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物观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与实践进路 | 政治

 导 读 

仓廪实，天下安。食物问题是“国之大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大食物观着眼于满足我国在安全、民生、农业、生态、外交等诸多领域的现实需求，科学回答了中国饭碗如何才能端得稳、端得牢、端得好的问题，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保障食物安全、做好食物工作。

大食物观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与实践进路

作者：苏玉波 王樊

 摘 要 

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是适应我国战略安排和面向人民健康的必然要求。大食物观回答了中国饭碗如何才能端得稳、端得牢、端得好的问题。大食物观生发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饮食基因、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食物策略以及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食物问题挑战。食物关乎维护国家安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新时代应通过强化科技创新、科学对待食物、发展现代农业、延展生态价值、打通内外资源来落实大食物观要求。

 关键词 ：大食物观 食物安全 现代农业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食物既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是关系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物资。食物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底线问题，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而人类自身需要的变化又推动食物观发生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食物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为新时代从更高视野和更广维度把握食物安全、做好食物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我国通常将稻谷、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统称为粮食，而食物比粮食的涵盖范围更广泛，包括肉蛋奶油、蔬菜瓜果等一切可食用之物。大食物观是“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1]的一种观念，其跳脱了传统主粮的固定思维、拓宽了食物的外延边界。食物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2]，大食物观由保障粮食安全转向全面保障食物安全，回应和解答了“中国人自己的吃饭问题”[3]的现实痛点。

大食物观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有着深厚历史渊源与深刻理论基础，是传统与当代、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要认识大食物观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首先就要考察其生成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食物生产，将食物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第一，食物安全是人生存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而为了“创造历史”和“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5]。列宁也强调，“没有食物和饮料，我们就不能生存”[6]。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人类必须有可食用的生活资料，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和延续人类文明。第二，食物充足是人获得解放的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是人的“新的解放手段”[7]，它使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火的使用让食用熟食成为可能，减少了疾病发生,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随着种植业、畜牧业的发展，稳定的食肉习惯促进了大脑发育、提高了身体机能，是人类进化中劳动、语言和意识形成的重要一环。在考察英国工人状况时，恩格斯发现他们生活恶劣、缺衣少吃，难以消化的劣质食物侵蚀着工人的身体，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致其如此的根本原因。故而，“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8]。第三，优质食物是人通向全面发展的手段。费尔巴哈立足人本主义的感性活动，将人的本质等同于动物吃喝生殖的本质；马克思予以批判，认为人会根据外界刺激和生产状况主动适应并积极改造自然界，以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食物需要。人积极获取食物并改造原初食材样态的行为促进了人发展的全面性，因为“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9]。稳定可持续的食源和健康多元的食物产生了“新的需要”[10]，以食物需要为基础的生存需要同其他更高需要一道促进了人的发展与进步。

（二）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饮食基因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就崇尚农业、以农为本，农耕文明发达、农业文化深厚，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食物与农业，《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等著名农书流传至今。中华饮食文化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讲究美感、注重情趣，强调医食同源、药膳同功、五位调和等。如《黄帝内经·素问》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古人还将食物与民生福祉相结合、与君子品性相联系、与国运兴衰相关联。

第一，食物关乎民生福祉。《淮南子》云“食者，民之本也”。汉代政治家晁错言“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贞观政要》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何不食肉糜”“朱门酒肉臭”成为统治阶级不知民生维艰的生动写照。第二，食物关乎君子品性。《管子·牧民》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孔子夸赞颜回品性，形容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本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形成为后世所称赞的“孔颜之乐”。苏轼、陆游、张岱、袁枚等人热衷美食、寄情山水的旷达性情则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第三，食物关乎国运兴衰。中华民族从起源上就与食物息息相关：燧人氏钻木取火得熟食，伏羲氏驯养牲畜，神农氏尝百草开创农业，黄帝“蒸谷作灶，烹谷为粥”……历来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多与土地兼并、食物短缺有关，“有田同耕”“有食同享”成为底层老百姓的迫切诉求。多样的饮食降低了饥饿发生率，丰富了中华食谱和菜系。汉朝时传入的胡桃（核桃）、胡豆、胡萝卜、胡瓜（黄瓜）、胡椒等“胡”字类食物，明朝时传入的番薯、番椒（辣椒）等“番”字类食物，清朝时传入的洋葱、洋白菜等“洋”字类食物，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今日习以为常的食物如土豆、茄子、南瓜、西红柿、玉米、花生，西瓜、香蕉、菠萝、草莓，姜、香菜、大蒜等，也都在不同时期传入中国。随着食物来源的不断扩大和食物种类的日渐丰富，中华民族的饮食结构逐渐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饮食文化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食物策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把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列为重要任务，并在不同时期因地因时制定了不同的食物策略，带领人民走过了“养活中国”的百年壮阔征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食物充足是巩固红色政权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毛泽东认为，“储备充足的粮食”有利于“军事根据地的巩固”[11]，要“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12]。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对“食物-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认识与实践中赢得革命胜利、取得执政地位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食物充足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战略安排。在帝国主义封锁中国、国内外形势紧迫的复杂局面下，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3]的方针，将“粮食、棉花、煤油”[14]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物资。改革开放初期，党着力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真切回应了人民基本物质利益诉求。新时代以来，满足人民更高食物需求是适应“两个大局”的战略考量。习近平多次强调食物的重要性，并与时俱进提出大食物观。他在福建工作时就提出：“现在讲的粮食即食物，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念。”[15]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树立大食物观”首次被纳入“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16]章节。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食物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食物问题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其对食物认识规律的历史演进与丰富意蕴。一方面，食物问题始终是党执政兴国的战略问题，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7]邓小平提到：“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8]江泽民认为，食物“直接关系到人民和国家的安危”[19]。胡锦涛强调：“如果人民群众吃饭问题没有保障，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20]。他们都强调了“吃饭”问题的重要性。习近平围绕食物的论述则更多，“悠悠万事，吃饭为大”[21]，“手中有粮，心中不慌”[22]，“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23]。另一方面，食物问题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毛泽东提出，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24]。习近平指出，“粮食要靠自己”[25]，“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26]。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固守食物生产的底线原则，立足自身保障食物供应充足，以食物生产自立自强推进自立自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现实逻辑：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食物问题挑战

怎样保障中国的食物安全？怎样实现中国人民对多元优质食物的美好向往？习近平综合研判世情、国情、党情、农情、民情，锚定新时代国人端稳饭碗的现实问题，回应了新时代新征程上的食物问题挑战，提出了大食物观这一良方。当前，我国食物保障面临多重制约因素：一是人多地少国情，供给与需求处于紧平衡状态，食物产需缺口将会长期存在；就耕地面积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排名靠前，但由于有14多亿人口，人均耕地面积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切实保障我国食物安全，这是一个人口大国立足于世界的底气所在。二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地缘冲突和贸易壁垒并存，构建食物安全战略体系至关重要。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大食物观成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三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民对食物的健康、安全、多元等产生了更高追求。从“吃饱”转向“吃好”，大食物观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是受土地、水资源、科技、劳动力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食物生产面临着复杂的农业条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人增地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近年来，我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减少，部分耕地质量降低；在农业科技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粮食单产持续提高难度加大。五是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大食物观从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产品入手，必须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仓廪实，天下安。食物问题是“国之大者”[27]，大食物观则是关乎国家安全、关乎人民美好生活、关乎农业现代化、关乎生态环境可持续、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战略考量和现实举措。

（一）食物安全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抉择

大食物观关乎国家前途命运，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战略安排。食物安全是大食物观的首要前提，从底层逻辑看是增强夯实口粮安全的战略底线。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经济、政治、生态、食物等诸多领域，食物安全也会直接影响经济、政治、生态等领域的安全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28]，意在以食物安全维护国家安全。习近平多次论述食物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提出“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29]，“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30]，“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31]，“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32]，等等。这些论述表明了党对食物安全的高度重视。

从《经济学人》杂志每年发布的“全球粮食安全指数”（GFSI）来看，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家粮食安全指数较高，而韩国、新加坡等部分发达国家，菲律宾、肯尼亚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这就置国家安全于被动地位。一方面，当今国际格局动荡，全球粮食市场波谲云诡，新一轮粮食危机正在酝酿。全球30多国限制粮食出口，打响“粮食保卫战”，食物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一些西方国家将粮食战略作为遏制他国发展的重要武器，需要予以警惕。另一方面，基于现实国情，我国需要长期将食物安全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食物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食物消耗量大，14多亿人口每天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等[33]。如此庞大的食物需求量决定了我国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市场，必须牢牢把握食物安全主动权，保障食物充分供给。

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布朗之问，认为中国无法满足庞大人口的食物供应，必定会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权变更。中国则以实际成就证明了自身有足够能力来保障食物安全。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农业科技不断发展、农业政策不断完善、粮食供应量不断增加。习近平将保障食物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战略考量，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34]，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35]的国家食物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食物安全之路。2019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显示，我国已取得了可喜的粮食安全成就，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谷物供应基本自给、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贫困人口吃饭问题有效解决[36]。

（二）食物优质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

大食物观注重保量增质，强调从食物的营养性、优质性等方面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就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37]。大食物观意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顺应人民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主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副食的有效供给，让老百姓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38]。食物问题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与食物相关的恩格尔系数（Engel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一把标尺[39]。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食物支出比例降低，中国恩格尔系数也持续降低。

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使然。大食物观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在保障口粮的基础上使食物品质更有保障、食物种类更加丰富、食物结构更加优化。经过艰苦努力，中国实现了从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食物有了更为充足的供应。新时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正在从“吃得饱”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变，科学合理的膳食观念正逐步深入人心。饮食更加多样化，食物消费结构呈现口粮需求下降，而食用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非主粮食物消费快速增长的趋势。食物种类日渐丰富，食物结构日趋合理。不仅有了“米袋子”“菜篮子”“油瓶子”的主食需要，还有了“奶罐子”“肉盘子”“果盘子”的副食需要，主副食物交叉，多元组合。不过，在人们生活逐渐向好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健康问题，如营养过剩、“隐形饥饿”等，这就需要党和政府重视新的食物问题，不断出台和完善食物政策，引导人民树立科学饮食观念，以健康食物促进人民身体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三）食物多元是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大食物观丰富了“粮食”涵义，扩大了食物范围和来源，强调食物多元供给，是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居民膳食结构升级需要以多元化农产品供应、现代化农业发展作为支撑，从而构建更高层次、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多元食物供给体系。食物生产不能只限于耕地，要从耕地资源向全方面的生产资料拓展，要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全方位开发食物资源，多途径丰富食物品种，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这就需要发展现代农业。习近平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40]。大农业观需以农业现代化为抓手，以农业现代化实现食物多元供给。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满足大食物观多元食物供应要求的必要之举。传统农业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强，因此较为脆弱，很难提供充足稳定的食物。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食物生产种类也由当地土壤、气候等农业条件所决定。现代农业突破了自然条件的限制，依靠现代科技打造供应链、延伸产业链，不断拓宽广度，开掘深度，推动了食物由单一供给向多元供给转变。通过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等举措，我国逐渐改变了以往国内市场以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为主、品种较为单一的果蔬肉类食物供应局面，实现了粮棉油糖、肉蛋奶、水产品、果菜茶、微生物菌种等农产品生产全面发展、供给比较充裕，品种不断丰富、品质不断提升。发展现代农业要转变农林牧副渔发展方式，推动生物技术在食物领域广泛应用，从而面向整个国土空间，开发更多农业资源，生产更多品种农产品，使农业资源更充分利用，农产品供应更为多元，农业结构更趋完善。

（四）食物绿色生产是促进生态可持续的迫切需要

大食物观体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在要求，食物绿色生产是生态可持续的迫切需要。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41]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所需食物，人类活动又反作用于自然界。人类既要利用自然造福自身，又要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恩格斯警示，若人类过度开发利用自然，将会遭到自然的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为得到耕地而毁坏森林，使当地成为不毛之地；西班牙种植场场主焚毁森林来种植咖啡树，结果导致该地域热带雨林的消失[42]。在当下的中国，过度使用农业资源造成了水土流失、耕地退化、地下水超采等环境问题，同时农业生产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污染物，如化肥、农药等，这些都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反过来也影响了农业发展、食物安全与食品质量。

大食物观内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致力于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生态保护，要求“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43]，避免“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发展路径。习近平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44]。其一，大食物观强调资源利用的合理性。要根据不同地区地形地貌、土壤类型、气象水文等地理特点，考虑土地的环境承载力，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其二，大食物观指向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大食物观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坚持生态优先原则，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保育，推动食物生产由高产导向到高产目标和绿色生态兼顾转变，统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依靠绿色技术缓解水土资源紧缺、降低农业生产压力，实现食物绿色低碳生产。其三，大食物观倡导粮食减损、强调食物节约。食物安全不仅需要开源，同样也需要节流，要从观念上构筑起食物绿色消费的安全屏障，减少食物流通中的损失和浪费。

（五）食物充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

大食物观之“大”彰显了中国胸怀天下的大视野、大情怀，促使以“食物共同体”[45]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食物作为人赖以生存、繁衍生息、覆盖面最广的生活必需品，为当前全球80亿人所必需，食物以“最大同心圆”的需求将人类命运捆绑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之有了更坚实的支撑和基石。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食物交换之频繁达到前所未有之程度。当今时代，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深化，国际社会越来越结合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单纯依靠自身实现绝对的食物安全，同时，贫困饥饿问题还侵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食物安全问题制约了国家经济发展，增加了世界和平与安全中的不稳定因素。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2年，5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8亿人受到严重粮食危机影响，这高于2021年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3亿人，超过2.5亿人面临严重饥饿，7个国家的人口处于饥饿边缘[46]。因此，通过食物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就显得更具基础性、普适性和紧迫性。

大食物观的提出，既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确保中国食物安全的决心，也展现了中国维护世界食物安全的良好大国形象。一方面，大食物观保障了中国人的粮食安全，为现代化建设积蓄了力量。中国解决了占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本身就有效分担了全球粮食供给压力，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大食物观秉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了食物资源充足供给，同时积极推进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帮扶，帮助解决了部分国家内生性的食物供给难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本国人民及对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树立和践行大食物观要以“供给”与“农业”为抓手，从而“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47]。这就要求：从大供给与大农业入手，强化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食物多元供给；以供给为轴心，牢牢掌握食物供给链；提升对食物营养、食品安全的认知，传承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借鉴国外先进饮食经验，涵养对食物的感恩之心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处理好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促进食物生产能力的提升；以食物兜底构筑人类最大需求同心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强化科技创新，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根本出路在科技创新。一是坚持“藏粮于技”，注重发展农业科技。在耕地不足、水资源短缺、农业人口减少的严峻形势下，依靠科技发展现代农业成为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思路。从食物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各个链条均要有先进技术支撑：如，在农业生产环节，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发展智慧农业，加大对农机作业配套的技术支持等；在农业销售环节，补齐烘干仓储、冷链保鲜等装备短板，从总体上推动食物生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二是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保障种源自主可控。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源安全是食物生产和食物安全的基础，必须将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针对中国种业自主能力、种业研发能力同国外有较大差距、种业企业综合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习近平认为，种子是中国农业科技的短板，必须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力争“把民族种业搞上去”[48]，加强种业前沿性研究，扛稳“大国储备”和“天下粮仓”。三是学习发达农业国家经验，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引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目前还处在领先地位，要学习借鉴其先进内容，赋能农业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努力提高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营造良好农业技术发展环境等。四是做好自然灾害预防工作，提升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仍的当下，要发挥科技力量进行灾情预测、科学预防、精准施策，增强中国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要借鉴发达国家应对农业险情的处理方式，改变传统“靠天吃饭”无法应对自然灾害的农业格局。

（二）面向人民健康，科学对待食物

各主体既要明确分工、各尽其职，又要相互协助、密切配合：政府要负责制定食物政策、把准食物发展方向，率先垂范制止公款吃喝和餐饮浪费行为，主动回应公众关注，如积极回应“转基因食品”“青贮事件”“海克斯科技”“预制菜”等热点事件；学校要普及食物知识，加大食物科普施教，构建科学务实的食物课程体系，将食物知识融入“德智体美劳”教育中，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食物知识，训练学生从更广层次拥有幸福生活的能力；社会团体及公益组织要积极科普宣教，举办食物科普活动，广泛传播食物营养知识；企业作为食物生产的主体，要积极落实政府大食物观方针，适应市场和人民的健康新需求，生产出更多元、健康、安全的食物；家庭是食物教育的第一站和落脚地，要积极引导家庭成员科学认知食物，培养科学饮食习惯，改掉不良饮食陋习；个体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主动了解大食物观的内涵，借力多媒体学习食物知识，合理消费食物，培养节粮爱粮习惯，树立科学食物理念。

（三）发展现代农业，优化食物来源结构

落实大食物观要发展大农业，以农业现代化优化食物来源结构。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密切关联，要以工促农，加速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一是要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发展现代农业。要改变传统农业分散、落后的经营方式，推进农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农民是食物生产的主体，必须重视农民主体地位。要加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产学研农业平台发展，着重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习近平提出要“培养更多的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49]，从而提升农民种粮信心，完善收益保障机制。要不断推进乡村发展和振兴，以农业产业为抓手，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注重产业融合，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多维促进农村发展。二是要发展设施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区域农业。发展设施农业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问题的有效技术工程，具有规模大、生产效率高、应用场景丰富的显著特点，弥合了食物在空间、时间、品种上的供需矛盾。我国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土地效益，“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50]。三是要积极引进外来食物品种，促进食物种类多样化。当代中国人民需要丰富多样的食物种类，而食物本土化生产提供了最直接的多样性保障。要大力依托立体农业、温室农业、光伏农业、富碳农业、智慧农业等现代农业发展来满足本国人民多样化食物消费需求。

（四）延展生态价值，提升食物生产能力

落实大食物观要树立大生态观，处理好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既延展生态价值又提升食物生产能力。一是落实“藏粮于地”，守住耕地红线，抓住粮食生产的核心。粮食主要产于耕地，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土地利用过程中要防止建筑用地过度扩张、滥用资源等，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51]之路。二是要集约用地，向广阔的国土资源要食物。随着粮食生产的耕地向食物生产的国土资源扩展，要逐渐打破“食物主要来源于耕地”的传统思维模式，在适宜的土地上“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52]，构建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充分提高资源要素利用率，从追求单体效益向追求综合效益转变。如施行退耕还林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注重加强保护和修复山水林田湖等。三是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构建生态农业生产观和消费观。将生态理念贯穿农业的种养、收获、仓储、加工、销售等全过程和各环节，积极统筹规划农业发展，促进农业清洁生产、农业要素循环使用、农业资源充分利用。

（五）打通内外资源，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大食物观彰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打通食物内外资源、畅通食物国内国际双循环渠道，促进国际食物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保障中国自身食物供应链，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食物安全。从长期来看，我国粮食供需还处于紧平衡状态，食物链供应保障不足。这就要求：其一，立足国内，自力更生保障食物供应；其二，食物适度进口，将“引进来”作为保障食物安全的有益补充。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丰富食物消费种类，提高我国食物安全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助力全球食物安全保障水平提升。这是因为：其一，中国尽最大努力实现了食物基本自给，发挥了食物作为基础性、战略性物资的兜底作用，不让他国借食物影响本国发展和人民幸福，反之中国也不会借食物生产优势限制他国发展、阻挠他国进步，并积极反对国际社会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食物霸权行径。其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应积极对食物匮乏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其三，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要主动担负起维护世界食物安全的责任，坚持“走出去”。大食物观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拓展了空间，中国食物极大丰富了世界人民餐桌。其四，不同国家因地理位置、资源环境不同，农产品供应也有所不同。中国不仅应主动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实现食物资源互补，推动构建食物共同体；还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交流合作，共同制定科学的食物进出口国际标准，以共同规则维护食物安全、促进食物流通。以食物为载体，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平台，将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食物安全治理。正如《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所郑重承诺的那样，中国将“为维护世界食物安全作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53]。

 注释：

[1][40]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24~225页，第224页。

[2][3][23]《2022中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页，第8页，第11页。

[4][5][8][9][10][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第531页，第527页，第161页，第532页，第158页。

[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7][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第560页。

[11][1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54页，第916页。

[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14]《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6页。

[15]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1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1月2日），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1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19]《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20]《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21][22][30][31][32][48][51]《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9页，第67页，第69页，第72页，第72页，第75页，第9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9页。

[25]《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20年，第4页。

[26][44][52]《习近平的小康情怀》，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14页，第422页，第422页。

[27][34][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97页，第159页，第40页。

[28][37][4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页，第48~49页，第31页。

[29]《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2页。

[33]刘晓春、李成贵：《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红旗文稿》，2023年第7期。

[35][49][50]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页，第157页，第118页。

[36][53]《〈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906/index.htm。

[38]《习近平心目中的“大食物观”》，新华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6770546258060880 &wfr=spider&for=pc。

[39]席德清：《粮食大辞典》，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45]食物共同体是一个以食品生产和可持续农业为基础的社区，旨在建立有机、透明的食物生产和销售，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公正和环境持续。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意大利，当时农民和消费者开始集结在一起，互相支持和合作，以建立更加公平的良性食物系统。这种新型的社区连接了农民、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信仰的群体。在国内，关于食物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中国农村观察》《社会科学》等期刊曾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虽然食物共同体在国内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但相关思想和理念正在逐渐被认识和接受。

[46]《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显示——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光明网，https://m.gmw.cn/2023-05/06/content_13033648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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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西迁精神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ZH025）、西安交通大学重大培育项目“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SK2022122）。

 作者简介 

苏玉波，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樊，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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