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正当性与话语权：近代“舆论之母”的历史考察与话语分析 | 新闻与传播

 导 读 

“舆论之母”最早见于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指称代表、引导或制造舆论的政治家。这一概念的提出、塑造和使用，反映了传统士大夫向近代政论家转型之后，试图实现其“成名的想象”和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思维倾向和行动表现，也从一个视角展现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精英的复杂心态和现代性启蒙的矛盾性。

主体、正当性与话语权：

近代“舆论之母”的历史考察与话语分析

作者：贾梦梦 周光明

 摘 要 

“舆论之母”最早见于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指称代表、引导或制造舆论的政治家。“舆论之母”的提出根植于一定的历史语境，并与梁启超自身的舆论思想和话语习惯密不可分。近代知识精英从理性、情感和价值三个层面论证了“舆论之母”的正当性。“舆论之母”是传统士大夫向近代政论家转型之后，实现其“成名的想象”和争取话语权的道具，也体现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精英的复杂心态和现代性启蒙的矛盾性。

 关键词 ：舆论之母 知识精英 舆论主体 话语权

“舆论之母”一说最早可追溯至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初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指的是能够创造、唤起、引导和利用舆论的“大政治家”或曰“豪杰”。有关“舆论之母”的研究可从三个角度进行梳理。一是从报人群体的视角出发，考察报人建构舆论的主动性。如唐海江认为，“‘舆论之母’的意义在于士人相信可以通过少数人的努力完成‘健全舆论’的塑造”[1]。二是从报刊的政治功能出发，讨论报刊对舆论的引导和建构作用。如方平认为，近代报人所论“舆论之母”是对报刊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提示了报刊进行舆论生产与舆论表达的双重功效 [2]。李滨、李玉婷认为，梁启超将报刊作为一种精英型社会舆论机关，“舆论之母”则代表“公益”以及“公言”[3]。三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考察“舆论之母”，认为从“欲新民”到打造“舆论之母”，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一个环节；“舆论之母”的建构，意味着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政治与权力框架，开始谋求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地位，表达了一种通过公共传媒造势的欲望[4]。总之，已有研究取得了相当进展，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一概念背后知识精英建构舆论的角色自觉，但大多仍将“舆论之母”作为一个默认的共识，鲜有对这一概念本身及其产生的具体语境和意义变迁的详细考察，也较少关注其中的精英与大众、少数与多数之关系以及相关话语权争夺等深层次议题。

对当代舆论现象及其背后舆论观的深入研究，有必要回溯中国近代舆论思想的原点，考察“舆论之母”这一概念或话语产生的特定语境，探讨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意义。从定义上说，“舆论”应指多数民众自发形成的意见，亦即“舆论”具有一定的“平民性”或曰“草根性”，梁启超也曾强调“舆论”乃“寻常人之所见及者”[5]。既然如此，梁启超等近代知识精英为何仍要强调“舆论之母”？在梁启超等人的论述中，一般公众与“舆论之母”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各自起到什么作用？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本文尝试从“舆论之母”的概念出发，分析其话语生产及其合法性建构的过程，并探讨其背后隐藏的近代舆论思想的演变及话语权的争夺轨迹。

考察“舆论之母”的出场，有必要回到当时的时空条件，一方面考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运动及言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考察梁启超这一概念提出者的舆论思想、舆论实践及其个性化的语言特征。

（一）“舆论”话语的流行与舆论主体的转移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十分有限，舆论最重要的形式是由士大夫代言的“清议”。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清议”主体仍然集中于体制内的官绅群体，但已出现了“庶人之清议”“民间清议”这些新表达。1859年，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便使用了“庶人之清议”一说：“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6]——虽然表达的仍是下层士人在政治上的一种挫败感，但已经提供了在现行体制之外施展政治抱负的一种可能。到1870年代，王韬再次提到“庶人之清议”：“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7]从“难以佐大廷之嘉猷”到“无一不为”，说明在“边缘人”王韬看来，“清议”主体已经突破了传统官场范围，开始出现“庶人”的身影，这是近代报人即将进入舆论界的先兆。到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时，“维持支那之清议”[8]的人不仅不再限于体制内的士绅阶层，甚至可以远在海外。与此同时，国家崩溃的时局和清政府的颟顸无能使士绅阶层大失所望，“民”开始被看作是国家的主人和救亡图存的关键力量。在这一背景下，“舆论”话语逐渐被视为改革事业的主要力量，越来越占据主流话语地位并得到关注和讨论。经数据库检索发现，至1898年，“舆论”一词的使用频率已经超过了“清议”[9]。可见，随着近代报刊的发展，传统“清议”转向民间，进而被更具现代公共意识的“舆论”所代替。当然，抽象又分散的舆论仍然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来表达和呈现，故而知识精英们往往将报馆视为“舆论”的化身。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以“耳目”“喉舌”比喻报馆这一新生事物[10]，舆论主体由此从在编在籍的官绅阶层转移至报馆和报人。可以说，19世纪末“清议”向“舆论”的转变，既是动荡时局之下社会政治力量的重新建构，也承载着新型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这是“舆论之母”思想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文人论政的角色自觉与精英主义舆论观

梁启超“舆论之母”的角色自觉既吸收了中国近代知识精英文人论政的传统，又与这一群体中流行的精英主义舆论观密不可分。

“文人论政”，也称“书生论政”，指知识精英以匡时济世为己任，力图以言论来影响或指引国家的走向[11]。清末国势衰颓，知识精英自觉承担起开启民智和引领舆论的时代重任。随着新式报刊的兴起，报刊论政成为文人论政最主要的形式，即知识精英以报刊为阵地，表达对国家兴亡的关切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通常表现为常以“醒”“觉”“苏”“警”“劝”等为报刊命名，报章中则以“教育”“引导”“启发”“鼓舞”“警告”“劝导”等文字警醒世人[12]，“言论家”“报界”“舆论界”等称呼更屡屡见诸报端。这显示出知识精英在转型时代以言论立足的职业认同和群体自觉。梁启超曾说：“吾虽不敏，窃有志于是，若以言论之力，能有所贡献于万一，则吾所以报国家之恩我者，或于是乎在矣。”[13]“舆论之母”的自我想象和角色认知由此顺理成章，从而为这一概念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机遇及现实合理性。

此外，精英主义舆论观也是梁启超“舆论之母”思想生发的基石之一。康有为的“三世说”将人类文明按照“野蛮-半开化-文明”几个阶段“顺序而升”，分别对应着《春秋》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人类也被分为“蛮野之人”“半开之人”和“文明之人”[14]。梁启超由是指出，近代中国“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尽善”[15]，普通民众更是缺乏智力常识和政治能力，又缺少公共意识，因而很难自发形成“健全之舆论”。在讨论“报馆之势力与责任”时，梁启超还大量援引了日本学者松本君平《新闻学》中的观点。如在讨论“新闻纸”与政治的关系时，松本君平认为：“如政府之命令，议会之决裁，非新闻纸之赞成，不能实行邦国。此果何故耶？……盖平民时代，非谓以多数人民之意见为国政之标准，乃以国民中之最聪强、最高尚之思想感情，为多数国民之向导，且由其力而可疏通国政也。”[16]本土的精英价值观和域外的精英办报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梁启超，成为其“舆论之母”思想的灵感源泉。

（三）《新民丛报》的创办与形塑“新民”

1902年，“舆论之母”由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正式提出。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创刊号中的“论说”一栏发表《新民说一》，具体解释“新民”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又以《饮冰室自由书》为大标题，在“名家谈丛”一栏发表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文明与英雄之比例》和《忧国与爱国》三篇文章。《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论述了豪杰与舆论的三重关系，以及“舆论之母”和“舆论之仆”的相互转化；《文明与英雄之比例》一文论述了英雄与国家文明程度的关系，认为“今日之中国，则其思想发达、文物开化之度，不过与四百年前之欧洲相等”，因此必得有“非常人起，横大刀阔斧，以辟榛莽而开新天地”[17]；《忧国与爱国》一文论述了“忧国”与“爱国”的辩证关系，其中一段写道：“朱子曰：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用之不得其当，虽善言亦足以误天下。为报馆主笔者，于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18]综合来看，“论说”门类下的《新民说》和《饮冰室自由书》序列的三篇文章，是创刊号中最直接表达梁启超思想的内容，这三篇文章看似论点不同，实则是一种互文关系，都是就英雄豪杰及其角色互相补充，互相阐发，互相呼应，强调豪杰（舆论之母）对社会动员、国家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主题。

从更大的文本来看，可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系列文章乃至整个《新民丛报》都是围绕上述主题的互文，是作为“舆论之母”的报馆引导舆论的直接实践。梁启超将报刊命名为《新民丛报》，这里的“新”既可作名词，又可作动词，表达塑造新民之意；这种以言论形塑新民的思想本就隐含了“舆论之母”的意味。通过《新民丛报》，梁启超一方面介绍中西道德和政学理论，一方面宣传独立、自由、平等、公正以及爱国、爱社会、爱民族的思想，从而激励时人树立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奋发图强的国民意识[19]；他发表文章的笔名即为“中国之新民”。可见，《新民丛报》正是梁启超希望通过“维新吾民”来“维新吾国”的一个平台或载体。此时的他已自觉为国民导师，在自我定位和实际影响上与“舆论之母”庶乎一致。

（四）“XX之母”的语义基础与话语惯习

母者，孕育者、生产者、养育者、引领者，“舆论之母”自然就是思想、知识和符号的生产者以及舆论的创造者和引导者。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文化价值观下，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态的基本单元，家庭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起点[20]。按照“家本位”的伦理观，将连接国家与民众的中介称为“舆论之母”在语义上合乎逻辑：国家通过“舆论之母”获取社会资源，民众则通过“舆论之母”获得与国家对话的能力。

从构词上看，“舆论之母”也并非梁氏的一时兴起。据笔者统计，在《梁启超全集》中，“XX之母”一共出现134次，与“豪杰为舆论之母”类似的“A为B之母”（B为物）的结构共出现55次，如“竞争为进化之母”“学问为文明之母”等。在梁启超提出“舆论之母”前的三个月内，他至少还使用过两次——“思想者，事实之母也”[21]；“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22]。可见，“A为B之母”是其较为惯用的话语结构。

在梁启超提出“舆论之母”后，其在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的论述中开始频繁出现，卢信、冯自由、张志澄、黄天鹏、徐宝璜、任白涛等人均有使用。因其语境不同，“舆论之母”亦有不同的具体指向，包括著名人物、报刊、报馆（主笔）、议员、政府等（见表1）。总的来说，都指向精英阶层。与舆论连用的动词也多为“鼓吹”“造成”“反映”“指导”等，再次说明“舆论之母”不仅仅是代表和反映舆论，更多的则是鼓动和指导舆论。

表1 近代“舆论之母”的意涵、用例及早期出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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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提出“舆论之母”后，它逐渐被其他知识精英接受和使用；但要使其获得“多数同意”和舆论最重要的主体——“寻常人”的自愿服从，仍然需要知识精英赋予其正当性，亦即“在经验和理性两个维度上寻求最高的‘合法性’：在理性层面，正当性要求一种客观要素：符合某种规范或客观标准；在经验层面，正当性要求一种主观要素：公众主观意志的表达”[24]。在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主要从理性、情感和价值三个层面，对“舆论之母”进行了正当性论证。

（一）理性层面：“无一人有常识”与“健全舆论”之矛盾

20世纪初，报刊上不乏盛赞舆论势力之说，如“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25]；“立宪时代之舆论，其势力固若是其伟大也!”[26]然而，舆论势力对国家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梁启超于1910年所言：“夫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固若是矣，然又非以其名为舆论而遂足贵也。……俗论妄论之误人国，中外古今数见不鲜矣。故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27]1915年，梁启超再次发表类似言论，强调只有健全舆论才有益于国事，否则“非直无益于国而或反害”[28]；由此“健全之舆论，无论何种政体，皆所不可缺，而立宪政体相需尤殷者”[29]。

然而，在梁启超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难以形成“健全之舆论”，因为“舆论之本，首举常识”[30]；但当时“全国四万万人，乃无一人有常识”[31]。时人在分析清末路权运动时也指出当时的舆论存在“迂”“浮”“诐”“曲”等病症，与“健全之舆论”相去甚远，并由此提出“以舆论造舆论”的设想[32]。前一个“舆论”正是舆论之母所代表的健全之舆论，而后一个“舆论”则是大多数寻常人所形成的“未必为公益之所在”的现实舆论，可谓与梁启超的构想不谋而合。

面对“健全之舆论”不可或缺与民众“缺乏常识”之间的现实矛盾，由“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33]的豪杰来传播常识、引导舆论便成为可接受的甚至是唯一的解决路径。基于此，梁启超进而提出了建设健全舆论的“五本”和“八德”之要求。“五本”中，除了增加“常识”和“节制”情感是针对普通国民，其他三项（“真诚”“直道”“公心”）均是对“造舆论之人”所提出的要求，而“八德”更是直接对“造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34]——报馆——提出的具体操作要求和话语策略。换言之，建设健全舆论的希望和责任更多地落在了“舆论之母”身上。从“开民智”“造新民”的《新民丛报》（1902.2-1907.11），到“使国民对于政治之适合而有判断之常识”[35]的《政论》（1907.10-1908.7），再到“输入世界常识，造成健全舆论为宗旨”[36]的《国风报》（1910.1-1911.7），梁启超都是在践行“母舆论”的责任，即试图通过输入常识来创造和引导健全之舆论。在识字率极低、民众普遍缺乏常识的近代中国，“知识”本身的稀缺性和神圣性赋予了知识精英话语以合法性，建构了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和在舆论话语中的主体性地位。这就从理性层面为“舆论之母”提供了正当性论证，也给近代舆论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启蒙与教化色彩。

（二）情感层面：拟血缘隐喻与“公益所在”之相似性

“舆论之母”以“母亲”这一独特的女性角色映射豪杰，以“母亲”与“子女”的血缘关系和情感体验映射“豪杰”与“舆论”的关系，从而建构起一种拟血缘的隐喻结构，至少产生了两种修辞效果。

其一，建构了豪杰与母亲的相似之处。豪杰之于公共舆论一如母亲之于子女；出于“母”对“子”无私的爱，“豪杰”被默认为“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这保证了“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37]；其目标自然是 “正当而有价值之舆论”[38]，也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39]。也正是出于母爱的无私和伟大，使得豪杰甘愿听从（新）舆论，即成为“舆论之仆”。如梁启超所说：“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爱存也。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惟其尽为仆之义务，故能享为母之利权。”[40]可以说，正是善良、慈爱及其对儿女无私奉献这一母亲形象，为豪杰代表和引导舆论提供了情感基础，也更容易在国民心中激起广泛的信任和亲近感；同时，舆论本身的公共性质和民主意味又反过来强化了豪杰“天然”的合法性。

其二，建构了豪杰与舆论的依附关系。“舆论之母”借用了生物学基础上的血缘关系，将豪杰比喻为舆论的“母亲”。在传统乡土中国的亲子关系中，父母一方面为子女提供抚养和教育，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教化性的权力”[41]。在“家国同构”的社会文化模式下，通过对亲属关系的挪用，知识精英与国民之间代表与被代表、引导与被引导的社会关系及与之适应的差序格局话语权由此被建构起来。故而在“舆论之母”这一拟血缘隐喻中，从“忠孝统一”的文化观念中继承而来的，更多的是对知识精英意见的追随和附和，而非民众在舆论表达上的平等参与。

知识精英反复言及“舆论之母”，实则是他们向社会做出的一种道德声明，不断提示民众其进行舆论实践所遵循的原则，即代表“民意”和“公益”；此时，民众跟随豪杰的意见，依据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其知识上的优势和社会角色上的权威，而是出于情感上的认同和伦理上的服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舆论之母”这一拟血源隐喻结构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它规定了豪杰的角色定位，也使得豪杰引导舆论成为一种充满道德合法性的政治动员过程。故而，由豪杰创造和引导的舆论也就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代表“公益”的健全舆论。

（三）价值层面：“国民”与“舆论之母”的众寡之辩

梁启超曾多次对“舆论”作出定义，如：“夫所谓舆论……亦曰多数人民之趋向而已”[42]；“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并专门强调“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43]，“非多数意思结合，不足以名舆论”[44]。其他学者也认为：“舆论者，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也”[45]；“所谓公众的意见，即是国民全体中的多数意见”[46]。可见“多数人”是形成舆论的必要条件之一，对“多数”的认同是近代民主思潮下的主流价值观，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前提。然而，“舆论之母”却将舆论的主体指向少数精英群体，且带有强烈的制造和操纵舆论之意味；与时人对舆论的认知背道而驰。梁启超也意识到这一矛盾，他在《多数政治之试验》中问道：“既名曰多数政治，而乃谓必恃少数以为中坚，名实先不相应，斯义云何能立？”[47]

梁启超从两个方面对这一悖论进行了解答。一方面，梁启超在“舆论之母”的基础上又发展出舆论与豪杰的另外两种关系：“舆论之仆”与“舆论之敌”。“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在舆论形成的不同阶段，豪杰以不同的姿态承担了不同的任务，“敌舆论”旨在“破”不健全之舆论，“母舆论”旨在“立”健全之舆论；在舆论形成后，豪杰则降为“舆论之仆”，也可以说是多数国民中的一员，只需服从舆论，而此时的舆论正是豪杰本人所推动形成的[48]。这就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从相互对立转化为相互依存，舆论主体中“多数”国民与“少数”舆论之母则成为一个动态循环的关系[49]。另一方面，梁启超试图从“少数代表多数”“少数引导多数”的角度来论证多数与少数的问题，即“主持者少数，而信从者多数，谓之多数，名实副也”[50]。多数人经过教育和常识引导，认同和遵从少数精英的意见，并由此将意见质量上占优势地位的“少数”转变为数量上的“多数”。这样，多数人的认同和追随便成为少数精英话语的合法性基础，为后者提供道义上的保障。通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动态转化和“多数”与“少数”的辩证解释，“舆论之母”获得了程序和形式上的正义，成为一种符合“多数同意”价值标准的舆论实践。

梁启超笔下豪杰与舆论的多重关系体现了他对“群己”关系的复杂态度：既承认“群”的价值，对国民和舆论的力量寄予厚望；又对他们的智识与能力表示怀疑，但同时又认为他们还是可以进步和提升的，这便给身为“舆论之母”的“己”赋予了意义，即少数知识精英可以教化民众、引导公众建设健全舆论[51]。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多数寻常人”是舆论的主体，而少数“舆论之母”则是“健全之舆论”的主体。

在近代，有关舆论主体“多数”与“少数”的问题一直都有诸多讨论。例如，徐宝璜提出，舆论必须由数量上的多数决定，但他只给了一个模糊的“多数”概念；亦乐也说过：“所谓的多数，也只是相对的多数，并不是绝对的多数。”[52]可见，近代知识精英所强调的“多数”更多的是一种出于道德常识的表层判断，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肯定。在近代舆论话语中，“多数”是政治、制度、道德层面上的，“少数”是事实、科学、知识层面的，这是近代知识精英所呈现出来的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并存于舆论思想的吊诡结合[53]。

“舆论之母”的话语生产和正当性论证，关乎知识精英们舆论实践的正当性来源，也显示出知识精英与国家及国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向度来看，近代知识精英强调并正当化“舆论之母”，或曰他们以“舆论之母”的姿态进行言说，是在国家动荡的背景下，试图实现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立言者的身份转换，并进一步形成以报刊为阵地的“成名的想象”；这一话语的背后，充斥着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多重矛盾，其本质是话语权的争夺和政治资本的再生产。

（一）知识精英转型：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立言者

近代知识精英“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论”[54]的角色自觉与传统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一脉相承。在清末民初国家飘摇的历史背景下，两种公共意识“构成一个精神上连续的谱系”[55]，但在舆论的表达和实践上却有所不同。

独立性与批判性是作为“舆论之母”的新式知识精英与传统士大夫最大的不同。传统社会语境下，士大夫的舆论活动以朝议、清议等形式出现，是科举制度下的官员代言。它们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和政治正当性的建构方式；对士大夫而言，其舆论活动是“对自身士绅身份的重构和士绅原则的维系”[56]。1905年，科举制废除，传统儒学与普遍王权结合的制度性渠道崩解，“士绅社会”开始向“知识人社会”[57]转型，知识精英失去传统体制内的上升通道这一现实迫使他们转而发动民众，以“民意”之名发表政论，尝试动员起社会的力量来变革国家。在现代报刊的加持下，一种新的舆论代言模式开始形成，即体制之外的精英代言。近代有影响力的知识精英几乎都有办报经历，由是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人办报模式。

从传统士大夫到独立于官僚体系的现代立言者，他们的言论也从君主统治的正当性资源转变成独立于现行体制之外的制衡力量，具体体现为“造舆论”以“监督政府”的自觉：“今吾国国民，既不知所谓责任，自无所谓舆论，则造成国民之舆论，以监督政府之行为者，非吾辈之责而谁责乎？”[58]一言之，从走进科场而为官（民之父母），到诉诸舆论而为“舆论之母”，近代知识精英完成了权力的场域转换和重新分配。

（二）成名的想象：政治偶像的建构

科举制废除之后，办报成为梁启超等近代知识精英的一种职业选择，“舆论之母”不仅是他们出于文人论政传统而做出的角色定位，也是其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方式，即一种“成名的想象”——“成为著名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获取专业职业的名望（fame）”[59]。

“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作为典型的“舆论之母”，其舆论实践具有明显的“成名的想象”成分。在梁启超看来，舆论是“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报馆作为舆论的代表，被置于与政府并列甚至凌驾其上的高位，报馆主笔的责任和地位自然不可小觑：“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60]梁启超还认为，豪杰在舆论的不同阶段分别承担舆论之敌、舆论之母和舆论之仆的角色，要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德，斯为完人。”[61]这里的“勇”“智”“仁”三种品行出自《中庸》之三达德，是典型的儒家道德规范；从这一点来说，近代的“舆论之母”散发着儒家完美人格的光辉。结合梁启超的舆论话语和实践，可以看出他欲借报刊实现传统“士大夫”救国救民使命的理想，也流露出其作为报馆主笔的自我期许、角色想象以及对权力和影响力的渴求。梁启超曾借拿破仑之口，将“报界人士”称为“第四阶级”[62]，突出了报馆和报人的重要价值；《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也称新闻记者是“于贵族、教徒、平民三大种族之外”的“第四种族”，具有“转移社会，左右世界之力”[63]。梁启超本人则“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他相信自己擅于“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人移情于不觉”[64]；创造、引导舆论是他发挥才智，对社会和国家政治产生重大作用的途径，也是其获得社会声望最为直接的方式。

实际上，近代走上报刊论政道路的知识精英，大多都带有这种“成名的想象”，他们有诸多的共同点：第一，有意无意地高估舆论的作用，将良好的舆论与良好的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视前者为后者的充分条件；第二，自诩为民众的代言人，报刊是他们表达意见以及引导民众形成“健全之舆论”的阵地；第三，在报刊实践中，虽各自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但又对“党见”保持一定的警惕，努力体现报刊言论的公共性[65]。这种自我想象本身也带有自命清高、大义凛然的偶像建构意味，使得报人团体组成的“舆论界”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报人们借助“舆论”为自己加冕，强化了“舆论之母”的主体性地位和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个“报纸营造名士”和“名士营造报纸”的双重过程[66]。

（三）思维的复合体：过渡时代的多重矛盾

王汎森认为，晚清一代知识精英大多具有“复合性思维”，他们“在受到时代震荡、西方势力的覆压而无法自持时，总是会不断地重整、重塑、吸纳或排斥各种力量，将中西、古今，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思想结合成一个‘复合体’”[67]。知识精英思想的多维性和复杂性造成了近代舆论思想的矛盾和复杂，“舆论之母”可以说是近代舆论思想过渡性和矛盾性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舆论之母”体现了近代知识精英对普通民众的矛盾态度。在民主政治思潮影响下，他们对民权推崇备至，认同舆论为多数人的意见，鼓吹平民政治；与此同时，他们又难掩对民众的怀疑，认为中国民众难以自发地形成健全之舆论，有的只是“愚论”，因而将健全舆论、改革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少数精英身上。梁启超的“开明专制”“中坚阶级”，张东荪的“贤人政治”“有限的庸众主义”等政治设想，都是为解决这一矛盾所选择的折中之道。另一方面，“舆论之母”也蕴含着近代知识精英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性。他们秉持“去体制化”的原则，刻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自我标榜为民意的代言人来监督政府，追求舆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却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忠君报国的“谏士与谋士”思想，试图通过生产或引导舆论来引起当权者的重视，甚至寻求与当局的合作，直接参与政治建设与社会改造。

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双重压力下，以“舆论之母”自居的知识精英们的言论立场时而归属于大多数寻常人，时而又带有“少数人”的优越感。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始终试图成为舆论话语的实际主导者，并借助话语形成权力共同体，用以维系自身的中心地位及其对舆论的控制和规训。“舆论之母”背后蕴含着少数与多数、精英意识与民本意识、“理智与情感”、“舆论的质与量”等多重矛盾，知识精英在这些矛盾的两端摇摆不定，使舆论可能流于虚化，由此形成的有关“舆论”的话语，更多成了一场精英“自我救赎”的话语实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参与。

（四）话语权之争：新的政治资本的生产

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格局被打破，士大夫阶层成为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68]，但其文化上的威权[69]并未随之消失，其中不少人仍然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通过“舆论之母”这一角色定位，士大夫的道德表率和知识优势再度获得了历史的正当性。可以说，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立言者，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强化，即“舆论之母”的主体意识。

“舆论之母”的主体性建构，实质上也是对权力的争夺：一边是专制政体下，国民对民权和言论自由的争取；另一边则是近代知识精英在社会言论体系中对话语权的争取。一方面，是国权与民权的斗争。清末民初，舆论的呼声高涨，多数人的意见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权威。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精英更是大办报刊、鼓吹立宪，并将“立宪政治”等同于“舆论政治”，突出舆论在立宪制国家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民权和舆论地位的上升，“公论”“民意”等代表普通民众话语的词汇开始传播和流行，民意逐渐有了超越君权的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决策力量。另一方面，是精英与大众的权力争夺。在传统专制制度下，民众是被教化和引导的对象，士大夫群体则扮演着社会导师的角色；从清末开始，舆论话语迅速上升，被视为政治改革的关键力量，但国民的舆论资格与建设健全舆论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引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对公众舆论本能的忧虑，因而他们倡导由“舆论之母”来“母舆论”。正如民国学者张志澄所说：“（各新闻杂志）指挥社会，其效力不特为舆论之代表也，并为制造舆论之母……故新闻杂志之效力，各具有左右社会之趋向而支配之力者也。”[70]知识精英通过制造舆论来左右社会，如此，舆论所带来的话语权就过渡到掌控舆论走向的“舆论之母”身上，使其在科举废除之后，利用文化资本找到了新的权力通道。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知识精英获取话语权的道具，他们通过传播常识、设置议程、代表民意、生产舆论的“舆论之母”身份获得权力，并将其代表的话语权力转化为政治资本。知识精英们作为制造或代表舆论的“舆论之母”，长期游移于统治阶层和庶民之间，与二者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权力的角逐场有着很大的自主性。代表“民意”时，他们选择与广大民众同构，向统治阶级施加所谓道统与政统的双重压力；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又以统治者形象“出场”，通过制造舆论进行民间教化和管理。无论“君心”，还是“民意”，在中国政治中均具有强大的正当性，中间阶层的知识精英无论选择哪一方，都有合法性并可凭借自身的参与强化这种力量，从而获得一种衍生的权力[71]。这打破了维持了几千年的皇权结构和权力体系，重构了民众与国家、精英与大众的权力秩序，也是近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重要面向。

梁启超本人对“舆论之母”的长期实践以及其他报人对“舆论之母”的讨论，可被视为在清末民初社会结构的大变动中，知识精英寻求新的社会身份、构造自身新势力的一种努力；他们将“舆论之母”与“福民利国”的“健全之舆论”相联系，不仅能够激发报人对自我力量的想象和认同，也有助于报界获取行动的正当性和积极的社会形象。同时，引导和建构舆论的过程也是进行政治动员和培养宣传受众的过程；“舆论之母”要做的是“唤醒民众”，即梁启超所谓的“新民”——开民智、兴民权，动员更多阶层群众参与到政治改革的事业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公众”是“由知识精英动员、组织而结集起来的”[72]，而那些由知识精英创办的具有明确行动意识的报刊则起到了动员和建构“公众”的重要作用。

当然，“舆论之母”也有其时代局限性。首先，面对国家危亡的时局，知识精英往往以实现救亡图存为导向进行舆论建设，或曰“宣传”；梁启超本人就将“造舆论”的过程称为“宣传”，“宣传是把研究的结果传布出去，叫他成为舆论……”[73]。这种集体化的目标被神圣化，“宣传通过宣传为自己加冕，回避了自身的正当性问题”[74]；以“舆论之母”自居、以建设“健全之舆论”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则被嵌入到国家的宣传活动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虽然进行了一定的现代性启蒙，但这种启蒙更多的仍是以大众导师的姿态，是一种“以智治愚”[75]的单向传播思维，因而有可能越来越脱离民众。其次，近代知识精英对“舆论之母”的突出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社会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建设健全舆论的重要性。“这种以‘修身、自律’为核心的媒介伦理观，所涉及的范畴主要是个体内部的关系，即梁启超所谓的‘私德’，新伦理的建设主要还是凭借‘旧道德’的因子，如此‘错位’，也深刻地揭示出转型时期中国政治文化在政论报人媒介伦理观上的强大牵引力。”[76]最后，不论是代表大众，还是指导国民，“舆论之母”的意见能否代表“公益之所在”，又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始终是难以确定的。

梁启超对“舆论之母”和“健全之舆论”的强调影响了后人对舆论的态度，强化了一种精英主义舆论观，也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舆论怀疑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这种宣传化、教育化的舆论造势技巧甚至影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毛泽东对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就此有过议论，称梁启超为“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77]。然而，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新时期，随着现代公共舆论的发展和公民总体智识的提升，梁启超所指向的“超级个体”式的“舆论之母”必定被组织化的“舆论之母”所取代，“舆论之母”一说也逐渐被更为中性的“意见领袖”所淘汰，前者内涵中的政治宣传和教化的意味也在减弱。当然，对于“健全之舆论”的追求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在当下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中，既需要敢于为公众利益发声的“意见领袖”，也需要更多积极活跃的舆论公众。

 注释：

[1][51]唐海江.“造健全之舆论”：清末民初士人对于“舆论”的表述与群体认知——兼论近代中国舆论的难局及其历史走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2):67-84.

[2]方平.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J].学海,2007(2):107-113.

[3]李滨,李玉婷.精英型的社会舆论机关——戊戌后梁启超对报刊政治角色的设想[J].国际新闻界,2012(8):96-102.

[4][19]殷国明.从“欲新民”到打造“舆论之母”——20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一个环节[J].文学评论,2018(4):114-122.

[5][33][37][40][48][61]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N].新民丛报,1902-2-8.

[6]王韬.王韬日记[M].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113.

[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311.

[8]梁启超.《清议报》叙例[N].清议报,1898-12-23.

[9]倪琳.舆论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与演变[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 (3):92-97.

[10]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N].时务报,1896-8-9.

[11]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

[12]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41.

[13]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N].大中华杂志,1915-1-20.

[14]梁启超.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N]清议报,1899-9-15.

[15]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N].新民丛报,1902-10-2.

[16]松本君平.新闻学[M]//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7.

[17]梁启超.文明与英雄之比例[N].新民丛报,1902-2-8.

[18]梁启超.忧国与爱国[N].新民丛报,1902-2-8. 《忧国与爱国》一文实际上在1899年12月23日的《清议报》已经发表过，再次收入《新民丛报》的创刊号，足见梁启超对此文的青睐。

[20]董国礼、谢燕清.家庭形态的想象与重构:一个分析性框架——1949年以来的国家权力实践[J].中国研究,2013(01):109-137.

[21]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N].清议报,1901-10-12.

[22][60]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1901-12-21.

[23]周光明.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新词词源词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99-200.

[24]刘杨.正当性与合法性概念辨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3):12-21.

[25]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N].国风报,1910-11-12.

[26][32]长舆.立宪政治与舆论[N].国风报,1910-6-17.

[27][29][30][34][39][44]梁启超.《国风报》叙例[N].国风报,1910-2-20.

[28]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N].大中华杂志,1915-1-20.

[31]梁启超.说常识[N].国风报,1910-3-2.

[35]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N].政论,1907-10-7.

[36]梁启超.国风报第一册出版[N].申报,1910-2-21.

[38]梁启超.政闻社总务院马良等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N].政论,1908-4-10.

[4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2.

[42]梁启超.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N].政论,1908-4-10.

[43]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N].国风报,1910-11-12.

[45]徐宝璜.舆论之研究[J].北京大学月刊，1920.

[46][52]亦乐.舆论[J].一般（上海），1926(4).

[47]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N].1913-5-16.

[49][53][65]倪琳.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207,206-210,185-189.

[50]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N].庸言,1913-5-16.

[54]孙中山.在广州报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1912-5-4.

[55]唐小兵.公共讨论与国民意识之建构——以1930年代《大公报·读者论坛》为中心的考察[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10-118.

[56]谢清果、王昀.华夏舆论传播的概念、历史、形态及特征探析[J].现代传播,2016(3):32-40.

[57]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J].学术月刊,2006(11):138-145.

[58]与之.日本之政党观[N].新民丛报,1906.

[59]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2002(4):17-59.

[62]梁启超.在巴黎万国报界联合会欢迎会演说词[N].晨报,1919-5-24.

[63]梁启超.《国民日日报》发刊词[N].国民日日报,1903.

[64]梁启超.致罗惇曧书,1911-11-26.

[66]唐小兵.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J].南方窗,2014(8)：89-91.

[67]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王汎森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ii-iii.

[68][71]李礼.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2,68.

[69]费孝通.中国绅士[M].惠海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19.

[70]张志澄.社会教育通论[M].上海:启智书店,1929:164.

[72]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8:395.

[73]《外交欤，内政欤》，1921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的公开讲演。

[74]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第二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187.

[75]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

[76]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75.

[77]吴冷西.回忆主席与战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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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晚清媒介形态史研究（1815—1911）”（项目编号：20JYA860022）、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阅报社与革命启蒙：以清末湖北为中心的考察”(项目编号：21Q125)。

 作者简介 

贾梦梦，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周光明，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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