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申辩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袁媛译，节选自《经典与解释51：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12）。本文在编辑时删去脚注，有兴趣者请查阅原书。

中译本导言

慕尼黑大学教授豪斯霍弗（1869 - 1946）是德国魏玛民国时期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史称“地缘政治学之父”，其代表作为《太平洋地缘政治》（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1925）和《地缘政治学的基石》（Bausteine zur Geopolitik，1928）。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特别法庭传讯已76岁高龄的豪斯霍弗，聆讯组长为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教授沃尔什，本文为聆讯结束后豪斯霍弗所写的书面认识。

写下这篇书面认识后不到半年，豪斯霍弗与陪伴了他近50年的妻子玛莎一起双双自杀（1946年3月）。一年前，即盟军攻克柏林前夕（1945年4月），他们的大儿子，地缘政治学家兼著名诗人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Albrecht Haushofer）因参与谋杀希特勒被纳粹党卫军执行绞刑。

这篇书面认识今存哈特什姆霍夫（Hartschimmelhof）私人档案馆（Privatarchiv H.H.），1979年由德国史学家雅可布森首次刊布。中译依据Hans -Adolf Jacobsen编，Karl Haushofer：Leben und Werk，2 vols.，Boppard：Harald Boldt Verlag，1979（卷一，页639 - 645），标题为德文版编者所拟。

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1869 - 1946）

1919年，德国签订《凡尔赛条约》

4. 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德国青年进行的教学活动，似乎从一开始最缺乏的就是思维的广博性（在各个大洲方面！），以及对其它民族，特别是对海洋民族生活情况的了解。不能再感受海洋令人振奋的呼吸，被剥夺了海外联系。战后德国青年被束缚在狭小的大陆上，也被束缚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他们变得目光短浅，迷失在大量的小摩擦中，这一点可以从政党分裂为36个派别以及无数的联盟看出来。

豪斯霍弗预测的未来世界权力划分的分配范围

5. 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有感知的人可以否认，在这样艰难的经历之后，一位德国学者也有权在追求一切客观性的同时，利用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诚实、合法获得的知识，在这样一场为生存（Dasein）而进行的斗争中，如同1919-1932年间一样，以他的精神力量支持他的人民。

“无论对错，祖国就是祖国”（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即使我从来没有把这一原则完全变成自己的原则，但是仍然要承认，在这些高度紧张的时代，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很容易模糊，我也偶尔越界，我也对讯问者公开承认了这些并感到遗憾——他们承认，从1933年开始，我的口头和书面言论处于四重审查之下，我只能在压力之下工作。

6. 如果审讯人员承认，与美国认为“合法”的地缘政治学相比，德国地缘政治学中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知识大约占60-70%，那么，这里必须严格区分所有1933年之前和之后出版的学科书籍。

我本可以展示大量1919-1933年间的讲座，这些讲座在结构方面，与1944年7月1日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事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开设的地缘政治学课程模式II “方法论”等一致。如果我的整个科研工作室没有于五月初被美国摩根斯坦中尉和考夫曼先生指导的委员会破坏以及部分被收缴的话（但承诺会归还），其中包括我集中精心编写的讲授课草稿。

达豪（KZ Dachau）集中营旧址

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版袖珍世界地图

12.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奋斗》一书时，它已经印刷出版了，我拒绝为该书做书评，因为它和地缘政治学毫无关系。对我而言，它只是当时倏忽而过的许多宣传形式之一。我当然没有参与它的成书。一些歪曲事实的报道中提到我有共同参与的嫌疑，我认为通过任何一种科学的方法对我的和那些书的写作方式进行比较都能够保护我摆脱这种嫌疑。我从没有单独见过希特勒，最后一次见面是1938年11月8日，有证人在场，我和他发生了冲突。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受重用。1941年5月赫斯飞赴英国后，我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直到1945年4月底我的长子被杀害方才结束。他被杀害的原因是对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知情，以及和英美国家有联系。我与赫斯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18年，比纳粹党（N.S.）组建早四年，那时他来听我的讲授课。我于1922年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当时，很多人民领袖从狂热的人民中，从狂热的人民组成的不同联盟和运动中一跃而上，我视他为其中之一。

然而，直到1938年，我和譬如亨德森（Henderson）和张伯伦一样，对于向好的发展可能性，犯了类似的错误，直到十月中旬我还希望能够和平解决。

13. 从一党独裁的压力直至被政府机构滥用与误解，自1938年秋起，德国地缘政治学开始了苦难的历程，应该说是中欧“政治科学”苦难历程的一部分——我们父子一人被俘，一人被杀的个体命运是为明证。

关于第13点，1919年到1932年，德国地缘政治学最初设立的目标与美国的非常相似。

在为它首次亮相制定的纲要中有这样的句子，德国地缘政治学应成为“国家的地理良心”。它原本可以例如在1938年提出，对在慕尼黑实现的成果感到满足和感激。但是，当我1938年11月8日从意大利回来终于将这份纲要呈交国家元首，试图贯彻它时，我失去了重用，并且再也没有见过它。直到那时，这位德国地域政治学的承载者应该能够被视为美国意义上的合法的先驱。

14.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目标最初和美国具有合法性的地缘政治学目标相同，即通过对各民族文化土壤和生存空间发展可能性的相互了解，尽可能排除未来的混乱，如同1914 - 1918年间发生的那样；对少数民族而言则是获得最高程度的公正和文化自治，例如爱沙尼亚（Estland）就是这样的情况，以及在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短暂出现的成果。

这样的目标以一种正确的地理世界观为前提，继而要求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互惠互利，互相尊重，要求承认有“人格”（Persönlichkeit）的人权：高度忍耐，宽容。1919-1932年期间，我的讲座和练习课充分体现了这些要求。否则，泛欧联盟（Paneuropa-Verbände）肯定不会让我在总统的邀请下赴布拉格进行讲座，邀请我前往布尔诺和奥洛穆茨，以及前往塞佩尔的维也纳，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文化部长也不会在布达佩斯和雷维尔（Reval）听我的讲座，文化机构也不会在国家关系紧张的时候请求我前往罗马、瑞士、牛津、里斯本，隶属于各种文化种族（Kulturrasse）的成员，无论中国重庆的地缘政治学协会（Geopolitikgesellschaften in Tschungking，China），还是耶路撒冷大学（Universität Jerusalem）的教授们，如孔恩（Kohn），也不会一直与我保持书面联系。

一些德国地缘政治学这样的文化政治魅力在1933年以后仍在持续产生影响，除了那些与德国政治关系紧密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它还影响了瑞典和挪威，梵蒂冈，中国，英国（我是英国军团的名誉成员），法国（安塞尔，德曼根，蒙丹顿，哈古恩瑙尔，巴黎法国-日本协会）。

15. 我的长子被盖世太保杀害，令人遗憾的是，仅在他以手稿出版的手册第一卷中有关于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学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任何一个盟国的人文科学地缘政治工作室都会同样出现；这本手册成文于他在我们这里度假的时候，我们一起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思考。我完全赞同这本手册的内容。尽管我为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缺少方法论的培训和教育，我并没有能力自己撰写它。

16. 呈给审讯人员的备忘录，可以视为我对受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派进行的审讯所作的回答，其中我已经详细表明，在一种国际化的、在教授、教师、助教和学生之间最鲜活的思想交流和人员交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学，将会是避免未来世界灾难的最佳手段之一。

按照它名字的含义，它可以再次让“大地的神圣”（Sakrale der Erde），让支撑人类之大地的神圣性，在它引导的政治艺术中获得应有的荣誉。

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试图在1914-1919年间与1938-1945年间的剧烈震动中建造一条通道。

如果在这样的过程中，它出现了错误和不足，它们也还是令人欣慰地处在一句英语智慧箴言当中：“人类的一切进步在于建设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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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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