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海心得#13｜刘鸿勇：苗歌研究十年记

文丨刘鸿勇

机缘巧合使得我的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一本苗歌研究的专著。说这本书是机缘巧合，是因为2013年当我和我的学生吴芳开始调查湘西苗语的时候，压根就不敢想象十年后我们能出版这样一本书。

当时我刚从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系博士毕业，在华南师范大学英语系工作还不满五年，意气风发，撸起袖子，立志于要把汉藏语四大语族都调查到。我博士论文调查的是四川凉山彝语，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后，将调查的重点锁定在粤北乳源县过山瑶所说的瑶语优勉方言。

2013年9月，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吴芳出现在我研究生班里，随后我成为她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吴芳由于一直是英语专业，对苗语语言学完全陌生。我们便从余金枝老师的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开始，一页页地研读，加上我对乳源瑶语已经有了些调查，配合吴芳的母语者语感，我们很快找到了苗语语法中一些特别有趣、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例如连动结构、名词的类属前缀、大称标记、定语从句的语序、形名结构。

2014年，在吴芳的老家勾良苗寨进行田野调查时，刚进入苗寨，就发现入口处的牌楼上刻着“中国苗歌第一村”这几个醒目的大字。我立马想到了凉山彝族的酒歌。我读博期间调查凉山彝语时，有幸结识了几位当地的歌手，她们教会了我一些彝族民歌。学唱那些歌曲，让我无比深刻地理解了民歌民谣在语言田野调查中的重要性。没想到吴芳的家乡竟然是苗歌第一村，这么重要的资源，岂能轻易放过？我鼓励她申请了研究生课外科研项目，获批。

吴芳硕士毕业后，在广东的一所中学当了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我也就和苗语失去了联系。2015年，我开始在澳门大学中文系任教。来自云南巍山的卜维美来澳大跟我念博士，她是我带的第一个博士，不敢马虎，于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云南巍山腊罗彝语的研究上。机缘巧合之下，2018年，吴芳辞去了收入可观的工作，来澳大跟我读博，研究计划报的是苗歌研究，在博士生面试的时候，她说博士毕业后，希望能把苗歌推广到苗族地区的中小学去。

吴芳来澳门大学之后，我问起她苗歌项目，她说她已经收集了几十首苗歌，用国际音标转写好了，但不知道该如何分析。她拿给我看，厚厚的一沓，我尝试着分析歌词的句法结构，结果发现很多歌词连句子成分都切分不出来，几近崩溃。吴芳在一旁也是一脸的茫然。我知道她博士论文做不了苗歌。吴芳最终选择了句法语义的题目，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苗汉程度结构的对比研究》。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如果吴芳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苗歌，我充其量只能以论文指导老师的身份在学术规范上进行指导，内容方面无力指导。 

望着吴芳转写好的那厚厚的一沓苗歌，我想着如何解码这天书一般的宝贝。为了能顺利解读这些苗歌歌词，我2017年申请了澳门大学的MYRG科研项目《苗歌的记录与语言分析》，获批。有项目在身，我就不能再是一个旁观者，必须是一个参与者了。有吴芳母语者对苗歌的“珍视”视角，有我非母语者对苗歌的“欣赏”视角，又有澳门大学这么一大笔经费的支持，苗歌，我们是认真的了。

世间万事果然就怕“认真”两字。2019年是我们苗歌研究取得突破的一年。这一年，吴芳拜苗歌传承人龙葵晓为师。龙葵晓歌师一句一句详细地给她讲解苗歌歌词的内容。虽然有些字句的用法，歌师无法解释得很清楚，但总算弄明白了如何按照韵律和节奏来切分、来理解歌词。有了这一步，接下来的语言分析就顺畅多了，很快我们就完成了50首苗歌的语言学分析。

苗歌不是民间故事，苗歌是用来唱的。光用笔头把苗歌记录下来，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让苗歌体现在声音上。2019年6月，吴芳和维美来到湘西吉首田野调查，她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请湘西苗歌歌后湖南省民族歌舞团歌唱演员吴玫臻帮我们录制我们收集到的苗歌。吴玫臻女士慷慨应允帮我们这个忙。

我们顺利完成了《苗歌的记录与语言分析》这个项目，我们把收集来的50首苗歌的每句歌词做到了语素级的分析，并且我们在专业的录音棚请专业的歌手录制了这些民歌。我们急切地希望分享这些珍贵的资料。2020年我以《湘西苗歌的整理与出版》为题，申请了澳门大学的MYRG科研项目，获批。有了项目支持，我们迅速联系了上海教育出版社。

我们和澳门大学图书馆联系，澳门大学图书馆对我们的项目十分支持，为我们提供了网络存储空间，将我们录制的苗歌放在图书馆的网上，供大家免费下载。我们和好几位学界大佬联系，他们对我们的项目都十分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出版推荐信。

我们有缘认识一位认真负责的编辑，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廖宏艳女士，她帮助我们完成了书稿的审校工作，她扎实的人文素养和高超的文字功夫，帮助我们大大提升了书稿的可读性。

十年凭着这十个机缘，吴芳和我共同走出了苗歌研究的第一步。她满心欢喜，在苗歌的滋养下自由地吮吸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乳汁。我也在苗歌研究的过程中，领悟到了语言学研究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