，这一阶段大致延续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第二阶段，东西方学人在已有研究成果上更加专注科举领域内的细化讨论，出版成果是清代科举史研究最为丰富的时期，许多热点议题延续至今。特别是对于科举家族的研究，在大量档案史料的助力下，已成为科举史研究新的增长点与着力点。第三阶段，海内外学人对于清代科举史的研究更加深化，既有将科举史与清代政治史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也有对于科场场务和科举家族的拓展研究。与第二、三阶段同时，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跨学科研究趋向明显，将科举史与文学、社会学、法律史和思想史结合考察是清代科举研究的有益尝试。近年来，随着清代科举史料的大量集结出版，无疑将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进学界对清代科举史和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这为教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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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2期，32-43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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