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竞合视角下网络地域歧视的协同治理 | 新闻与传播

 导 读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地域攻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互联网上呈指数级增长。过去小规模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地域歧视，逐渐演变为多对多的网络“地图炮”。谁在开炮？何时开炮？这些问题往往因为互联网的匿名性而无从获知。网络地域歧视的形成与扩散蕴藏着地方、媒体和网民等行动主体之间的舆论竞争，同时也包括基于共同价值或利益的舆论合流。各方应该针对网络地域歧视的负面影响开展协同治理，从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舆论竞合视角下网络地域歧视的协同治理

作者：黄 骏

 摘 要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以往单向、小规模的地域歧视行为，衍化成大规模的网络地域攻击事件，这给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网络地域歧视的产生与扩散，归因于网络舆论的竞争与合流。在舆论竞争方面，主要表现为地域竞争、媒体竞争和网民竞争。在舆论合流方面，不同群体往往因为拥有共同的“敌人”而结成共同体；意见领袖与粉丝以及平台与自媒体之间，也会因为流量等共同利益而发布与传播地域歧视的内容。因此，需要从多元一体、舆论引导、技术干预和媒介素养四个方面对网络地域歧视开展协同治理。

 关键词 ：地域歧视 地图炮 舆论竞争 舆论合流 数字治理

“地图炮”，源自游戏用语，又称为“网络地域歧视”。在互联网平台，“地图炮”引申为对某个群体进行言语攻击的行为，通常指的是网络中的地域攻击或地域歧视言论。这些言论基于同一时期被同一个社会里的人多次重复的判断[1]，从而形成带有地域偏见的舆论。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以往单向、小规模的地域歧视行为，衍化成大规模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给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30.6%的人认为身边存在着地域歧视，中国的地域歧视存在明显的“歧视链”。“XX地方的人都是XX”等句式是微博、论坛等平台常用的地域歧视言论，伤害程度高且范围大，如兰州人天天吃拉面、山东人都会开挖掘机，等等。类似这样的歧视，源于对特定地方人群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认为，偏见是一种对属于某群体的个体持有一种厌恶或敌对的态度，仅仅因为他属于该群体，就被推定具有人们归于该群体的那些令人反感的特性。[2]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缺乏科学论证的地域歧视或偏见言论是错误的。

过往研究已经从大学生就业、大众媒体报道等视角分析了地域歧视现象及其成因。但是，对于公众地域歧视现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特别是缺乏对于新兴的网络地域歧视的关注。本文将从网络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地域歧视形成的过程及成因，力图解决以下问题：互联网生态如何推动小范围的地域歧视转变为大规模的网络“地图炮”；网络地域歧视中的舆论竞争与合流的互动是怎样的；如何对网络地域歧视开展协同治理。

地域歧视是一个社会或地区共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并且自古就有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就喜欢相互抹黑。比如，齐国的晏婴出使楚国，楚王当着他的面说齐人“善盗”。在当时信息传递不畅通的时代，宋国人与郑国人被嘲讽的频率最高。《庄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史书中都记载了讽刺和挖苦宋人笨拙的故事。郑国人则会被贴上“愚笨”的标签，买椟还珠和郑人买履等成语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唐代人柳宗元因创造了三个有关地域的典故：粤犬吠雪、蜀犬吠日、黔驴技穷（当时的黔是现在湖南怀化一带），被网友戏称为古代地图炮专家。

为什么古代人就会有这么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这主要由于古代的人员流动与信息传播并不普遍，同一地区的人因为认知有限而更容易抱团取暖。同时，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差异也会促使人们“妖魔化”那些不熟悉的地区，或者有时是源于一些政治因素。类似的地域歧视一直延续至今，是因为地域歧视对象的形成是一种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建构中的社会记忆素材，时而被强化时而被弱化，时而显现时而隐匿，最终构成一种被歧视的地域现象。[3]

从定义来说，地域歧视指的是社会上的某一群体或者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针对某一特定群体或特殊地域的社会群体的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4]人们习惯将一个地区某个人的缺点扩展到整个地区全体人身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去个性化”的类型式叙述。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地域攻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互联网上呈指数级增长。在传统时代，地域歧视行为主要发生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以及大众媒体的单向传播，如电影、综艺、电视剧或新闻报道中的歧视言论和画面。互联网的普及给每个个体带来了“发声”的机会，它不仅允许人们开展远距离互动，也使个体同时进行多种社会交流互动成为可能。[5]因此，过去小规模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地域歧视，逐渐演变为多对多的网络“地图炮”。谁在开炮？何时开炮？这些问题往往因为互联网的匿名性而无从获知。

网络地域歧视借助互联网平台而大量滋生与蔓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地域歧视言论的发布者，同时也有可能成为被地域攻击的对象。在网络平台上，“地图炮”经常出现于热点新闻事件的跟帖中。多数跟帖内容不仅会涉及对新闻内容本身的评价，而且还会包含一些与事件无关的“元素”存在，其中就能发现地域歧视的影子。[6]与此同时，搜索引擎或新闻推送的算法也会引导用户去关注到地域之间的差异。有研究指出，网络搜索的算法歧视借助提示词，引导用户更多关注特定地区人群的素质品性和身体特征，所建构的地域形象也更加负面。[7]

除此之外，竞技体育强烈的对抗性使球迷之间的网络冲突更加突显，尤其是高认同度的球迷极易因支持的球队失利而出现消极反应。国内体育比赛（如中超和中职篮）是各地粉丝之间互相发射“地图炮”的温床。因为每一位球迷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而每支球队代表着一座城市，每场比赛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双方球迷的情绪。比如，获胜队的球迷会嘲讽落败的球队水平差，而落败的球队通常会将失败原因归结于裁判的“黑哨”或者获胜队的“盘外招”等。不同球队的球迷在网上相互“开炮”，随着事态和规模的扩大，最终会演变为对各自城市的地域攻击。

上文已经讨论，传统的地域歧视行为较多源于过往媒介信息不畅通而形成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既能作为一致地接纳或排斥某一群体的理由，也能够作为筛选和选择的工具以维持感知和思考的简洁性。[8]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能够跨越时空的束缚，打破人们固有的对于某一地域的刻板印象。不过，网络地域歧视并没有因为刻板印象的克服而消失，反倒是借助于不同舆论场的竞争而不断发酵和蔓延，催生出了一大批习惯“地域黑”的网民。这里的舆论竞争可以被描述为：不同的行动主体围绕符号资本或资源而展开话语权的争夺和角逐。接下来将从地方、媒体和网民三类行动主体视角分析网络地域歧视背后的舆论竞争。

（一）地域竞争：网络地域歧视产生的内在根基

段义孚（Yi－Fu Tuan）说，几乎每个地方的人都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的故乡是世界的中心。[9]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词，是一个人的避风港、一群人的栖息之所、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古人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由于气候、地形和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孕育了性格各异的人群。比如，之前在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偏见地图，详细展示了国内某一地区如何通过“偏见”标签的方式定义其他地区。以“江苏人眼中的中国地图”为例，在江苏人心中，对东北三省的印象是“冷，彪形大汉”，对川渝地区的印象是“好多漂亮姑娘”。

从地理空间角度来看，地域歧视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各州之间也会相互鄙视。比如，得克萨斯州由于原来是墨西哥的领土，所以会被其他地区标签化为“落后”“老土”；英国则更是如此，6000多万人口的英国拥有近60种不同地区的口音，除公认标准的伦敦口音或牛津口音以外，约克郡口音和利物浦口音等口音的使用者，经常受到来自周围人的歧视。因地域差异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均和生活质量不同，很容易让一部分人产生强烈优越感，而另一部分人则容易深陷“被偏见”之中，他们是最敏感的一类人，也是最容易受伤的群体。[10]

在地域类型中，针对不同城市的攻击是国内网络地域歧视的主要内容。多数人对自己生长和生活的城市都怀有恋地情结，这种情感是对某一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11]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奇观：人们可以骂自己生活的城市，但决不允许其他人来抨击它。中国常常以“线”来划分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一座城市被划为几线，常常会成为争议性话题。这样的话题一方面会激起发达城市居民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则会引起欠发达城市居民的反击。各种城市排名榜单的公布反映了城市间的相互竞争，这也为“地图炮”提供了弹药。

国内的网络地域歧视常发生于同类型城市的竞争。在某网络社区里，广东城市与江浙沪城市之间的“互黑”次数众多，其相关主题帖多涉及对经济实力的比拼和较量。除经济实力外，涉及同一层级行政单位的城市间也会互发“地图炮”，包括同样是直辖市的重庆和天津以及同样是副省级城市的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同时，相似定位的城市也常发生互相攻击的现象。比如，电影《长安三万里》的路演遭到了洛阳市民的抵制，因为影片中许多重要史实的发生地点从古都洛阳张冠李戴到了其他城市，如李白和杜甫的初次见面以及洛阳天宫的“一日三绝”等。这种线下的抵制行为也引发了网络舆论的争夺，其中不乏西安与洛阳网民间的互黑甚至是人身攻击。

不只是同类型城市，同一属地的城市之间也会互开“地图炮”，这一现象可称之为省内“互黑”。比如，同属于江苏的苏州与南京之间相互较劲，而曾属于同一省份的成都与重庆之间经常性言语厮杀。这主要因为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使是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间也会出现经济发展或行政地位不均等的情况，使地区间的心理鸿沟拉大。

（二）媒体竞争：网络地域歧视爆发的舆论缘起

一般情况下，有关“地域黑”的话题起点来源于大众传播媒体的新闻报道。在国内，传统媒体往往会对于本地新闻的报道采取正面宣传的口径，而对于其他地方的新闻事件则会遵循不同的报道框架。这里所说的报道框架来源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它被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标记那些无穷无尽的具体事实。[12]框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永不停止的运动之中，而且对于不同的主体，框架的表现形式也并不相同。

传媒无法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阶层维度上的人群，集中表现为歧视弱势群体，即处于阶层低端和社会边缘的人群。在这些媒介歧视中很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地域歧视。比如，美国媒体报道最频繁的地区是纽约市、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市，而其他城市几乎被忽略。最重要的新闻，尤其是那些涉及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新闻，都来自这三座城市。对小城镇的报道大多仅限于有关灾难、罢工、犯罪或法院的报道，而很少讨论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13]

就地方而言，一些媒体基于立场的不同而产生偏见，会给其他城市形象的塑造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称其是作为防护手段的固定成见：一些固定的成见都是极大地包含了它们所附带的感情。[14]它们是我们传统的堡垒，在它们的防卫下，特别是相互竞争的两座城市，各自的地方媒体使用负面性的框架来报道对方的新闻。他们常常以一种讽刺或调侃的方式来评论其负面事件，而对对方的正面新闻或事件采取选择性报道的策略。基于此，最终造成相对“双标”的报道策略，即本地媒体报道本地新闻“报喜不报忧”，而报道竞争城市的新闻“报忧不报喜”。受此影响，国内民众形成的一些较为严重的地域歧视，多数都来源于竞争性地方媒体的负面报道。

媒体的这种区别报道是媒体竞争的体现。一方面，地方媒体需要通过正面宣传来凸显本地城市的优势与成绩，另一方面借助报道竞争城市的负面新闻来吸引受众的关注，从而建构公众对于某座城市的刻板印象。不少“地域梗”都是由于个别事件被放大宣传形成的，比如针对河南的“井盖梗”、针对新疆的“切糕梗”、针对台湾的“茶叶蛋梗”等，这些“梗”在网络语境中被反复言说，带有某种讽刺意味，对涉及的地域造成持续的伤害。另外，不少媒体微博账号习惯在新闻标题中强化地域色彩，如《河南警车在北京逆行北京交警：罚款200元扣3分》《东北人在贵州遭全程追击，观影时曾大骂当地人》。这两则新闻在微博上发布时，都直接在标题中将事件人物以籍贯甚至是身份作为修饰语。媒体账号为了获得更高的关注度而给新闻起这样的标题，很容易引发涉事地区网民的相互攻击。

（三）网民竞争：网络地域歧视扩散的主要力量

如果说媒体的报道是网络地域歧视爆发的源头，那么不同地区网民间的竞争则是“地图炮”扩散的主要力量。社交媒体是人们当前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借助微博、微信等平台，人们不仅可以获取信息，还能利用社交媒体的低门槛特性主动生产内容。用户的大量参与，能够使不起眼的小事发酵成全民关注的大事，对涉事地区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有的甚至会引发舆情危机。[15]

这一类舆情事件在网络上发酵，会激起官方账号与网民以及网民与网民之间的论战，这些论战的言论中有意无意会透露出地域歧视的迹象，而一旦引起多数网民的关注和讨论，很容易发展为“地域战”。从网民主体看，那些热衷于“地图炮”的人，由于其性格和心理的问题，往往将生活中所受的不公发泄到网络，生产出一些偏激的言论。[16]正如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说，“数字交流的方式不仅如幽灵般鬼祟，也如病毒般扩散，因为它直接在情感或情绪层面上进行，因此具有传染性”。[17]社交媒体可以快速传递这些涉及地域歧视的信息，并且省略了传统媒体中专业记者与编辑的把关过程。

专业媒体的言论或者是一些意见领袖的话语表达，也可能会带有诱导地域歧视的线索。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或者是网络大V，其覆盖的受众面对复杂混乱的社会信息时，特别容易丧失自主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其中，2014年“解说门”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某网络视频的足球解说员在转播中超比赛时，对参赛队伍使用了歧视用语而被各地球迷熟知。该事件不仅引起了球迷间的骂战，还激起了涉事各地区网民间的地域攻击。

上文我们从地域、媒体和网民三个方面归纳了网络地域歧视中的舆论竞争，但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扩散并不只有个体间的相互竞争，还包括基于共同价值的舆论合流。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人需要通过共同体来加强个体自尊，并且给他们的价值感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18]这些共同体会逐渐发展出一套具有自己典型符码、信念、规范与“敌人”的生活方式，以满足他们自己的适应性需求。这表明，个体必须与群体拥有相同的喜好与敌人。[19]本文接下来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网络地域歧视中的舆论合流。

（一）共同体中的“同仇敌忾”

网络舆论引爆后，并不仅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的竞争关系，某些地区可能因为拥有共同的竞争者或“敌人”而暂时结成了共同体，即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正如奥尔波特所说，内群体成员身份对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些内群体构成了我们生活习惯的网络……对内群体或参照群体的偏袒并不一定建立在对其他群体的对立态度之上——尽管敌意往往有助于加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20]因此，当网络中的个体不清楚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时，可能会因为拥有共同的发泄对象而凝聚在一起。多数网民出于追随大众主流意见，或想获得多数网民的认同，而对某一地区开“地图炮”。

在共同体中，个人的意志很容易受集体所影响。正如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所言，随着单个的人成为集体的一员，集体的“我们”借着个体的“我”开口说话，个体的人格受极端情感性活动的支配而发生深刻变化，沉溺于暴行、纵情于狂欢。[21]少数情况下，地域歧视的纷争并不来源于所涉地域的群体成员，而是站在某一方立场并一起“黑”另一方，即群体围攻的现象。例如，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针对北京国安队的球迷文化群体出现了“京迷”和“京黑”两派。其中，“京迷”是指那些同样热爱和支持北京国安队的球迷，“京黑”则并不指代特定地区的球迷，而是那些都讨厌北京国安队而集合在一起的群体。类似这些“黑子”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群体认同与态度，进而建构了一种新的群体地方身份认同，这种认同不同于以往认知中仅限于某一具体地域的普遍现象。

（二）意见领袖与粉丝的相互印证

开“地图炮”的网民除了受主流媒体影响以外，作为粉丝的他们还会受网络意见领袖言论的左右。意见领袖是在群体中构成影响的重要信息来源，是能够影响多数人的少数个体。而在互联网社会，意见领袖通常指的是社交媒体上的网络大V。舆情事件发酵后，当网络大V对事件发表言论时，粉丝出于维护关系或相近价值观而附和并分享其观点，并在评论中表达相似的态度。如果该事件带有地域偏见的色彩，其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论极易造成粉丝间“地图炮”的生成。因此，网络大V在舆情事件中不仅传播信息，还通过言论将粉丝绑定在一起。当网络意见领袖所拥有的粉丝越多时，其影响力也会变得越大。[22]

与此同时，粉丝言论的高度集中化也会影响到意见领袖的内容生产，甚至会引起新的舆情事件。在传统媒体时代，公共舆论往往掌握在官方机构、权威媒体及专业精英手中，不同群体间的信息资源并不均衡。信息传播技术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普通网民的言论聚合在一起，甚至直接影响到公共舆论的走向。达尔伯格（Lincoln Dahlberg）宣称：互联网帮助边缘群体——曾经被排除在公共领域的主流话语之外的人们，发展了属于自己的各种协商平台、联系方式，并与宰制性的意义和实践相竞争。这种思想与观念的竞争甚至从线上蔓延到线下，借助社交媒体形成了“分享信息-建立关系-发起行动”的动员和组织机制。[23]这种基于粉丝的线上与线下联动机制，扩大了地域歧视的覆盖面，加剧了“地图炮”的负面影响。

（三）自媒体与平台的流量共谋

网络地域歧视中的舆论合流还来源于平台与自媒体对于流量的共同追逐。社交媒体平台希望依靠流量来增加用户数及影响力，自媒体则借由流量来增加粉丝数和曝光度。为了掌握互联网的“流量密码”，自媒体习惯围绕地域歧视的话题发布“博眼球”的言论。因此，不少网红、自媒体博主和营销号利用“地图炮”进行网络炒作，通过刺激公众的情绪来扩大传播效果。“地图炮”在互联网上有相当热度，一旦有用户挑起话题，就能引起不同地区网民之间的相互攻击。

在传统时代，公众获得信息的途径相对单一，官方机构只需笼络大众传播媒体就能传达信息和引导舆论。但新媒体的介入使传统受众变成了可生产信息的用户，它加剧了现代性的秩序危机，将现代社会推向了失序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虚无主义困境。正如简·梵·迪克（Dijk J.V.）所说，数字化导致模拟源的技术分裂转变为比特和字节，这使得这些源头的内容无限制地分裂。多媒体设备带来的数字化和模拟源的加工已经在文化上呈现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效果。[24]这种去中心化的结构不仅使“地图炮”的来源去中心化，还使地域歧视信息的呈现更趋碎片化。

这种碎片化言论的散布，极易引起对某地的污名现象。戈夫曼在对日常生活的污名现象研究中提出污名化（stigma）概念，就是因与污名者直接接触或共享某种关系，继而导致的受损身份。[25]2024年初伴随哈尔滨冰雪旅游出圈而被硬造出来的梗——南方小土豆，被解释为宠溺之意。但这个本来中性的词，被自媒体持续曝光和放大后逐渐带有污名色彩。一些网友认为这个说法是对南方人的冒犯，认为这是在说南方人身高不高，而“土豆”的说法也有嘲笑肤色的意味。从流量视角来看，“南方小土豆”属于社交平台编辑喜欢的那种“擦边”热搜，它不涉及底线议题但却触发了网络监管的律条。特别是少数自媒体借由该话题进行炒作，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南北对立和性别歧视。

总体来看，网络地域歧视是在舆论的竞争与合流中催生并不断发酵的，传统媒体、网络大V以及普通用户都是舆论场的参与者。不过，这种“地图炮”的蔓延极易造成族群对立、地域仇视以及社群撕裂，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从四个方面归纳网络地域歧视的协同治理路径。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6]当前，党中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要引导各地区、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各民族意识要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地域歧视一定程度上会强化少数群体的地方主义，从而削弱各地群众对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认同。因此，全国各族人民都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人们虽然在不同地方生活，体验着当地的方言、饮食与生活习惯，但这些对于某地的地方认同需要纳入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框架之内。

（二）加强舆论场的价值引导

互联网呈现的歧视言论，其传播速度快、煽动性强，需要地方政府、官方媒体和相关监管部门对错误言论进行引导甚至是回击，驳斥各种地域歧视或地域攻击的言论与行为。地方政府部门要树立良好的地方品牌，搭建“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客户端）和短视频账号，形成政务新媒体矩阵，加强在舆论竞合中的价值引导作用。传统地方媒体要增强“四个意识”，营造尊重各个社会群体的舆论环境，避免发布带有地域歧视倾向的报道和言论。此外，也要及时出台针对打击地域攻击乃至其他歧视性行为的法律法规。202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起草了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该意见有助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有效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正常网络秩序。

（三）丰富网络技术干预手段

相比于传统时代的地域歧视，“地图炮”凭借信息高速流动的互联网平台，加快和扩大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同时也加大了技术干预的难度。基于此，互联网平台应该借助技术手段来减少“地图炮”的出现，如通过信息过滤系统对社交媒体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信息进行自动过滤处理，实时自动过滤带有攻击、谩骂等地域歧视的言论，并对相关用户给予警告或处罚。同时，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线用户“IP属地”的功能，该功能能够使其他网民清晰地知道发布者的“IP归属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不法分子的恶意引导，起到网络监督的作用。

（四）提升网络用户的媒介素养

正如前文所说，广大网民是网络地域歧视大面积扩散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提升网络用户的媒介素养是治理网络上地域攻击行为的根本途径。在当代社会，公民需要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因为媒介素养的高低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整体文明的水平。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素养更多体现为批判性识读社交媒体信息内容的能力。就“地图炮”而言，网民要有能力过滤涉及地域歧视的言论，有能力理解和批判性分析地域攻击的话语，有能力用理性观点和意见驳斥那些乱开“地图炮”的用户。

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促使以前小规模的地域歧视衍变为大范围的网络“地图炮”，这些“地图炮”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滋生与蔓延，给网络风气和舆论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网络“地图炮”的产生与扩散，归因于网络舆论的竞争与合流。在舆论竞争方面，基于历史遗存的地域环境差异是网络地域歧视产生的内在根基；地方媒体的偏见性新闻报道是“地图炮”爆发的舆论缘起；不同地区网民的相互攻击则是网络地域歧视扩散的主要力量。在舆论合流方面，不同群体往往因为拥有共同的“敌人”而结成共同体；意见领袖与粉丝以及平台与自媒体之间，也会因为流量等共同利益而发布与传播地域歧视的内容。基于此，各方应该针对网络地域歧视的负面影响开展协同治理，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处原则，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注释：

[1]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特里·N·克拉克.传播与社会影响[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2.

[2][8][19][20]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M].凌晨,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8,208,44,52.

[3]郭宏斌.地域歧视形象的社会建构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0(02):74-77.

[4]姚本先,黄国萍.和谐社会构建视野下的地域歧视问题探析[C]//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2006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5.

[5]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李鑫,漆俊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33.

[6][16]徐顽强,谭伟.网络新闻跟帖中地域歧视现象的现实解读与理性反思[J].电子政务,2013(09):9-13.

[7]王茜.搜索引擎自动完成算法的地域歧视考察[J].青年记者,2021(10):38-39.

[9]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22.

[10]黄帅.比“地图炮”更可怕的是舆论暴力.中国青年报[N].2016-08-16(2).

[11]段义孚.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M].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6.

[12]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1.

[13]Avraham,E., & Ketter,E. Media strategies for marketing places in crisis[M]. Heinemann,Oxford,2008:31-34.

[14]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62.

[15]刘波维,曾润喜.网络舆情研究视角分析[J].情报杂志,2017,36(02):91-96.

[17]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82.

[18]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442-444.

[21]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2.

[22]赖胜强,唐雪梅.舆情事件中网民评论的社会影响研究[J].情报杂志,2020,39(02):103-107+115.

[23]Dahlberg L. “The Interne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ower: Radic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politics,2007, 3(1), 47-64.

[24]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M].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08.

[25]Goffman E.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1967.

[26]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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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地理学视野下城市社区数字生活场景的媒介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3BXW065）。

 作者简介 

黄 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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