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组织社会学十讲》等专著，以及《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等论文。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年，读到一些回忆文字，也把自己77年高考经历记录下来，算是一个历史镜头吧。
1977年10月21号，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发布。我是从村里的高音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当时在农村下乡两年多，前一年当上生产队长。一年下来刚刚熟悉队里农活安排，不料村支书又突发奇想，把我从四队调到一队当队长，因为那里的老队长干不动了。10月份，正是农村“三秋”农忙季节，收玉米、种小麦。按照当地习惯，种小麦是农业年份的起始，通常在种麦子之前调整生产队班子，特别是更换生产队长，以示“从头开始”之意。在文革中长大，大学是一个遥远而且无从想象的去处。只是偶尔得到一点只鳞片爪的信息。记得有一表哥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南开大学，听了后很是羡慕，但也知道这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一位知青朋友的姐姐是工农兵大学生。他去校园看姐姐，回来后给我们描述他见到的梯形教室，引起我的遐想。刚当生产队长时，村支书找我谈话，说好好干好队长工作，将来有机会上大学时，我们贫下中农会推荐你去。我只是心中一笑，知道这是天方夜谭。在这一带从来没有听说过推荐上大学的经历。这就是当时我拥有的关于大学的全部感性知识。哦，还有一次。我下乡的农村处在历史上的齐国之都，学大寨平整土地时偶尔会挖出古墓。下乡后不久，从北大来了一支考古队，住在公社里，在我们这一带发掘古墓，从事考古活动。公社通知我们知青点派一位知青去考古队帮助做饭打下手。我多想去呀！但另一位知青被选上了。领导说，我当时是知青组组长兼会计，不能离开，让我很是懊丧。记得我们几个知青约好，一天晚上赶到公社北大考古队住处去见识见识。不巧考古队成员出去活动了，连大学生的面都没有见到。那位知青带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床铺（隐约记得好像是地铺）而已。高考新闻发布时，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我们这个知青点有二十几位知青，来自几个部队单位的子女，大家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参加劳动， 与当地农民一样接受农活安排、挣工分，只是吃住都在知青点宿舍里。后来才知道，有的知青家里有内部关系，在此前一段时间就听到风声，已经悄悄复习准备了。村支书是一个开通的人。他告诉知青，你们可以停工复习准备高考，或者回家复习。第二天，整个知青点无人出工，而且很快就几乎空无一人，大家索性回父母家去复习了。书记对我是这么说的，你也可以回家复习应考，但不能留在知青点复习，因为你是队长，正值秋收秋种忙季，如果你在知青点不出工，社员看到影响不好，而且副队长也难以代理开展工作。所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正常出工，要么离村回家。我犹豫再三，觉得回家复习影响不好，于是咬牙坚持上工派活。好在喜欢读书的偏好在下乡期间没有丢掉。父母定期把家里订的参考消息寄给我。刚下乡一段时间，七八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劳作一天后，为了不影响他人，自己到厨房里掌灯读书。记得还模仿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口吻写抨击美苏争霸、石油危机等短评。后来连自己都感慨，在农村的煤油灯下居然还胸怀祖国、放眼全球。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上大学，只是有兴趣读书写字而已。后来当了队长，日夜忙碌，没有时间挑灯读写这类作品了，于是订阅了《农业学大寨》杂志，学习一些农业知识。说来可笑，那时大学距离人们日常生活如此之遥，直到恢复高考之时，还不知道大学以及高考有文理之分。恢复高考消息公布不久，正好回到市里参加什么“知青先进代表会议”，抽空回家一趟，才知道文理之分，而且考试科目都不同。我在高中一年级时，喜欢自然科学，特别是受老师影响，对物理很有兴趣。但高二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就再没有好好学习。下乡后整天劳累忙碌，数理化早就忘光了。只有文科的东西还时有接触，只能报考文科了。按当时规定，需要在高考前确定报考专业，填写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记得填写报考专业是在公社中学的一间教室里。我拿到表格和报纸上公布的各院校在山东省招生的专业列表，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找到一个座位坐下。在这之前，已经仔细地看过了这个院校山东招生专业，特别是北大、复旦、山东大学的信息。北大久负盛名，可是当年在山东招生只有两个专业：新闻专业和图书馆专业，我对这两个专业都没有兴趣。看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很是心动。温割期间，因为four帮的上海势力，复旦大学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如日中天，一刊难求。中学第二年基本不上课了，我常常步行大概一小时穿过市区到市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这本杂志。也因为这个缘故，很早就知道了复旦大学。因为平时读《参考消息》的缘故，读到复旦大学国政系工农兵学员写的关于美苏争霸和石油危机的评论文章，很有兴趣。母亲知道我喜欢这本杂志，一直想帮我订阅，可是当时没有名额。无奈，我让母亲帮我订了《北大学报》（社科版），记得在农村第一次收到这本杂志时，第一篇即是“梁效”署名的文章。后来，妈妈通过邮局的一个关系找到了一个退订的名额。不料刚刚订上，四人帮垮台了，这本杂志也随之不复出版了，我连一期都没有收到。在昏暗的教室一角，面前摊开着报考表格和招生 /专业简章，心中七上八下，无法安静。我对自己的能力基础毫无感觉，心中希望报北大、复旦，又担心达不到分数线而落选。高中正处温割期间，无书可读，当时领袖提倡读马列六本书，马列著作到处可见，于是捡起这些书籍来阅读，不料也因此而学习了一些政治经济学、哲学方面的知识。于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山东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三志愿才是自己最为向往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没有按自己的心愿填写，填完后又陷入痛苦纠结状态。面临选择的最后一刻，心中实在不甘。头脑一热，抓起笔来重填，在第一志愿栏中填上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然后匆匆收拾东西，冲到前台交上表格，头也不回地冲出教室，生怕一犹豫会改变主意。后来才知道，复旦国际政治系招生，要求加试英语，但在山东报考简章中没有注明，也没有加试英语。否则，我是不会填写这一第一志愿的，因为我的英文原来学习有限，下乡两年多，连26个字母都记不全了。（果然，入学后的第一次英文测验，我就交了白卷。这是后话。）从知道恢复高考消息到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正值秋收秋种季节，十月份种麦子是一年农活的重中之重。那时的作息时间大致是，每天蒙蒙亮（大约5点）就吹哨上工，分派农活。大约7点多收工吃早饭后接着再干。中饭后接着出工，直到太阳落山。晚上还经常挑灯平整土地，许多时候到八九点后才清闲下来。劳累一天后很是疲惫，没有精力准备复习。于是就先睡上一觉，到凌晨3、4点左右闹钟唤醒，在夜幕中绕着村子跑一圈，清醒过来后开始复习到天亮，然后吹哨上工。从懂事开始大学就不是可以想象的去处，从未关注，如今复习都无处下手，而且浩劫之中没有任何考试复习资料，只是从家里拿来原来的中学教材，重新熟悉。我们在高二就没好好上课了，加上在农村劳作两年多，中学课本的内容都生疏的很。好在政治历史地理主要是死记硬背。高一时各门功课底子不错，复习一段后，匆忙拾起的数学也觉得有点眉目了。直到高考前三天，公社中学举行一次预考试。预考后，我和书记打招呼不上工了，全天在家准备高考。考试的过程毫无记忆了。唯一有印象的一点是，当时有一道题与国际形势有关，因为平时读报时注意过的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答题时自我感觉挺好。本来对自己的底子毫无感觉，因为这一点突然觉得考上国政系也许有点希望。后来有位学友把77年考卷找给我看，对考试题目已经没有印象了。那时的规定是，考试达到一定分数线后先进行体检。知青点20余知青，接到通知体检的只有我和弟弟两人（弟弟最后没有被录取；复习后第二年考入了78级）。有了希望，心中更是忐忑不安了。一天，我和几位朋友正在屋里谈什么事情，突然看到一位已在公社工作的女知青在窗口招我出去。这位知青是以前同一中学的同学，作文很好，在学校时就已大名鼎鼎，后来在我们邻村下乡，以前就很熟悉。她把我领到屋外一侧僻静的地方。我背依墙壁，她站在我的对面，双手被在身后，脸上绽放着笑容说道：我有些犹豫了。复旦国政离自己那么遥远，似乎是太野心了。我迟疑地说道：她兴高采烈地从背后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原来，她在公社工作，特意留心高考录取通知，一看到有复旦大学发给我的信件，马上拿到手中，跑到我这里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她看上去比我自己还要兴奋，真心感谢这位好朋友！--------------------------------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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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意外地收到一封微博私信，是初二的一位同学发来的。我的初二是温割期间在渤海湾的一个农村学校度过的。年代已久，而且这段经历和以后的生活轨迹没有交际，那时的镜头偶尔随着几缕思绪在脑海飘过，但瞬间即逝，未有机会停下来仔细回味。这封信打开了封存多年的记忆，将深存心底的几个镜头记录如下。 1969年副统帅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其中一项是责令在渤海湾组建一个新的野战医院。1971年底，有关部门从其他医院中抽调医务人员组建这个医院，父母被派去参加，作为子女的我们兄妹几个也不得不离开从小长大的生活环境一并前往。其实，这时副统帅已经机毁人亡，只是他的命令沿着官僚体制的惯性继续传递执行着。 新的去处与我以前熟悉的环境相比，相差太大了。以前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充满童趣的世界，一排宿舍房中就有五、六个同一年级的孩子，温割期间大人整天闹革命无暇顾家，孩子们不好好上课，一天到晚在一起玩耍，养狗兔子刺猬荷兰猪、学武术打火柴枪玩幻灯吹笛子口琴，模仿样板戏排演节目，等等。温割对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没有学习压力，整天无忧无虑，都玩疯了。 而新组建的医院位于渤海湾一个废弃的部队农场所在地，借用了原农场的几排房屋宿舍。这里离海边只有十几里路，空气中都散发着海腥味，周围是大片空旷的盐碱地，举目望去，人迹难觅。冬季时节，夜间狂风怒号不止，连屋顶的瓦片都是用铁丝固定住的，风力之大可见一斑。凛冽寒风吹来，在耳边发出“嗖嗖”的声音，在脸上掠过果真有刀割般的感受。因为是匆忙组建而成，所谓医院只有几十个人，十几户家庭，我们家兄弟是医院家属子女中最大的孩子，没有其他孩子可以在一起玩耍。在这个阶段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坐不住，爱说话，喜欢和小朋友到处玩耍。但现在没有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了，只能一个人安静独处，居然坐得住了。 记不得在哪里读到的心理学说法，少年时期的环境突变会引起心理上的重大变化，而且据说12岁是一个关键点。那一年我正好12岁前后。就这样，国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波及到数千里以外的一个社会角落，无意间影响了一个少年的生活轨迹。 医院位置偏僻，五里路之外才有一所农村学校。刚出医院驻地，通往学校的土路即为一条水沟所隔断。海汛来时，水沟里蓄水，无法通过。清晨天才蒙蒙亮，我和弟弟走路上学，不到4岁的小妹妹拿着一个小板凳，随我们一起走到水沟边，板凳上拴着一条小绳，妹妹拉住绳子一头。我伸手将板凳安放在水沟中间，我和弟弟踏着板凳过了水沟，继续上路；妹妹牵动绳子把小板凳拉上来，独自回家。荒凉田野上空旷无人，倒也没有安全问题。 这个农村学校名叫瓦城联中，似乎只有初中一二年级两个班级，坐落在一个中心村上，附近十几里路的学生都到这里上课，离家路途远的同学就住在学校。学校院子里有两排破旧的房屋，后一排是通铺相连的学生宿舍，前一排的一侧是两间教室，另一侧是老师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好像只有三两个常任的老师，其他都是从村庄里临时聘用的。 初二班上有几十个同学。学生间年龄差别较大，有几位看上去年龄挺大的学生坐在后排，大概是留级或者是很晚才入学的学生。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位学生，一位是从东北来的孩子，他和我一样是“城市孩子”，临时插班进来读书，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一有机会就滔滔不绝地大声说话。还有一位眉目清秀的本村姑娘，衣着简陋但干净整齐，据说已经订婚了。印象中她好像总是安静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像我们这些孩子都坐不住，下课休息时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追逐打闹不停。 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和我私信联系的这位同学，他中等身材，细长眼睛，五官端正，健谈但不啰嗦，豪放但不张扬，学习极好且有领导才能，在同学中极有威信。当时我转学插班，课程衔接颇有困难，得到他多方面帮助。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的钱和你们（城市孩子） 的钱不一样，我们的钱更结实。”这句山东话意思是，我们的钱是辛苦挣来的，所以花费起来更为小心仔细，更耐花费。这里临近海边，大片的盐碱地上水沟纵横，到了海汛时节，这些水沟中就会积水蔓延，常有鱼儿浮游其中。那时农村生活拮据，孩子们得到些许额外收入的途径之一即是捕捉水沟之鱼出卖，挣得一点零花钱。通常的做法是，将一段水沟截开，将其中的水舀出大部，然后白手捉鱼。海汛似乎多在冬天发生。在寒冷冬天舀水捉鱼，双手会冻得通红，冻疮累累。这样辛苦挣得的钱的确会更为“结实”。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偏僻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居然比我以前经历的城市学校还要好。文革期间的动荡时代，很难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许多城市学校的正常教学过程都被打断，即使在校也所学无几。而这个农村学校远离政治运动喧嚣疯狂， 无论是常任老师还是临时老师都把教书当作一份珍贵的工作，兢兢业业，因为他们的认真努力教学，课程如期进行，学生们接受了更多的教学内容。记得每天学生们都随着老师大声朗诵或背诵算术口诀和语文课本。一天天过去，学到了不少东西。一年后当我离开这里，在一城市高中读书时才发现，我在农村学校打下的底子居然比这个曾经的省重点中学的许多学生都要好一些。 回想起一段往事。一次上语文课，学到了“铤而走险”这个词。像往常一样，老师让我们用这个词练习造句。大概是因为这个词过于文学化了，对于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孩子来说，无从领会，造句起来，磕磕绊绊，词不达意。直到下课铃响，仍然没有安妥得当，大家带着几分懊丧离开教室。 下课放学时分，天空乌云密布，大雨欲来。家在附近村庄的同学们冲出教室，向家里奔去，想趁大雨未到之前赶回去，远地的同学回到宿舍休息玩耍。不料瞬间雷电轰鸣，暴雨骤降。不一小会儿，一位平时从不好好学习、邋邋遢遢还经常淌着鼻涕的同学从外面奔跑返回，冲进宿舍。他一面抖落着身上的雨水，一面大声地说道：“这个时候回家简直是铤而走险。”这个意外而来又如此贴切的造句，又是从这位同学口中说出，让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继而狂呼欢叫，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对于我来说，“铤而走险”这个词永远和这个场景联系在一起了。 一年后在清理林事件过程中，这个医院也随即撤销，父母被分配到了另一城市的一所医院。此时我还在初二下半学期中。那年邓复出，强调教育质量，要求学生考试进入高中。父母担心我再次易地插班读书，考试升学有困难。于是和这所农村学校商量，把我留下住校读完初二，在当地参加高中考试录取后，再转学到父母城市去读高中。因为是城市来的孩子，我受到特殊照顾，住在教师宿舍，和方老师同住一间宿舍。 方老师大约30出头，白净的脸上总带着几丝戏虐的笑意，性情温和，处事不紧不慢，很是稳当。而且，他是一位大学毕业生！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在中小城市中都极为罕见，更别说在偏僻的农村学校了。据说他是因为成分不好被发配到这里的，不过从他平和的言谈举止、随遇而安的态度，丝毫看不出有坎坷命运的痕迹。 方老师教我们语文，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是记得我对语文的兴趣就是在这个阶段萌发的，因为每次从总结课文中心思想、遣词造句等课上活动中得到许多乐趣。和方老师同宿舍期间，他关心照顾我的起居自不待言，但给我印象更深的倒是他和我三言两语地说起的一些人情世故。记得一次他说起，在大学期间他喜欢到阅览室去看画报。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居然出现了一副大大的桌子上摊开各种画报（当时想到的都是人民画报等）和报纸架陈列一旁的图画。当时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上映，很是轰动。看过后老师们都在谈论影片中的悲惨遭遇和哭湿了几条手绢等话题。当话题转移到了卖花姑娘的演员身上时，方老师有所感慨地说道，“买花的姑娘确实长得很标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标致”这个词，从此这个词与方老师和这段经历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在这所农村中学，我度过了初二学涯。短短一年的经历中，有幸碰到这些同学和方老师，给了我独到的感受，想来也影响了此后的生活轨迹。简单记录于此，也算是留下一点记忆痕迹吧。
本推送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少量文字已经过本号调整、编辑。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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