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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蔚磊|新文科背景下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探析

张蔚磊 国别与区域语言战略研究 2024-03-07

 摘 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实施,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成为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重要命题,新文科建设的扎实推进为破解该命题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路径。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本文对我国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的需求和现状进行梳理,并结合新文科的内涵和目标,从明确人才培养规格、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体系建设三个方面提出若干对策,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文科;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加自信有为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发展模式的重构使得中国不再仅仅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跟随者,而是要逐步成为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在更多领域和更广范围内掌握和展现国际规则话语权”(卢植 2018:4)。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加强国别和区域人才队伍建设。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既是我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重要环节,也是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功能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与中国的大国地位还不相匹配”,立足中国、面向未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刻不容缓。

2018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新文科”概念浮出水面。2020年,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全面启动”(吴岩 2021:4)。新文科“以培养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周毅、李卓卓 2019:52),培养优秀的社会科学人才为目标,“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王铭玉、张涛 2019:3)。新文科建设的扎实推进为加强和改进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路径。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梳理我国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的需求和现状,并结合新文科的内涵和目标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从疏离到参与再到引领的变化”(郑春荣 2020:20),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日益加强。近年来,我国举办了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大量高层次国际会议和博览会,接待了多位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G20杭州峰会期间,4021名志愿者为与会者提供了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语种服务。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5881名志愿者为参会者提供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波兰语、捷克语等语种服务。受限于知识和能力结构,大部分志愿者主要承担综合接待工作。当前,我国“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修订的相对滞后造成了‘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落地人力资源保障的缺口”(罗林、邵玉琢 2018:86):一方面,外语专业人才缺乏对对象国(地区)全面深入的了解及相关专业知识(如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法);另一方面,专业领域人才缺乏相关语言能力。“随着科学技术革新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疆域”(孙吉胜 2020:8),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的优势,培养更多“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从而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的现状

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设立起步(崔建树 2020;郑春荣 2020)。2012年,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国别和区域研究,推动高校的智库建设,教育部出台了专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支持政策,在高校启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遴选与培育建设工作。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和实践,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定位、优势职能和发展路径”(罗林、邵玉琢 2018:79)日渐明晰,建成了一批有实力、有特色、有影响的专门研究机构,基本实现了全球国别、次区域、区域、国际组织等多层面的“全覆盖”(罗林、邵玉琢 2019:148)。总体而言,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国家对外交往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但相比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研究,依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任晓、孙志强 2020)。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相关,“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充实学科内涵,为人才培养提供丰富多样、品质优良的教育资源和条件”(别敦荣 2020:38),同时,有了人才支撑,才会有学科的真正勃兴。近年来,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逐步从偏重学术研究转向兼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校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篇幅,下文仅介绍两则实践案例。

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8年成立了融“资政、咨商、启民、育人”功能于一体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在育人方面,研究院开设了欧亚文明研究、欧洲文明研究及全球教育比较等特色研究生班,采用跨校培养、跨学科项目研究、多学科学术活动等方式,稳步推进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天津外国语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是教育部首批37个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之一,重视与相关学院的合作,积极将拉美研究融入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之中。依托拉美研究中心的师资和学术优势,天津外国语大学在拉美问题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确立了“语言+专业”的立体发展思路,开设了普通语言学、西班牙语高级视听说、西班牙语语法理论、西班牙国情研究、拉美国情研究、拉美历史研究、当代拉美问题研究、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中西翻译史、拉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借助专业学习和训练,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西班牙语及拉美国情基础知识,而且具备较强的拉美问题研究能力,能熟练使用西班牙语和其他语种,并且能胜任教学、外事、外贸、对外新闻出版等工作。

对标学科属性和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尚未成为一级学科,人才培养主要依托外国语言文学和政治学这两个一级学科,课程设置难以打破学科樊篱,实现真正的学科交叉与融合(屈廖健、刘宝存 2020);二是人才培养资源分布不均衡,培养渠道尚不丰富,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学士、硕士、博士培养体系;三是课程所涉及的知识通常局限于单个国家或地区,“缺少跨国别、跨区域以及全球层面的知识”(郑春荣 2020:23);四是受现阶段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偏大国化、偏西方化”(屈廖健、刘宝存 2020:81)影响,面向东南亚、中亚、西亚、中东欧、拉美、非洲等区域的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相对薄弱。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的对策

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顶层的推动、制度的跟进,以及相应的各种配套支持,需要“积极探索新模式,注重人才培养的多方面融通和贯通”(孙吉胜 2020:9)。在国家层面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等文件的出台,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应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互为主体的外语教育原则”(杨枫 2020:2),以“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钟智翔、王戎 2020:168)为导向,稳步推进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工作,“实现人才培养结构、培养模式与国家需求相匹配,专业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链、创新链等相衔接”(周毅、李卓卓 2019:53)。

(一)明确人才培养规格

新文科背景下,国别和区域人才的核心内涵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从素质、知识和能力三个维度进一步明确培养规格。就素质而言,国别和区域人才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基本素养。就知识而言,国别和区域人才应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对象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就能力而言,国别和区域人才应具备多语种运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对象国(地区)当前形势与发展趋势研判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田野调查能力、讲好中国故事能力,以及一定的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当然,国别和区域人才是多层次的,有应用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之分,因而高校要根据具体培养对象进一步细化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当今时代,“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综合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鉴于此,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要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以模式创新为抓手,从根本上改革由来已久的以专业为出发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高校与实务部门、国内与国外双协同的全链条育人机制(张蔚磊 2021)。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既要借鉴成熟的国际经验,更要观照中国现实、体现中国特色。比如北京大学依托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厚实的科研积累,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分别采用不同的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模式,即在本科阶段采用跨专业融合培养模式,在研究生阶段则采用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宁琦 2020)。为了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机会,高校要全面整合校内外资源,通过系列大讲堂、学术研讨会、科研合作、名师跨校授课、海外学习等多种方式,促进学科融合、优势互补,切实提升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质量。

(三)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和落脚点,课程体系体现特定的教育理念,通过设置课程门类并加以排列组合来实现培养目标。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要把握新文科人才培养方向,“密切结合中国、世界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以语言、历史和文化为基础,以学术为中心,突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宁琦 2020:38)。其二,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处理好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培养方向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毕业论文五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充分协调和发挥不同课程的育人功能。其三,要注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兼顾国别和区域的整体知识及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整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罗林、邵玉琢 2019),加强课程内容设计,让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对本国和对象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及核心问题形成正确的认知,能甄别不同意识形态下人们关于同一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不同立场。其四,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革新课程形式,着力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国别和区域大课程体系(王钢 2020)。其五,要组织多学科专家和一线教师一起对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教材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课程调整机制。


结语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重要命题。本文结合新文科的内涵和目标,从需求、现状和对策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问题。当然,本文对国别和区域人才培养的需求和现状的梳理还不够全面,提出的建议还仅是一种思路和框架,笔者意在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对这一课题进行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文章来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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