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8日，全国第三方大学评价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最新发布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完整名单，全国高校共有6917名杰出学者入选，分布在524所高校，涵盖12个学科门类的98个一级学科。榜单显示，北京大学培养造就的中国高贡献学者人数最多，有345人，雄居校友会2023中国大学高贡献学者排名冠军；清华大学270人，居第2；浙江大学199人，居第3；复旦大学179人，居第4；中国人民大学159人，挺进全国前5名。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临床医学、应用经济学、机械工程等学科入选高贡献学者数量最多，位居全国各学科前5强。自然科学领域有3770多名优秀学者上榜，分布在69个一级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3130多名优秀学者上榜，分布在28个一级学科。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文学上榜学者名单：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法学上榜学者名单：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教育学上榜学者名单：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管理学上榜学者名单：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经济学上榜学者名单：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历史学上榜学者名单：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农学上榜学者名单：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哲学上榜学者名单：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艺术学上榜学者名单：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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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合作：sxskyxxb（微信）向上滑动阅览阮炜：大学官场化的危害比学术造假还严重反思：博士生为什么纷纷逃离科研？周雪光

来源：本文来自《读书到底为了什么》（凌绝岭采访邓晓芒、项贤明），刊载于《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邓晓芒，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当代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到底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今天似乎已经失去了目标。很少有家长这样考虑，普遍的想法是我的孩子将来出去弄不弄得着饭吃，找不找得到工作。这些当然是要考虑的，但除了这些，很少有人考虑你究竟要把孩子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从幼儿园开始就把孩子往高考独木桥上赶凌绝岭：你觉得12年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子大体是什么模样?邓晓芒：我们的基础教育为大学准备的生源，这20多年来相当部分都是些功利主义者，家长和社会，以及学子对自己的期许，都是“成功”。市面上充斥着成功学、成功秘籍之类的书，再就是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励志书和闲适书。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在进大学之前，各种教育就在做这方面的思想铺垫了——据说这些都是为了学生“好”，为了让他们“有出息”。从某种角度说，这并不是当代读书人堕落了，而是历来的常态，只是在旧时代有个以天子为代表的“天道”悬在那里，士大夫们还有个想头，还有清流和禄蠹之分。当代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到底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今天似乎已经失去了目标。很少有家长这样考虑，普遍的想法是我的孩子将来出去弄不弄得着饭吃，找不找得到工作。这些当然是要考虑的，但除了这些，很少有人考虑你究竟要把孩子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中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把儿童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大学教育多半成了一种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如，只站在那里做培训状，纯粹是为了混文凭。文凭是一个人受过教育的凭据了，到社会上要拿出你受过教育的证据，但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是需要考虑的。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除了书本知识之外，我估摸起来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服从，也就是无条件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班长组长。在小学一年级就把组长选出来了，大家都要服从他，他就有了权力。受过这种教育的孩子就会认为官本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一心想自己将来成为更大的官。服从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教育孩子服从有权的人，另一方面是教育孩子要成为有权的人。另外一点就是潜规则，从小就培养孩子要懂得潜规则。当然也教一些明规则，不要随地吐痰，遵守学生守则等，这些都是明规则。但真正通过教育你会发现，明规则是可以违反的。他教育的目的是告诉你明规则在那里，可以把它当幌子，可以说假话空话大话，可以做缺德的事情。潜规则却是不可违的，就是听话听音，要善于体会明规则底下的言外之意。明规则规定的是冠冕堂皇的，但不懂得底下的潜规则你是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这是一种训练，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青少年一直在接受这样的训练，孩子们看在眼里，悟在心里，他渐渐明白，这是起码的社会知识、人生经验，不懂这个就别想到社会上混。体育界的冠军，面对采访镜头说她首先要感谢父母，官员就不高兴，甚至要批评她，说运动员首先应该感谢国家。假话套话就是我们教给孩子的最大潜规则。所以今天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有时是听话而又心怀鬼胎的人，通过教育磨掉了人的锋芒，使得他们成为一个个深谙处世之道的人。回顾30多年的教育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真正最有生气的时代，恰恰是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的1980年代，也就是刘道玉的时代。那时甚至是百废待兴，但那时最有活力。目前教育体制可谓空前健全，但也是空前死板。“录音机”是怎么训练出来的项贤明：前一段我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发言时重申，我们的教育把孩子变成了录音机，这个发言在网络引起很大反响。其实我并没有批评谁，而是描述了一种现实状况。教育教学过程中很多错误观念和错误做法，导致学生习得了一种录音机式的学习方式。如此，12年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子，不就是一台台不会独立思考的“录音机”么?在我们的学校里，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几乎都在辛辛苦苦做三件事：记—练—考。所谓“记”，主要包括记笔记和记诵，我们的学生在课堂记笔记和课外记诵上表现出的勤奋常常令英美等国来访的教师感动。在学习过程中，记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问题在于记什么和如何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原本应当记住的是知识和原理，而我们的学生记在本上和暂时记在脑子里的，却往往是考试时需要复述的字句，考试时能将其准确复述出来就是成功，至于那些字句背后的知识和原理反倒没有字句本身重要。所谓“练”，就是练习，其原意是要让学生在练习中巩固和深化对知识和原理的理解，而我们的学生通过练习掌握的其实是一堆审题和解题的技巧。在训练应试技巧方面，我们的教育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界，以至于有时甚至能让学生在听不懂题目的情况下，只要掌握了某些技巧，就仍然能在英语听力考试中获得高分。所谓“考”，当然就是几乎被我们看成检验教育成败唯一标准的生死攸关的考试。实际上，教育的成败最终要看它是否为社会培养出了各类优秀人才，特别要看它是否培养出了能在社会生产、文艺创作、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过程中表现出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考试历史的社会里，崇拜考试的文化几乎已经积淀成为集体无意识，因而考试本身也被人们当成了检验教育成败的试金石，学校、学生、家长、用人单位……莫不以分数为准绳。教师和学生都迷恋考试中需复述的那些字句和技巧也就很自然了。记—练—考，把这几项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教育，除了培养出一流的“录音机”，还能指望什么?从上小学开始，“认真听讲”就被当作一种道德规训而应用于对学生的教导和评价中。哪怕你在课堂上根本听不懂，只要“表现”得“认真听讲”，就能给老师留下好的道德印象。经此长期教导，我们的学生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也恪守“认真听讲”的规训，上课拼命记笔记。我曾和学生开玩笑说：“如果大学都这么上(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那又何必上四年呢?一年就够了。每门课上一个星期，周一划重点，周五考试，保证你们大多数人都能过关。可见，你们这样上大学，四年至少有三年是浪费了。”我们大家似乎都坚信：课堂讲授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再看一些发达国家的学校，它们从小学起就开设图书馆课和参观博物馆课，课堂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探讨知识的场所。除了教导学生“认真听讲”外，我们还常常教导学生“积极发言”。表面看来，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参与课堂讨论，当然是有利于理解和掌握知识并形成创造力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积极发言”是“发”的什么“言”，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还是只说老师喜欢听的或老师认为正确的话?很不幸，大多是后一种情形。于是，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孩子自己真实的看法，不是对知识的热烈讨论，而是鹦鹉学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多年辛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终于被塑造成一个个优质的录音机。这时我们又期望他们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希望这些录音机播放的声音要比他们录下的更加美妙，这岂非强人所难?家长们为什么崇拜“高考工厂”凌绝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高校扩招，在培养了很多大学生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对此，两位老师怎么看?今天回过头来，应该怎样反思这一教育改革?项贤明：不管怎么说，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本身是一个进步，这是一次文化权利的下移，正如当初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首开私人办学先河，都是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具体到我国的高校扩招，我认为最大的失误是未能事先做好规划，未能明确哪些高校应当扩招，哪些可以不扩招甚至缩小规模，扩招扩多少，缩小的缩到什么程度。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扩招也就成了无的放矢的盲目扩大。最后的结局，各位都已见到，那就是国家给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经费，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高校却没有培养出来或培养不足，国家建设不那么紧缺甚至过剩的人才却培养了很多。结果是国家花了一大笔钱，却给自己买来了招工难、就业难等大问题。这样的改革经验教训，必须认真加以总结，以防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即便面对这样的情况，仍然不能因此就否定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历史进程，因为，一个清洁工拥有大学文学学位，能够阅读莎士比亚原著，能够写诗，这绝不能说是一种教育过剩。况且，我国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尚且任重道远，高等教育还要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唯有整体国民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才真正取得了进步，中华民族才能赢得世界尊重。邓晓芒：要反思的不是一项什么政策，而是整个执政心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可以由政府下令扩招就扩招的，这就像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可以由某个领袖下令一夜之间全部停办的一样。不管是58年的大跃进，文革的大学停办，还是90年代的大学招生的大跃进，甚至历次政治运动按指标或者超指标整人的大跃进，都是一个性质，就是把整个国家当成某个人自己的任意支配的玩物，而底下则不允许有任何人唱反调，反而有无数的投机者推波助澜，想趁此机会往上爬。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官僚永远不可能懂现代教育，所以每当长官意志要在教育领域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教育的灾难。凌绝岭：一直以来，各界对应试教育的批评都很多，政府也强调要搞好素质教育，但实际情况却是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模式备受学生家长的青睐。两位老师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困境?项贤明：应试教育的确是我国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一是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我们一直集中进行高考制度改革，实际上，大学招生制度不改，高考改革的实效一定会大打折扣。唯有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小学教学才会因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家长们也自然不会再崇拜“高考工厂”。二是中小学教学理念、教学过程的改革。应试教育的问题出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仅靠改革高考和大学招生制度，肯定不能直指病灶。所以，要对基础教育管理工作者和教师的培养、培训等环节进行改革，把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纠正过来，让教育活动回归其本来目的。邓晓芒：现行政治体制不改，目前这种高考模式不可能改。这种模式就是中国几千的科举制度的模式，而且更加现代化和劣质化了，你看看《儒林外史》就知道，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古代科举教育就是“素质教育”，书法啊，文笔啊，历史知识和文学素养啊，都是少不了的，但最终是为了做官。现在也是，虽然多了一些科技知识的教育，但政治教育是第一的，将来成名成家、当了工程师科学家以后，还是要委任一个人大代表甚至某级干部的官的，还是读书做官。这个已经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所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一个教育领域的问题。所以我对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不抱希望，可能还要一、两百年。大学毕业生为什么眼高手低凌绝岭：我们的职业教育问题也不少。虽然中国有蓝翔技校这样知名度颇高的职业学校，但职业教育的发展却不乐观，而当下中国很多领域缺少的正是这种技艺型人才，两位老师对发展职业教育有没有什么建议?项贤明：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分层，通俗地讲，就是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青年人后来都进入了社会底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再加大投入，包括搞什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立交桥，设立职业教育研究生学位等，除了给进入职业教育学校的青年人多一两次逃离职业教育的机会外，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我们通过立法，调整社会阶层利益，让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和很好的地位，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那么，根本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就有了希望。邓晓芒：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好的建议。一百年前皇帝倒台以后，似乎任何一个人都有了当皇帝的机会，这样，随着贵族精神的消失，平民精神也式微了，人人都想凌驾于别人之上，而不甘于做人下人。于是，大学扩招给每个年轻人展示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中上升的唯一通道。以前平民百姓还相信“行行出状元”，“一招鲜，吃遍天”，现在靠一门技术立身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其实，中国真正的职业学校不是蓝翔之类的技校，而是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也成了职业技术学校，不同的是它们教的不是具体操作，而是实验室的技术以及写“论文”的技术，另外它们还可以发标志身份的文凭，今后进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直接进入仕途，都有了起码的台阶。凌绝岭：与此同时，很多用人单位觉得，各大高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多少有些眼高手低，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邓晓芒：眼高手低是高校政治挂帅的结果，因为中国政治历来就是眼高手低，一个是抢占道德至高点，一个是大而化之，蔑视技术工作，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前明朝政府治不了倭寇，清政府败于庚子、甲午，都是重政治(道德)而轻技术的先例。用这套模式教育大学生，不但在实际生产中导致不堪任用，而且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人也很可能因囿于“政治正确”而空谈误国。即使满腔报国热情，也只有“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项贤明：这个问题恐怕还没那么简单。我认为，其中既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因素，包括有些用人单位的观念需要更新。实际上，大学本身不应当把就业当作其教育目的，而是要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勇气、通过创新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等。过于功利化的大学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道理很简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大学一年级学的知识或技能，可能还没等毕业就过时了。综合素养提高了，学习能力增强了，眼高手也高的人才也就培养出来了。教育不平等，背后是人的不平等凌绝岭：眼高手低，我想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刚才邓老师提到过：我们的大学特别是一些文科专业，有“混文凭”的传统。很多大学生进了高校似乎就高枕无忧了，不用说学术和研究，很多人甚至连最起码的学业任务都没法完成，两位老师能否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谈谈感想?邓晓芒：文科现在是二等专业，从高中分文理科就定下来了，大学里面只有理科和工科有一级教授、院士，文科没有。文科大都是一些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孩子，在中学就自觉低人一等。到了报考大学，最热门的是法商、管理、新闻，其次是中文、历史，最不济的就是哲学了，多年来很少有第一志愿报考的，通常一个班有一、两个，近年来多了点，也就四、五个了不起了。没有兴趣，当然就只好混文凭了。所以我在大学里面多年教学，感觉自己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勾起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其他的都还谈不上。一般要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博士后，才能和他们中的少数人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中国的文科到目前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尸居余气，只等埋葬了。项贤明：总的来说，这同大学的学生评价标准过低、方法过死不无关系。造成这种局面，高度行政化对教学和评价过程无孔不入、无微不至的管控也难辞其咎。相比之下，我国的高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阅读量比西方大学的学生要少很多，有些学生甚至除了考试所依据的教材外，几乎不读什么书。我们把已经成人的大学生当作未成年人管理，不给他们应有的独立性，同时也就剥夺了他们对自己负责的机会。一旦学习上出了问题，最后还是把责任推到学校身上。这种现状，的确不利于高校人才培养。所以，宽进严出，恐怕是我国大学评价改革迟早要走的路。凌绝岭：当下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教育平等，这里面既有城乡的不平等，又有地域的不平等，而在现实中争议颇大的异地高考问题，似乎未见有解决的可能。对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邓老师有哪些建议?邓晓芒：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些表面的问题，就事论事地来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的。真正深层次的问题不是教育的不平等，而是人的不平等。由于人分三六九等，所以地域也分三六九等，城市和乡村，首都和地方，都是不单纯的地区等级，而是政治等级。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都往城里跑?因为那里是政治权力中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丧失了一切。权力资源带来了其他一切资源，包括教育资源。你向有权力的人提建议，请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源放弃掉，你有提这种建议的权力吗?如果有，你还会提这种建议吗?凌绝岭：教育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单个家庭的收入上，今天，一方面有钱人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从小读最好的学校，长大后接受国外教育，而另一方面，穷人甚至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能读书的地方都困难(比如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经验来缩小这种由家庭收入带来的不平等?邓晓芒：国外的经验没有参考价值。本来穷人就应该免费受教育，中国也规定了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是名不副实的。至于有钱人可以出国受教育，这个倒是无可指责的，而且是在这个封闭的教育王国中透进来的一丝阳光。现在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了，国人由此知道国外的教育比我们现行的教育好，更能培养人才。你想想，就算我们真正做到了教育平等，穷人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如果所教的都是一些垃圾知识，培养出来一些批量化的产品，又能好到哪里去?凌绝岭：应该讲，这些年不管是各种文件还是在媒体上，教育体制改革的宣示一直不绝于耳，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改革不仅进展缓慢，甚至在某些领域有了退步，两位老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项贤明：关于教育改革的成败，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放眼世界，你会发现很少有某个国家的某次教育改革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每个国家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因其国情而各不相同。就我国的教育改革而言，应当承认在不少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些甚至可以说是长足的进步，譬如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一改革目标的初步实现。至于改革中遭遇的阻力、改革的迟滞乃至退步，其原因需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邓晓芒：老百姓甚至大学教师觉得教育有退步，这只是底下的感觉，政府也许并不这么认为，反而会觉得大有成效。所以，上面和下面对于大学改革的评价或者评价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甚至相反。大家都在喊同一个口号，但意思却不同，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主编：范思哲

作者：肖清和

本文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在北大历史学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很有启发性，特予摘选，请大家参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里，历史这门学问是很边缘化的，显得渺茫而遥远。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曾有个人对北京大学的洪业教授说：“历史”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立死”，是一种要死的学问。这种看法在今天也算普遍吧，比如在大学生选择专业时就看得出来：进了历史专业的同学，大多没把历史当作第一志愿。史学家时不时地想为自己的职业辩护，申说它如何“有用”。这方面说法很多了，不劳我来重复。我个人也以为“史学无用论”不怎么全面，不过却乐于承认，由于社会变迁，历史经验不再像古代那样，能长久地保持实用性了。假如这“用”意味着“实用”的话，那么在这一角度论证史学对现实有用，确实不怎么容易。在求职时你夸耀自己的史学素养有助工作，对方信不信服可是没准儿的事情。我想还是持诚实态度为好，承认史学跟实用技术不同。比如说，它不能够当下就创造出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假如着眼于求职就业，那真的不妨选择或辅修其他学科。若不是从“实用”，而是从“史学对人类生活是否有意义”这一角度提问，那么还有另一些回答。“实用理性”是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对一门知识非得要问它是否“实用”或“有用没用”，中国人是很容易提出这类问题的。不过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欧几里得讲授几何学，有学生问他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氏叫仆人给他一块钱，还讽刺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临终时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思考，随后告诉人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作家王小波在他的《我的精神家园》里面提到，他的大学数学老师对他们说：我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是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王小波为此而深深感动了，我也为此而感动。我也想说，历史知识是好的。史学是许许多多学问中的一种，它也跟各种学问一样，使我们聪明，给我们快乐。靠历史知识能不能挣来钱，或者能不能赢得什么领导人的惠顾垂青，都不是史学自身的价值所在。就算有人能用历史这门学问弄到很多别的东西，依然如此。史学仅仅是一门学术。它既有科学的精深严谨，又像艺术一样美妙动人。古希腊神话的九位缪斯(文艺女神，Muse)中，居首的是克莱奥(Clio)，她是一位司历史的女神。史学的艺术魅力，在人类社会中确实是永恒的。这魅力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根本上说，了解历史，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固有方面。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曾这么说：“人是有历史的动物”。英国史学家卡莱尔也曾谈到，“有些原始部族在算术上甚至数不到五，但是也有其历史”。即使是很原始的部族中，也往往有专门讲述历史的人，尽管讲述的内容充满了神话传奇。史学的起源，几乎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传说中国在黄帝时就有了史官，比如发明文字的苍颉。比较能确定的早期史官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背诵史实和系谱的瞽矇，他们看来更古老一些；另一种是用文书记事的史官，他们出现在书写开始发达的较晚时候。在古罗马政治学家西塞罗看来：“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动物就没必要知道自己的历史，这对它们的生活没什么意义。可是人类有精神生活，有自我认识的内在渴求。而人群构成和进化的线索和法则，是埋藏在历史之中的；人性，是由传统所塑造的。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诉诸历史。科林伍德有言：“严格说来，没有人性这种东西。这一名词所指称的，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的历史。”雅斯贝尔斯的一段话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了”，它显示了人类最广阔的境界，提供着生活所依据的传统，指点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现世，解除“当代”所施加的无意识的束缚，“教导我们要从人的最崇高的潜力和不朽的创造力出发来看待人”。割断了数千年的深厚文明，只有“当代”而无“历史”，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只是个单薄贫乏的平面。但人类不是这样的，人类的生活有一个千万年的纵深。人们要了解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了解各时代、各民族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不同理解，了解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变换的因果。人类一代一代地积累着这些知识和看法，正是它们的总和塑造了人的特质、人类的形象，使我们得以突破“当代的束缚”，知道了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尤其是中国人，他们拥有强烈厚重的历史感。历史有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沟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个体生命，只有汇入这条长河才能获得永恒，“名垂青史”几乎是人生的最大成功，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贤人们宁肯舍生取义。人们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自我：君主效法尧舜，大臣自比诸葛，武将则追踪岳飞。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凝聚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气质，潜藏着他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特有看法。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术，人类生活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会有一些人投身其中而以之为事业，也会有人关注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从事学术不比其他行当更高贵，但也并不更低微；史学不比其他的学科更高明，但也并不更低微。当然，学历史多少需要一点儿“傻气”，因为得付出“机会成本”、牺牲另一些诱惑，所以优秀的历史学者，较多出自淡泊执着的人。然而他们为什么执着于此？追寻悠久漫长的文明历程，洞察人群进化的内在奥秘，感受千百年的苦难和欢歌，审视千百年的坎坷和辉煌，以至从一片甲骨发现了一个古国的存在，由一块碑文澄清了一场战争的过程……是这些吸引了他们，足以使他们执着于此吗？而我们该由怎样的态度，开始学历史呢？我建议，别把历史学习看成就业求职的培训，在北大历史系学习不该如此。史学提供一种特有的训练，我们从一些看似枯燥艰涩的东西开始，逐渐去领会一种学术的境界，去掌握一种求真的技能，去积累一种贯通今古的智慧、去培养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那理性和良知的训练，才是使人终身受益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校园为什么会成为“精神家园”的东西。一生中有若干年在大学度过，与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对话，是值得珍视的机会。让我们开始学习吧，历史系的四年时光，你不会毫无所得。作者简介阎步克，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8年7月毕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年7月起，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从事科研与教学至今。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等。文章来源：北大历史系/墨香中华主编：范思哲

作者：阮炜，深圳大学教授。1986年获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兼职教授。“学术腐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所谓“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事件。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又会热闹一番。然而高校腐败何止于此！实际上，大学官场化、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大得多的腐败。大学教师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者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较小，一经爆料，会立即引来全社会关注，当事人会会身败名裂，所以相对说来更容易得到惩戒。相形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却是一种行业性、结构性的现象，更是一种难以捉奸在床、绳之以法的灰色犯罪。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必然是大学官场化、衙门化，必然会办出一所所伪大学，这就让人难免产生这一疑问：当今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大学？如此办大学，危害之大，决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让它好好教书育人，好好搞教学和研究，而不是让大学人整天价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争官。不用说，大学的本份是学术，是教学与科研。但我们在大学看到了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少数真心向学者所承认的学问和成就，就只剩下一个教授空衔，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你学问再好，不可能像有官衔者整日跑项目（“跑部钱进”）、跑基地（仍是“路部钱进”）、坐主席台那么风光。如此这般，怎么可能不劣币驱逐良币？如此这般，人们怎么不说，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匠？首先分配在办公室上，组织部正式任命的院长副院长享受单间，似乃天经地义。教授嘛，无论你学问多大，声望多高，资历多老，年岁多大，只能两人或三人一间。你如果向本科生们介绍某老师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通常面无表情，但一听说某人是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眼里立刻放出艳羡的光芒。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混上教授者只要做了院或校领导，学问一夜之间自动成为第一，在拿项目、分房子、排坐次、成果

人文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什么是学术问题、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发现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作者：何明，云南大学特聘教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思想战线》主编。什么是学术问题?学者是众多社会群体中接受专业训练最长的群体。现行社会体制和学术制度设定，学术研究者的资格获得通常需具有博士学位。这就意味着，学者群体的资格获得必须经历逐级的专业训练，通过各种形式和连续不断地测试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而获取职业资格后尚需通过竞争获得职位，并通过一定的学术工作的积累和竞争逐步晋升到高级职称。学者几乎需投入近一半的人生有效工作时间用于知识学习和专业训练，足以说明学术界与实业界和实务界相比专业化程度和复杂化程度更高。其中的原因在于：学术问题创新性特征决定了其发现与应答需经由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学术问题之所以成为学术问题，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创新性——要么是别人从未提出的问题，要么得出与别人不同的结论或观点，要么运用了别人没有用过的应答方法或方式，要么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新材料或新论据……总而言之是“发前人之未发”。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必须进行知识积累，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即找到巨人们的肩膀并努力站上去，是学术问题发现与应答的前提；但是，寻找巨人们肩膀并爬上去，又需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必须进行严密论证。无论是实证性研究还是分析性研究，学术问题的回答或解释都不允许像文学艺术创作那样任凭作者的主观世界自由挥洒，而必须经过严密的求证过程，或通过经得起验证的方法寻找到充分的证据或数据，或运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进行推论，否则无法成立。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来自何方?人文社会科学林林总总的问题可归入两大类型：一类是直接面对或研究焦点为社会文化实践问题，近到当下出现或学者身边的经验事实，远到上古或异国他乡的事件和人物，具象到各种个案研究、实地研究、民族志研究、经济运行分析、应用对策研究，抽象到马克思当年研究的阶级冲突和剩余价值等，都是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与发生着的实践问题的研究；另一类是直接面对或研究焦点为社会文化实践研究的方法问题，宏观到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各种理论学派研究，微观到访谈方法、问卷设计、数据收集、文献查询、验证方法以及某个思想家或学者的研究，涉及的都是学者如何研究的问题。前者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实践问题”

2012年11月科学网上刊登了一篇由中科院著名学者程代展发布的博文——《昨夜无眠》，曝出他带的一位优秀博士放弃留校继续科研而去中学从教，并对此表示极大遗憾。该文发布后立即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内众多各知名学府的BBS与新浪、搜狐、腾讯等知名媒体纷纷跟进转载并引发了网民的广泛讨论。随后“逃离科研”事件被《人民日报》等近百家媒体持续报道、评论，时近4个月。从舆论观点看，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认为：在缺乏兴趣的条件下继续科研不会使自己有更大的提升，去中学教书育人至少将所学得以传播他人；第二类认为：教师本身有自己的培养途径和方法，国家和社会花费了大量的代价培养出一个高学历人才，但最后却没有发挥应用的作用，是社会人才的浪费；第三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选择的结果，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更不能将“天赋”等同于“兴趣”，让不想做学术的离开，让愿意做的留下。从“逃离科研”事件本身看，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基于特定用途的产品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理想效果，但挪作他用将会产生较强的不匹配性，尽管因为体制或者个人原因导致的博士逃离科研，都会引起“沉没成本”。但从时代发展角度看，公共价值观不应当再强加于个人，博士也有选择多元价值观和享受自我的权利，走自己的路是回归“人性”的必然。无论如何，该事件折射了现代高等教育模式和学术生态环境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青年价值观念的变革。正如在多年前发生的“大学生当保姆”、“硕士生当城管”一样，每一次学历与职业的不匹配撞击都会引发一次大的舆论。问题的提出

本文着重对

文章导读本文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在美国学术界，学术长者一旦学术活动不活跃，没有新鲜思路，很快就会被人忘却。而在中国社会则恰恰相反，学术资格愈老愈得到尊重。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特色的“导师崇拜”现象？作者从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给出了一个解释。作者：周雪光，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尊重师长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传统。在今天的学术界，“导师崇拜”现象尤为突出，我们不时看到或听到各种庆祝或纪念某位著名学者的活动。在报刊、回忆录或杂记中我们也不时读到有关导师治学和做人高风亮节的故事。如此这般，我们可以感到在不同的教师间存在着一个声望等级制度。而且，这种“师承”关系远远超越了学术界。在文艺界，师生称谓司空见惯；在工作车间，师徒关系也以此为模本。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更为有意思。在美国学术界，学术长者一旦学术活动不活跃，没有新鲜思路，很快就会被人忘却。而在中国社会则恰恰相反，学术资格愈老愈得到尊重。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是，为什么许多文化现象都衰落了，而这一现象却愈演愈烈呢？下面，我们从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做一个尝试。教师之声望首先来源于学生弟子的崇拜，各种庆祝纪念活动也大多是学生弟子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的解释以此为起点。我们不难想象出若干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例如，这与师生密切接触的培养过程有关。另外，学生的敬畏态度也可能与导师对其学术生涯有决定性影响密切相关。这些解释有着不同的逻辑。明确地从一种理论逻辑来解释这一现象有若干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解释的逻辑联系，又有利于我们检验实证假设的正确与否。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对这一现象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可以对已有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下面我们从制度主义理论角度提出一个解释。我们选择这一角度意味着我们已经做了一系列决定：我们要强调哪些因果机制，注意哪些变量关系，忽略哪些方面的关系。例如，文化传统可能对解释这一现象颇有意义，但这不是制度主义解释逻辑的关键所在。利益政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机制，但这也不是制度主义理论关心的问题。制度主义理论强调人们或组织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的支配，因而表现出与文化传统、利益政治机制所不同的规律特点。我们首先讨论这一现象的微观基础，然后讨论制度设施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诱发了“导师崇拜”现象。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导师崇拜现象是人们（无意间）通过崇敬导师的行为发出信号所导致的结果。而选择“导师崇拜”这一信号是社会承认的逻辑与制度设施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首先注意到，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许多学科的成就难以准确测量。在学术规则、学术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需要通过某种信号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能力的信息。而这种信号必须建筑在社会承认的逻辑之上，为大家所接受、所公认。“名师出高徒”这一文化设施恰恰能承担中国社会、学术界十分有效的“类比”功能，为其弟子学生的学术能力提供了一个易于识别、广为接受的信号。于是，学生有意无意间特别强调“师承”关系，并通过神话导师的各种活动来传递有关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促成和维系了导师的声望地位，从而产生了“导师崇拜”现象。换言之，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借助了社会承认的逻辑，又强化了这一逻辑。在宏观层次上，我们观察到“尊重师长”这一制度逻辑导致了“导师崇拜”这一现象。如果只是从宏观层次上解释这一现象，人们通常会说，中国文化传统使然。但是，这种解释有着明显的漏洞。第一，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些方面衰落了，另外一些方面发扬光大了。我们需要解释这些兴衰的机制是什么。第二，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即便可以自圆其说，但如果缺乏微观基础，从抽象到抽象，实证研究尤为困难，因此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上面这个解释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立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即“制度逻辑→学生尊师”这一关系。在这里，学生的行为受到社会承认的逻辑支配，在已有的社会文化设施中择其有益者而用之。也就是说，宏观的制度逻辑促成了微观上学生尊师的行为，诱发了各种庆祝纪念活动。而这些微观层次上的活动又反映在宏观层次上，制造了“名人现象”。这一微观基础虽然可以从追求私利的逻辑解释，但这种追求可能是有意识的（理性选择的解释），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功能主义的解释），在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哪一个因素对应我们提出的制度学派的解释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承认的逻辑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因果机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没有“尊师”的历史文化设施和相应的社会承认逻辑，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寻找信号）就不能从文化传统中得到答案，人们就会遵从不同的行动逻辑，寻找不同的标准作为信号，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例如，人们可能转而积极推动学科制度化的进程，以解决信息不对称性困难。我们下面简略地提出几个从社会承认的逻辑推理出的实证假设，并与其他的解释逻辑做一比较。首先，我们上面的讨论强调了“尊师”的信号作用。这意味着“尊师”活动与对这种信号功能的需求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一个领域中不需要“导师”的信号，我们可以预测，这类活动就会大大减少（这类活动仍然可能出现，例如师生的家庭般关系导致了为“父母”祝寿的类比。但这种情形已经不是我们的理论逻辑可以解释的）。我们由此可以提出下面的实证假设：H1.一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评判标准越客观，尊师现象越微弱；反之则越多。具体说来，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中的尊师活动会比自然科学领域更为频繁、更具规模，而在一个有完整学术制度、独立评判标准的学科中，其尊师活动会相对较少。我们注意到，这一实证假设与其他的解释逻辑不同。第一，不同学科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是不能用文化背景来解释的，因此，“文化使然”论的实证意义与以上假设相悖；第二，权力理论的实证含义也与这一实证假设相悖。自然科学中实验资源更为重要，按照权力理论的逻辑，这些领域里的尊师现象应该更为盛行。对信号的需求，取决于一个学科内部的“共享观念”的程度。如果一个学科有着高度的整合认同，大家对信号的接收、解释都会明白无误。但是，在一个缺乏整合性、派别林立的领域，人们需要更为独特强大的信号。据此，我们提出以下的实证假设：H2.一个学科中内部冲突越强，山头派别（不同的学术标准）越多，那么，这一学科中的尊师现象越为活跃；反之，一个学科的制度化（学术评估体系）越健全，尊师现象越弱。以上的这些讨论是从我对国内学术界的观察，特别是与美国学术界的对比中产生的一些感想和猜测。把这些想法从制度主义理论的角度整理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些想法本身有多大的解释能力，也许这些解释经不起推敲和实证检验。我是希望据此说明，一种理论思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独特角度。这正是理论的力量。文章来源：摘编自《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转自中华好学者主编：范思哲

学术圈是一个非常复杂，但却极力主张自己单纯清白的领域。当别的行业嚣张地喊着“这就是社会”而目露凶相时，学术圈往往犹抱琵琶半遮面，院士、“长江”“带头人”“会长”们依旧不厌其烦微笑着、鼓励着、期许着年轻后辈要坐住冷板凳、要甘于清贫寂寞、有实力总会出头。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倒不如总结一下我个人发现的做学问时的20大迷思。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曾真心对待过学问的话，这些迷思就有可能真的是迷思；但如果我们不曾付出真心，也就说不上迷思，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常识罢了。1.

在学科不断分化、知识日益割据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埋头于自己的专业化领域，而渐渐失去一种总体性的视野。面对这种趋势，如何给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一种整体性关照，从而形成对这个时代以及人类共同问题的根本性理解，正成为一些人士的思考志趣所在。做学问的核心不是为了细分学科，而应该是思考和解决问题，过度强调学科会混淆我们的目的，甚至出现“你研究的我理应不懂，我研究的你也理应不懂”的糟糕局面。作者：朱天飚，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来源：政治学人。问：您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在您看来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的一个学科？

一是，抓住规律。教育是慢活儿、细活儿，有特征、有规律，要尊重教育特征，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真不能把教育当仗打，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要着急上火、快马加鞭，教育很难短期就能“旧貌换新颜”。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分享和交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成果，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蒋梦麟先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中国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教育部长。1964年病逝于台北。我所瞩望的好教育文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分享和交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成果，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让我们一起重温彭德怀抗美援朝的故事，以下是彭德怀的自述。出兵援朝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跨过鸭绿江听别的同志告诉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工人在加班生产支援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第二次战役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十一月中旬，麦克阿瑟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翻马倒，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第三次战役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十二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作好各种攻击准备，乘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夕（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四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这时，我已有三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第四次战役我军进至三七线（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一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只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二月十五号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第五次战役敌积极诱我军深入洛东江失败后，于二月中旬大举向北进攻。我采取节节抗击，艰苦战斗，经过约四十天，敌推进到三八线。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这是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但敌不再放弃汉城了，在东线进至三八线，敌亦不撤退，向汉城摆成梯阶队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有一个军进得过远（接近三七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还有六十军之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三千人。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日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在这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这个办法很好，但须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由第四次到第五次战役结束，经两月多的激烈战斗，敌军也就相当疲劳了；我军阵地已开始形成，并逐渐巩固起来，地面防御战转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在作战形式上，我方进一步构筑坑道纵深工事，沿着“三八”线逐步完成。坑道工事的加强，敌攻不破我阵地，（上甘岭阵地的出现即是一例）使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均被挫败。我集中兵力可以有选择、有准备地攻破敌阵地，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构筑稳固的阵地战，在一九五一年夏秋出现了，对敌军进行主席指示的“敲牛皮糖”战术开始了。即集中最大限度的火力、兵力，做好隐蔽进攻阵地，每次歼灭敌一部，大多是敌一个营。打了不少这样的歼灭仗，每月大概打四、五次，集中起来就不少了，而且真正学会了阵地攻坚战。最后一次阵地突破战，是停战前一夜（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某夜），我方以四个军一夜突破敌人二十五公里宽和深的坑道工事体系，消灭伪军四个师大部，美军一个重炮团。我们打出了这样一套阵地积极防御的新战术，即劣势装备的我军，进攻敌阵地时，能攻得破；防御时，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战场主动。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军官兵此战胜利，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丰富的。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的后方勤务工作，其经验也是宝贵的。在反细菌战中，也取得了不少经验。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兄弟般地相互支持。在三年的共同斗争当中，我军与朝鲜人民及朝鲜人民军之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战斗友谊是更加巩固了，国际主义的感情是更加深厚了。【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主编：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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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不充分。三言两语或寥寥几百字，内容详略安排不合理，头重脚轻，难点重点归纳不准，创新点概念含糊。研究框架不合理，流程图编制缺少科学性，规范性不足、逻辑不清，重点不突出，层次安排不合理。12.

第一、居延汉简出土数量多，时间跨度长，“居延旧简”、“居延新简”等概念既已在学术研究中长期使用、广为传播，且过去整理的材料，发表的论著都是使用这样的名称，一旦改变，可能会发生混乱，不利于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