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政治学视角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 | 政治

 导 读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过程，也是一个空间发明、创造、优化与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党（国家）基于多种具有弹性的开放式空间生产机制，建构出指向不同价值诉求的多种空间形态，但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未来，执政党应立足新阶层群体实际，重构空间运作逻辑、重建空间价值诉求、重塑空间互动格局，以“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

空间政治学视角下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

作者：徐卫华

 摘 要 

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实践及其形态为研究对象，从空间政治学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权力（权威）既是某种再组织化形态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也是其他各类再组织化形态空间生产的背景性或支撑性逻辑，而资本、权利与技术则基于权力（权威）这一背景性逻辑，经由不同的实现方式建构出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五种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空间形态。当下优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空间，应考虑：从“权力”到“权威”，重构空间运作逻辑；从“工具”到“价值”，重建空间价值诉求；从“封闭”到“开放”，重塑空间互动格局。

 关键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再组织化 空间政治 空间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所有制形式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下简称“新阶层人士”）在政治、行政划分色彩浓厚的分工体系之外基于技术、知识和专业分工，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充分作育成长，进而经由群体的自我扩张，渐次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面对政党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社会群体的持续分化重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组织策略与整合实践，将处于非组织化、低组织化或半组织化状态中的新阶层人士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加以排列、调整、规则化，以便使整个系统和系统内每一要素都有效地起作用”[2]，这一过程即所谓“再组织化”。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全党重大战略任务，新阶层人士的再组织化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执政党适应性变革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一方面，立足于当下丰富鲜活的统战实践，如何优化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以下简称“新阶层群体”）的组织化路径，成为执政党治理实践中高度关注的时代议题。当前，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既可以从国家（党委政府）、社会和人际网络三个层面来审视[3]；同时又可在纵横向度上分为两类，即以党组织、民主党派、群团组织为主线的纵向组织化路径与以新阶层人士联谊会、社会组织、自组织为主线的横向组织化过程[4]。从组织主体角度出发，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在实践中大致呈现为党建引领型、民主党派吸纳型、群团引导型、行会协同型、枢纽管理型和自我规约型六种模式[5]。从组织理论视角来观察，新阶层人士组织化仍然面临组织设置不健全、组织整合能力差、组织功能不完善、组织变革能力适应力弱等问题，因而亟待从组织设计、组织整合、组织功能与组织变革等方面精准施策[6]。

另一方面，基于社会秩序重塑的现实需要，如何实现对新阶层群体的社会整合，成为执政党超越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而建构社会秩序的关键议题。社会阶层化在推动社会再组织化和再秩序化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带来新阶层群体的利益整合问题[7]。作为体制外的中间阶层，新的社会阶层规模的扩大，在结构上会促进我国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社会转变，并在这一特征的影响下显著提升自组织化与他组织化程度[8]。故而，仅仅将新阶层群体视为体制外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并依托体制内渠道展开传统的政治整合，显然难以适应当下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分化所带来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对此一群体的社会整合，亟须扩展到更为一般化的阶层整合和利益整合上[9]。

总的来说，前一取向基本以国家-社会视角为主，大体延循实务层面的统战思维与政治吸纳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统战政策与实践旨趣；后一取向则大多以结构-功能或制度-行为视角为主，主要立足群体分化现状，从阶层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一基本问题意识出发，重在探讨新阶层群体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中的独特面相（包括资源占有、政治功能、利益偏好、价值认同等），为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提供理论洞见。然而，现有研究在围绕新阶层群体探讨政治整合的具体举措及开展社会结构与秩序的理论分析时，往往甚少关注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实践本身的生产机制与运作逻辑问题。通常，不同的利益群体会“试图将各自的社会版本镌刻到空间上，从而形成和维持一种文化”[10]，使得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存在着本质上的辩证统一。故而，现实中新阶层人士的再组织化实践，可被视为建立并激活一个具备相互联接和沟通机制的“小空间”。“空间”作为各种社会互动发生的“容器”，“不仅仅是关系的、社会的，更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11]。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以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实践及其形态为研究对象，引入空间政治学理论框架，以观察和分析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结构的重塑过程，并厘清多元主体参与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机制、策略与实现方式，进而明晰执政党关于新阶层群体再组织化实践的未来优化方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对注重宏大叙事与线性发展的历史决定论的解构，西方社会理论界发生所谓“空间转向”，即将空间从时间叙事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理解社会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基础性要素。

（一）空间生产与空间政治的生成

空间作为人类实践的产物，并非单纯的物理概念，而是一个包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及技术等要素的复杂范畴。列斐伏尔基于对法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思考，率先宣告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2]。关于空间生产，“列斐伏尔的重点并不是生产过程，而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13]”。

空间生产作为空间政治学的元理论，其核心是空间政治的生成机制问题。空间政治生成的必然性，根源于社会关系的空间存在形态及其形式，即社会关系是一种具有空间存在形式的社会-空间存在形态[14]。空间政治的生成建立在空间生产的基础之上，它关注的是，如何在空间生产和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具有特定目的和手段的空间政治关系。有关空间政治的生成机制，学者们主要从资本、权力、权利及技术等维度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做出了具体化推进。

1.资本逻辑。资本的空间生产本质上是一种以增殖为目的权力关系结构再生产。它是资本积累在空间上的一类表现、一个过程、一种规划。资本空间在蕴含权力关系的同时，也利用权力关系操纵空间以达到增殖目的。因此，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那些为了将所有可能涉及的空间资源和要素纳入资本循环中，以实现增殖目的的流通空间与消费空间[15]。

2.权力逻辑。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空间是“一种权力的表演性表达”[16]。空间生产过程是权力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空间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主要通过控制社会空间、制定空间规则、塑造空间公共舆论等手段来获取话语权和发挥影响力。因此，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空间是一种权力的竞技场，在现实中主要体现为各种力量和利益提供角逐之地的政治制度空间或制度规则空间。

3.权利逻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们对空间需求的增长，权利的空间化以及空间的权利化趋势日益明显。权利的空间化是指权利在空间中的分布和配置；空间的权利化是指空间本身被视为一种权利的对象和内容。现代社会的空间权利主要体现为进入、接受、命名、交换、管理、生产与更新空间的权利等[17]。权利逻辑主导下的空间，在现实中主要展现为主体权利与空间生产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社会关系空间、公共空间和生活空间。

4.技术逻辑。现代社会中，技术成为推动空间生产的重要力量。技术以其对空间物质属性的变革，使空间成为可被改造的对象；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等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的同时，也为空间生产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技术逻辑主导下的空间，在现实中主要呈现为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协同化和可控化的网络空间和流动空间。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框架

在空间政治学视角下，新阶层人士的再组织化可被视为一种“有意识地按照关系部署起来”的社会空间形态。其中既包括新阶层人士自身的组织和行动，也包括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和作用。

从经验现象层面入手，观察当下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的空间生产及其运作过程，必须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18]这一基本理论命题和事实论断。换言之，权力要素在空间生产的诸种核心要素中始终居于支配性地位。与此同时，作为一种“使对方信从的影响力”[19]的权威亦无处不在。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权威既包含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威，也包含具有感召力和说服力的理性权威。权力（权威）既是新阶层人士部分再组织化形态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也是其他各类再组织化形态空间生产的背景性或支撑性逻辑；资本、权利与技术则基于权力（权威）这一背景性逻辑，经由不同的实现方式建构出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空间形态。针对新阶层人士的各类再组织化形态，本文尝试构建一种基于总体性权力（权威）背景的三棱锥空间政治学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形态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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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形势下涌现出的新阶层群体，党的组织化策略与实践主要从党委、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全面展开[20]，旨在实现政治整合、经济发展、社会动员和民主参与等多重目标；它不仅包括对新社会阶层既有各类社会群体或组织的整合与改造，也包括对新社会阶层力量的培育与扶持。特别是随着再组织化实践的深入推进，政党（国家）逐步发展出吸纳-整合、规划-引领、沟通-参与、服务-治理、联谊-交流等多种具有弹性的开放式空间生产机制，并依托这些机制建构出指向不同价值诉求的五种空间形态（见表1）。

表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的五种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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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

即中国共产党作为超越于国家与社会、同时又领导国家与社会的核心力量，基于其总体性权威（权力），努力在“管理”与“服务”之间寻求平衡，并经由政党组织（包括“新阶联”等外围组织）吸纳与政党领导下的国家体制吸纳，实现对新阶层群体权利诉求与行动参与的纳入与整合，进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政治空间。此类空间以体制吸纳与整合为主要方式，以秩序与发展为价值诉求，在生产逻辑上主要依托权威-权力要素。一方面，是在现有体制空间中进行政治吸纳。作为中国特色“参与式民主”的重要体现，对新阶层人士的政治吸纳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将新阶层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入中国共产党；二是将部分先进分子吸纳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分地方甚至开始探索在各级政协中设置“新的社会阶层”界别[21]；三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同新阶层人士加强接触，吸纳一部分专业人士；四是吸纳新阶层人士加入工会、共青团、工商联、科协等群团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在体制外开辟新的政治空间。实践中其典型形式主要是“新阶联”（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或“新联会”（新的社会阶层联谊会）。作为一种“人造的结构”[22]，无论是现有体制针对新阶层人士开启的政治吸纳空间，还是执政党针对这一群体开辟的全新政治空间，本身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执政党“把拥护我们事业的人搞得多多的”[23]这一政治治理逻辑，故而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战略性与意识形态性。

（二）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

即由党委政府进行规划引导，辅以资本逻辑，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为新阶层群体提供创新创业平台而构建起来的具有要素流通功能的空间。此类空间以规划-引领为主要方式，以效率与利润为基本目标，在生产逻辑上主要依托资本-权力要素。实践中，一些地方适时推出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大多属于此类。如成立于2017年的宁波市白沙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园(5号空间)设立96万元公益创投资金[24]，并持续增加资金补助，其目的就是为新阶层群体搭建创新平台，聚集整合更多的社会组织服务资源[25]。与宁波侧重公益服务的空间规划不同，甘肃镇原县“高原妈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则直接面向市场，借助“高原妈妈”品牌，以新阶层人士中的自由职业艺术家为主体，为具有传统手工艺和热爱刺绣的艺人居家创业提供了可以进行要素分配与交换的流动空间[26]。从一种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类似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这类通过“再阵地化”方式构建的规划型空间，一方面在其政治面相上，是作为“管理手段最重要的一环”而出现的“一种有效用的治理技术”[27]；另一方面在其经济特征上，则主要是通过基地规划、人员引导、项目实施等一系列运作，构建起来的一种集合生产资料等众多要素和社会资源的生产力空间。

（三）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

即由新阶层人士以业缘、趣缘、志缘或学缘等为联结点，通过新联会创设的各种项目、品牌活动及联谊活动建构起来的空间形态。此类空间大多以新阶层群体自组织为主，以沟通-参与为主要方式，以幸福与快乐为基本目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强对健康正向自组织的团结引导，因而在生产逻辑上新阶层群体的自组织过程仍主要依托权利-权力要素。如2016年，由越秀区委统战部牵线成立、并最终被纳入新联会组织的广州黄花岗科技园“自雇自足”实验室，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了各种交流、学习、培训机会。与新联会创设项目的方式不同，广州“羊城e家-广州互联网行业沙龙”则是通过品牌活动创设生活空间，通过细分领域策划主题、举办沙龙，逐步形成常态。上海杨浦区新联会协办的“因阅会”，以打造温暖的创业文化家园为核心创设的“以书会友，阅读社交”文化平台亦属此类。如果说，“自雇自足”实验室展示了新时代新阶层群体的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多元化转换与融合，那么“羊城e家-广州互联网行业沙龙”与上海杨浦区的“因阅会”，则更多是因新社会阶层群体的个性化生活方式或旨趣而衍生出的形态各异的空间交集。由于新阶层群体本身存在的流动性、竞争性、分散性、差异性，导致其群体认同基础较为薄弱，阶层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28]；以学习、分享和互动为目的的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则为新社会阶层群体搭建了开展公共交流和建构互动关系的共享平台，进而为新阶层群体归属感的生成提供了可能。

（四）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

即以党建或新阶联（或新联会）为主要抓手，依托律师、税务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性人才，通过举办各类献计献策活动或开展各类帮扶及社会公益活动，进而生成的一种空间形态。此类空间以服务-治理为主要方式，以责任与秩序为基本目标，在空间生产逻辑上主要以权利-权力要素为主。较为典型的，如浙江苍南县委两新工委以党建为统领，组建由律师、会计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员构成的“三师”助企服务团开展专项助企行动；浙江东阳市由市委组织部牵头组建“三师”服务团，为企业提供常态化政策咨询、财务支持、法治体检等服务。与浙江的智库型公共空间营造方式不同，山东济南历下区则以“新力量·益满格”活动为依托，为新阶层人士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公益性公共空间。同样是依托权利-权力逻辑，新阶层群体建构的公共空间明显不同于生活空间。如果说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中，空间主体通常是以基于个体理性的“社会人”身份参与其间，那么在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空间主体则更多是以基于公共理性的“公共人”身份行事，“公共意识”与“公共精神”成为该类空间中行动主体的主要内在驱动力。

（五）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

即依托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QQ群、微信群等新媒体技术平台，以联谊-交流为主要方式，以沟通与分享为基本目标，进而为新阶层群体构建的虚拟空间形态，其在空间生产逻辑上主要依托技术-权力要素。典型代表如成立于2006年、雏形为不到50人MSN空间群的“海燕博客”。历时十几年，“海燕博客”迄今已相继落户新浪博客、微博、微信等平台并孵化培育出20余个子社团，覆盖文化、环保、普法、参政议政等多个领域[29]，成为以个人网络空间开启当地新阶层群体统战工作的枢纽型平台。与“海燕博客”搭建的“隐政治化”虚拟空间不同，大连市委统战部于2017年开发的网络统战工作平台“e连心”则属于典型的政治化虚拟空间。“e连心”客户端创设教育培训、联谊交友、政治参与、作用发挥、舆论宣传五大工作平台，涵盖即时报、微慕课等八大核心模块。四川天府新区针对新阶层人士的从业领域和交流习惯而搭建的“创业天府”微信公众号、新阶层人士QQ群和微信群，则主要用于不定期上传政策理论、时事热点、服务指南等资料。同客户端打造与推广的高成本相比，天府新区搭建网络虚拟空间的做法，因其便捷性与低成本而更具普遍性，成为当下各地统战工作中的通行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类似“海燕博客”这样带有个人色彩的网络虚拟空间，尽管官方强调其“子社团的自主筹建、自主运作、自主管理”[30]，但政府支持举足轻重；而其他由各地统战部门搭建的各类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则主要构成“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31]。

在空间政治学视野中，“尺度”是一种策略或手段，其变化通常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32]。以尺度政治的视角去审视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的空间形态，不仅需要明确这是一种针对包括物质空间、组织空间与表达空间在内的结构化分析，更需要从主体策略层面出发，着重关注深嵌其中的核心机制——“尺度重构”问题[33]（见表2）。

表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空间形态的尺度重构与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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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身份化与再身份化：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中的主体策略

根据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涵括四类群体，即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成员原本拥有各自不同的身份符号，相互之间并未形成某种集体认同。执政党建构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符号，则在刻意忽略群体成员原有基于技术、分工和管理意义的“功能面向”的同时，开启了一种淡化“原有身份所聚集的资源关联”[34]的“去身份化”过程。继而，通过体制自身的政治吸纳与体制之外的政治整合，赋予其更具整全性与统一性的“政治面向”与“意识形态面向”，重新开启了“建立某种社会（差别）特征与各种资源的关联并将其权利化、固化”的“再身份化”[35]进程。如此，被“建构”为同一阶层的成员们在群体层面得以重塑出新的集体身份认同。

一般而言，制度性吸纳重在变革权力主体的空间构成，它在满足新兴利益群体权利诉求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体制的包容性与开放度。但在实践中，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中的主体策略运用往往会遭遇以下问题：一方面，作为“去身份化”过程的核心举措，政治吸纳的制度化与体系化建设如何超越“最大公约数式”的简单建设，有效破解新阶层人士与吸纳主体之间的精细化对接难题，进而实现“精准吸纳”与“有效参与”，仍是当前亟待疏通的实践梗阻；另一方面，作为“再身份化”过程的重要内容，过于强势的政治吸纳与政治整合可能在客观上降低了新阶层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总体活跃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民间社会基础。

（二）去阵地化与再阵地化：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中的主体策略

作为一种集思想引领与社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规划空间，建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是在中央顶层设计指导和推动下不断延伸统战“工作手臂”的重要举措。针对新阶层群体，实践创新基地通过“授牌”“命名”“孵化”“设站”“资金补助”等方式，不仅使得国家意志进入新阶层群体所在的原生空间，而且促使各类原生空间要素得以联结、组合、共享，进而实现空间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影响着“空间分配、间隔、差距、序列、组合的机制”[36]，并得以凭借这一空间获得自身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基础，从而彻底打破新阶层群体原有的社会空间分布格局，此一过程即所谓“去阵地化”。与此同时，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以“基地”空间为阵地，不仅力图实现对社区、园区、楼宇等空间的有效覆盖，而且充分利用基地人才和资源聚集优势，在规范化、常态化、特色化建设中凸显功能的混合性、活动的灵活性、要素的流动性与运行的高效性，并在突破新阶层群体原有社会空间刚性边界的基础上，重构出一种具有要素交流、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服务功能的流通空间。在这一流通空间内，执政党依循资本-权力逻辑，以引领为支撑，以整合为抓手，在“去阵地化”与“再阵地化”的过程中，力图将治理目标与经济效益有效统合起来。

然而，从实践看，由于这一主体策略的实施在充分体现执政党意图的同时高度依赖行政机制推动，导致市场机制引入仍不充分。这表现为不仅在新阶层群体覆盖面上存在一定盲区，而且在精准性方面未能完全实现针对不同类别群体的差异化施策；同时在充分调动新阶层人士的参与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也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37]。

（三）去生产化与再生产化：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中的主体策略

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常被视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前者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而后者则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然而，在新阶层群体中相当一部分自由职业人员及新媒体从业人员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高度一体的状态，则是源于总体性社会解体所开放出来的生产自主与生活自治。不过，新阶层人士在依托权利-权力逻辑建构的诸如广州黄花岗“自雇自足”实验室等不同生活空间中，因志趣、业缘或学缘而结集，以学习、分享和互动为目的，则具有明显的“去生产化”意味。与此同时，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通过以地聚人、以事聚人、以人聚人，实际上又为新阶层群体准备了进行再生产的诸多要素与条件。其中，个体在生活空间中展示个性与平等竞争意识的同时，也在交往实践中获得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无疑是实现自身再生产的重要方式。此外，一系列正式的、非正式的平台或组织搭建起来的文化网络，不仅成为新社会阶层培育群体凝聚力与文化整合力的重要来源，而且构成这一群体自身“阶层再生产”机制（包括劳动力再生产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践中，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建构与运行中的某些环节不可避免会有政党或国家的在场，但相较于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及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其主要还是依靠新阶层群体自身。需要指出的是，新阶层群体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的成长，可能会使利益冲突获得显性化陈述与表达[38]。因此，如何使这一空间在充分自主生长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可控的发展”，成为当下执政党社会建设战略实施中的一大实践性挑战。

（四）去公共化与再公共化：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的主体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新社会阶层中的“三师”群体（律师、会计师、税务师）在执政党领导的改革进程中，均经历过“走向市场”的“去公共化”历程[39]。然而，在依托权利-权力要素建构的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以空间行动主体身份出场的新阶层人士其“公共人”属性又日益彰显。一方面，是新阶层群体的公共精神在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得以发育。新阶层群体在公共理性的驱动下，以公共善为目标，积极投身公共领域，在推动社会治理由行政主导的单一主体治理向多元主体共治结构转变的过程中，重塑着作为现代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德性。另一方面，是新阶层群体的公共责任在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得以实现。在公共空间中，这一群体凭借其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知识储备、专业优势和竞争意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阶层群体在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得以“再公共化”。

不过，依托权利-权力逻辑构建的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其动力主要源自公共部门（如两新工委等），且多以“专项行动”方式展开，具有明显的行政嵌入特征。因而，在“政党和国家在场”的背景下，身处其间的新阶层人士通常会自动生成明确的角色与身份意识，带有明显的任务导向，往往显得正式有余而活力不足，并最终因其缺乏内生动力的“运动式治理”倾向而难以持久。

（五）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中的主体策略

相较于现实社会系统化的核心权威空间，在“非集中化”的网络虚拟空间中，由于公共权威的空间约束力相对弱化，虚拟群体在空间中通过“共同存在、共同参与、共享意义”获得精神归属感的同时，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一种开放、离散、变动、多样的结构状态。因而，作为虚拟空间中的行动主体，新阶层群体可以依凭自己的兴趣及注意力的分配，在“关注”与“取关”、“浏览”与“屏蔽”之间随时改变自身与空间的距离与关系。空间主体在接受并适应空间生态的同时，也在遵循自身意愿与需求不断挑战并修正空间规则，从而生成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中主体之间的兼容与合作。这一过程本身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意味。与此同时，以“两微一端”“QQ群”“微信群”为典型代表，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在重塑新阶层群体的关系结构、互动网络与人际边界的同时，仍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性内涵。其中，由于信息“核心发布者”的在场，权力的凝聚与思想的辐射仍是其重要特征。新阶层群体作为信息接收者，经由自由发言、点赞及评论等方式与信息原点进行符号互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虚拟空间中的“再中心化”传播。

从社会支持网络的个体关系类型来看，新阶层群体结成的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生人社会支持网络空间。较为典型的，如“海燕博客”的最初形式——MSN空间及其后来的新浪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但此类由陌生人自发建构的虚拟空间通常呈现出“浅互动”与“情感化”特征。新阶层群体成员间的“弱连接”关系属性，决定了该类空间在满足个体情感诉求与充当情绪宣泄渠道之外，并不具备助推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40]，也无法借此结成稳定有效的社会连接。另一类为弱熟人社会支持网络空间。较为典型的，如新阶层人士QQ群、微信群等。该类空间虽在一定情景下实现了成员“身体与时空的虚拟共场”，建构出某种“虚拟社区感”，但从各地组建实践来看，仍基本属于依靠“权力推动”并以“权力在场”为典型特征的“行政外生型”虚拟空间。如何防止此类空间异化为“身披技术外衣的权力再生产场域”[41]而真正回归其阶层整合与情感联结的初衷，成为新阶层群体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建设中必须面对的实践难题。

新阶层人士的再组织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空间发明、创造、优化与重组的过程。经由对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空间生产方式、运作逻辑及其尺度重构的分析，结合各类空间建构及运作过程中呈现的主要问题，本文拟提出如下优化建议（见图2）。

图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形态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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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权力”到“权威”，重构空间运作逻辑

“在每个国家里，权力和权威两者都是同时起作用的。”[42]与权力所标示的“制度性强制力量”相比，权威则是一种“使对象自愿服从的能力”[43]。在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的过程中，权力始终是各类空间生产中的主导力量。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中，政治吸纳本身即是一种“招募精英”的权力操作；而“新阶联”或“新联会”的成立，同样得益于各地统战部门的权力推动。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践创新基地”原本就是权力规划和推动下的产物。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中，权力转而以“服务”的面貌呈现，成为空间中的一种背景性存在。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三师”助企则是权力安排下的“专项行动”。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中，“两微一端”构成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智慧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执政党而言，淡化空间运作的权力逻辑而强化权威逻辑成为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一是要重塑制度权威。进一步完善新阶层群体可预期的政治吸纳与有效参与的制度性安排，包括选拔任用制度、民主协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既要着眼政治吸纳的精准性问题，对新社会阶层群体做到精准摸底，做好精细对接的制度设计；又要着眼有效参与的畅通性问题，着力疏通新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梗阻。二是要重塑组织权威。统战工作致力于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44]。统战部门自身既要以“大统战思维”开辟物质性资源的输入渠道，也要切实落实“四个纳入、三个带头”以激活自身的组织性资源，更要创新政治性资源的整合方式，使统战部门真正成为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空间中的“实质权威”。只有实现制度权威与组织权威的双重塑造，才能最终推动新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空间在运作逻辑上从权力主导向权威支撑的平稳过渡。

（二）从“工具”到“价值”，重建空间价值诉求

在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中，新阶层群体经由再身份化而被纳入一种经过革新的体制框架中，以实现政党（国家）行动与新阶层群体行动的有机统一，空间成为权力的一种组织性工具。在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中，“规划-引领”旨在实现生产要素流通，空间更多是作为集合生产要素和组织社会资源的生产力装置而存在，进而化为权力的一种市场化工具。在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中，新阶层群体获得个性展示、分享互动及进行“阶层再生产”的平台，空间由此成为权力的社会化工具。在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新阶层群体被塑造为承载公共精神与公共责任的公共人格主体（即“公共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权力的一种规制性工具。在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中，新阶层群体的关系网络与结构状态在经由技术而构建的新媒介情境中得以重塑，空间进而成为权力的一种指导性工具。尽管空间的工具性是政治对空间进行利用与塑造的必然结果，但片面诉诸空间的工具性，则可能导致空间仅止于一种“非暴力的、隐性的工具”[45]，却忽略了空间自身的价值诉求。因而，在新阶层群体再组织化空间运作过程中，从侧重空间的工具性利用转向空间的价值性重建，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具体而言，一是要把握不同空间基本价值诉求的差异性。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空间幸福感、获得感及安全感”[46]。因此，执政党（国家）在推动和参与各类空间的生产与运作过程中，必须在明确空间自身基本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空间为谁生产、怎样生产、生产什么、如何运作的问题，为空间生产提供价值指引和划定价值边界。二是要调和同一空间多元主体价值的冲突性。在新阶层群体再组织化的五种空间形态中，始终在场的政党（国家）作为显性或隐性的空间生产主体之一，与新阶层群体在空间价值的具体实现方式上并不始终一致，比如，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中，政党（国家）的组织吸纳与新阶层人士的自愿参与尚未实现有机衔接；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中，权力在对待空间自身的成长问题上仍在扶持与控制之间徘徊；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政党（国家）的组织动员可能遮蔽了新阶层人士的个体意愿，等等。因此，同一空间中的不同价值主体，在空间生产及运作过程中，应坚持以具体空间形态的基本价值诉求为指引，经由主体间合理的交流、对话、商谈及合作，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共识”[47]。

（三）从“封闭”到“开放”，重塑空间互动格局

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中，囿于科层制的人格化依附结构，现行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呈现出明显封闭性与弱竞争性[48]；新阶层人士进入公共权力机关，仍缺乏制度化的任用通道和有关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工作机制。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中，经过“再阵地化”后的各类“基地”，生产要素很大程度上仍受到行政力量支配而尚未实现自由流动。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中，“阶层再生产”机制本身构成稳定型社会中阶层封闭的极端形式[49]。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中，以“三师助企”为代表的治理专项行动，依托经由“再公共化”后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着单个区域治理工具的功能，其封闭性同样明显。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中，以“面对面”式双向度信息互动为主的QQ群、微信群，仍是一种以追求“关系”而非“关注”为特征的封闭性信息空间。因此，只有从不同空间生产逻辑出发，推动新阶层群体再组织化的各类空间从“封闭”走向“开放”，方能激活空间要素并重塑差异化空间互动格局。

具体来说，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应重在程序开放，即有序开放新阶层人士选拔、任用、培养以及政治参与程序的各个环节，并突出其竞争性，做到政策公开、过程公开与结果公开。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应重在要素开放，即主要依托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化途径，为新阶层人士打造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创新创业空间，清理和消除横亘在基地内外、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经营实体之间的障碍或壁垒。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应重在机会开放，即开放作为一种目标人群“参与机会结构”[50]的生活空间，以更加包容尊重的方式与新阶层群体建立联系，从机会结构、项目平台及资源分配上推动目标人群参与和有机融入其中。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应重在平台开放，即鼓励新阶层人士在现有基础上主动探索一种开放式、参与式公共平台建设机制，从而推动“三师助企工作室”这类“行政外生型”公共空间向“内生参与式”公共空间转型。因为“真正的参与意味着基于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而“吸引人的公共空间最重要的特征是需要在设计上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允许用户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设置空间”[51]。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应重在生态开放，即在以微博、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生人社会支持网络空间中，政党（国家）应主动适应开放式网络议程设置环境，积极参与开放式议题设置竞争，进而根据事件性质灵活选择更具传播力、互动力与支持力的议题叙事框架；在以QQ群、微信群为代表的弱熟人社会支持网络空间中，代表政党（国家）的信息人应注重在信息能力与信息素养上的持续提升以及在信息生态位上的持续拓展，确保空间中的信息势能与动能，激发其他“技术性在场”的群成员在信息传播与信息互动上的积极性，进而构建一种开放互动、充满活力的信息生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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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守昌.西方社会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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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海东.新社会阶层的结构化、组织化及发展趋势[J].江海学刊,2019(05):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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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江北千名党员环日湖公益夜跑筹集公益金[N].宁波日报,2017-06-2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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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0.

[48]王炳权,李海洋.中国精英吸纳模式的历史演进与转换逻辑[J].学术研究,2016(12):52-59.

[49]徐晓军.阶层分化与阶层封闭——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封闭性专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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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斯科特·麦夸尔.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M].潘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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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资助课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党内调研制度化研究”（项目编号：XSP2023FXZ024）、2022年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课题“空间政治学视野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机制与策略优化研究”（项目编号：XTKT202257）。

 作者简介 

徐卫华，株洲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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