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型本质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Original 刘鹏飞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大体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分野，具象为西方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分界。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在反思西方式现代化“自反性”的基础上形成，是价值自发、历史自为和实践自觉驱使下的使命型现代化。如果不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型本质，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人民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意识和担当精神，就无法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所进行的持续探索和不懈奋斗，更加无法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相关决策部署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型本质

作者：刘鹏飞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主体认知和整体自觉。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人的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使命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责任，彰显出追求人类发展的使命自发、实现民族发展的使命自为和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使命自觉，是自主性责任感驱动下的使命型现代化。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使命型现代化民族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承载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综观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开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错置了现代化和人的关系，以资本逻辑遮蔽了现代化的价值本质，割裂了主体自觉与价值自觉的辩证统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之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战略安排、重大原则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开辟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在唯物史观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契合人类对现代化共性追求的价值逻辑，展现出追求人的现代化的使命自发；遵循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彰显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自为；基于满足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实践逻辑，承担起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自觉。从质的规定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个体利己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是对主体发展需要的深刻把握和对社会历史发展前景主动设计的有机统一，是自主性责任感驱使下的使命型现代化。

一追求人的现代化的使命自发

人类的现代化之路从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算起，至今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历程。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现代化发生的原因及其承载的历史使命等不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一种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走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一种是以中国为主要代表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模式，即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表现出时间上的先后继起和空间中的交替并存特点。其中，资本主义现代化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化，但其弊病却在人类文明实践的检验中愈发凸显，与现代化的共性价值追求渐行渐远。中国式现代化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自发地承担起探索人的现代化的使命，具有鲜明的使命型特质。

（一）现代化的共性价值追求

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现代化一般是指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跃升的历史过程。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1]，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发展。就此种意义而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统一的。因此，现代化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沿着唯物史观开辟的理论进路，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三个维度理解现代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现代化的前提是人。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能动因素，因而是推动实现现代化的唯一主体和最本质力量，人的思维观点、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进化和发展。其二，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发展首先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但最终目标和归宿是实现客体主体化，现代化不过是人实现自身发展的手段和结果，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根本确证。其三，人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以现代化为物质载体并受其制约。人的发展本身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可能单纯依靠抽象的理论假设和空洞的主观臆想来实现，必须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完成。概而论之，现代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类推动社会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实践过程，是人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其共性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即把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和最终目标。

因此，尽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主体选择的差异呈现出多样化和不平衡特征，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言之，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将人的主体性置于现代化发展的本质地位，通过推动社会现代化进而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3]，建基于“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之时，就较为形象地展现了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样貌，如：“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5]；“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6]。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7]。马克思恩格斯同时强调，只有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现代社会创造物质条件，方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奠定现实基础。

（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困境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步入现代文明后的第一种社会形态，是现代化的“典型例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于中世纪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动摇了传统宗教的根基，新教伦理的推广使得宗教文化不断世俗化，充斥着理性计算、精密设计和世俗功利的工具理性成为社会行为的一般准则。整个社会普遍趋向于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8]，实现资本增殖被看作是一种“天职般”的道德。这种被道德化的逐利行为伴随着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为资本本位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进而催生了以资本逻辑为底层逻辑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资本逻辑是增殖逻辑与扩张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决定着资本必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增殖的本性驱使其将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要素纳入资本循环，实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并将生产关系附着在商品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飞跃”。另一方面，资本“扩张”的侵略性又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显现出无节制的特性，继而表现出对人的现代化的“僭越”，这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对内，资产阶级通过多重手段剥夺农民的私有土地，使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农民沦为最初的雇佣工人，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奠定了基础。对外，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方式征服海外殖民地，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

与此同时，率先迈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姿态主导着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和世界格局演变，并利用先发优势极力宣扬“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产生，想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西化”的文明发展观，企图框定人类现代化发展的“西方样板”和“标准模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9]。当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卷入现代化发展潮流之时，“中心-外围”的世界不平衡发展格局便被形塑出来，后发展国家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蹈入一种文明依附的结构中，陷入追求文明进步与遭遇文明依附、文明失守乃至文明坠落的发展悖论。

凡此种种现代性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自反性矛盾的常态化暴露，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价值体系在崇尚开放、自由、平等的世界氛围中无法再掩藏其有限性的预警。这种有限性是资本逻辑支配带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限性的放大抑或“恶化”。它成功利用了人类对本质复归的主观期许，进而实现了同封建贵族势力较量的历史性胜利，却又在其底层逻辑的作用下错置了人的主体地位，将“人”及“人的地位”变成其维系自身统治的工具。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现代化表现为：以资本为中心制造着人的异化，颠倒和物化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以个体或部分国家的现代化阻碍着人的现代化价值目标的整体实现，违背了现代化的共性价值追求，这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能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和最终形态。

（三）人的现代化的当代规定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如果资产阶级不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不断的革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10]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为自身设定的藩篱，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价值内蕴，因而也就不可能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及其现代化难以摆脱固有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进入21世纪，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么“退群”“砌墙”，要么挑动局部战争，掀起逆全球化浪潮，为一己之私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潮流背向而行。这充分表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正在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困兽斗”。如何遵循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汲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有益成果和历史教训，主动探索出一条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使命型任务。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艰难探索，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汇聚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并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绵延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虽一字之差，但内涵大有不同：前者是现代化在中国的广义指代，而后者特指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确立并发展的现代化崭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和制度伦理中不断演进的社会历史过程，这是其最大特色和最鲜亮底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最显著标志是其价值追求的崇高性。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竭力争取的一切往往都同他们的自身利益紧密相关。而为谁争取利益，则是判断一种思想或理论价值立场的根本依据。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到《共产党宣言》中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再到《资本论》中“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思想、学说、理论、实践，从肇始便是围绕实现绝大多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这一崇高价值追求展开。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创立之日起就以“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以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1]为最终使命，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求解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旨归，坚持以人本逻辑化解资本逻辑导致的各种痼疾，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判性建设和超越性重构，开辟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条现代化发展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基本特征，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构想落实为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原则、目标要求、本质规定等，始终面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和人类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自觉承担起实现人的现代化在当代条件下的使命任务。

二推动民族复兴的使命自为

在19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华民族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现代化的深远历史意义，寄予现代化无限热切的厚望。然而近代以来诸多为实现现代化而付出的努力，都没有能够在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致力于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基于历史逻辑视角观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

（一）民族复兴的使命发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追求现代化。彼时，工业被看作“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12]。1941年8月，毛泽东同志曾深入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3]在异常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工业政策和劳动政策，建立了一批兵工厂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们在对现代化进行多维理解的基础上开始追求一种“复合型”的现代化。1954年9月，周恩来同志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4]随后，“四个现代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被明确在20世纪内分两步予以实现，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尽管后来“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一系列阻碍，但党中央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信念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经过近30年的建设，我国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整体上为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尝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主要借鉴了苏联模式。然而随着苏联模式逐渐暴露出种种问题，毛泽东同志及时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此，毛泽东晚年开始尝试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上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5]。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全新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6]对于加上前缀“中国式的”，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进行了说明，认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7]。民主革命与“搞建设”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根本使命都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发展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从小康目标的构想，到“三步走”“新三步走”等战略部署，再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接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也对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作出了系统性谋划。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奋斗目标，到推进“新四化”的同步实现，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民族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一时代条件下，全面构建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要求，成为中国共产党接力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所在。

越是接近目标，面临的任务就会越繁重，需要破解的难题就会越复杂。从国内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始终存在。尽管我们已经实现了脱贫走向全面小康，但是人口数量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交织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十四亿多的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18]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阻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总体来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明确新征程上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原则、本质要求、基本特征及战略安排，把握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党的二十大首次系统构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实践要求与战略布局，既有长远的愿景预设，也有扎实的阶段考量，充分统筹了当前与长远、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中国国情的应然选择，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主动承担。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自觉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时空条件下不断开辟着世界历史，日益将整个人类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历史之中。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资本逻辑催生的现代化，其自反性危机愈发显现于全球生态、国际秩序乃至人类心理等各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的发展必须依赖人类主体的自觉，推动资本逻辑主导的自发型现代化向人本逻辑主导的自觉型现代化转变。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深入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以“人类共命运”的高度使命自觉，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个层面，对一系列关涉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作出了回应，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扭转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导致的生态失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9]。人类的存在发展都依赖于自然，人与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类是一个栖居于自然母体之中的“生命共同体”。

一些西方国家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以“人类中心主义”“唯科技论”“唯增长论”等主观假设遮蔽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这一客观规律，主张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从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悖论之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进行环境治理，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控制本国环境污染的举措。但是，囿于西方现代化“剥削”与“扩张”的底层逻辑，上述举措多半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生发出的“夺取式”治理方法，即以对后发展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污染转移”为主要手段的治理。西方国家以此换取了“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双重收益，同时利用先发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重组”，将“生态污染”和与之相关的“罪责”转嫁给后发展国家。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20]，但对于整个世界文明而言，这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有限的地球资源正走向枯竭，全球变暖、地球生物圈退化、海平面上升以及自然调节能力减弱等，在严重威胁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生存的同时，也在昭示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生命共同体”的远离。

面对一系列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开辟一条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发展道路就极具使命意义。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关键在于人的自觉。这种自觉既是主体意识的自觉，更是实践行动的自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革新了以往生产力就是人类改变、利用自然的能力这一狭隘观念，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1]，在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生态正义作为一种自觉要求。同时，中国以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以实现主体的生命权利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充分加强生态安全政策制定、风险评估、应急响应、信息共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多边合作。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寓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以主体自觉承担起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使命任务。

（二）扭转人与人关系异化导致的全球治理失序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这表明，人是社会的人，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承载和内化了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设想了一种“高阶”的社会关系，那里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23]，复归了人与人关系本应具有的和谐样态。因为马克思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的“人同人相异化，同他人相对立”[24]。这种异化和对立伴随着社会交往形式的演进逐渐形塑出一种普遍物化和极端分化的社会关系，走向了人类文明的反面。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马克思笔下异化的社会关系不断拓展和强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关系危机”和“秩序混乱”，阻碍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

当前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建构的，由个别发达国家或是同质化的西方国家联合体进行设计，依靠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主导和维系。究其实质，是一种具有霸权性质的“分裂性”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的和谐稳定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得到满足为前提。作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者，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受到资本逻辑的驱使，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国际规则，忽略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人民生存境遇等问题，所制定的诸多标准并不能在国际关系调节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一些西方国家无法摆脱权力逻辑的桎梏，固守冷战思维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安全理性”，倡导排他性安全观、霸权稳定论等，极力遏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限制各国通过国际交往形成国家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众多后发展国家无法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实现本国人民利益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关系。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始终处在利益博弈和权力争夺之中，彼此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国家内部又由于社会性质的自反性危机始终存在，在多边合作等方面常有出尔反尔的举动，大大降低了其“中心地位”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对于全球治理已显现出自顾不暇的疲态，无力对国际关系作出真正有效的调节。世界政治局势处于持续的剧烈动荡之中，世界的发展亟需构建平等、公平、普惠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这样复杂的全球变局昭示着，在推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治理观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使命重大，任务紧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积极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自觉承担起了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使命责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为核心价值基础的现代化，倡导“差异的承认”基础上的“多样、开放、合作”的公平观，是异质性和进化论的公平治理观，是一种弹性认同，其对资本主义治理观的超越表现为反排斥、非排他和反歧视；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集中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全球治理秩序的基本立场和主张，阐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方法的变革方向，为世界秩序的友好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积极承担起建设新型政治文明的使命任务。

（三）扭转人与自身关系异化导致的精神失守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25]。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不仅具有基本的物质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26]的精神需要。人应该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7]。“全面的本质”的实现，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双重满足，最终指向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失衡，使得现实的人无法从根本上“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过程，内在地受到资本逻辑的统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面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抉择时，必然选择走物质优先和拜物主义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在以物质需要满足为核心的单一路径下，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28]。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科技化、信贷化的聚合效应推动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使得以个人自我满足和快乐为目的的消费主义文化空前盛行，致使“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29]，其结果是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泛滥。物的依赖关系并未因为财富的增加而自动淡去，反而促使人们把物质享受当成人生唯一的价值追求，形成了超前消费、符号消费等无节制的物质享乐和消费观念，人所创造出来的现代文明反过来压抑了人性。另一方面，在物质至上的发展模式之下，精神无序状态成为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难题，西方式现代化走向了自己的逻辑反面。同时，一些后发展国家在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陷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价值分裂中，社会颓丧、政治动荡的程度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现代化前景愈发不明朗。种种现象都表明，物质至上的单一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通过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促进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充分认识到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立足于世界历史必将不断向前的大势，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主动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整体回应西方式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堕落问题，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把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凸显了现代化的精神旨归，自觉承担起与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共创没有“文明优越”“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的新世界的光荣使命。

总体来看，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名词，它承载着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跃迁的主体自发及自觉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内嵌于这种过程的中国人民的主体认知与整体自觉。在回应人类发展问题、民族发展问题以及世界文明发展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领导，以高度的主体精神自发、自为、自觉地承担起人类发展责任、民族复兴责任及世界历史责任，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性，以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突破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型本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99.

[2][3][4][19][22][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185,683,161,501,18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2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5.

[8]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龙婧,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38.

[9][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36,34.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3.

[12][1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60,221.

[14]周恩来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

[15][1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164,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