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变迁下青年流行话语的建构与传播——基于“小镇做题家”的文本分析与出圈逻辑研究 | 新闻与传播

Original 章文宜骆正林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一段时间以来，从“小镇做题家”，到“孔乙己长衫”，再到“卷不动躺不平的45度青年”……青年人群自嘲的“名号”越来越多，这些流行话语似乎与他们的社会情绪高度重合。话语与社会文化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任何话语的生成和流行，都有其社会文化根源；另一方面，话语不仅是静态的文本，还是动态的社会文化实践。青年流行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源于对社会文化变迁的深刻感知，并通过话语实践对社会文化进行反向建构。本文借由对“小镇做题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文本叙事结构、话语出圈传播过程与社会文化实践的分析，探究青年流行话语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

社会文化变迁下青年流行话语的建构与传播

——基于“小镇做题家”的文本分析与出圈逻辑研究

作者：章文宜骆正林

摘要

作为一种直接反映社会群体生活境况的亚文化现象，“小镇做题家”话语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即转型期的阶层固化、高校扩张的受益不均以及城乡素质教育的差异。本文从文本叙事结构、话语传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等三个向度考察“小镇做题家”的话语建构与传播过程，揭示其隐含的社会性逻辑。在文本叙事结构上，该话语围绕“小镇与城市”“题海战术与素质教育”和“做题家与人生赢家”三组对立展开。在话语传播实践上，通过圈层话语的形成与出圈扩散实现了话语公共化——作为强势模因引发同温层共振，媒介报道实现话题公共化，与社会议题接合形成意义变迁。在社会文化实践上，既展现了小镇青年教育竞争困境与群体焦虑意识，又作为一种话语反抗展示了小镇青年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和改变着当下的社会文化生产。

关键词 ：小镇做题家社会文化变迁出圈话语建构传播实践

2020年5月，“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在豆瓣成立，迅速吸引了10万名网友加入，该小组内的网友都是211、985高校的在读或毕业生，却自称“小镇做题家”进行自我嘲讽。此后，“小镇做题家”一词火速出圈，引起广泛关注。青年是社会变迁的“先锋”，青年文化最能够反映社会变化的本质特征[1]。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小镇做题家”话语折射了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其话语的形成与传播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小镇做题家”从圈内的身份认同标签演变成圈外共同讨论的社会现象，反映出亚文化与现实社会的双向互动，并潜隐了当代社会文化领域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试图还原“小镇做题家”的文本生成、传播与扩散的动态过程，揭示这一圈层话语如何与圈外社会现实互动，以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表征。英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提出批评性话语分析，他认为话语与社会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又有助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助于改变社会。任何“话语事件”都可以被同时看作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2]。费尔克拉夫由此提出了话语分析的三个向度（如图1所示）：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从词汇、语法、衔接、结构等方面考查文本的语言特征；话语实践向度，说明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分析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对权力、不平等和偏见等现象的分析，需要结合社会结构来说明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介入和制造话语，话语又是如何维护、抵抗和再造彼此的复杂关系[3]。该三维分析框架，旨在通过中观层面的话语实践分析，将微观的语言文本与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建立联系，揭示话语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阐释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本研究将以批评性话语分析作为理论视角，在费尔克拉夫的三维话语模型基础上开展适应性研究。

▲图1 费尔克拉夫三维话语图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研究聚焦社会文化变迁与“小镇做题家”的话语建构和传播实践存在怎样的关联，其话语出圈折射出社会文化领域存在的哪些问题。研究选取“985废物引进计划”豆瓣小组中的发帖作为文本分析来源。该小组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一是因为该小组是一个半封闭的圈子。尽管圈外人可以看到组内的发帖内容，但进入小组需要通过严格的申请程序，申请者需要满足有211、985高校的就读经历，并经管理员同意才可入组。组内成员发帖分享自己学业受挫、求职受阻等失败经历，在共同的心理体验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开展社交关系。二是因为该小组成员多，社会影响力高。小组至今拥有128400名成员（截至2022年11月4日），“小镇做题家”一词由小组提出，组内成员以“小镇做题家”自居并进行个体故事展演，最终引发广泛的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响应。

研究者在小组内用关键词“小镇做题家”搜索到1560篇文本，剔除不相关和不涉及人物故事的文本，得到主题明确的文本156篇，主要涵盖“大学学业失败”“心态适应困难”“社会融入障碍”“原生家庭之痛”等四类叙事话语。研究按照“社会文化背景—文本叙事结构—话语出圈实践—社会文化实践”的分析框架对“小镇做题家”圈层话语建构及传播进行分析。在社会文化背景层面，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变迁探讨“小镇做题家”话语产生的社会根源，回答“为什么会”生成“小镇做题家”的话语；在文本建构和传播层面，探究其文本叙事结构和命名规则，回答“小镇做题家”们“说了些什么”；在话语实践层面，注重分析“小镇做题家”圈层话语意义的消费、传播与转化，回答“小镇做题家”成为公共话题的出圈逻辑是什么；在社会文化实践层面，侧重分析话语出圈实践对社会文化的反作用，及其出圈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意义，用以回答“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这么说、这么做对社会文化有什么影响”。

二 “小镇做题家”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话语是蕴含了社会语境的交流事件，不是独立存在的话语结构[4]。任何话语的生成和流行，都有其社会文化的根源。青年最容易感知社会文化变迁，青年圈层的流行话语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小镇做题家”话语生成蕴含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文化变迁。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固化

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举措，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改革初期，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快速变革，工业化、城镇化打开了农民进入工人阶层的通道，高考制度的恢复也为城市现代职业提供了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并带动了大规模的乡镇青年落户城市，成为中产阶层。此间，社会流动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真实体验。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方向的代内流动和垂直方向的代际流动。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则分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前者包括家庭背景和继承遗传等因素，后者则指个人努力、能力与才华等。阶层固化则是社会流动的反面，表现在水平方向上没有地位变化的代内固化，即个人通过努力和奋斗很难实现阶层地位的跃迁；以及垂直方向上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没有变化的代际固化[5]，这意味着，先富阶层实现了社会资源、教育、职业、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代际遗传和复制。40余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辉煌，同时也难免经历一些社会阵痛。先富阶层强化代际继承、阻碍代际流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富二代”“拼爹”“草根”“躺平”等流行语是青年网民对阶层固化的感知总结，而“小镇做题家”则是这种感知的创新性表达和语义延伸。这些自称“小镇做题家”的青年来自偏远的小镇或山村，从父母那里获得社会地位、财富、人脉资源的代际传承较少，而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成为他们努力实现阶层跨越的现实障碍。

（二）高等教育扩张中的受益不均

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关键，然而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等教育的扩张政策，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问题。有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扩张的受益分布上，城乡地区具有明显差异。城镇子女从高等教育扩张中的受益更为明显，成为高等教育扩张中的主要受益者，而农村子女从高等教育扩张中的受益则极其微弱[6]。首先是因为高等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于发达的大城市，并且在国家财政专项支持建设“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后，优质的高校资源和财政力量大幅向一些高水平的大学、学科、专业集中，这使得高水平大学的入学机会显现出更为激烈的阶层间竞争[7]。其次是高考录取名额的城乡分配不均。重点院校所在地招生名额远多于其他省份，偏远农村子女考取985院校的概率远低于城市子女。以北京大学为例，其每年招收的农村生源仅为20%，其名额在省区分配也存在本地化倾向。北京高中生考取北大的比例是1%，多数省份是１‰，少数省份只有万分之几[8]。再者是重点院校的保送生、自主招生、加分政策的实施，让高校录取不止是学生个人分数的竞争，还取决于学生素质、家庭背景、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因此，尽管重点院校的招生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了扩张，但是整体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导致受益不均，小镇学子可以抓住的只有“做题”“刷分”，以此来和更具优势的城市学生竞争名校就读机会。

（三）城乡素质教育存在差异

教育资源在城市和乡镇分布不均的现象不仅存在于高等教育阶段，还在于基础教育阶段。城乡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首先，城市在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上优势明显。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0）》的数据显示，城区高中数量是乡村的9.5倍；从初中教学计算机拥有量以及学校教学仪器等固定资产来看，城区中学是乡村中学的3-4倍[9]。其次，家长在子女市场化教育资源投入上存在差异。城市拥有优质的市场化教育资源，很多父母会注重子女的素质培养，让他们参加兴趣班、培训班，带他们旅游，送他们出国留学……城市学生更容易获得应试之外的能力和视野，而农村缺乏素质教育的客观条件，父母务工或者务农也没有经济实力或意识给子女主观的素质教育投入，只能让子女在公共的教育资源中通过应试突出重围。最后，城乡学生能力素质存在差异。大学自由的学习状态，学生社团、学科竞赛等多元化考核容易让只擅长做题的小镇学子易产生学业困惑，家庭经济的薄弱也容易滋生其自卑心态；在人际交往、文化视野、爱好特长、消费习惯等方面，也容易让他们能感受到与城市学生的差距。而城市学子从小接受了更多的能力锻炼，视野开阔，更容易在大学找准个人定位、做好学业与职业规划，实现全面发展。相比之下，“小镇做题家”在适应素质教育、大学生活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都存在先赋性因素的不足，在大学教育竞争中容易处于劣势，因此产生自嘲的心态，称自己是“985废物”，是“小镇做题家”。

从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变迁来看，“小镇做题家”话语的生成和流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而作为一种群体的身份标签和话语实践，“小镇做题家”的话语建构以及和社会文化的互动还需要回到具体的、微观层面的文本中进行讨论。

三 “小镇做题家”的文本叙事结构

语言作为一种传播符号具有社会意义，而概念的生成和词汇的表达暗示着关系认知和社会群体身份。“小镇做题家”是由“小镇”“做题”“家”三个部分构成的一个复合概念，呈现出空间、主体、行动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如表1所示）。话语结构中缺席的“城市”“素质教育”“人生赢家”是在场概念“小镇”“题海战术”“做题家”意义生成的条件[10]，从话语命名的规则中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和身份区隔。

▼表1 “小镇做题家”偏向化命名的结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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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结构：“小镇”与“城市”相对应

“小镇”指代着三、四线城镇或偏远地区落后的乡村，小镇青年的原生家庭在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眼界视野上给不了他们太多帮助；隐身的“城市”指代着发达的经济水平、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开阔的眼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语境下，“小镇”与“城市”所拥有的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天然的差距，组内“小镇做题家”们的经历叙事中常常可见对这样现实社会区隔的感慨：

我就是热帖里说的那种“小镇做题家”，精准来说是“村里的做题家”。在农村土生土长了十几年，奇迹般地考进了一所中等985。我不敢表现自己，也不敢主动交朋友。[11]

在“小镇做题家”的叙事结构中，“小镇”与“城市”对立的空间关系往往被转化为出发地与目的地的社会流动关系。保罗·威利斯将高考视为中国人实现城市梦、消费梦和互联网梦等文化现代性的重要途径，他把城市梦与光明的未来相关联[12]。在“小镇做题家”的语境中，高考是扎根城市、实现个人城市梦想、家族阶层跨越的必要手段，而父辈的期待与现实压力交织也让小镇青年的城市梦想倍感沉重。

（二）行动策略：“题海战术”与“素质教育”相区隔

“小镇做题家”所在的地理环境和家庭氛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做题之外的发展。应试教育中做题、刷题是小镇青年日常最擅长的事情，也只有通过“题海战术”获得高分，他们才能成为高考分数评价机制下的成功者。很多“小镇做题家”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刷题，没有时间锻炼其他的能力，有组员发帖写道：

初中开始就每天五六点起床，晚上十点下课，日日夜夜都在做题。初中每周放半天假。高中则是每个月两天，同样是从早到晚做题。我没有时间留给我自己和我的爱好。我没有爱好。[13]

很多小镇没有提升素质教育的客观条件，加上原生家庭和学校教育理念的局限，刷题成为小镇青年的被动选择。大城市青年从小发展多元的兴趣爱好，进行素质教育，使得他们比小镇青年拥有更广的眼界和更强的交际能力，可以应对大学分数之外的多元评价体系。

（三）命名主体：“做题家”与“人生赢家”相对立

“家”通常指擅长某种技能或知识，或专门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小镇青年称自己是“做题家”其实是一种戏谑的自我嘲讽。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没有太多技能，唯一专长就是做题的普通青年。城市学生拥有更广的视野和成熟的交际能力，掌握大学综合评价的游戏规则，早早为求职积累经验，是小镇青年眼中的“人生赢家”。与城市学生的竞争对比后，“小镇做题家”会发现以往做题的方式并不适合高校的学习和未来的发展，就业竞争中需要的眼界、格局、能力、经验也是他们缺乏的，因此产生了自卑焦虑的情绪。有人发帖写道：

我懒，我内向，我自卑，我眼界太小，我畏首畏尾，我对未来、对人生的规划缺少想法，比不上城里的孩子更懂得要做什么，也没办法像自信的同学一样侃侃而谈，在课堂上发光发热。[14]

“小镇做题家”通过三组对立的叙事结构建构了自我身份标签。“自我”与“他者”形成了对自我或他者关系的明确定位，在完成自我主体形象与地位认知的同时完成与他者关系的判断。[15]福勒提出“偏向化命名”指在构建自我的同时排斥他者[16]，分析话语的“偏向化命名”，可以通过主体对自身称谓的选择，呈现出主体的自我态度和价值倾向，以表征社会位置和社会关系。“小镇做题家”的标签使在场的自我和缺席的他者都被清晰地定义出来，并通过偏向化命名自我和他者，形塑了自我认同和群体身份。话语结构中隐含的他者说明“小镇做题家”不止是一种网络自嘲，更是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真实而细腻的体察。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确认中，“小镇做题家”完成了圈内身份指认和自我所属社会结构位置的判断。

四 “小镇做题家”的话语传播实践

青年圈层话语的生成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和话语建构规则，但从出圈到广为流行还需要相当复杂的话语传播实践。青年是新兴网络流行语最忠实的消费者和传播者，他们与社会其他机构的文化互动，共同构成了圈层话语的消费、扩散、转化等出圈过程。

（一）强势模因：“转评赞”机制引发同温层效应

圈层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生命体，当达到某种饱和的状态，就会发生“出圈”现象，它通过信息作为物质流动、实现圈层内外的相互联系。[17]“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创立一个月就汇集了10万人，他们在失学、失业、失恋、失去信心等“废物感”的发帖叙述中互诉衷肠、彼此安慰，完成了群体身份认同。大量的话语聚合累积，在情感共鸣的驱动下实现了圈层话语的破壁。道金斯认为，模因如同人的遗传基因，可以通过复制和模仿进行人际传播实践。[18]“小镇做题家”在转发、评论、点赞的传播机制下被带入了微博、微信朋友圈、知乎等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被快速传播和繁衍的文化模因。

文化模因有强弱之分，强势模因是具有高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的文化模因。[19]“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强势模因。首先，它有强大的表意功能。“做题”这一动态化描述，将成千上万小镇青年应对高考的努力具象化地表现出来，使其话语内涵能在拥有共同经验的群体中保持高保真度的传播。其次，该话题讨论度高且多产。在微博搜索相关话题，排名第一的#小镇做题家#话题有51.3万次讨论、10.1亿次阅读（截至2022年11月4日）。最后，该话语具备长寿性。“小镇做题家”最初在豆瓣小组出现是在2020年5月，随着话题热度增加实现出圈，在全网引发热议流传至今。从文化生命体来看，作为强势模因的“小镇做题家”暗合了圈外小镇青年的社会心态，引发了同温层效应[20]。在应试教育下，“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内外的小镇青年是拥有相同“做题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心理共同体，并在话题传播、扩散中对“小镇做题家”们向上流动的现实困境产生了强烈共鸣，引发了该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激烈讨论。

（二）媒介报道：圈层话语转变为社会公共话语

梵·迪克提出，新闻话语借由语言工具表达新闻媒介主体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再现新闻领域内一定的权力关系[21]。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通过媒介话语的建构，将一个话语塑造为公共话语，并试图将其传达的意识形态巧妙地纳入其中。最早开始关注“小镇做题家”的媒体是“真实故事计划”公众号，其文章记叙了一个四川县城的青年考取211院校毕业后却回到工地的辛酸故事[22]。文章围绕主人公家庭贫穷、高考志愿填选能力薄弱、学历改变命运的执念等框架叙事，展现了一个贫困学生的“211命运陷阱”。随后，《三联生活周刊》以“小镇做题家，如何自立”为主题，反思了高校绩点考核制度和职场的绩效用人思维，认为“教育的功能不是‘阶层跃升’而是‘认识自己’，工作标准也不是‘财务自由、阶层跃升’，而是适合自己”[23]，对青年的价值观进行了引导。党媒《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二本学生”、“小镇做题家”背后有教育之问》则指向对教育升学、学历导向问题的叩问。媒体对“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关注和报道，将“小镇做题家”讨论的个体成长困境转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层面对于阶层流动、教育体制改革、城乡二元差异、青年生存压力等话题的讨论。媒介话语的接入和转化，赋予了“小镇做题家”话语更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圈外现实社会讨论的痛点问题。

（三）议题接合：网络舆论事件推动话语内涵转化

霍尔认为，“接合”是在一定条件下使两个不同的元素形成一个同一体的连接形式，使之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24]。“小镇做题家”出圈进入公共领域后，常与其他话题“接合”。当“小镇做题家”与“明星考编”话题接合时，形成了热度空前的媒介事件。2022年7月6日，国家话剧院发布了包括某明星在内的拟聘人员公示，引发了网友对其录取程序是否正义以及明星与普通人竞争稀缺编制资源是否公平的质疑。随后，《中国新闻周刊》发文：“或许源于一种被剥夺感。考编的普通人大有人在，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职务。”[25]一石激起千层浪，7月9日“小镇做题家”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很多网友参与到反对明星以特权方式入编的争论中。

在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上很多用户以“小镇做题家”自居，将其与“奋斗”话语相接合，使其成为“走出乡镇、立足城市、成为行业标杆”的励志身份。随着使用主体的不断泛化，“小镇做题家”从圈内自嘲演变成圈外自我激励的正能量话语。还有网友将其与“高考失利”相接合，创造出“小镇错题集”“乡村错题集”等延伸词。话语接合其实是一个“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的斗争过程。“小镇做题家”出圈后，随着使用主体和情境的不断变化，其话语内涵也在动态的话语“接合”实践中不断发生转变和泛化。

五 “小镇做题家”的社会文化实践

批评性话语分析旨在考察话语与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尤其关注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关注在变化过程中的话语呈现，以及话语与其他社会因素间关系的变化情况[26]。沿着这一路径，将“小镇做题家”放在更广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考察这一标签式话语如何与社会现实相勾连，探索其话语实践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镜像反映：小镇青年的困境写实

话语不是静态的文本，而是动态的话语实践，它来源于社会现实，也是社会现实的镜像。

一方面，“小镇做题家”圈层话语反映了211、985高校的小镇学子“大学梦碎”的教育困境。伴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学历也从“社会流动的良币”转变为“职场的入门槛”。然而，高等教育促进阶层跃迁的作用正在逐步稀释。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是维护现有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隐蔽手段。习得精英文化，对一些人来讲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以换得成功；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种继承。教育制度成功地“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27]。城市优势阶层的学生更容易适应大学教育规则和生活环境，容易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与发展成就。相反地，小镇、乡村的地理位置偏远、经济落后，“小镇做题家”的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这为他们文化再生产能力蒙上阴影。当前，小镇青年人依靠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机会变得渺茫，这种教育作用的稀释与社会再生产的不公平，触动了全社会小镇青年群体的敏感神经。“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故乡”成为很多小镇青年的现实写照。

另一方面，“小镇做题家”映射了中国年轻世代普遍的焦虑意识和社会性情绪。焦虑大多指向的是个体性的情绪，而当某种焦虑情绪普遍存在于某一社会成员当中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社会成员通过共享的符号，即共享的情绪进行有意义的社会互动。“一旦符号被注入了情境性情感，它们就可以通过会话网络得以传布，并内化为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循环的思维”，“通过这种体验，文化得以创造、诋毁或加强”[28]。从“小镇做题家”作为共享的网络自嘲符号可以看出，中国新生代90后、00后在步入城市学习、生活、就业后产生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表现为小镇青年向上流动的渴望与向下跌落的恐惧并存，先赋性因素的不足和后致性因素式微的压力共存，在学业、职场、生活中患得患失和进退失据。很多小镇青年对未来个人的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的隐忧，在网络空间进行情绪的共享和抚慰形成社会性的情绪，在跌宕中反复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无论是“寒门再难出贵子”“草根”还是“小镇做题家”，这类网络叙事中讲述的失败故事、生活处境，以及对自我的不认同和内心的空洞，是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发展中价值观、经济增长模式、代际差异等冲突碰撞凝结而成的青年世代意识，展示着小镇青年群体成长和发展的时代困境。

（二）话语反抗：弱者姿态的生活政治

“小镇做题家”的圈层话语从个体化转向公共化，其内在逻辑是青年从日常生活中的困境出发，在网络空间中开展青年的生活政治。吉登斯提出，政治领域的现代性转型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与以往的解放政治不同，当代的生活政治强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自我实现。“如果说解放的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那么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29]也就是说，生活政治是日常生活世界发生的微观政治，关乎青年自我实现的自由选择和行动权利。如今中国的90后、00后青年正在经历生命周期的迭代，他们重构了网络青年群体的主体结构。而近几年，90后青年处在结婚、生育的集中期，他们对于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等资源需求高涨，对平等、公正的社会待遇诉求尤为突出；00后青年进入大学就读或初入职场就业，其中“小镇做题家”的失意和焦虑是他们对教育不公平的控诉。关于青年生活和发展中困境的诉说成为90后、00后群体生活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威利斯认为，形式上接受了学校主流价值教育的“遵从者”反而容易构成威胁。因为他们接受了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潜在承诺，即只要刻苦勤奋、好好学习，就可以获得好的成绩和满意的工作。因此，他们产生了希望，但现实又背叛了他们的期待[30]。在中国高考制度下，很多小镇青年形成了“高考人格”，他们被家长、学校植入一种意识，即考取好的院校，努力读书就能在毕业后获得满意的工作，所以他们延迟了很多自我满足的需求，拼命刷题考取名校。但学历的贬值以及现实社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与矛盾，让潜在承诺幻灭。因此，越来越多的青年不断生产和调用媒介符号，用“佛系”“躺平”“丧”“打工人”“社畜”等身份标签表征个体的焦虑和无力。

这些流行词汇与“小镇做题家”属于同构异形的网络自嘲用语，均采用的是自我矮化、自我降格、自我嘲讽的方式为自己贴上负面的标签。传统的贴标签都是社会强势阶层对弱势群体或者亚文化群体进行的，但“小镇做题家”这类自我标签为弱势青年群体提供了纵深防御的话语体系，并逐渐形成了在网络空间展演的风格化生活政治。看似自我嘲讽的话语实践，以喃喃自语的发牢骚模式，呈现着居于社会资源、经济能力弱势地位的青年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日常性沟通。这些标签符号是软性的抵抗话语，它们叙述着当代青年具体而生动的日常生活困境和社会文化变迁：扎根城市与返回小镇、学业失意与职场遇挫、梦想幻灭与现实打击、资源继承与自我重生……所有的要素在一段段细碎的生活故事里演绎，实践着关于微观生活政治的话语行动，表达着对于发展机遇和社会更加公平的渴求。

六 结语

布迪厄强调，生活世界的行动者不是机械的“质子”，而是处于不断解构和建构过程中有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的行动者[31]。在网络社会生活的当代青年正是这样富有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的行动者，他们的话语建构实践源于对社会文化变迁的深刻感知，并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对社会文化进行反向建构。探究“小镇做题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话语出圈实践，有助于我们理解处在加速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青年群体中的现实焦虑。小镇青年群体以弱者姿态进行符号化抗争、表达利益诉求的底层社会性逻辑，即为了获得更平等、更公正的自我发展，开展日常的微观政治。借由“小镇做题家”透射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探析，以期社会能够为青年群体提供针对性的关爱和积极的解决措施，为小镇青年学子的成长教育提供更均质化的教育资源，为促进小镇青年的阶层跃迁和个人发展提供更充足的途径和更公平的机会，更好地发挥话语实践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建构作用。

注释：

[1]（英）斯图亚特·霍尔、（英）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87页、第94页。

[2][3]（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4页、第68页。

[4]VanDijk,T.A., News Analysis: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Hillsdale,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8:216.

[5]张传洲：《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及其治理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6]罗楚亮、刘晓霞：《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7]刘精明：《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社会》，2006年第3期。

[8]梁晨、李中清、张浩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年鉴202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26页、第144页。

[10]蔡骐、尹金凤：《网络群体类别化标签的话语建构研究》，《江淮论坛》，2022年第3期。

[11]豆瓣网：《“小镇做题家”的失败大学生活一些不敢和人分享的自卑情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6701644/?_i=03792356LVljk

9，2020年5月21日。

[12]Paul Willis., Being Modern in China: A Western cultur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tradition and schooling in China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24.

[13]豆瓣网：《原来我不是一个人》，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6651194/?_i=0379854

6LVljk9，2020年5月21日。

[14]豆瓣网：《我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70783353/?_i=07411196LVljk9，2022年7月22日。

[15]Jenkins.R., Social Identity.London:Routledge.1996:3-4.

[16]Fowler R., Language in the news: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Routledge, 1991:74.

[17]刘明洋、李薇薇：《“出圈”何以发生？——基于圈层社会属性的研究》，《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6期。

[18]Dawkins.R., The selﬁ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9.

[19]凌云：《模因论视域下网络流行语及其文化阐释》，《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20]同温层是人们可以自主选择的、一种灵活流动的心理共同体。参见彭兰：《“液态”“半液态”“气态”：网络共同体的“三态”》，《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0期。

[21]VanDijk.T.A., News Analysis: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 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8:8.

[22]陈晓研：《小镇做题家：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真实故事计划》，https://mp.weixin.qq.com/s/BXIShM8RxC9owrI_Cvwf_w，2020年6月3日。

[23]杨璐：《小镇做题家：如何自立》，《三联生活周刊》，http://old.lifeweek.com.cn//2020/0909/54056.shtml，2020年第37期。

[24]和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8页、第115页。

[25]腾讯网：《小镇做题家，凭什么被嘲讽？》，https://new.qq.com/rain/a/20220711A09B9D00，2022年7月11日。

[26]Fairclough,N., Analysing Discourse: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2003:205.

[27]（法）布尔迪约、（法）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页。

[28]（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页。

[2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9页。

[30]Willis.P., Learning to Labour:How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110-111.

[31]刘栋明，王文祥：《从抗争叙事到生活叙事：社会底层群体研究的话语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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