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型妇女人才的成长机制——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 政治

 导 读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基于当前乡村人口女性化、乡村人才匮乏的现实，乡村妇女应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以人才振兴为着力点促进乡村妇女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共振。在这之中，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由于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突出强调和宣传。对主流媒体报道的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机制的分析旨在为广大乡村妇女提供一个参考范型——作为政策话语中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和受益主体，她们可以成为什么，她们可以欲求什么，她们如何才能达成发展愿望。

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型妇女人才的成长机制

——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作者：陈雪儿

 摘 要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应以人才振兴为着力点促进乡村妇女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共振。在可行能力方法指导的妇女人才发展模型下，基于对主流媒体报道的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案例分析，发现妇女人才的成长受到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和机会因素等的交叉性影响，呈现出利用可行能力集合克服机会障碍的能动过程。同时，妇女人才成长表征出一种内外动力共同驱使的性别化路径，具体体现为利他主义倾向、性别问题的遭遇以及成才年龄普遍较晚的规律性特征。

 关键词 ：产业型妇女人才 成长机制 乡村振兴 可行能力

（一）研究背景

在百年人才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1]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2]的人才价值观。立足于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时代站位，以乡村人才资源开发为抓手，盘活乡村内部各发展要素，是从根本上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进路。同时，鉴于当前乡村人口结构老龄化、女性化特征突出，乡村妇女及妇女人才渐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力量。

从乡村振兴的五个领域看，产业振兴以及产业型妇女人才的发展受到了政策话语的较多关注。一方面，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乡村其他领域振兴的物质经济基础，直接关系到乡村居民生活福祉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3]。另一方面，人才是产业振兴的支撑，如何根据乡村的产业结构培育乡村现存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是在乡和返乡妇女）是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将“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作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2021）将支持妇女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作为妇女在经济领域发展的重要事项，并提出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培育乡村工匠和新型农业经营管理能手等产业型妇女人才。基于产业型人才培育之于产业兴旺的基础性作用乃至之于乡村全局全域振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当前乡村人口女性化的社会现实，对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机制的分析不仅能够为更多乡村妇女提供可供借鉴的成才范型，也是思考支持妇女人才成长策略的基础，更是构建在地化妇女人才成长理论模型的现实依据。

（二）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基本内涵

从当前政策话语对乡村产业型人才来源的划分看，包括在乡人才、返乡人才和外引人才，前二者一般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常住乡村的人才，后者主要是指不分户籍、长期从业于乡村的人才。从行业来看，广义的乡村产业型人才基本囊括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2021）提出的乡村振兴五类人才（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农业农村科技人才）；狭义的乡村产业型人才是指以农民和返乡人员为主体的、在乡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产业发展人才以及以返乡和入乡人员为主体的从事农技推广、产业规划和管理等产业辅助性活动的产业服务人才。

基于本文对乡村人才乡土性（一直在乡或离乡后返乡）的界定，以及考虑到乡村产业型人才产业发展活动的跨界性（跨越了单一的生产链条而延伸至加工、制造、销售、服务等多产业链条），本文的乡村产业型人才指主要从事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且以之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人才，而不包括专门从事产业服务、规划等广义上对乡村产业发展有带动或引领作用的各界人才。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则指以乡村留守妇女、返乡妇女（大学生、农民工、其他从业人员、退役军人）为主体的，在乡村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二三产业以及三产融合领域的产业型人才，主要包括专业大户（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企等）和二三产业创业人才（乡村工匠、非遗传承人、三产融合人才、电子商务人才等）。

（一）作为一个规范性框架的可行能力方法

本文以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能力学家提出和发展的可行能力方法作为分析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基本理论视角。可行能力方法将人类发展定义为一个扩大人们选择和过上有意义生活的机会的过程[4]，并提出了两个关键概念以分析人的发展。一是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后文简称为“能力”），是指人们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所珍视的行为（doing）和存在（being），是能够做的事情[5]。二是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后文简称为“功能”），是一个人的实际身份和行为，是实现某项活动或事业的可行能力。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是否实现——前者是可以选择的选项，即潜力；而后者是实际成就，两者共同构成了个体的福祉（wellbeing）。福祉不仅限于自己的状态或目标，还可以扩展到个体之外的利他主义目标。

可行能力方法为分析妇女人才的成长机制提供了关联性的概念体系，尤其有助于分析各种不同的个人和社会情境下妇女人才所拥有的实现其成才目标及与之相关的有价值功能（例如，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组合。同时，个体能否实现特定的功能还取决于各种转换因素（conversion factors），也即影响个体实现各种功能的因素，包括个体内部因素如身体状况、性别和其他个体特征；社会文化因素，即个人生活的社会文化坐标如公共政策、社会规范、社会等级制度或与阶级、性别等相关的权力关系等；外部实体环境因素如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等。可行能力方法是一种开放灵活的理论框架，而非一种精确的理论，在应用中通常需要其他理论进行填充以分析具体问题或现象[6]。因此，为了提高理论的解释性，本文进一步借鉴了妇女人才研究领域的理论模型以具体化本文的分析框架。

（二）妇女人才发展模型

已有的关于妇女人才发展的模型，多是基于妇女人才的回溯性或现时性经验、经历分析而提出的，共同假设是妇女人才的成长路径和男性不同，一般是从妇女人才自身对人才或成功的定义、成才过程中的支持性因素以及她们如何利用这些因素、成才过程中的阻碍以及她们如何克服这些阻碍、妇女人才的特征等方面分析妇女人才有别于男性的成长经历。本文借鉴使用凯瑟琳·诺布尔（Kathleen Noble）等学者提出的妇女人才发展模型（Model of Adult Female Talent Development， MAFTD）[7]。这一模型由妇女成才的基础条件、催化条件及影响范围（功能实现领域）三个要素构成。在可行能力方法的概念框架指导下，本文构建了分析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机制的理论框架（见图1）。其中，基础性条件中的个体因素相当于基本的能力，其在和环境的互动中发展出更高级、综合的能力集，即机会集。基础因素和催化因素均是妇女人才成长的转换因素，两者也构成了互相影响的关系。个体生活和成长于一个制度化的世界，其机会和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的制度（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及其运作方式；反过来，个体所拥有或缺乏的机会则成为评估特定领域的社会正义性的重要指标，并催生出在制度层面的改革建议；同时，机会因素也会持续形塑个体因素，尤其是受到社会建构的动态性的个体内部因素，如个体能力、身份认知等要素。在以上交互影响的转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妇女人才发展了在特定领域成才的能力组合；进一步地，她们能动地选择了在乡村振兴领域想要实现的功能或者偶然实现了一些功能或社会价值。具体而言，就是乡村妇女在乡村振兴的五个领域具有突出个人成就并对其他人乃至地区的发展有辐射影响；也即突破单一经济增长观，重视妇女人才多维的个人福祉和社会价值。这一关系互动中也明确了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关键内涵要素——个体特征和行为表现，即凝聚于个体且使得个体能够参与乡村产业发展活动的基本特征（能力、心理、自我认知等），以及这些社会实践对乡村及其中的人的发展产生示范带动等积极影响。

图1 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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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

主流媒体关于乡村妇女人才成长事迹的报道主要有三个来源：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三农群英汇、乡村振兴人物榜，263）、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评选（329）、全国妇联系统“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典型案例（30）。本文从以上三个来源筛选出共计622人的乡村妇女人才名单，经过去重以及对人才来源和人才主要活跃领域的分析，有98位符合本文划定对象范围，其成长事迹被选为本文分析样本。分析样本的选取有四个原则：（1）生于乡村且成长于乡村，属于在乡或返乡人才（本土人才），因此排除外引入乡的城市人才；（2）案例资料的丰富性，需要包括个体的成长经历、个体特征以及行为结果等的基本叙事，因此剔除缺乏具体介绍的案例；（3）案例必须包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要素以及个人特征要素，因此舍弃部分仅介绍个体行为表现和绩效的案例；（4）案例主体应主要在乡村从事生产经营的产业振兴活动，因此删除了社会工作者、教师、医生等社会服务型人才以及“村官”等治理型人才；尽管这些类别的妇女人才也部分参与了产业发展活动，例如村干部承担了带动产业发展的职责，但她们的主要活动领域还是乡村治理。要言之，案例必须在个体特征和行为事件层面具有丰富性、乡土性以及产业发展高相关性。

（二）数据分析方法

明确影响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才的各种内外转换因素的结构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总结其成长的基本规律是本文的主要目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的转换因素维度是编码的重要依据。简单来讲，本文对样本案例的分析方式是将理论驱动和归纳性编码开发相结合[8]，即在一定的理论框架指导下对文本数据进行主题式编码的同时保持对文本资料自身理论归纳性的开放，从而一方面扩充和完善原有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获得关于妇女人才成长的事实性数据以回应本文研究问题[9]。

本文在全面分析98个案例资料的基础上，遵循开放性编码形成初始概念-归纳初始概念形成初始范畴-对初始范畴和分析框架中的核心范畴进行类属分析、划定-增补和删减核心范畴-统计包含各个初始范畴的案例数这一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在开放性编码过程中，基于原始文本数据寻找本土概念，即原始文本中妇女人才自身话语体系中的初始概念；在归纳出初始概念的基础上，寻找概念之间的类属关系，形成更具概括性的初始范畴；再将这些初始范畴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中提及的核心范畴，并增加相应的新的核心范畴；最后，基于初始概念和范畴出现的案例频数（同一案例中的多组语句可能体现同样的初始范畴，因此将案例频数作为排序指标），筛选出既有实证研究支持且在本文案例中高频出现的初始范畴节点（见表1），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归入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表1 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个体特征编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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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人口学分布

基于乡土性的规定，本文的乡村人才来源主要分为在乡人才和返乡人才，两者分别占比30.61%、69.39%。和在乡人才长久固守乡村不同，返乡人才在乡村外的经历（尤其是从业经历和高等教育经历）对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积累有极大影响，进而影响其行为绩效。从学历看，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妇女人才占32.65%，高中学历占23.47%，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包括成人函授教育）的妇女人才占43.88%。妇女人才的较高学历层次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性别平等化进程中乡村妇女/女童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逐步增高；二是正规教育学历本身即构成了人才评价的重要标准。从地域分布看，西部（尤其是西南部）和东部（尤其是华东地区）的乡村妇女人才受到了主流媒体更多的报道。从年龄结构看，70后（26.53%）和80后（29.59%）是妇女人才的主力来源，在60后（13.27%）还在发挥余热的同时，90后（25.51%）开始成为预备主力。在婚姻状况上，59.18%的妇女人才处于已婚状态，40.82%处于未婚、离异或丧偶状态。另外，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乡村妇女人才从事的产业领域涵盖了一二三产业。其中，农业人才占58.16%（传统农业如种植、养殖：36.21%；三产融合型农业：63.79%）；第二产业人才占8.16%（纺织服装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草制品业等）；第三产业人才占33.67%（电商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文化艺术业等）。可以看出，妇女人才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以农业为依托，且过半的农业人才走上了三产融合之路（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运营或农旅融合路径），跳出了传统劳动密集的农业；另外，妇女人才在第三产业的活动集中在零售业（主要是电商销售）和文化艺术业（主要是非遗手工业）。整体来看，乡村妇女人才的农业化特征突出（见表2）。

表2 网络搜集案例的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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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个体因素

人格特征是人才取得外向性成就（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的重要影响因素[10]。妇女人才之所以能在参与乡村振兴（尤其是产业振兴）过程中取得相较于一般村民（尤其是普通乡村妇女）的突出成就，和她们的人格特征有较大关系，这包括韧性、主动积极、责任意识以及关注群体和关系等人格倾向。能力是人才之所以为人才的重要判断标准[11]，是指人才在特定领域表现出来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认知、技能、经验等，尤其对特定职业领域的人才来说，这是其在特定领域取得出色绩效表现的前提[12]。妇女人才在产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创新能力、合作能力等，既是她们顺利开展相应产业活动的前提，也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强化和激发。自我认知是对处于社会环境参数中的个体参数的认识。它不仅是促进人才发展的重要因素，还会伴随着人才的成长而更新和发展。妇女人才一方面表现出清晰的自我认知，并和外界保持了较高的一致；另一方面，她们有较高水平的自尊和自信，相信自己能够达成一定的成就并能和自己当前的发展水平达成较好自洽。人才发展的女性主义视角强调关注妇女人才的思考、感受和经历，而妇女人才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差异是她们获得超出其同辈群体发展水平的内在动力[13]；同时，她们对特定领域的热情不只是出于个人兴趣或家庭影响，她们自身在成长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一领域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构成了妇女人才成长的内驱力（见表3）。

表3 影响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个体因素核心范畴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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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环境因素

妇女人才的成长过程是和周围环境互动的过程，而不同层次和维度的环境对妇女人才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不同。已有的人才成长环境研究多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分析环境这一影响因素。妇女人才成长的宏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公共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两个方面，且公共政策环境的利好和乡村社会文化的落后往往呈现出一种博弈状态。案例中最常提及的利好性政策包括“三农”相关政策、乡村人才政策、文化相关政策以及非农产业支持政策。但是，当前乡村社区仍存在一些阻滞妇女人才成长的社会文化，包括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现代性理念的缺乏以及城市向心力文化三个方面。生产生活环境是妇女人才在家庭领域之外直接面对的成长环境，可以概括为农村的资源环境禀赋、农业从业环境和特征以及乡村居民这一社会网络等“三农”要素构成的拉扯性生产生活环境，即妇女人才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同时遭遇了适宜的产业发展基础和自然条件等增益性因素和人力资源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缓等阻滞性因素的影响。家庭背景范畴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角色分工两个方面。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家庭的经济收入、父母的职业和学历来衡量。妇女人才成长的原生家庭大多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贫穷、匮乏的物质生活，低学历的农民父母是其主要形态；成年后，配偶、子女、公婆和父母则构成了新的家庭社会网络——次生家庭（见表4）。

表4 影响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环境因素核心范畴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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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机会因素

机会因素是妇女人才的基础性能力集合或能力剥夺的状态，这进一步影响了妇女人才在特定才能领域的功能实现。从编码结果看，社会支持、教育机会和实践机会是三个重要的机会集合；而心理机会是上述三个机会集合对妇女人才心理层面的实际影响，且这一要素在诺布尔等学者提出的妇女人才发展模型中被纳为重要的心理因素，因此本文将心理机会也作为机会因素的一个方面。首先，家庭成员、导师、亲朋好友、社区成员等近端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及政府、群团组织、教育系统、社会力量以及企业等远端的正式社会网络[14]构成了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两维重要支持来源；非正式网络主要提供情感、价值观、人格养成等精神层面的支持和部分社会资本的支持，正式网络则主要提供各种实体性和精神性的外部环境要素支持。其次，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教育机会囊括了各种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机会，表征为一种终身教育场景的持续性教育学习机会；其中，非学历继续教育机会最为丰富。再次，妇女人才必须拥有在特定领域的实质性机会并积极抓住机会实现特定功能才能在这一领域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机会是妇女人才成长的关键。最后，心理机会构成了支持妇女人才成长的主观心理条件。一方面，外部的社会支持不是直接影响妇女，而是需要妇女自身积极感知并确认这些支持对其成长的积极或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她们也必须了解自身发展的不足、遭遇不公的状态等，并意识到她们可以欲求什么、可以达成什么（见表5）。

表5 影响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机会因素核心范畴编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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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运气因素

在妇女人才的自我叙事和访谈对话中，16位妇女人才提及了“运气”这一要素。这在以往关于妇女人才的相关研究中也有体现[15]。女性似乎相较男性具有更为外化的运气信念——即更多将成功部分归因于运气等其他偶然因素[16]。一方面，她们将运气作为她们当前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她作为非遗传承人，承载着紫陶的古韵和文脉，奋斗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她是幸运的。”（TO1）另一方面，妇女人才往往会提及进入某个产业行业领域的偶然性，“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手工编织。”（TO55）“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说黄芪市场价格高且供不应求……她决定自己尝试种植药材。”（TO98）

基于对妇女人才成长影响因素结构的阐述，可以进一步分析结构性影响因素如何以合力（互斥或互补）发挥整体性的转换作用，使得妇女人才在个体内外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扩大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集合与实际的功能发挥范围。基于对妇女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因素间关系的考察和分析，本文从妇女人才成长的过程性视角构建了妇女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框架（见图2）。

图2 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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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因素内部的互动关系

1.各维度内部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各（维度）个影响因素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而是在复杂的动态互动中整体性地影响妇女人才的成长。三个圈层的环境因素呈嵌套性，外围环境对内层环境有直接影响，且内层环境也会向外辐射影响外围环境；即是说，环境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例如，宏观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文化直接影响生产生活环境——利好的“三农”和人才政策对区域产业行业发展状况、区域基础设施改善有直接推动力，“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业绿色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TO29）反过来，乡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产业发展状况和基础设施也会刺激利好性“三农”政策的出台，“在2010年前，CZ市的很多青壮年都以外出打工为主，但是耕地又不能撂荒，为了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率先在全国成立了CZ市土地股份合作社”。（TO71）个体内部的因素间也呈多向互动，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和外部环境干预加以改变。例如，虽然人格特征是一种相对稳定持久的个体特征，但个人能力可以以各种方式塑造人格特征并与之互动。“以前的我是一个很自卑的女孩，拍摄短视频改变了我。”（TO33）

四个维度的机会因素之间存在系统交互性关系。其中，社会支持是机会要素的基础性维度，不同主体共同提供的支持内容直接影响妇女人才其他三个维度的机会。例如，社会支持直接影响个体的教育机会，或曰教育本身即是社会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之后，她便辍学帮助家里做农活。”（TO22）反之，妇女人才实践机会的获得会影响社会支持内容的扩大或调整。例如，部分妇女人才通过进入公共生活的机会在社会支持内容方面建言献策。

2.不同维度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个体因素（A）、环境因素（B）、机会因素（C）和人口学因素（D）共同构成了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Talent Growth，下文简称为TG)的生态系统。首先，妇女人才在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作用下拥有或缺乏机会因素。例如妇女人才在身心健全、学习意向性等个体因素和各种教育培训政策支持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得以拥有各种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机会；同时，妇女人才所拥有或缺乏的机会（能力的拥有或不足）会反作用于她们和环境的互动。例如，妇女人才在进入相关才能领域时由于缺乏相关的知识技能会主动向外部环境（如政府、导师等）寻求相应的教育支持。其次，个体因素直接影响机会因素。例如，个体的读写能力是妇女人才获得外出就业机会的重要前提；反之，机会因素对个体因素有塑造作用，如教育和实践机会的获得会提升个体能力。再次，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持续互动，个体不断由环境塑造又反过来改造环境。例如，妇女人才的产业活动受到地方产业环境的影响，她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会改变地方的产业环境。另外，人口学因素本身即是个体和外部环境交互形成的个人坐标，和其他三个维度的因素持续互动进而不断形塑个体的情境性身份。

（二）四维因素对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作用机制

妇女人才成长于持续变化的四维影响因素的系统性互动中，这一生态系统对妇女人才成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有如下路径（见图3）。

图3 四维影响因素对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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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维因素的影响

一是个体因素直接影响妇女人才在特定才能领域的可行能力或功能实现（A→TG）。例如，个体能力是妇女人才将周围的资源转化为能力或功能的转换因素之一，部分妇女人才利用数字技术扩大了其产业销售链条：“当地政府几次来村里做直播培训，她认识到电商直播对于发展农特产品产业的重要性，打算以后就在村里的蔬果园直播。”（TO5）二是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妇女人才在特定产业领域的发展（B→TG）。妇女人才均是基于当地的自然和文化条件选择了适宜的产业领域或业态：“那个地方家家户户都种辣椒，遍地都是辣椒”；（TO2）“看着能歌善舞的乡亲们，她开始思考用民族文化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办法。”（TO5）三是机会因素直接影响妇女人才的成长（C→TG）。例如，各种教育机会使得妇女人才得以获得获取相关领域知识技能的可能性：“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早早到地里，向农户学习种植技巧”（TO25）；“快手、抖音等平台纷纷推出‘三农快成长计划’‘秋实计划’‘耕耘计划’‘新农人计划’，投入流量资源，扶持平台‘三农’内容创作；针对贫困地区的创作者，给予运营培训、变现指导等政策倾斜。”（TO57）四是运气因素对妇女人才的影响。在提及运气的妇女人才案例中，她们多是将特定条件下某一特定功能实现与否视为运气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学因素本身不会直接影响妇女人才成长。例如，民族和性别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被赋予特殊的社会符号进而作用于妇女人才的成长，即是说人口学因素是在和其他因素的互动中对妇女人才成长产生影响。

2.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互动的影响

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互动促成妇女人才在乡村产业振兴领域的功能实现（A↔B⇉TG），这一作用机制有三种进路。一是个体因素在环境因素的塑造下影响妇女人才在产业发展方面的特定功能（B→A⇉TG）。例如，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使得妇女人才在青少年时期过早退出正规教育，因而缺乏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必备知识和技能，使得她们在产业发展之初遭遇各种障碍：“由于家庭条件不好，还有弟弟妹妹需要上学，她大学入学一年后选择了退学……返乡和母亲一起养牛之初，由于没有经验，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TO31）二是个体因素作用于环境因素使得其才能得以发展（A→B⇉TG）。例如，TO37提及由于她们的返乡示范带动了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这改善了她们所在村落的人口结构，进而为其产业发展提供了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支持：“（随着产业发展效益的增加）团队里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三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于妇女人才的成长（A+B⇉TG）。例如，妇女人才在城市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个人资源在乡村适宜的创业环境下得以促使其在返乡创业后快速起步，并取得较高的经济绩效。如TO63在返乡创业前即瞄准家乡的茶叶市场化前景，主动进入茶企积累行业经验，返乡后利用家乡的茶叶生产优势快速起步。

3.个体因素和机会因素互动的影响

个体因素和机会因素的互动共同促进妇女人才的功能实现（A↔C⇉TG），这一作用机制同样有三种进路。一是机会因素作用于个体因素进而影响妇女人才的发展（C→A⇉TG）。例如，政府提供的各种政策支持不仅能提升个体的产业发展能力，而且会提升妇女人才的内驱力，进而促进妇女人才产业发展的成功：“在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扶持下，我一步步成长并富了起来。”（TO25）“既然国家政策这么好，我们就要把扶贫资金用到刀刃上，同时也让扶贫资金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TO3）二是个体因素作用于机会因素进而影响妇女人才的功能实现（A→C⇉TG）。例如，妇女人才积极的自我认知直接影响其心理机会，进而影响其产业发展实践：“在NJ的闯荡历练，让我客观地认识了自身的潜力。我只有回到故乡创业，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TO39）三是两者共同影响妇女人才的成长（A+C⇉TG）。例如，妇女人才主动积极的人格特征使其在产业发展中主动寻求各种机会并抓住机会，进而在才能领域开展各种创造性实践：“凭借着敢想、敢干、敢闯的胆识与气魄，这位朴实而坚强的女商人，从西域的出口贸易起步，到反哺故乡创办五金加工厂，再到如今的投身生态农业引领地方乡村振兴、带领一方农民致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功。”（TO81）

4.四维因素的共同影响

四维因素及其内部的各因素在彼此关联中影响妇女人才的成长（见图3阴影部分），也即是在前述各维度内部因素的互动以及四维因素的互动这一系统性动力机制中，妇女人才得以成长。以案例TO49的成才历程为例：“童年时期，父亲早逝，母亲出走，和弟弟相依为命，吃百家饭长大（环境因素-家庭背景）。早早辍学，承担家庭养家糊口任务。做过啤酒促销员，擦过皮鞋（人口学因素-正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弟弟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家庭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环境因素-家庭背景）。她开始为自己而活，学着创业，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梦想（个体因素-内驱力）。但是，她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机会因素-社会支持）。依据自身在农广校学习的专业知识（机会因素-教育机会；个体因素-能力特征），在当地成立注册农企，生产销售农特产品（机会因素-实践机会；个体因素-人格和能力特征）。她的功能实现超越了经济领域，辐射到了社会多个领域，且兼顾了个体福祉和他人福祉（个体因素-人格特征）。由于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她受聘出任村委会LSB村第一书记和第一‘村长’，负责乡村振兴工作（机会因素-实践机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外，通过开展培训、结对帮带、技术指导等模式，对村民进行养殖技术、电商线上销售培训，帮助他们不断增强‘造血’功能。在产业活动以外，热心公益事业，发动爱心企业帮扶瑶族学生；疫情防控期间的物资捐赠。”总的来看，在这一复杂性影响因素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妇女人才实现了在特定产业领域较为突出且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绩效，并在社区乃至更大区域范围获得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

在明确各影响因素整合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可进一步从动力和过程（遭遇的主要问题、成才年龄等）等方面归纳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这一具有场域、性别和领域交叉性身份群体的成才规律。

（一）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主要动力机制

内部动力是人才成长的根本动力，而外部动力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内在动力主要体现为扩大自身对生活的控制、选择的个体福祉愿望、社会责任感以及关怀和爱的能力所驱使的贡献倾向。一方面，她们基于自身对特定领域的兴趣、热情和使命感在自身已有的能力集合限度内自主选择了某一领域，主动寻找与个人价值观和需求相适应的发展路径以持续成长。另一方面，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妇女都是爱和关怀的给予者，她们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这种利他主义关切体现在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各个阶段，并持续作用于她们的发展历程：她们自身之外的家庭和社会需要是她们参与产业发展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随着她们发展程度的提高，她们道德关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近端环境的家人、邻居等社区成员延伸至更大的社会网络。

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的外部动力机制可以归纳为妇女友好型乡村产业人才支持的生态系统，也即是有利的外部环境中的各种发展机会的支持。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近年来各种利好乡村产业发展和人才发展的公共政策，乡村场域的传统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等传统性别文化的扭转，以及依托区域自然优势的良好产业发展基础等乡村整体性能力的提升。妇女人才成长的直接外部驱动机制则在于乡村人才培育和评价方面日益性别友好的生态。在人才培育上，政府主体、多元社会力量支持的各种教育培训机会（尤其是继续教育机会）促进了妇女人才在乡村产业发展领域的核心能力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各种配套的生产要素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帮助她们不断克服产业发展中的障碍以不断丰富其发展选择。在人才评价上，外部社会的认可和鼓励也是妇女人才持续成长的动力源，这包括人才称号授予、社会宣传推广等精神性鼓励以及职称评价、金融支持等政策性鼓励。

（二）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中的性别问题

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制度，性别要素持续作用于妇女人才的成长过程。第一是妇女受到社会环境中的性别文化及其拥有的现实禀赋影响所形成的关于个体发展的适应性偏好[17]。例如，由于对家庭照料者这一角色的内化所作出的返乡选择和发展领域选择，在青少年时期因对“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读书无用论”等具有性别歧视倾向的教育文化的顺应而作出的“主动”退学选择，以及对社会成就的有限期望（最好不要超过丈夫）等。例如，案例TO24自身想留在城市工作，但由于丈夫的劝说决定返乡发展：“后来还是考虑以家庭为主，有孩子以后自然就以老人和孩子为主了，没考虑多久就回来了”；案例TO55婚后留在丈夫的家乡照顾公婆，同时开始创业；等等。

第二是男性话语下的成就标准对妇女人才社会认可的影响。男性标准的成功要素主要包括社会地位、经济效益等外显近景性的社会绩效，但是妇女所关心的人际关系、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生产性价值以外的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要素常被忽略[18]；或者直到她们显示出一定的经济影响力，她们在其他领域的社会价值才被觉知和认可[19]。妇女人才案例中的成功叙事主要是和自身经济绩效以及带动周围群众致富的集体经济绩效相关，只有少数案例表现出一些女性视角的利他主义关注和增进整体性福祉的倾向。“有手工底子的妇女不少，我第一次来到BZ时，首批就培训了300个妈妈（土布纺织）。她们以前做拉丝竹编的活计，以后也不一定人人都去织布，但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她们乡村大有可为，让大家重拾对乡村的信心。”（TO41）

第三是家庭平衡问题。无论是在母职实践最为繁重的生育抚育期，还是子女进入学龄期后，妇女人才在职业发展中都面临家庭再生产角色的精力分割，都需要持续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作出选择与平衡。部分妇女人才尽管有配偶的支持（分担家庭内部的照料任务），且有意向丈夫传递家庭角色共担的观念，但她们仍然是家庭内部照料者角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由于家庭的精力分割放弃了一些选择，甚至作出了让位于家庭发展的个人职业选择。

第四是污名化问题。首先是性污名化，即认为妇女人才的成功获得于某种依附于男性的不正当性交易（可能不是实质性的性行为）。其次是基于职业身份和性别的污名化，部分妇女人才提及了外界对她们的“男人婆”“疯癫”等评价。这一方面是由于她们表现出了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男性化特征并获得了男性标准的成功而遭到社会排斥[20]；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妇女人才在整个人才群体中的低代表性导致的低话语权[21]。最后是关系的污名化，即妇女人才在试图走出家庭寻求在公共领域的个体价值时，常常遭遇社会舆论对她们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的质疑。

（三）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成才年龄普遍较晚

人才学领域对最佳成才年龄规律有较多研究，也即是人才的年龄和取得成就之间的概然性关系，而妇女人才的年龄普遍比男性晚，一般在30~50岁之间[22]。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总体呈现出前期积累阶段较长、正式进入产业发展领域起点时年龄较大的现象。基于实证分析和已有研究，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一是生育实践导致的职业发展中断以及家庭角色分工对妇女职业发展的时间和精力分割导致其发展速度较慢。二是在乡村场域和女性性别的交叉性身份叠加影响下，她们在成长早期面临各种机会性障碍，主要可以归结为原生家庭社会经济水平的低下、正规教育机会不足以及早期职业发展阶段的就业机会不足，这使得她们缺乏可使用的进入特定才能领域的必要现实机会如资金、人脉以及知识和技能等。三是在稳固的城市向心力和乡村发展滞后性的推力作用下，乡村通常不会作为妇女人才在成长之初即自主选择的发展场域，即使对在乡人才而言，一直在乡村生活生产也多是由于她们拥有的进城发展的能力不足（可能不是她们的自主偏好）——一方面，她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乡村之外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即是她们不具备“逃离”乡村的机会。对返乡人才而言，她们在结束正规教育后的首要职业选择落点大多在城市；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城市打拼后，或受乡情乡愁驱动，或受城市生活压力影响，或受逐渐利好的“三农”政策的感召等影响，她们才选择返回乡村。

整体来看，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成长过程呈现出在利好和阻滞性环境的拉扯互动中积极利用所能获得的各种机会和选择并努力克服各种阻滞性因素的功能实现过程，并呈现出和男性不一样的成才机制。本文对主流媒体报道的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机制的分析旨在为广大乡村妇女提供一个参考范型——作为政策话语中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和受益主体，她们可以成为什么，她们可以欲求什么，她们如何才能达成发展愿望。在验证本文借鉴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同时，本文也发现了我国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成长机制的特殊性。一是培育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进入了我国主流的人才政策话语，这在制度环境层面保证了乡村妇女人才成长的各种支持性实践，并通过各种媒介叙事扩大公众关于乡村妇女成才的社会性想象，从而自上而下形塑了乡村妇女成才的圈层性环境。二是我国乡村产业型妇女人才的成长机制呈现了乡村妇女在国家政策、社会规则以及文化习俗等社会结构影响下，以自主意识开展指向个人发展和乡村发展的能动性实践的现实样态，即一种受动和能动良好适配的情境化机制。未来我国应加快乡村人才政策的性别主流化进程，构建体制机制健全、性别环境友好的乡村妇女人才支持生态，更加壮大乡村振兴的巾帼力量。

 注释：

[1]《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1997年9月12日。

[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党员网，2017年10月18日。

[3]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4]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4-11.

[5]Sen A.,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5, 82(4): 169-221

[6]Qizilbash M.,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Its Interpretation and “Limitations”// Panzironi F., Gelber K., (ed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Routledge, 2012: 9-22.

[7]Nobel K, Subotni R, Arnold K.,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 New Model of Female Talent Development, Gifted Child Quarterly, 1999, 43(3): 140-149.

[8]Boyatzis R.,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Thematic Analysis and Code Development,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8: 29.

[9]（美）克拉克·穆斯塔卡斯：《质性研究编码手册》，刘颖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4~137页。

[10]Friedman-Nimz R, Skyba O., Personality Qualities That Help or Hinder Gifted and Talented Individuals// Shavinina E.,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Giftedness, Dordrecht, Springer, 2009: 421-435.

[11]Garavan T, Carbery R, Rock A., Mapping Talent Development: Definition, Scope and Architec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2012, 36(1): 5-24.

[12]Gallardo-Gallardo E, Dries N, González-Cruz 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alent” in the World of Work?,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3, 23(4): 290-300.

[13]Kronborg L., What Contributes to Talent Development in Eminent Women ?, Gifted and Talented International, 2010, 25(2): 11-27.

[14]Collins M, Spencer R, Ward R., Supporting Youth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oster Care: Formal and Informal Connections, Child Welfare, 2010, 89(1): 125-143.

[15]McGrayne S., Nobel Prize Women in Science: Their Lives, Struggles, and Momentous Discoveries, New York, Birch Lane Press, 1993: 7.

[16]Sherman A, Higgs G, Williams R.,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Locus of Control Construct, Psychology and Health, 1997, 12(2): 239-248.

[17]Nussbaum 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1-113, 252-261.

[18]Reis S., We Can't Change What We Don't Recognize: Understanding the Special Needs of Gifted Females, Gifted Child Quarterly, 1987, 31(2): 83-89.

[19]海莉娟：《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20]务凯、丁桂凤：《工作场所的蜂王综合征》，《心理研究》,2022年第4期。

[21]郭夏娟、魏芃：《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理解女性政治地位的一个理论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

[22]叶忠海主编：《普通人才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8~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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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雪儿，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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