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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飚：割据化、山头化学术渐拾总体性视野！
做学问的核心不是为了细分学科，而应该是思考和解决问题，过度强调学科会混淆我们的目的，甚至出现“你研究的我理应不懂，我研究的你也理应不懂”的糟糕局面。
作者：朱天飚，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来源：政治学人。
问：您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在您看来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的一个学科？ ▍朱天飚：从整体上讲，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产生于特殊时代的学问，这个时代主要是在西欧持续的军事竞争。因为持续的军事竞争不像是打一两次仗，打一两次仗，就是把军队组织起来，把财政都弄好，甚至把社会抢一次。但是西欧大概有一千多年的分裂，是一个持续的战争状态，那就变成并不是在竞争财政、资源，看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动员起来，使得国力可以持续跟别的国家作斗争，保证自己的生存并且还要打败别国。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最具体的问题，就是政府或者国家如何管理它的财政。所以到今天，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书还把这一点当做政治经济学主要的定义，就是国家如何管理经济事务，或者国家和经济、社会的互动。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起源于政治历史，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到了19世纪，科学的观念开始渗入到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之后，政治经济学差不多就成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的一个代名词。政治经济学是先于社会科学其他各个学科独立之前产生和发展的。它的流派最早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重商主义、亚当斯密之后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自由主义，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以社会（阶级）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这三个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都在20世纪之前形成。后来，它又形成了两个新的流派，一个是制度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一个是以理念为中心的视角（20世纪8、90年代）。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开始是一个囊括社会科学几乎所有主题的一个学问，到了19世纪下半叶逐渐开始分科，出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分出去之后，等于说政治经济学空了，它融在了这些学科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无论是在社会学还是在经济学、政治学里面，都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直以来是一个广泛的学科，是一个古老的学科。 问：那其实在分科之后，它的切入视角是非常分散的是吗？ ▍朱天飚：对，它受学科的左右非常强。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称呼最早出现的时候就是political economy，也有一些人称political economics，这样，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就可以被放在经济学里面。在美国大学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系和学位被称作political economy也是这个道理。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了跟政治相关的内容。主张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学者把自己做的研究称作“新政治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政治现象，它与渗入到社会学和政治学里的政治经济学的脉络是不一样的，后者还是沿着最古老的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国家如何组织管理经济事务或者财政事务，把它延伸至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或者是国家、市场和利益集团的互动。所以说政治学和社会学其实是一直延续着古老政治经济学的脉络，而经济学因为它的学科的方法论的倾向（特别是用演绎法）十分之强，所以他们将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用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政治现象。比如说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里面，研究选举一般都不算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因为选举在政治学里面是个纯粹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一般不放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但是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研究选举，个人投票、个人理性、集体行动……经济学就把它归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于说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下面，政治经济学就变成纯粹用经济学的工具研究政治现象，而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里面仍然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当做主题。当然，它们是有交集的，但是也有不同，这就是学科对他们的影响。等于说散到各个学科之后，各个学科对它的理解不一样。
在美国，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去研究他们传统上比较关心的政治经济问题。在社会学里面，我个人感觉仍然是在多元发展，有很多学者，特别是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比较历史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研究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的互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是在社会学里面。 问：那么如果在政治经济学的前面加上“比较”两个字的话，它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朱天飚：它是这样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的，这个词汇也是在那时兴起的，然后逐渐成为课程，为大家所熟知。它们的发展都源于70年代美国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我们知道，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形成了两极的国际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事安全的问题。两极和三国演义不一样，三国中弱的两方总会结合在一起抵御强的一方，这个状态是比较容易平衡的，而两强中只要有一方稍稍有一些变动，就可能出问题。所以学者说“冷战”最后没有变成“热战”主要的原因是核武器，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可能战争早就爆发了，因为当你感到对方实力已经比你强的时候你就要赶紧去发展，比你弱了，就要赶紧去发动战争把对方给灭掉。但是有了核武器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即使在军事实力上能把他给灭掉，但是对方要是用核武器把你的城市给毁了，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所以是核武器基本保证了两强的稳定。但是无论怎样都可以想见，从冷战开始那天起，在政治学的学术界，最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安全问题。那个时候，安全问题叫做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与经济相关的政治叫做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因为生存最重要。
70年代改变了这个，因为我们知道，7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下半期出现了两次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对整个西方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安全以外还有这么大的厉害，而石油危机是和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直接相关的，所以从那时开始，政治经济学又逐渐被重视起来。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展开的。他们的不同也展示出美国在面对同样问题的不同思考。
国际主要是说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是怎么样的，要是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互动的话，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国际层面上体系之间的互动，比如国际市场和国际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当时的核心问题就是：两次石油危机展示出美国已走向政治和军事上的衰落，那么衰落之后到底国际市场还能够保持开放还是走向收缩？这个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核心问题。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对这个核心问题的回答中系统地发展起来的，当时有两派人在回答。一派是现实主义，一派是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是悲观的，认为国际市场的稳定必须依靠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大国去维持，当这个大国衰落了，国际市场的稳定就难以维持了。而自由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已经形成的国际合作等制度来维持，也就是说：即使是大国的实力在下降，大国建立的这套秩序仍然约束着国际行为，这样国际市场就仍然能保持稳定。
同一个现象也开启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序幕。刚才说了国际层面上是这个系统怎么维持稳定，那么同时人们发现西方不同的国家面对这样一个特殊事件（石油危机），它们的应对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有人在研究国际市场的稳定和不稳定的同时，平行地在研究什么决定了这些国家不同的反应，这就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开始。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体系的互动，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国内体系的互动，就是对不同国家国内体系的不同表现的比较。
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脉络展开的，虽然他们的主题和问题都很清楚，可以看出都来源于同一现象，都来源于现实的考虑，就像政治经济学本身的产生是基于现实考虑一样。但是他们的命运很不一样，这个命运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经有人去这么做，它就被国际关系学者（谁研究国际体系最强啊，就是国际关系学者）纷纷涌入，将国际关系的思考全部带入到这个分析当中去了。在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基本理论是一样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你到哪儿基本也都离不开这些，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马上就成型了，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就已经开始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出现了，就沿着这些已经成型的理论，再把它推论到政治经济关系就可以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沿着国际关系发展出来，而比较政治经济学则是沿着比较政治学展开的。不过，比较政治学没有统一的理论，研究主题也非常多样化。比如，研究德国劳工问题的人是没法跟研究缅甸农民问题的人相对话的，也没有太多对话的空间和理论基础，所以比较政治学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整体框架，一直到今天，我们其实在西方都很少有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你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七十年代末就开始有了，到今天已经太寻常了对吧，写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对于中国人来说都不算什么了，但是到今天写一个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在西方几乎仍然没有，在我出《比较政治经济学》（2006年出版）之前，国外还没有类似覆盖面和理论总结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虽然这两个领域都来源于同一个历史现象，都有很多人在做研究，都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的课程，特别是研究生的课程，但是他们命运很不一样。在美国，上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候，老师一般都会把各个理论先介绍一遍，然后就开始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里面主要的议题。然而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五花八门了，不同的老师上法都不一样，有的主要比较西方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和政策过程，而有的则讨论国家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
问：您曾提及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常会面临方法论挑战、对历史数据的质疑以及选择偏见的挑战，那么在您看来在这样的挑战之下应当如何理解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意义？在美国式政治科学的眼光来看应该很多人会质疑它的科学性？ ▍朱天飚：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学者做研究其实不是为了学科，而是要解释具体的政治经济现象。后人把这些学者的研究归拢总结起来，其实目的也不是为了创建学科，目的主要是为了简化信息量。
比如当我教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你是要我按照每个学者发表的东西去教吗？就是说我一周教四个学者或者六个学者，把他们的研究都说一遍，显然学生很容易就忘了对吧。那怎么办呢？你要把他们类似的东西放在一起，只要分类就一定要简化，最后就形成只有几个理论走向，根据类似的分析单位或类似的观点等等。这样教起课来就容易了，学生也好记了。于是我们就可以将某一种研究走向叫做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
其实无论是教授者还是真正的学者，没有人特别关心这个，学问的核心不是学科，是要研究的问题，至于别人怎么把你研究问题的方法、分析手段、研究对象和这个问题本身归类成什么那是别人的事，往往这样的归类主要是为了给学生讲起来更容易，让大家更有一个结构化的理解而已。所以这个要先说清楚，其实我不是那么重视这个学科、那个领域的，特别是我现在在高研院（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研院就是一个特别主张跨学科思维的地方来。你看政治学这个领域有多少理论是政治学原生的？它借来了自由主义，借来了马克思主义，借来了制度主义，它后来又从社会学借来了社会建构主义，其实它大部分都是从外面融合而成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分学科、分领域主要还是为了简化，为了学习的人更容易了解到学术的概况。学术发展的目标不应该是为了发展学科，应该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科其实也应该为问题去服务，而且过度强调学科会混淆我们的目的，会把学科和学科之间划出很深的界限，好像你研究的我理应不懂，我研究的你也理应不懂，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比较政治经济学既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又有比较政治学的源头。它在政治学里的发展其实很受比较政治学这种分散的、碎片化的影响，但同时在社会学里面它也受历史社会学对政治经济的宏观思考的影响。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整合起来，整合的目的也只是做教学用，我们没有必要要求学者按照某个思维、某个逻辑去做，否则就不认作政治经济学研究。只要我能对一个问题提出比较深入的理解或者好的解释，这样就很好了。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各种的跌宕起伏，各种碎片化，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无所谓的事，我们没有必要过度关心一个领域是否完整，是否有自己核心的东西，这个本末倒置了。
其实越是这样分散的领域，它被其他领域、其他学科曝光的几率可能更大，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里的学生更容易去学习不同学科的东西，多元和跨学科人才追求的都是那个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思考问题、解释问题，以致达到解决问题的地步。那么能不能解决问题我是不敢说的，这个只能作为一个更抽象的目标。但第一步得是理解问题，和解释清楚，以至于在这个基础上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所有的学术发展都得围绕这个方向去做。 问：我们关注到您不仅研究具体学科问题，还十分关注学科的整体发展情况。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比较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其对比呢？ ▍朱天飚：这个说起来就有点儿很不幸的事，国内学科分化比较强，学科林立的这种状态下，几乎是没有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立足之地。连政治经济学相对来讲都不是很容易，更不用说比较政治经济学。比如在国内的政治学，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沿着两个方向去组织的，一个方向是思想，一个方向是制度。思想的基础课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等等；制度就沿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外政治制度等展开，这两个脉络再加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基本上都已经分开了，都不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了对吧）。
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应该放在哪里。而经济学已经几乎全部被新古典经济学化了，也很难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之地。反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是很成型的，这你可以理解，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像在西方一样，一上来就被国际关系领域所掌握，而中国的国际关系是独立形成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们马上就学了西方，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变成他们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到今天国际关系里面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课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国外，总的来讲，比较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当于比较政治学相对于国际关系，在中国的学科分布里面，连正式的比较政治学都没有，更不用说比较政治经济学了。 问：您个人似乎较为关注发展问题。我们知道在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成为了一个世界瞩目的发展中大国，您也曾研究过中国对外政策、中国政策与全球化等问题（包括关于中国政商关系的著作）。可否与我们谈谈目前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发展问题以及学界对此的研究现状？
▍朱天飚：简单地说，对中国的发展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的学界都有很多人在做研究，中国本身是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国家，中国即使不发展，也会有很多人研究，那么中国发展起来就更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应该说在西方对中国发展的研究相对来说是比较均匀的，均匀的意思就是从微观到宏观都是有一批人在做研究。宏观就是中国整体的发展状态是什么样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那么微观就具体到各个产业领域的发展，甚至地方的发展。
那么在中国，我觉得总的来说研究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倾向于研究某一个局部，整体的研究我个人觉得还挺不够的，挺不够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术融合的效果。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其实是很零星的，发展状态很不好，我都很少听到在高校里有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课。
你知道在中国学术界你归在哪个学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包括自己的晋升，评职称往往学校里有要求，是必须得申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或者教育部的基金才能作为评职称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可是这一申请基金马上就有问题了，请问你是哪个学科类的？虽然基金里面也有跨学科类的，但是那个多不保险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申请的东西被送到谁那里去看对吧，所以你一般都是按照学科走。比如说我个人，很可笑的是我在政治学里面就没有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但是一模一样的题目和内容放到经济学理论里面就申请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的、多层次的对中国发展的研究其实是很不够的，其实从宏观到微观研究我们都不够，但是微观至少很多人去扒数据，很多人去做案例，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问题。可是到宏观就不一样了，其实宏观更需要不同学科的思维，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思维。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做的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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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刘刚又一次和职称晋升擦肩而过。一气之下，他选择了辞职。硕士一毕业，他就进入北京市一家数得着的教育研究机构工作。可8年间，他以优异成绩攻下了博士学位，发表了不少高质量论文，甚至还有了译著，职称却纹丝不动——助理研究员。起初他也很疑惑，直到这一次，领导无意间的一句“要选自己人”让他恍然大悟，“身边大部分同事都是某知名大学毕业的，师兄师姐师叔师姑的，总能扯上关系。一比，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外来户’，好事靠边站不说，连必要的学术争鸣也看不到。”这是一个让众多教育专家疾呼“非解决不可”的“毒瘤”——学术近亲繁殖。近日，湖南大学一纸“不准本校博士毕业生直接留校任教，以保持大学的独立精神”的“铁规”引来一片叫好。但细心探究就会发现，这并非新奇之举——早在20世纪80年代，复旦曾力促与清华、南大互换研究生；2003年，北大作出“原则上不再留本校博士毕业生当老师，特别优秀的，也需毕业后到国外至少工作或学习两年以上才能回校任教”的规定；此后，南开、浙大等校也相继作出此类规定；《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更是以国家级文件的高度强调高校要“大幅度减少或不从本校毕业生中直接聘任新教师”。可现实的尴尬是，尽管此类铁腕式的规定层出不穷，但学术近亲繁殖的窘状却并未解决。A “一个学术体一座塔，塔顶坐着祖师爷，子子孙孙无穷尽”与刘刚的后知后觉相比，四年前入职时，北京某高校教师李杰就深知自己的短板：“刚去办公室报到，就有老师惋惜地瞅着我，‘今年就你一个单枪匹马的，真可怜’。”而这种处境，也让他对即将到来的职称评定分外警醒，“竞争者有院长和系主任的学生，‘软件’比不过，只能多攒些成果，生拼‘硬件’。”李杰口中的“软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学缘”。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曾如此定义：“学缘泛指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师生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渊源关系。具体包括教师队伍构成、学术梯队的配备和招收研究生的来源等，其中都有一个学缘的问题。”他同时强调：“与动植物近亲繁殖一样，在科学研究中的学缘关系也是近亲繁殖，必然会影响到杰出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成果的产生。”那么，近亲繁殖对学术的危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尉志武总结了以下三条：一是衍生“家族式”的学术梯队，知识结构趋同，创新思维差；二是囿于“师生情结”，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有碍正常的学术争鸣，直接侵蚀学术自由之基；三是容易形成“学术山头”，加速学术利益集团的形成，排斥异见，争抢学术资源。“一个学术体一座塔，塔顶坐着祖师爷，子子孙孙无穷尽。”尉志武无奈地说。“知名度越高的学校近亲繁殖越严重。”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大学近亲繁殖比海外高5倍——17所大陆高校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在最高学历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近亲繁殖程度为0.654；而进行对比调查的海外6所院校的教师，几乎没有人在取得最高学位后一直留在本校工作，近亲繁殖程度为0.1115，且其中最高的也只有0.181（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最低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近亲繁殖程度仅为0.07。八年过去了，顾海兵坦言，尽管有诸多高校作出努力，但“基本面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从某些角度看，还出现了“病灶”前移的窘况。“现在别说招老师，就是招硕士、博士，都要‘血统纯正’。特别是一些学科排名靠前的学校，总认为自己的学生一定好过外校的，本校保研比例高达40%。长此以往，对于学科建设，特别是人文学科来讲，就是一种戕害。”B 研究生培养方法与思路需要重新审视为了印证顾海兵的判断，记者选择了西北一所“985”高校，随意抽取了两所学院官网公布的“师资力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一所学院55位教师里，有41名在本校学习过，将近25名在本院学习过，且有超过40%的讲师是“本硕博”一条龙读下来的；另一所学院，67位教师有43位出自本校，14名讲师中，其中6名也是“一条龙”读下来的。“本科和研究生课差不多，老师讲的也差不多，只不过形式换换，本科时老师主讲，研究生时分成小组讨论、老师点评。”一位曾就读于上述一所学院的毕业生就告诉记者，“研究生时经常逃课。”近亲繁殖的弊端早已显现，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学校无动于衷？南方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与“尖子生”选择余地小是主要原因，“从导师角度讲，把弟子留在跟前，办起事来更方便，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从学生角度说，留在导师身边，凡事都有人‘照应’。”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近亲繁殖”的板子不能只打在“留校”身上，还要从研究生培养体制包括培养的方法与思路上去检讨，而且“后者可能是更严重的”，“有些导师带学生，一进来学业基础还未准备好，就让学生跟着自己做课题，就如同徒工跟着老板，只能是照老师的‘瓢’来画‘葫芦’，几年下来，潜力未能发掘，视野也没有开拓。这的确是近亲繁殖，学生毕业后即使不留校到外边去，也未见得有多大出息。还有很多大学博士生导师之间都很少交往，学生的‘门派’森严，这样的环境你想不‘近亲繁殖’都很难。当然，也有一些导师比较高明，带学生是让学生先打好基础，转益多师，去寻找各自最佳的发展路径，这就不是‘近亲繁殖’”。C “教师队伍‘远缘杂交’，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尽管此前所述种种危害已足够，但在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看来，探讨学术近亲繁殖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它在微观层面上很可能表现为不同学缘学者间的学术产出差异；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则体现为大学学术聘任制度以及国家学术体制运行的某种特殊主义取向。”而从世界一流大学比拼的角度来看，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也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在生源上，中美高校没有丝毫差距，师资是中美高校的最大差距”。对于致力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校来说，究竟什么样的教师结构才是健康、科学、合理的？“几乎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强调教师队伍的‘远缘杂交’。”尉志武说。但在具体操作上，一所高校中“近亲”者比例多少合适，是不是越少越好，还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因为无论是从理性选择还是从常识角度而言，本校出身者占有一定的比例都是无可非议的，其原因在于客观上学术精英本身就大多出身于少数名校之中。”阎光才曾撰文强调尽管目前无法给出定量分析，但可从一些例子中看到近亲繁殖“不总是坏的，但就长远而言是危险的”特性。D 解决“近亲繁殖”，要严苛，也要灵活“要严苛灵活”地解决“近亲繁殖”，已成为接受采访的专家们的一致意见。尉志武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灵活，必须制定严谨的招聘程序和被教授委员会认定的选人标准。有学者则给出了更细致的制度设计框架：制定留校任教禁止制度、建立研究生访学制度、强化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监督制度，还要引导高校逐渐实现自我规范。“不是一定要把本校毕业生剔除出去，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怎样的选拔程序。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选人中那些非学术的因素去掉。但我想，真到了那一天，绝大多数高校还是会鼓励学生、教师多出去走一走的。”顾海兵说，“就目前来看，如果下大力气整治，至少需要20年。”(来源：光明日报 记者 邓 晖)主编：范思哲 责任编辑：刘灿出品：师说工作室投稿邮箱：zsxc888@126.com商务合作：sxskyxxb（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